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本是先秦諸子中的一家，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受到嚴重的迫害，但是後來竟然發展成為漢朝的國教，並且影響了後來的歷代王朝。對於這個重大的轉折，本文嘗試去找出儒家﹙教﹚為什麼會在漢朝形成政教結合的現象，而且在政教結合的同時，政教衝突也時時發生，在這種種既聯合又鬥爭的關係中展開儒生和帝王的共同事業──大漢帝國。儒教和帝王結合的模式，到了中華民國建立後就解構了，儒教不再是政教結合，在民主憲政的台灣，儒教依其內聖外王的特質宜向三個方向發展：儒教、儒家政黨、書院。

關鍵詞：政教結合、政教衝突、儒教、儒家政黨、書院

前言

儒家是不是宗教，是學術界聚訟紛紜的一個議題，目前仍沒有定論，筆者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曾發表過幾篇論文來表達自己的一些看法，供學術界參考。[1]本論文的立場是把儒教當作異於西方的宗教（包含猶太教、基督教、回教）和印度的宗教（包含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第三種類型的宗教，孔漢思將之稱為哲人型的宗教。[2]

儒家這個哲人型的宗教，在漢朝的時候，如何和當時的政治權力結合，形成了漢朝的國家宗教。[3]在政教結合的同時，又如何為了儒教本身的基本立場和理想和當權者展開政教衝突，本論文嘗試去說明儒教和當權者這種既聯合又鬥爭的狀況，並探討台灣儒教發展的方向。

一、為甚麼政教結合

當劉邦和天下的英雄豪傑經過艱辛的浴血苦戰之後，推翻了暴虐的秦朝。天下分封完成之後，劉邦不甘心臣服，悍然叛變，高舉叛旗向項羽爭奪天下的統治權。

楚漢相爭，生民塗炭，劉邦獲得最後的勝利，迫項羽──這位劉邦的結拜兄弟自刎於烏江。功成名就之後的劉邦，志得意滿的在家鄉父老的慶功宴上，慷慨悲歌，泣數行下：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4]

劉邦的心裡所想的是：好不容易，才搶到天下，接下來就是如何想盡辦法，不要被別人搶走。至於他自己的權力正當性在那裡？他為什麼會取得政權，除了武力之外，它背後，那形而上的原因是什麼？劉邦並不是非常清楚了。

〈一〉 解答為何能得到政權

劉邦對自己為甚麼終於獲得政權，其實也是蠻有興趣知道的，他曾經和列侯諸將討論這個問題。

1.領導能力決定論

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

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給饋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5]

劉邦自以為是領導能力超人一等，善於用人，才得到天下。

2.天命決定論

除了領導能力之外，劉邦自以為有天命，應該當天子。《史記》有如下的記載：

(1)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6]

這是說漢高祖劉邦身世不凡，他是蛟龍的傳人，是蛟龍的基因，不是正常的人類，這是宗教上的誕生神話。

二、政教結合──從儒家到國家宗教

〈一〉 皇權正當性的儀式：朝儀、封禪〈祭天、祀地〉

所謂的權力正當性(legitimacy)最常見的定義是統治權在意識型態上的合理化，以及被統治者對此權利的認可。盧梭說：「即使是最強者也決不會強得足以永遠作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強力並不構成權利，而人們只是對合法的權利才有服從的義務[18]。」

1.叔孫通的禮制

楚漢相爭末期，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當時的齊魯一帶儒家知識份子比較傾向項羽，因為「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潔好禮者多歸之」，而劉邦是「慢而少禮，士廉潔者不來」[19]但是叔孫通率領一批儒生加入劉邦的陣營，等待一展身手的時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記載：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後來叔孫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為劉邦制定朝儀，深獲歡心，劉邦嘆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20]

2.封禪

所謂封禪就是郊祀，是祭天地之神的典禮中最隆重的一種宗教儀式，是具有天命的天子取得權力正當性的大典。

張守節《史記正義‧封禪書》說：

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

張守節又引用《五經通議》說：

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

封禪的目的就是天子向天父報告、祭祀、報本反始、崇功而報德的國家級的宗教活動。董仲舒說：

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為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之子不事天，何以異是。[21]

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說：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現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漢武帝時，對匈奴的戰事大捷，又有寶鼎出世，即有封禪之議：

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採儒術以文之。…… 天子至梁父，禮祀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身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

封禪儀式非常隆重，漢武帝築壇而祭，除了公開的大典之外，有一些儀式是密而不宣，具有神秘色彩。

〈二〉儒教的教主：孔子

根據《左傳》所述，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孔子卒，哀公為之誄，以「尼父」稱之。[22]孔子死後，他的門人愈來愈興盛，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孔子的地位也愈來愈崇高。韓非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23]呂氏春秋說：「〈孔、墨〉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24]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欲阬殺諸儒時，太子扶蘇諫之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大怒，把他貶到北方去監軍。[25]漢取代暴秦而興，漢代司馬遷記述當時孔廟的概況：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26]

