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对章太炎先生的评论和争辩就不绝于耳，上个世纪80年代，一度出现了章太炎研究热。多少年来，人们对太炎先生褒贬不一，仁智各见。对太炎先生的政治之途给予批评甚多，对其文化上的指责也颇有声势。批评的靶子主要集中在两点：政治上否定“代议制”和主张“联省自治”；文化上主张所谓保存“国粹”，是为消极保守。由于篇幅限制，笔者意欲从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及政治理论方面入手，来考察太炎先生在战争频仍、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文化混乱的近代，是如何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同时又是如何守护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①]
众所周知，太炎先生曾“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讯将此无畏精神和英勇行为赞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1](p547)炎先生从幼年便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刚懂事起，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便在其幼小心底扎下了根。随着近代中国的历史不断演变，章太炎的政治言论及行为也相应变化，但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本主义的精神和理想没有改变；他守护传统文化的决心没有改变。早年从当时名儒俞樾习经学，虽然是经学小学姣姣者，但太炎先生“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而走上政治舞台[2](p511)。此后，在中国近代史历次重大政治斗争或政治运动中，太炎先生在其有生之年几乎都是积极投身其中，并提出许多政治主张和见解，而这些主张和见解大多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其中影响最大者如“俱分进化论”、“齐物论释”、“宗教论”、“代议制然否论”、“革命道德论”及“联省自治”论等。这些主张和见解所阐述的重心不一，科学合理性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但它们都有一个明显不变的特征：都是在参照西学的基础上，吸收西学中的他以为合理的思想理论，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结合的产物，即对待西学的态度和方法是，学习与改造相结合；对待传统文化则是，守护与发展相统一。
“章太炎先生是近百年来的思想家、革命家，在国学方面，无论经史辞章，声韵文字，也都是卓然足以成家”。[3](p30)以说章太炎先生最有资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最为恰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证者。
长久以来，一说到传统文化，人们便总是想到孔孟、宋明儒学------其实，儒学只是广博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为主要一部分。太炎先生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儒、释、道三家及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再到六朝、唐、宋、明、清各家思想均有深刻研究和理性评判；在文、史、哲、经、政诸方面都自成一家之言。因此，“国学大师”的称号与太炎先生确是名副其实、无丝毫溢美之意。然而作为传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大师的思想是开放而非闭塞的、流动而非静止的、革新而非泥古的、创新而非守旧的。不仅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博大而平实”、“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终成一代国学大师；同时在对西学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太炎先生对于西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大，“在古代则谈及西腊爱利亚学派、斯多葛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近代则举凡康德、费西特、黑格尔、叔本华、谢林、泥采、培根、休谟、贝克莱、洛克、莱布泥兹、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笛加尔，以及斯宾诺沙等人的著作，几乎无不称引。”[4](p23-24)学习西学并非囫囵吞枣，亦不全盘吸收，而是对西学进行理性的批判改造，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创造性的结合。在20世纪的上半叶，在中国近代多边的政治及文化舞台上，频频出现具有明显章氏烙印的政治文化新主张、新理论。
中西文化的结合体——俱分进化论
19世纪末，中国边疆出现新危机，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局面，民族危机严重。在康梁等维新派的推动下，变法救亡成为时代潮流。通过严复、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力宣传和鼓动，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并很快风靡全国。太炎先生当时明显受其影响，从其此间撰写的名著《訄书》即可见一斑。但太炎先生并没有全盘吸收，而是对其进行合理的批判。如太炎先生对斯宾塞的“弱肉强食”、“兼弱攻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坚决反对，并从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那里获得力量，即“合群明分”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王制》认为，人类对动物界的绝对优势，在于人的分工合作等礼仪。太炎因之提出“唯知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之（他族之辱，笔者注。）尔”的主张，强烈呼吁弱小民族应奋起反抗强者的鱼肉欺凌以自保。[5](p139)指出斯宾塞的进化学说“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 [6](p138)即用进化论可以宣扬中华古代文明以激荡爱国之心，若以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应运于当前中国，不正为列强侵略的理论根据吗？太炎先生一度对进化论很是欣赏，但不久便将进化论列为“四惑”之一，并提出著名的“俱分进化论”，认为人类的科学知识及智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化的，而人类的物质生活、道德观念，则是沿着苦乐善恶两个方向同时并进、同时发展。“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唯言智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恶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使随形，如网两之逐景”。[7](p386)太炎先生为何提出“俱分进化论”呢？