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不良情况的存在不仅会严重影响戒毒的质量和效果，而且往往使戒毒流于形式，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从短期角度看，它不能保障戒毒质量，不能从挽救吸毒者和预防复吸的角度有效地使吸毒者摆脱毒品；从长期角度看，其不良后果是使这些戒毒者重新流入社会，不利于有效控制复吸。多次戒毒失败的经历还会伤害戒毒人员的戒毒信心，产生逆反心理，使他们形成对戒毒的错误认识，非常不利于以后的戒毒和康复。另外它还会严重影响我国戒毒工作的声誉。
2、反思之二——强制戒毒并非完整的戒毒过程
《强制戒毒办法》规定强制戒毒的期限为3-6个月，特殊情况延期的实际执行的强制戒毒期限连续计算不超过一年。在实际工作中，强制戒毒的期限一般只有3个月，有些地方的强制戒毒机构在执行时还缩短治疗期限，短至1-2个月。[7] 在如此短的期限内要完全戒除毒瘾是不可能的。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和卫生部药政管理局1993年发布的《阿片类成瘾常用戒毒疗法的指导原则》规定，完整的戒毒过程应包括生理脱毒、心理脱毒和善后辅导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3-6个月内可以解决生理上对毒品的依赖性，第二阶段一般需要3-5年时间解决心理依赖性问题。而《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第43条规定：“对强制戒毒期满后，经检验已生理脱毒的戒毒人员，由强制戒毒所所长批准后办理出所手续，发给《解除强制戒毒证明书》，通知其家属或者所在单位领回。”也就是说，自愿戒毒也许还可能彻底戒除毒瘾，而强制戒毒则至多只能戒除生理毒瘾，不是完整的戒毒过程。生理脱毒至多只能说明毒瘾的暂时终结，有些戒毒专家曾经坦率的指出：病人出去后复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病人出去后心情烦闷，他会去找毒品，如果他身边还有"粉友"，他就能接触到毒品，如果他能接触到毒品，复吸基本上是早晚的事。[8] 这种并非完整的戒毒过程的结果必然是复吸率很高。据昆明市强制戒毒所对1990-1993收治的8000名吸毒者的调查，综合复吸率为85%，而另外15%并非都是戒除了毒瘾，其中吸毒致死、继续吸毒并以获取毒资为目的进行犯罪的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9] 也有许多资料显示强制戒毒的复吸率在90%左右或以上。另据广东省有关部门对373名吸毒成瘾者的调查，强制戒毒的复吸率为88.5%。[10]
3、反思之三——强制戒毒在我国戒毒体系中的地位
对吸毒成瘾者一律要由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是我国对待吸毒成瘾者的基本态度，也是我国戒毒体制的主体部分，这一点在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禁毒》白皮书中有较为明确的说明。白皮书中写到“中国从国情出发，以强制戒毒为主体，采取多种办法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此处所言的强制戒毒是专指公安机关强制戒毒。当然，这还可以从有关法律规定、收容戒毒人次数量、强制戒毒所的数量、分布等方面得以体现。把以一种并非完整的、高复吸率的戒毒方式作为挽救吸毒者的主要方法，作为国家戒毒体制的主体部分，显然不合理。多年的戒毒工作实践也表明，这种以强制戒毒为主体的戒毒体系，既没能有效地挽救吸毒成瘾者，也未能遏制吸毒蔓延趋势。当然这是一个我们不情愿，但却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强制戒毒的高复吸率在此不再赘述。如果把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的公布作为强制戒毒制度创建的起点话，那么与十年的强制戒毒工作实践相对的是我国官方公布的吸毒人数从1990年的7万人增长到1999年的68.1万人，十年几乎增长了十倍。因此，强制戒毒制度迫切需要改革，它在我国戒毒体系中的地位应该进行调整。
三、对劳教戒毒的反思
一般认为劳动教养是对具有轻微犯罪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具符合劳动教养收容条件的人所采取的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其目的是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遵纪守法的社会主义公民，进一步维护国家的治安秩序，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是我国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近50年来，它教育、感化和挽救了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对于预防、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劳动教养成为一种戒毒方式和国家戒毒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缘于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该决定第8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其后有关法律法规又对强制戒毒后又复吸要依法送劳动教养进一步做了明确，如《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