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诗学之关系研究”系列之一

内容提要：中国哲学与诗学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倍受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文旨在从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基础以及特定的思维方式等方面，对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所生成的内在联系或一致性进行初步的宏观考察。本文作者认为，中国特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对中国哲学与诗学的基本特征和其间的内在一致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由此而来的区别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殊的思维方式直接造就了中国哲学与诗学的相同性或内在本质联系。

关 键 词：中国哲学 中国诗学 关系 经济基础 思维方式 宏观考察

作者简介：邹其昌 男 1964年生 博士 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

曾有一位学者提出过“中国哲学是诗学的”这样一个命题。这一论题一直萦绕着我的脑际。毫无疑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的诗学化，诗学的哲学化是十分显着的现象。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也可说出一些理由，如《老子》中的诗学问题，《诗经》中的哲学问题，等等。但这能说明哲学与诗学具有一种普遍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吗？我看未必， 因为这些只是从现象（如语言表达方式 、韵律等）方面作了一些基础的浅层面的、个别的考察，尤其是对哲学、诗学的界定及定位等方面还缺少更为理性和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与中国诗学之间究竟在哪个维度上构成内在联系，究竟构成何种内在联系。再说“诗学”一词，学术界的使用也极不规范。“诗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诗学是指包括诗歌等艺术样式在内的显示人的生存实践和状态的一种特定方式。这里的“诗学”类似于维柯的“诗性智慧”。[ 1 ] 因此，这种“诗性智慧”就有所谓“诗性的玄学”、“诗性逻辑”、“诗性的伦理”、“诗性的经济”、“诗性的政治”等等方面。这实际上是指人类所处于的人类语言和理性思维难于把握的一种“混沌”状态或海德格尔所追问的“存在”的“无遮蔽”状态。当然这种“混沌”状态并不等于“未开化”、“野蛮”等意思，而更多地是指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实际的而又奇特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人的“本真”（海德格尔语）的世界。比如，中国人本来就知道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龙”，但就是要设想和创造这样一个“龙”的意象，以传达人们的一种对生活之爱的诗性化激情和智能。狭义的诗学则是专指诗歌理论和实践活动。学界普遍将“诗学”与诗歌理论、诗歌美学、作诗之学等同起来。因此，一般人就认为“诗学”是硏究诗歌的语言、韵律 、传达方式等内部因素的理论。这一论断从日常生活语言意义上说并不错，但若上升至理论层面、本体论方面就有些问题了。只要知道一点人类发展史尤其是人类思维发展史的人，都知道“诗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是随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人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人类最原始的思维就是“诗学”的或诗性的。这里实际上就是说“诗学”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特有的一种生存和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理论型的而是需要全身心及其各个器官参与的一种直觉性的、体悟式的并具有某些（甚至是浓厚）神秘色彩的活动方式。本文也正是从这一视阈展开我们对中国哲学与诗学之关系的宏观的粗略考察。这里我们将着力从经济基础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对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所构成的内在一致性作一尝试性的探究。

一、特定的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定型都取决于蕴育她的客观性的现实性的具体的经济基础（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就最终根源于：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因此，中国文化，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体系建构，还是传达方式等等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的交融关系；更表现出中国人在体验生活、感悟宇宙世界意蕴的过程中，用生命谱写着的人生之诗的文化系统。在这个文化系统中，具有着与西方传统文化系统极为不同的特征，即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直觉性和模糊性、体验性和非理性等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模式及实践方法。在语言的构成方式和逻辑范畴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如“道”、“悟”、“味”、“神”、“圣”、“妙”、“趣”、“韵”等等概念和范畴就很难用西方式的理解方式去把握和阐释。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范畴就是“道”和“味”，这两个范畴最能显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意味。作为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中国哲学与诗学同样具有上述性质和特征。

按照西方传统的学科定位，哲学和诗学虽说同属于关注人自身的人文学科，但是它们各自的任务、对象、性质及其方法等等是极不相同的。根据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人的心理结构可分为“知”、“情”、“意”等三部分；而与之相应就构成了三门学科，即硏究“知”（理性）的方面的学科叫“哲学”、硏究“情”（判断力）方面的学科叫“美学”（包括“诗学”）、以及硏究“意”（实践理性）方面的学科叫“伦理学”。显而易见，哲学和诗学之间所具有的分别是经纬分明、不可混淆的。这里充分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那种注重理性分析研究的特点。而决定这一特点的最基本因素就是西方那种以商业贸易关系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的商品经济基础。因此，西方的文化关注的中心就是：人如何认识自然界、如何征服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使之为人类服务，甚至如何使之成为人的奴仆等。这是一种以人类（“大我”）为中心、以人为主体的那种“天人相分”、 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主仆”关系。这样，任何一门学科理论都必须注重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杜绝概念、命题和学科间的模糊性、不明确性等因素。

