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左”比右好，是我党一以贯之的党性特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一党性特色，是从“革命的进步力量”比“腐败的落后势力”好的本源定义上说的。对此毛泽东同志早有科学说明。长期以来，囿于狭隘的经验主义立场，我们将“左”与“右”等同于“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并与党内“左倾”和党内“右倾”的概念混淆起来。建国以来，我党正反历史经验教训，不是证明了右比“左”好，恰恰相反，它是“左”比右好党性特色的科学证明。
关键词：“左”比右好、本源定义、拒腐防变、三个代表

    公元二000年九月十四日，曾经身为我党高级干部的大腐败分子成克杰，在北京被依法执行死刑，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对成克杰的依法严惩，是当代中国依法治国进程的重大突破，它不仅表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同时也标志着当代中国转入治理整顿时期的又一次重大战役胜利。腐败分子命运的丧钟已经敲响。事实再次说明，社会腐败永远是中国革命的死敌。无论是谁，只要他敢于腐败变质，或迟或早都会受到代表中国党和人民意志的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
    我党的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仅仅严惩一个成克杰不是目的，我们是要以此警告一小批人；同时，还要深入剖析成克杰腐败变质的社会思想根源，借以预防和治好其他人可能犯的同一病症，以此挽救一大批人。从成克杰法庭上替自己的辩护理由看，他还没有完全认清自己腐败变质的思想根源。目前，这种思想上的混乱，不仅仅是成克杰一个人的问题，它还严重地表现在党内外不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思想中，因而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社会思潮，是以很有深入剖析的必要性。

    一

    事实证明，曾经身为我党高级领导干部的成克杰腐败变质的社会思想根源，就是彻底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而奉资产阶级政党的“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想为圭皋。目前，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右比‘左’好”的错误观点呢？其原因有二：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加紧了“西化”、“分化”的阴谋渗透，这是国际大气候，是外因；二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正反历史经验，从表面上似乎也证明了“右比‘左’好”的观点，但这是建立在对“左”与“右”本源定义重大误解基础上的错误结论，这是国内小气候，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曾几何时，人们讳言“左”与“右”，尤其反感“‘左’比右好”的观点，但在经济建设一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社会腐败却愈演愈烈屡禁难止，致有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党内大腐败分子相继出现、最终落入人民法网。因此，讳疾忌医终究不是好办法，要根本地解决问题还得从理论的本源定义上找原因才行。
    习惯上，我们把革命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同盟军，称为“左”派；而把腐败的落后的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支持者，称为“右”派。什么是本源定义上的“左”与“右”呢？毛泽东同志明确说过：“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因此，“左”就是革命、进步，“右”就是腐败、落后。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与“右”的本源定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建党学说，无不是主要建立在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金权政治”腐败基础之上的。八十年前，五四运动爆发和中国党的相继建立，就充分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时在野的中国党是“左”派代表，而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是“右”派代表。
    一般说来，“左”是新生的、弱小的、幼稚的，但它是代表着世界发展潮流的革命的进步力量；“右”是老于世故、貌似强大的，但却是早已从内部开始僵化、腐败的落后势力。只要暂时幼稚的弱小者勇于学习、勇于进步、勇于革命、勇于斗争、勇于胜利，勇于坚持“韧的战斗”，就一定能够战胜暂时强大的腐败落后者。“柔弱胜强”（毛泽东：《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辩证转化就一定会实现。
    其实，“左”与“右”的区别由来已久。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换句话说，在和平时期要注重革命先进性，防止党内“右倾”；在战争年代要注重广泛团结性，防止党内“左倾”。圣人坚持自我革命的先进性要求，与一般群众的广泛性要求相统一的原则，而不会苛求一般群众觉悟要达到与圣人同样的高度。
    通常，人们却把本源定义的“左”与“右”，与党内的“左倾”与“右倾”混淆起来了。后者实际上是“左之左”（极左为右）、“左之右”（左右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毛泽东：《在中国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1955年3月）由此可见，即使是党内的“左倾”、“右倾”，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与“右”本源定义说明的。
    历史证明，在战争年代，党内“左倾”容易走向关门主义，“右倾”容易导致投降主义，因此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左倾”（左之左为右）的冒进性。在和平时期，党内“左倾”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右倾”容易导致妥协主义，因此还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右倾”（左之右为中间）的保守性。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
    或许有人认为，在和平时期，党内“右倾”是唯一稳妥的守成之道。然而，它只是我们与敌人达成的暂时妥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一切僵死的腐败的落后势力“亡我之心”是不会死的。因此，“和大怨，必有馀怨，焉可以为善？”（《老子》）不仅如此，党内“右倾”还从内部瓦解革命者的意志，搞乱人民群众的思想，削弱人们为真理、为光明、为进步而奋斗的热情，使革命政党的“堡垒从内部攻破”、分崩离析、腐败变质，最终只能向强大的僵死的、腐败的落后势力俯首称臣、缴械投降，要么成为它们的罪臣和奴隶，要么成为与它们同流合污的附庸和帮凶。

