早在50、60年代，由于国共两党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立场上具有高度共识，加之国际形势逐渐走向缓和，以及祖国大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在解放台湾的方式上展开新的思考和选择，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等重要思想。

1955年4月23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政府首脑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党人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上出现了一个微妙的新的转变，即从“武力解放”历史性地转向“和平解放”。

同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缅甸期间与吴努总理会谈时说：“如果美军撤军，我们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

5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性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祖国大陆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认为这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有了重大调整。

7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加强了和平攻势。他说：“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应该说明，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1956年，中国党和政府鲜明地亮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原则、方针和政策。

1月18日，中国外交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愿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但此事是中国内政，不能成为中美和谈的题目。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并有针对性地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周恩来随即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斗争”的口号，并明确亮出“欢迎”的具体政策，“凡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的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处理，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奖励”。

3月16日，周恩来会见即将赴台的李济深前卫士长，请他捎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强调：“蒋还在台湾，枪还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最高基本原则。6月，周总理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上首次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与蒋介石当局立即进行和平谈判的态度和诚意，正式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确定了对台“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工作方针，及“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种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的工作重点。

7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提出，“国共可以举行第三次合作以解决统一问题，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国共第三次合作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0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接见曹聚仁时初步提出了“和平解放”后内外政策。毛泽东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还表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并就国民党高层人员到中央工作的位置安排作了具体说明。11月，周恩来在印度答记者问时表示：“蒋介石及其集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人之间永久分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而且最后会回到祖国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正在尽一切力量促成台湾和平解放的原因。”他公开宣布：“我们在努力争取蒋介石”。

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苏联客人时说，“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次日，《人民日报》首次向外公布了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引来各方注意。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中呼吁，希望台湾当局“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毛主席还强调“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

毛泽东、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的阐述，其要点主要有：一是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中国政府充分理解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早早与家人团聚的心情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在大陆的亲友通讯，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各级人民政府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三是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坏。

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和诚意，对台湾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著名的国民党要人或者毅然返回大陆，或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和平统一的支持与向往。台湾当局也多次秘密派人与中共方面进行试探性接触。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然而，台湾当局的秘密接触，旨在摸清大陆方面的意图，继续做着“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的美梦。

进入60年代以后，尤其是国共两党在“金门炮战”中共同成功地挫败了美国意图制造“两个中国”、“划峡而治”的阴谋后，中国党和中央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则和政策，开始由“和平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

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并确定了对台工作的总方针。会议认为，美国正在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企图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为了粉碎美国这一政治图谋，宁可让台湾掌握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要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来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应逐步地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1961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时，首次谈及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他说“如果台湾归还祖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祖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