一是因为时人往往将“害为正法”论与“优胜劣汰”论联系在一起。西方列强“既取我子，又毁我室，而以慈善小补为仁，以宽待囚虏为德，文明之国以伪道德涂人耳目”[8](p357)太炎先生谴责帝国主义列强，进化就是他们“扩张兽性------是则进化之恶，有甚于未进化也”[9](p450)太炎先生痛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再之，太炎先生已经发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虽然“人人皆有平等之观------此诚社会道德之进善者”，但西方之恶也在发展，“富商大贾之与平民，不共席而坐，共车而出。诸雇佣者之事其主人，皆忠尽瘁，犹必以佞媚济之。”[7](p450)故而太炎认为进化往往只能给一部分人带来快乐，而给另一部分人造成更大的痛苦。太炎先生认为进化论来源于黑格尔的理论，而黑格尔虽主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但提出了著名的“终极目的”说，此也是太炎所不能同意的。太炎从荀子那里汲取其“性恶”说，认为仅仅顺其自然，道德不可能进化至善，而且“纵情则为奔驹，执德则如朽索，趋利则如坠石，善道则如悬丝”[10](p284)因此太炎先生又从《易经》中辩证法中汲取营养，“既济则暂，未济其恒”[11](p194)意思是说，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永恒的、绝对的。太炎先生在对西方进化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和改造后，将之与《荀子》“人性论”、《易经》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行奇妙的创造性结合，从而形成了章氏的“俱分进化论”。
《齐物论释》中的独特平等自由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观念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被当时先进政治思想家接受。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很长时间里，虽太炎先生与资产阶级革命者一道，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而英勇斗争，但实际上，太炎先生在平等、自由、民主等观念上与他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革命中及革命后，这种不同就会表现出来，甚至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太炎先生论述平等、自由的文字多且分散，较为集中体现在《齐物论释》中。在这篇著名文章中，太炎先生以佛解庄，以相对主义为轴心，展示自己对时间、事物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看法，突出了太炎先生独特的追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思想。当然，与其他革命者一样，太炎先生撰写《齐物论释》有其政治上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其思想意识上的追求，认识论上的发展，革命理想的描绘和坚守。太炎先生认为，庄子鼓吹万物齐一、“内圣外王”是为了从思想上泯除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达到无条件的精神自由。太炎先生一生坚持反对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绝对主义，摆脱身、心和物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和人生的绝对自由。他认为，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为他人而生。故儿女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责任者，后起之事”[9](p444)“人类社会者，不可以个人故，陵轹社会；不可以社会故，陵轹个人。”[9](p448)所以在太炎先生心目中，个性解放、个人自由高于一切，是对封建思想传统的否定，也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王国的理性反省。太炎先生强调，一切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并以“无分别智”否定事物之间的性质差异；事物的矛盾和差异都具有相对性质，而不具有绝对和永恒。万物之间并非孤立隔绝，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都有着内在联系。事物并非简单的同一，也非隔绝的众多，同一中有众多，众多中有同一。太炎先生之所以再释庄子《齐物论》，目的是论证一切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从而达到万物齐一的真正平等。“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12](p61)太炎先生的平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等，笔者姑且称之为“大平等”、“宇宙的平等”。太炎指出：“大概世间法中，不过平等二字。庄子就唤作‘齐物’。并不是说人类平等、众生平等，要把善恶是非的见解一切打破，才是平等。”[13](p308)“近人所谓平等，是指人和人的平等，那人和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中所谓平等，已把人和禽兽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仅是平等，他还以为未足；他以为‘是非之心存焉’，尚是不平等。必要去是非之心，才是平等。”[14](p64-p65)太炎先生的平等是“宇宙的平等”，而自由则是“无待”的自由，即摆脱世间一切物质、精神、肉体、制度、公理等等束缚，完全“自倚自发自主”的自由。“近人所谓‘自由’，是在人和人之间发生的，我不应侵犯人底自由，人亦不侵犯我底自由。《逍遥游》所谓‘自由’，是归根结底到‘无待’两自。他以为人的自由不能算数，在饥来想吃、寒来想衣的时候，就不自由了。就是列子御风而行，大鹏子北冥徙南冥，皆有待于风，也不能算‘自由’。真自由惟有‘无待’才可以做到。”[14](64)可见，在革命家及知识精英们高举西方的自由平等的大旗，并努力在中国实现这些观念的时候，太炎先生则以佛教释庄子，丰富了佛教的内涵，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理念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有着章氏著名的平等自由观。