    二

    然而，我们在“左”与“右”的理解上长期出现片面性重大失误，为此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是由“右”的经验主义的认识狭隘性造成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正处于主义运动的暴力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由于国共两党的不同特色和长期革命战争的影响，我们把革命的进步的“左”，片面地理解成“阶级斗争”；而把腐败的落后的“右”，片面地理解成“全盘西化”。显然，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和主义的实现，离不开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离不开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革命（理论创新）的三大发展阶段。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就是在政治斗争（第一步）取得胜利后的经济建设（第二步）、文化革命（理论创新，第三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新文化革命，只能是旨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文化理论创新，而不可能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低水平重复的“阶级斗争”；否则，“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主义社会美好理想怎么能够实现呢？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因此，将革命的进步的“左”，仅仅理解成“阶级斗争”的观点，实际上仍然是落后的“右”的观点。这种片面性认识的根本危险，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为主义奋斗的政党，同其它一切主张暴力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混淆起来，进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论”科学立场，而走入传统中国“外儒内法”的“政治决定论”的专制封建主义歧途。
    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上述片面性认识的巨大危险性暂时不仅没有暴露出来，反而被现实地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都沉浸在革命的“政治斗争”对改良的“经济建设”战胜的巨大经验喜悦之中，面对着新中国建立后必然到来的经济建设和文化革命（理论创新）时期，我们并没有作好充分的理论思想准备。一九五七年后，理论严重滞后的上述片面性认识的危险性迅速暴露出来，从而使我党新时期指导思想上出现重大分歧。
    根据事前不远的“革命”对“改良”战胜的历史经验，由我党一以贯之的“‘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似乎应该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走所谓的“革命”派的政治斗争道路；而根据新时期的经济落后是主要矛盾的特点，由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似乎应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所谓的“改良”派的经济建设道路。当时，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后果是十分残酷的，尽管分歧双方都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的“左”的善良愿望出发的。
    其实，按照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对“左”与“右”的科学说明，此时的“革命”派已经开始落后于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要求了，这种沉迷于旧经验的思想更具有空想主义特色，因而是客观的“右”；此时的“改良”派大体上符合于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要求，这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更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因而是客观的“左”。由于我们理论上的严重滞后，上述划分的科学性反而被历史经验颠倒了。形式上坚持“‘左’比右好”，实际上却是坚持落后的“右”比进步的“左”好。正是这种“右比‘左’好”的错误指导思想，使我们付出了十分沉痛的代价。
    我们能说，三年“大跃进”的虚报浮夸是革命的“经济建设”吗？我们能说，十年“文革”的打砸抢夺是进步的“文化革命”（理论创新）吗？显然不能。从主观的善良愿望和空想主义出发，严重违背客观规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我们的事业怎能不在无情的社会实践面前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和失败呢？因此，建国后的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的进步的“左”了，反而是严重的极端的“右”了。可以肯定，虚报浮夸就是经济上的严重腐败，捞取个人实惠的本质未变；打砸抢夺就是文化上的极端落后，摧残文明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相同。因此，建国以来的反面教材证明，“右比‘左’好”是彻底荒谬的，它正是我们过去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比右好”党性特色的沉痛教训。

