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两化”贡献
【 作 者】赵云献
【作者简介】赵云献(1934-)，男，吉林德惠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毛泽东对于现代主义运动的历史性贡献，可以用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涵加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的“两化”贡献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两化”是中国党人的长期任务，必须“与时并进”。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普遍原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3)03-0012-06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形成了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具体化，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为现代主义运动做出的“两化”贡献，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带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两化”的基本前提
　　中国党问世以前，为什么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不能拯救灾难的中国？为什么马克惠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便发生了崭新的变化？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它给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实现伟大的历史使命，不仅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且必须善于将这一理论运用于不同的国家，找出它的特殊规律，进而制定正确的纲领和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人，成功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践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毛泽东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哲学根据”、“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锐利的“武器”。毛泽东借用战争中“武器”这个概念来形象地比喻革命理论的重大作用，进而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中的威慑力量，告诫中国党人拿起这个“武器”。因为它是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锐利武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形象地把列宁、斯大林比作“两把刀子”，实际上讲的是理论“武器”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才能洞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革命的基本线索，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在中国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指南”。指导无产阶级政党从事和领导伟大的革命运动，必须以革命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没有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盲目的实践一定要碰壁；只有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才是自觉的实践，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常提醒我们：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不是理论的教条。辨证地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寻找理论与实际的最佳结合点，这是我们党人在整个革命生涯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观察世界的“望远镜”。把理论的作用比做“望远镜”的作用，首见于1936年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毛泽东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1]。1945年，《在中国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文中，他谈到党的领导，多次讲“预见性”，认为“望远镜”也好，“预见”也好，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实质上是要求我们党的领导要站得高，看得远，要能够预见形势发展的趋势和一般结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理论的预见性对于中国党、对于党的领导干部来讲尤其重要。作为领导，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不能算是好的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明显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可见，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要能够预见未来，做出超前的科学决策，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因为它是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的理论支柱。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关键的历史时刻总是站得比其他人高，看得比其他人远，能够做出科学的预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纯熟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一点值得我们每一个党人学习。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胜利的“旗帜”。毛泽东自从踏上革命道路之日起，就始终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中国党建党以前，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同时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信。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他逐渐成为中国党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的杰出代表。他提出要高举十月革命的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万岁，认定马克思列于主义的旗帜是“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毛泽东的一生，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的一生。大革命失败以后，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党人高举马克思列于主义的旗帜，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使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延安窑洞的年代，他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奔赴延安，集合在这面旗帜下，跟着党干革命；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主义运动中，他挺身而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才能不断战胜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中国党人没有屈服强大的敌人，没有被困难所吓倒，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引，特别是有主义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柱。成千上万的党人和革命者，因此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得无比英勇，不怕困难、恐惧、死亡。为了实现主义理想，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自从“信仰主义”之后，就从来没有动摇过。毛泽东说，他自己长期受打击排挤，遵义会议前就有20次，还曾受过开除党籍、撤职、降职等处分。在逆境中，他并没有灰心丧气，理想信念没有动摇；他闭门读马列主义书籍，总结革命经验。毛泽东说：“中国自有科学的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现在的世界，依靠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2-1]。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这些品格和特点，决定了它是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指南。在世界上，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一例外地都必须遵循它，并在它的指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广大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它，就会变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然而，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不同于中国，中国又不同于法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毛泽东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他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更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成功地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中国具体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其核心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2]。这是全党急待解决的根本问题。为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个科学的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普遍真理，是共同规律。但是，“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3]。必须坚决地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圣经”，简单地机械地重复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党的历史上，有的人就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用“满口革命词句”去“阉割革命理论的灵魂”。“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干部，害处更大”[3-1]。因此，要教育全党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象形而上学、教条主义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千古不变的教条，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方法到处硬套。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必须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上下功夫。毛泽东一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如果不同实践相结合，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革命实践如果不用革命理论作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这两句话是对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互关系的绝妙写照。对此，邓小平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对革命最伟大的贡献。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一直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2]。在中国党的历史上，由于教条主义指导我们的革命、使革命遭至失败的教训实在令人沉痛。白区几乎损失100%，根据地和红军损失90%，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使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更加长期和复杂。