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和改造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革命实践的同时，对明天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制度进行诸多设想，而几乎在同时，立宪派也在鼓吹实行宪政的诸多好处。他们不管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民族共和”，大都全力模仿或全盘吸收西方的政治模式。在这一点上，太炎先生显示出了与常人不同的智慧和远见。他敏锐地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诸多不足并予以批判，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制度的设想。其中一些观点体现于他的一篇政论文章《代议然否论》中。至今尚有不少人因此认为太炎先生否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是不准确的。太炎先生在辛亥革命其间追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后虽然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但可以说太炎先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没有丢过。他对代议制的怀疑甚至批判，说明了先生政治眼光的锐利和远大，远超过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代议然否论》作于1908年10月，当时国内，立宪运动声势浩大，清政府开始“预备立宪”活动，立宪派兴奋之余，准备大干一场；而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反对“君主立宪”，但由于忙于革命，对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制度，大部分革命者也未做细致的研究和考察。太炎先生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的观察研究，对西方的代议制进行深刻的思考后，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太炎先生深深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深深爱戴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握并热爱中华民族的历史，因而在其研究西方文化的同时，总能做到互相参照，各有取舍，去粗取精，进行较为合理的结合吸纳，最后形成带有明显章氏印记的政治主张和见解。
首先，太炎先生不反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本身。早年，在维新变法时就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心向往之，美利坚政治制度“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独与政府抗衡”[15](p264)但随着对西方世界了解、研究的加深，太炎先生逐渐看清了西方所谓文明民主制度的不足和虚伪。更为重要的是，太炎一向以为，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文化思想制度即使是很适合该民族国家，也不能全盘吸收。他认为代议论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早就已经超过了实行代议制的时代，中国不应全盘袭用欧美、日本的代议制。而且，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识字者极少，经济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无法进行有效公正的议员选举。太炎先生为此列出一些具体细致的理由，今日看来也不无道理。章氏还以为，实行代议制与三民主义相矛盾，会因为分配议员名额而分为“联州”进而造成国家分裂，“而南北美之战争，将亟见于汉土”；且举美国为例，议员“豪右”致使“垄断”更甚且议员享有豁免权，太炎将之称为“数十百议皇”。所以，实行代议制与民族、民生、民权主义是抵触的。太炎先生还列举西方议院中的许多丑陋和弊端。
既然如此，中国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太炎先生也给出了自己的设想。
政治上不设议会，由国民直接选举出总统，总统必须从前届政府大员或中央某一部门主管人员中选出。须对总统进行限权、分权的办法，进行行政（包括国防、外交）、司法、教育三权分立法。那么如何立法呢？“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且“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诉于吏，法吏逮而治之。”先生还特意指出，“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的自由。另外，太炎在经济上也提出了一些控制纸币贬值，乱发纸币的办法，以及抑制豪强、官商结合的设想。[16](p306-p307)从此可见，太炎先生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的主张，主旨是反对封建帝制，主张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并对总统权力进行限制。以历史上明代的地方政治制度为基础（明代地方机构实行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互相监督牵制的制度），仿效西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创造性提出其实是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之说，现今颇成为各国定制，然吾国于三权而外，并应将教育、纠察二权独立”。[17](p533)
地方自治主义
是太炎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提出、鼓吹并进行一定社会实践、产生一定影响的政治主张。众所周知，太炎先生在1920年前是一直赞成全国统一的共和制的，为何转向地方自治呢？其实，太炎早在戊戌变法刚失败不久，就提出了“分镇”、“封建”思想，即将全国分为“王畿”和五“道”，而中央与“道”的关系非常松散。“道”拥有一切“行政属吏”之权。“这一新的体制将国家的权力中心已由中央下放到地方”[18](p107)太炎积极主张地方自治，是他全力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一贯思想在其建立政治制度主张上的反应。太炎先生的自治理论包括三个阶段，即省自治、联省自治、行政委员联邦制。省自治即一省大行政司法军政之权力均由该省人民治理，“自治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系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分别主持民、军二政。然后，将已经自治的数省联合，即可实行联省自治。“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中央不得有一兵一骑”；“外交条约则由该省督军省长副署，然后有效”；货币“成色审核、银行发卷之权，足资监察，而国会亦可不设” [19](p752-p753)第三阶段，在各省完成自治的基础上，由省议会制定联邦宪法，“------联邦制成后，明定中央政府，用合议制，以诸委员行之”，这样一来就可以除去自民国成立以来频频引起争端的“三蠹”[20](p758)。无庸置疑，在太炎先生的“自治”理论之下，既是勉强能维持统一，中央政府也只是一个软弱的象征性的政府。1924年，太炎更是提出了“分治”的主张，即自治后，“各省自治而上，尚需分为数国，或分为二，或分为三，或分为四、五，悉由形势便利、军民愿望而成”。他认为这样的“兄弟分财”可以减少内讧，还可以阻止中央政府的卖国行为。“观西南东北诸省，自理外交，其优胜远非北京政府可比”[21](p798)由此可见，太炎先生的地方自治主义，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的“分镇”、“封建”说，又杂糅西方国家的“联邦”思想。主观上是为了消除军阀割据、政府腐败的局面，从而实现资产阶级主权在民的民主理想。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主观的出发点还是积极的。