时下有一种普遍性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虽然有诗学，也只不过是支言片语式的心得体会，谈不上什么学问，言外之意中国也就没有诗学。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是以西方的观点为出发点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哲学与诗学的，也就有了所谓的“失语症”等感慨和担忧。实际上，中国哲学、中国诗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在中国人看来，天、地、人是宇宙之大本。而人与“天”（泛指自然宇宙等）的关系是一种“一气流通”（王阳明语）的相互交融的统一关系。在这“天人合一”关系中，人是主动的、处于主导和意义建构的地位。无论是谈天还是说地，最后终要落到谈论“人”或人生意义这个中心。由此，人生问题就成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心话题，所有的学理和人生追求都只需要探讨和解决一个问题：怎样“体味”“道”。而“道”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与之息息相通的宇宙万物的内在本质或世界意义。“道”也正是天、地、人相融合的本体世界。当然这个“道”绝不是西方式的“上帝”“理念”等概念。人们要把握它，不是用理性的逻辑推理方式所能实现的，而只能用生命去体验。正如当代大儒牟宗三所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一种“生命的学问”[ 2 ] 。中国哲学与诗学间的内在一致性就显示了这种特定的经济基础所赋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或特征。

那么，经济基础是如何起着决定中国哲学与诗学之内在统一关系的作用的呢？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明和把握。

首先，从自然环境来说，中国地域辽阔、地貌多样、气候四季变化分明而又大部分地区处于内陆，物产资源丰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环境。人们诗意地栖息于此，与大自然交融一体，共享着“天人合一”的美景。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然以博大的生命资源养育和滋润着人们，同时人们又以极大的辛劳回报着大地、装点着大地和照亮着大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块大地上养育出了勤劳勇敢、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并追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那种其乐融融的具有美好境界的华夏民族。在这片土地上，虽说也有过无序和涂炭、内忧和外患，但人们能以广袤的大自然和无垠的宇宙为其本根和“伴侣”，因此他们自由自在地荡漾于天地之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创造出文化来“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3 ] 这是何等的气象、何等的趣味，又是何等的崇高和伟大。此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是何等的融洽和具有诗意。真可谓是“庄生梦蝶”中所描述的“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4 ] 的那种物我无对、冥合为一的“游”的化境。在这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那么的钟情，那么的亲切友好。人们可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了自然就有了人类。人类是与自然万物同体、上下同流的。这种“先在”的客观自然环境对中国哲学与诗学的内在一致性的生成有着必然的支配性。

其次、从社会环境而言，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依据自然法则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的乐融融的相互关系对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有着一定的支配性和“先在”性。这里我们并无宣扬“环境决定论”，而只是现实地陈述这一客观事实。“文化”有人称之为“自然的人化”。这说明了“文化”的属“人”性质，是人的创造和智能。社会环境就是一种“文化”或“文化环境”。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有着极大的“自然主义”性质和特征，即是以自然的原则建构起的一种自然的血缘的宗法社会制度。在这一环境中，君臣关系、师徒关系、朋友关系、族与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基于最基本的、最原始的、最直接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脱胎于动物界并遗留着动物本能因素的父子关系和亲情关系。这种关系在古代中国是最高标准。于是就有了君臣如父子、师徒如父子、朋友如手足；包括国与国也是君臣父子之类。而父子关系的建立又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或者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 5 ] 用马克思的论述很能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社会环境。由此整个中国文化就成了“阴阳”、“乾坤”、“天地”、“刚柔相济”、“有无”、“虚实”等等话语的天地。这种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自然主义文化”。

再次、从人类掌握世界的思维方式看，经济基础也起着决定作用。中国人在对待外界事物时常常是主客不分、界限模糊、物我一体。这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本思维模式。这与西方那种“心物二元论”（即物质和精神、本质和现象等是相互对立分裂的关系）是极不相同的。“天人合一”的模式渊源流长历史悠久，应用十分广泛如医学、哲学、诗学、历学等等。“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构成内在联系的基本根据和特征。