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2]。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坚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照抄”、“照搬”。1956年8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在谈到如何反对主观主义时，毛泽东讲了一段精彩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4-1]。只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3-2]。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主观主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一千年，一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长期的任务，是党人永远答不完的卷。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必须在应用上作文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质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这是两者结合的关键。如果成功了，说明找到了最佳结合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他都有精辟的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3-3]。为此，毛泽东提倡“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3-4]。简言之，就是“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认为，读书是学习，应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战争年代，“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1-3]。“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2-3]。毛泽东认为，不能泛泛地学习，而要带着问题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这样的学习才管用，才有效。他在革命和建设中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如根据我们的斗争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针对党内的思想状况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提高党的领导本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这些学习方法的共同特点，就是强调在应用上作文章。“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3-5]，这就是结论。
　　　　把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必须遵守。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而要在新形势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也是党人义不容辞的任务。毛泽东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又在中国革命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有段精辟的论述：“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4]。就是说，客观世界的变化没有止境，而人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发展真理也没有尽头。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必须与时并进。“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1-5]。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发展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止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4-2]。
　　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采也必然还是这样。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中实现的。我们有些党员对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4-3]。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报告中，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4-4]。因此，两种思想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4-5]。在我们国家里，大多数人承认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它就没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害怕任何人的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任何国家的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要在中国具体化，即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而且要使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即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分不开的。没有伟大的实践，就没有理论的大发展。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压迫中国人民。在这样的国情环境中开展主义革命，前无古人。为了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分析中国社会的错综复杂和变化多端的矛盾，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具体革命道路，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专门阐述了如何对待“老祖宗”和创造“新理论”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5-1]。试问，“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5-1]。就我们国家来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5-1]。于是，“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就是说，在丰富的经验的基础上，把它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毛泽东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并把它上升为理论，才能使中国丰富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中国党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6]。这些独创性的理论主要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战略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此外，还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大量名篇名著。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不愧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实现马克思主义“两化”是党人的长期任务，必须“与时并进”
　　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中国党由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党的地位和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革命丰富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是否过时了，是否必须坚持下去，毛泽东做了肯定回答。
　　毛泽东认为，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1959年2月，毛泽东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里山德里谈话时指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5-2]。毛泽东之所以反复强调“基本原理至今不变”，“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主要是因为它是“共同规律”、“普遍真理”。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大厦中的精华和瑰宝，是新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基本原理为党提供了一般指导原理并奠定了全部活动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未来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主要是指基本原理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灵魂。这也是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不能丢，列宁不能丢，毛泽东不能丢，一句话，老祖宗不能丢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认为，掌握基本原理是必要的，但是单靠老祖宗不行，必须“与时并进”发展理论。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都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和时代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列宁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毛泽东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的中国，就是明证。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有丰富和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早在1947年10月，毛泽东在陕西省佳县白云山庙会看完演出后，向剧团赠旗，旗面上他亲笔题写了“与时并进”四个大字。1959年2月，毛泽东又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5-3]。同样，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在毛泽东之后，又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当前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境界。
　　坚持“与时并进”，就要投身到变化了的伟大实践中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这是当代中国党人的光荣任务。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摆在我们中国党人面前的挑战极其严峻。从国内来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从国际来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前列，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现代化的实践中，在实现祖国统一的奋斗中，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事业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永远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并进”的伟大品格，永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收稿日期］2003-05-30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2[-1],111-112[-2],181[-3],296[-4],294[-5].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1],534[-2],533[-3].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7[-1],796[-2],815[-3],80[-4],802[-5].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0[-1],231[-2],196[-3],230[-4],230-231[-5].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1],1[-2],5[-3].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