以上是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主要政治主张和理论。当然，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政治主张、政治理论还有很多。其实，综其一生来看，每次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太炎先生总要发表政治声明或意见、主张。作为举世罕见的“国学大师”，太炎先生在道德建设、文化传承、宗教观、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等等都有很好的见解，仍值得今人认真的阅读和反思。
我们在回顾太炎先生上面几例政治主张和见解后，就会发现一些明显特征：一 、太炎先生顺应了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时代潮流。中国近代史是遭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历史，也是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也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历史，也是向西方学习并变革自己的历史。太炎先生亦不例外。在其一生政治活动最为辉煌的时候，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政治理论大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政治思想、理论和制度。二 、在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始终是：学习与改造相结合，守护与发展相统一。坚持以我为主，西方文化仅为“我”所用，是西方文化适应并融化于“我”，而绝对不是“我”去适应西方文化。即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太炎先生曾将主张全盘西化崇洋媚外者批评为“第一种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丑，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22](p505)太炎先生对历史尤其中国历史极为熟悉，又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对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厚的感情、更为精深的了解和同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的把握和运用更胜人一（或多）筹。因此，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思想、理论的时候，能以历史的眼光、精准地抓住西方文化的精髓，发现其缺失和不足，并从浩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相应的精华，找到恰适的结合点，以中国传统为主，将两种文化巧妙地创造性的结合，形成具有章氏风格的政治主张、思想和理论。同时也发展、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当然，章氏的这种创造和结合，有的较为合理，有的有合理性，有的理论就不正确。但太炎先生的这种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态度，不仅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出现的所谓“西化派”、“保守派”应当学习和借鉴的；对于如今开放年代的国人，如何面对西方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如何应对西方文化五花八门的冲击，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可惜的是，太炎先生可能是超过他的时代，或是时代落在他的后面。他的一些有远见的、富有理性的主张和思想，在当时甚至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竟然鲜有赞同甚至同情和理解者。中国近代的“激进”与“保守”合力掀起的时代大潮很快将大师的呐喊彻底淹没。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或“循环”，在反复折磨着我们的先人及今人：即在国人最需要理性的时候，往往最缺少理性或难以做到理性；而少数具有理性者，又往往被时代所抛弃或批判，这似乎是少数智者个人的悲剧，其实却是整个一代甚至几代后人的悲剧，更是国家民族的悲剧。这让人不能不想起“国学大师”章太炎，想起他对待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的态度；想起他对其进行吸收和改造的作为；想起他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和发展。
参观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版。
[2]章太炎：《菿汉微言》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979年版，北京，中华书局。
[3]潘重规：《章太炎先生之气节》,转引自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北京,1988年版。
[4]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1986年版。
[5]章太炎：《菌说》，《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6]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
[7]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5年版。
[8]章太炎：《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9]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5年版。
[10]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5年版。
[11]《易经》，岳麓书店出版社，湖南长沙，1991年版，陈戍国点校。
[12]章太炎：《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6年版。
[13]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之关系》，《中国哲学》，第六辑。
[14]章太炎：见曹聚仁编，《国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
[15]章太炎：《訄书·刑官》，《章太炎全集》(三)，1984年版。
[16]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5年版。
[17]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18]王玉华：《章太炎地方政治思想》，《历史档案》，1999年第2期。
[19]章太炎：《联省自治虚置府议》，《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20]章太炎：《弥乱在去三蠹》，《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21]章太炎：《改革意见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22]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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