最后、从重视人的主体性来看，特定的经济基础也起着决定作用。在中国古代，无论是为政，还是为人、为学，第一事就是“人事”。只要我们翻阅一下中国元典文献，就可俯视可得大量“重人”之事。如《老子》第二十五章中就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本来中国人是重“天人合一”的，但“天人合一”并不等于说“人”与“天”没有差别，而是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据段玉裁考定，我们的先民是先造“人”字和“大”字，再造“天”字的。“天”字则是“大”字加“一”字，而“大”字象人形，首、手、足皆具，而可以与天地参。[ 6 ] 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代表中国文化理论形态最高范畴的“道”。在中国人看来，“道”是世界的本体、宇宙万物的生命，并且是无古今无内外超时空的“存在”。“道”有“天道”与“人道”之分。普遍认为“天道”与“人道”是应该合一的，对“人道”的认识就是对“天道”的认识。尽管思想家们都重视“天道”，实际上他们的落脚点或重心却是“人道”。也就是说是用“天道”来更好地说明人道即天道。因此，人的问题、人生问题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认识“道”、解决人生问题就不须假于外求，而只需人们在于“尽心”（孟子）、“致良知”（王阳明）、“澄怀观道”和“澄怀味象”（宗炳）、品味人生。“味”这个沟通人与自然、内部与外部环境以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中介性环节，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奇特的文化心理结构。

从以上论述看，中国古代特有的经济基础对中国文化体系的形成起着重大的决定作用，尤其是对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所构成的内在一致性更是功不可没。正是有了这一客观的、现实的、历史的逻辑前提，才能使我们真正进入更为深入具体的系统研究。

二、从思维方式看中国哲学与诗学的一致性关系

客观现实的经济基础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和规定。但这只是从总体上和宏观方面来关照的。也就是说，是从整个大宇宙（自然的和人文的）、大系统（物质的和精神的）去把握文化的命脉和特质的。要想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系统的特质和命脉还必须深入其文化系统的内部去考察和研究。思维方式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因素直接影响和建构着某一文化系统的特质。作为中国文化系统的子系统，中国哲学和诗学同样受其特定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和规定。中国特定的思维方式规定着中国哲学和诗学的内在一致性。

思维方式主要是指人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最基本最稳定的思维模式和程序。它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具体地历史地积淀于人类（包括总体和个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的，并以有意识、无意识等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来。它是人类在掌握世界的过程中取得独立意义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人类实践和存在的独特方式。一般说来，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同步的。但具体的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等都可能使其思维方式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性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就很不同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如果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去审视中西文化的特征，可以看出中国哲学与诗学内在一致性的许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中国哲学与诗学之所以能构成一致性关系的深层原因。

本来哲学与诗学是分属于不同性质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我们知道思维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虽然都具有思维方式的一般本质和功能即都是主体把握客体的方式，是社会实践方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内化，两者有其共同性；但是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有其各自的特殊规律。（1）、从思维的手段来看：抽象思维主要是以概念作为思维手段的，并主要是通过对概念的逻辑推理、来舍弃纷繁的偶然现象实现对本质必然的概括，最终获得对事物的认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意象作为思维手段的，并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感性形象画面的联系、变化与推移，来舍弃偶然现象实现对本质必然的表现的，最终获得对事物的认识。（2）、从思维运动的基本途径来看：抽象思维活动从事物的感性材料出发，进入理性思考的阶段时就可以脱离形象而单独依靠概念的逻辑推理来进行。形象思维活动则始终要依靠形象与形象的联系、排列、对照、推移，依靠内在逻辑联系的形象运动来进行的。（3）、从思维的对象内容来看：抽象思维的对象内容往往只是从全部社会生活中择取出的相对静态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部门的生活。也就是说从个别现象中提取一般本质以直接说明某一方面生活的普遍规律。形象思维则是以活泼有生命气息的人为中心以及特定的整体的生活作为对象内容的。（4）、从思维主体的心理要素来看：抽象思维强调认识的内容要与外在事物相符合，注重客观性，杜绝主观性。形象思维活动则要始终充满着主体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等心理因素。可以说没有情感和想象就没有形象思维。（5）、从思维的结果来看：抽象思维的结果是用符号、概念、判断等抽象形式陈述出来的公式、定理（定义）、概念体系。而形象思维的结果是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审美形象。[ 7 ] 就一般意义而言，上述对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对比也就是想说明哲学与诗学之间思维方式的重大差异。哲学属于抽象思维方式，诗学则属于形象思维方式。从西方传统观念看，两者实难一致。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殊性造就了中国哲学与诗学思维方式的独特性质。这种思维方式的独特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一）、思维方式的整体性。所谓整体性就是说主体在把握对象时，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某一方面；而是系统地、全局性地去把握对象。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它部门所具有的特色一样，中国哲学和诗学也十分重视思维的整体性原则。哲学方面：中国哲学流派繁多但真正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深远影响并成为主流的无不竭力提倡和遵循整体性原则。例如，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并被儒家和道家都尊为“经典”的《周易》可谓是这方面的典范。它由最基本的奇（一）和偶（--）分别代表具有普遍意义的阴和阳，又由这奇偶两个基本的元素符号演生出乾、坤等八卦，进而构筑起中国人所理解宇宙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环环相扣、卦卦相依、爻爻相待共同构成多层次、多向度的整体。诗学方面：无论是理论著作，还是具体的艺术作品都以整体性原则作为基本的准则。“意境”理论可谓中国诗学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和艺术实践准则。意境理论十分强调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个体和全体的统一，来构筑自己的诗学世界。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以意象为核心遵循整体性原则仿照《周易》的宇宙模式构筑起来的诗学世界。再如“气韵生动”作为造型艺术作品的基本准则也强调整体性原则，认为有意境充满宇宙生命之气的作品才是“神品”、“妙品”。