    三

    事实上，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 的阴影至今犹在。在人们心中，它们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同腐败落后的空想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右”的歪风泛滥联系在一起，从而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的声誉。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和主义信仰，开始由怀疑而动摇、由动摇而反感、由反感而抵触、由抵触而否定。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一股由彻底否定十年“文革”重大失误而上升为彻底否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出现，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囿于同样的片面性认识，不少人公开提出“右比‘左’好”的“全盘西化”政治主张。由于我党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这种“右比‘左’好”的观点无形中进一步加强了，并在随后的“八九”风波中达到了历史顶点。
    九十年代后，“全盘西化”的自由化观点虽然遭到了不少批判，但“右比‘左’好”的错误思潮却依然在涌动、扩张、蔓延、泛滥成灾，并依附着改革开放二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形成某种“时代病”。中国这种九十年代的经济“时代病”，与五十年代的政治“时代病”表面上似乎相反，实际上都是“右”的错误。五十年代叫“政治决定论”，九十年代叫“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主义理论，只能叫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江泽民：《十五大报告》）的“全面发展论”。两者的错误是显而易见。
    九十年代“右比‘左’好”的时代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主义信仰几乎完全丧失。人们革命道德理想意识淡薄，崇洋媚外、唯利是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大肆泛滥，“市民社会”而不是主义社会成为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精英”们的现实理想；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陷入危机。理论上讳言“左”与“右”，尤其是讳言“阶级斗争”，有意无意模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在“是否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重大问题上，丧失了对腐败的“金权政治”的革命警惕性，甚至公开为乱世张目，为妖魔壮胆，鼓吹中国私有化，呼唤资本主义社会复辟；三是拒腐防变措施力度不够。政治思想工作持续疲软、工作方法僵死老化缺乏创新与活力，社会腐败愈演愈烈、贫富行业悬殊日渐扩大、社会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居高不下，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先进性产生了较多不信任感。
    与此同时，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加紧了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西化”、“分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种种事实表明，当今世界正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和中国社会“亡党亡国，江山变色”的巨大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使中国金权政治化的“私有化”，正是中外一切腐败势力群鸦噪暮、梦寐以求的梦想天堂。成克杰的腐败变质，与这种“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是分不开的。

    四

    然而，“乱必有治，物极必反”。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因此， “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只能从当时的情况下去理解才行。“反‘左’”与“防右”是有阶段性差别的。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反‘左’防右”，与毛泽东思想的“戒‘左’戒右”是一致的，都是要走一条实事求是的“左之中道”（真左派）的革命的进步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可以认为，1977―1997的二十年，中国的主要特色是“开放搞活”，补上经济建设（而不是实行“全盘西化”）的发展环节，主要任务是反对党内“左倾”（极左，假左实右派）的“政治决定论”；1997―2017的二十年，中国的主要特色将是“治理整顿”，补上文化革命（理论创新，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环节，主要任务将是反对党内“右倾”（左之右，中间派）的“经济决定论”。事实证明，这种“先放开，后治理”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已经转入重在“反右”的新时期，还一味地停留在旧时期“主要反‘左’”过去的观点上，就会因落后于时代要求而犯“右”的错误；如果当代中国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又一次转移，“拒腐防变”可能就只是纸上谈兵，“亡党亡国”可能就是势在必然了。
    这里，重提毛泽东“‘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并不是要坚持过去对“左”与“右”的片面性认识，重新回到十年“文革”那样“左左为右”的错误老路上去。因为，即使是建国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对经济“改良”的战胜，它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斗争胜利，它是中国主义运动万里长征的第一阶段，与新时期的经济建设、文化革命（理论创新）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实际上是革命的进步力量对腐败的落后势力的战胜。建国后的正反历史经验证明，落后的政治斗争的“空想主义”，并不比经济建设的“现实主义”好。这种形式上的“右比‘左’好”（经济建设高于政治斗争），实际上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比落后的“空想主义”好，它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的有力证明。
    重提毛泽东“‘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除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要求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名实相符外，还有一个正确处理好“使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实践战略问题。我们不仅要坚持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革命（理论创新）三者不可割裂且渐次上升的“全面发展论”，而且还要坚持上述三大领域的战略性转移。在政治领域，我们要反对仅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治”社会的传统中国老路，坚持走“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法治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途；在经济领域，我们要反对仅仅“抓革命促生产”的粗放型、自然资源掠夺型发展模式，坚持走“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集约型、自然资源再生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文化领域，我们反对一切违背实事求是、压制理论创新的错误主张，坚持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当前，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政治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这两种“右”的观点的根本危害性。经济建设是“中心”但不应是“核心”，否则就会走上唯利是图、“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歧途。暴力革命的政治斗争，是我们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和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保障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向新任务前进的时候，不要忘记政治”，这是从三者不可分割的正确立场上说的。但是，我们也不能长期地停滞不前，否则就会落后于中国社会时代发展要求，成为“左左为右”的历史绊脚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避免重蹈十年“文革”（政治决定论）和“八九”风波（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覆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二十一世纪全面推向前进。
    当前，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无疑正是这一党性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科学表达。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对“左”与“右”本源定义的正确理解，抛弃过去那种“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的片面性认识（实际上都是“右”的错误观点），重新返回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进步性”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腐败性、落后性”的正确立场上来，“‘左’比右好”就永远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可以相信，坚持中国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主义方向“一百年不动摇”，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深入，这样坚持实践二十年，中国改革大业可成，社会腐败可止，共同富裕可得，科学社会主义和主义社会在中国可率先实现。正如李大钊同志预言的那样：“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