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
    （一）合宪性与合法性理论
    关于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中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法律依据问题，有人认为法律对此是没有授权的，原因是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在法庭审判中行使量刑建议权。笔者认为，对此应当从合宪性和合法性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是符合宪法精神的。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公诉权是检察权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而量刑建议权与定罪请求权又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行使检察权的应有部分。其次，检察机关在法庭审判中行使量刑建议权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冲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定罪是量刑的基础，量刑是定罪的结果。在法庭审判中，公诉人的任务就是要向法庭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要求法庭对被告人判处相应的刑罚。那么在庭审中，公诉人对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当然应当对于定罪和量刑两个问题讲明自己的看法。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的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符合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具有合宪性与合法性基础。
    （二）法的发展理论
    法的发展理论是建立和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法理学基础。在对域外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量刑建议制度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作为一项具有独立价值的法律制度，其在中国的移植与本土化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与紧迫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司法实务中，公诉人在法庭上发表量刑意见、提出量刑建议，只是根据被告人的行为所具有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提出一个笼统的建议或者根本不提。这远非法治意义上的量刑建议。中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法律制度，是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和现有的法律制度中缺乏相同或类似的法律规范，这就会遇到法的移植问题，这也是法的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会面临的问题。
    （三）人权保障的宪政理论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保障人权是宪政的最终归宿。宪政是发展人权的手段，没有宪政实践，人权的保障就只能停留在宪法条文的静态之中，而不可能表现在公民的实际享有之中。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为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进行控诉的检察机关所享有。这项权利的行使具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终极意义。首先，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在客观上是对法院裁决的监督。法院裁决是解决社会纷争的最后救济手段，因此法官的裁判权就成为国家最具权威的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经验。"[1]（p154）法官的权力如果被滥用，对社会秩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任何一种诉讼，不公正的裁判至少要损害纠纷一方甚至双方的正当利益，特别是刑事诉讼的最终结论，因为直接导致当事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这些基本人权的损失，其不公正对公民的损害往往是不可逆的。量刑建议权本身所体现的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权的监督以及其所引起的更为清晰的公众监督，是对与刑事诉讼结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手段之一。其次，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对于犯罪行为的追诉权，也是对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被害人及其所赖以生存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保护。量刑建议权作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一项司法请求权，正是国家对公民享有基本权利的生存环境和基本权利本身的保护。再次，量刑建议权所具有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是对被追诉人获得公正审判和判决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