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立案不当而造成案由差错，从而导致审判庭职责范围混淆，应该说肯定不符合严格遵循实体法与程序法应并重的原则，也不符合程序公正要求的。然而，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法院在判决书中仍强词夺理，声称：“至于本案由经济庭或民庭受理是法院内部的分工问题，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如果这种观点能成立，那么试问，今后法院民庭将包括股权纠纷案的众多经济纠纷案件抢过来审理，而经济庭却去审理房地产、婚姻、继承等民事案件，只要“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是否就可以照此办理呢？显然这是站不住脚的。须知法院审判业务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精细的专业工作，审理不同类型的案件有其不同的审理重点和技巧，需要大量不同的相关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经济、科技乃至文化等诸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因此，由不同的审判庭按照其职能范围审理相关类型的案件，既是提高审判质量、确保公正与效率的需要，又是切实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必要条件。上述判决书认为无论哪个审判庭审理条件“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的观点，有违程序公正合法的要求，是行不通的。

四、关于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制度，是现代程序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程序公正，也包括严格适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法院在立案工作中，应当对起诉人提出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法定时效期间进行审查。为提高办案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对于诉讼时效超过的案件，立案庭经审查后应书面或口头将诉讼时效规定告知起诉人，说明由于超过诉讼时效起诉人提起诉讼将丧失胜诉权，以便起诉人权衡利弊后主动撤回起诉，避免进入诉讼程序，浪费人力物力，却于事无补。另一方面，立案庭如因疏于审查，将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作为正常案件移交审判庭审理，应视为立案审查差错，追究差错责任。
还是上述涉外股权纠纷案件，该案诉争的股权变更登记发生于1995年11月，起诉人以1994年以来未分得股利为由，于1998年5月提起诉讼，要求恢复其所代表的香港某公司在上海某合资企业的股权并分取1994年以来的红利。起诉人早在1994年未分得红利而已经知道变化情况，但却不闻不问，向上海某人民法院起诉时已经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丧失胜诉权，法院本应依法判决驳回起诉人的诉讼请求。然而，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法院竟以起诉人“不知其权利被侵害存在可能性”为理由，认定起诉人起诉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涉及本案起诉人起诉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基本事实，在立案时未能查清，在审理中又未经举证、质证和认证，却在判决时以所谓“可能性”的情况作为定案依据而武断地认定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这种做法明显违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任何稍具法律常识的普通百姓也会看出问题的。要是法院凭某事件的“可能性”就作出判决，那么人们难免要问：法院的公正何在？法律的尊严何在？

五、关于证人作证
我国诉讼法对于证人作证有所规定，但规定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鉴于我国目前尚难通过立法机关立即制订和颁布《证据法》，因此为促进司法改革的深入开展，尤其是民商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在《证据规则》中，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和要求都作了详尽规定。可以预期，《证据规则》的切实实施，对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还是上述涉外股权纠纷案件，应被告加拿大某公司的请求，法院允许香港另一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法官和原被告双方也分别对证人作了询问。对于庭审质证认证过程中证人出庭作证的这一过程及对证人证词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及其理由，法院在以后作出的判决书中竟只字不提，就好比根本不存在证人出庭作证这个环节一样。笔者认为，发生这种情况，至少证明判决书未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整个诉讼过程，对证人证言是否采纳根本不提，是属于法律文书制作方面的差错，也是对证人作证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的体现，需要在今后予以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