（二）、思维方式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是指思维的对象主要是以人自身及其人的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为中心的。对主体的特别关怀使中国文化传统明显地区别于只重探讨纯粹自然的“客观主义”和关注彼岸世界的上帝或神的宗教主义。中国哲学和诗学都能很好地显示出这种人学的特征。哲学方面看：人生论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中心部分。“中国思想家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表准；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常常一句话，既讲宇宙，亦谈人生。”[ 8 ] 诗学方面更是如此。虽然有很多写山写水写鸟虫瓜果等自然事物，但决不是单纯地为了写而写，其目的是为了借景抒情、以物拟人，展示人的存在境遇。因此，在中国，为艺术而艺术的学派总是没什幺市场，长期处于疲软状态。为人生而艺术学派则是一片红火繁荣的景象。“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语）就强调艺术不只是人的自然的现实需要，而且是人的本质的需要即存在的需要。

（三）、思维方式的体验性。所谓体验性是指思维的主体在把握对象时，不太注重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和论证；而更多地强调那种“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内在心灵的情感感悟活动。体验性中内涵着直觉性和超越性。直觉性是指直接进入对象内部获得体味。如哲学方面有所谓的“感应”，强调人心具有交感万物的功能，“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 9 ] 诗学方面的“感兴”范畴也注重人心与万物的沟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描述了“感兴”的情状，说：“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10 ] 超越性是指在体验活动中时间感和空间感的消融或统一，来往于古今、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如老子的“道”、庄子的“物化”、《周易》的“太极”、宋儒的“理”以及王阳明的“心”等都具这一性质。诗学方面如“意境”、“韵”、“象外之象”、“神思”、“妙”、“气”等具有一种超越性。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体验”不只是情感的、心理的体验也不只是人生的旅途的体验，从本质上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形而上的体验”。这种“体验”就是超越性的或本体论的体验、也就是沉思。这种沉思也是对人的终极关怀的一种表征。

（四）、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模糊性与体验性是密切相关的。体验性是主要方面，模糊性是体验性的具体表现形式。由于体验的流动性、意向性和不明确性等特色，因此关照对象、建构理论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极大的模糊性。所谓模糊性主要是指在把握对象时，注重对象的现象描述和多侧面灵活性地展示。从语言学角度看这种模糊性是指“所指”与“能指”所具有极大的不一致性。这一特性与西方传统文化中注重逻辑思维的精确性是格格不如的。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中国哲学和诗学的理论体系建构、诸多范畴命题的界定等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象西方那样有着逻辑严密、概念明确、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哲学还是诗学体系）不太注重范畴、命题的精确性。如中国哲学和诗学的最基本的范畴“道”就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体系以及不同的作者等对“道”会出现不同见解和阐释。儒家的“道”就有别于道家的“道”。诗家也是如此。刘勰的“道”就不同与韩愈的“道”。同是刘勰的“道”也有不同的含义。既有儒家的人伦之“道”，又有《易传》中的阴阳变化之“道”，也有道家的自然之“道”，还有佛家的彼岸之“道”。正是这种模糊性使中国哲学和诗学具有了自己的品格和一致性。

从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主体性、体验性、模糊性等几个最基本方面，对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问题的阐述表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直接规定着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关系。这一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对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哲学和诗学的特殊性质具有较大的学理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我们这里只是从宏观方面（经济基础和思维方式）对其内在的一致性问题进行了把握，很多关键性的实质性的问题还未能真正展开和深入。因此，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两者之间一致性关系的具体的规律性，还有待于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来完成。

注释：

[ 1 ] 参见[意大利]维柯《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第一版。“第二卷 诗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