孔子的地位在漢代已經是天子、諸侯、卿相、士人一致尊崇的對象了。到了東漢明帝永平二年，中央政府下令所有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孔子。[27]孔子到了此時，雖無儒教教主之名，卻有教主之實，首先提出孔子為儒教教主的是康有為。他在批評古文學家劉歆時，指出：

自劉歆以《左氏》破《公羊》，以古文偽傳記攻今學之口說，以周公易孔子，以述易作，於是孔子遂僅為後世博學高行之人，而非復為改制立法之教主聖王，只為師統而不為君統，詆素王為怪謬，或且以為僭竊，盡以其權歸之人主。於是天下議事者引律而不引經，尊勢而不尊道，其道不尊，其威不重，而教主微。[28]

漢朝之時，儒教有國教之實而無國教之名。康有為則是效法西洋基督教的組織，欲在現代社會中為儒教的制度化而努力，遂倡孔教會而以孔子為教主。[29]

〈三〉儒教的傳教士

張東蓀先生曾指出，孔子把政治作宗教，而傳教人就是士。[30]在司馬遷的《史記‧儒林傳》記載了一些代表性的事蹟和人物。

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的弟子或隱或仕，皆秉持「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精神努力弘道，甚至有殉道而不悔的情形。

秦朝統一天下之後，焚詩書，阬儒者，六藝缺焉。在此曠世的浩劫中，更激發儒者的宗教精神。

1.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抗暴秦時，魯國的儒生集團抱持孔子所傳之禮器，歸往陳王，孔甲在陳勝的抗暴集團中擔任博士，陳勝敗亡之時，殉道而亡。

2. 劉邦在陔下誅殺項羽之後，舉兵圍攻魯國，逢此兵凶戰危之際，危城中的儒生們仍然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

3. 漢武帝及位後，招方正賢良之儒士，詩經專家有魯國的申培公，齊國的轅固生，燕國的韓太傅。尚書專家有濟南的伏生，禮學專家有魯國的高堂生，易經專家則是菑川的田生。春秋學的專家則是齊魯一帶的胡毋生，以及來自趙國的董仲舒。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

4.趙綰、王臧皆申公弟子，武帝時，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明儒學議明堂事於武帝，太皇竇太后好老子疾之，不悅儒術，得其過以責備武帝，後來趙綰、王臧等吏皆自殺。

5.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楊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以上諸人，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其它申公弟子至於大夫、郎中、掌故者以百數。

以上所言是儒者為漢朝官方之博士，進而為官吏，甚至位至三公，是政教結合的儒教傳教士。這個儒教集團不但是行政官員，而且是官方儒教教化的推動者，又兼具私人講學的功能。

〈四〉教的經典及其宗教性

儒教的經典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再加上《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禮記》、《周禮》、《儀禮》、《孝經》、《論語》、《孟子》等。

這些經書的研究並不只是學術上的作用，在西漢時是當作政教的指導原則，而且發揮實際的功用。皮錫瑞說：

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31]

以《尚書‧洪範》來察變，有儒者夏侯勝，《漢書》上記載：

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32]

夏侯勝學以致用，忠心勸諫，以《洪範》之理，徵於天候，甚至因此下獄。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以《春秋》斷獄：

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于諸侯善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33]

漢代的政治制度，除了承襲秦朝的法治精神之外，儒者以《春秋》斷獄，形成特殊的儒、法互相爭勝共存的情形。《詩經》也是發揮實際的影響力，過程也是相當艱辛。例如昌邑王因為淫溢失德被大臣霍光所廢，昌邑王的臣子們因為沒有勸諫而被殺者眾。王式為王者師，被問罪時說：

臣以詩三百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也。

五經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儒者虔誠的研究，也努力實踐，甚至得到殺身之禍。例如京房是《易經》專家，他由察孝廉到為郎官，他每逢日食、月食，風雨寒暑異常，都占驗上書，結果都有驗證，於是獲得皇上的歡心。於是京房設計了一套考核辦法，要「以功舉賢」，而且下令百官都要以其功過考核，那麼就可以息止災禍，結果引起公卿朝臣極力的反彈，被人誣陷「誹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於是忠君而被殺，成為儒教的殉道者[34]。

因此這些儒教經典不是被當作歷史的文獻，而是被當作神授的絕對真理，而這些真理是不以時間地點而變化的，這是一切宗教經典的共同特點。李申先生指出：

在西漢儒者的心目中儒經具有兩大作用：1.是講述三綱五常之道，使君臣們可以據此治國平天下，2.是「推得失，考天心」這兩大作用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以三綱五常修身治國，就是順承天意、遵守天意；「推得失，考天心」不過是從災異、祥瑞中察知天的喜怒，從天的喜怒中察知人對三綱五常的執行情形。[35]

所以董仲舒才會以天道為至上神，以天命為朝代更替之依據：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語》）

天者，群物之主也。（《漢書‧董仲舒本傳》）

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春秋繁露‧陰陽終始》）

因此，儒教的經典除了學術上的意義之外，它也是宗教上神聖的經典。

三、政教衝突

儒教的政教結合在漢代完成，儒教的政教衝突也同時存在，這種既聯合又鬥爭的情況，造成儒教大漢帝國內部的緊張性，使政教在互相合作中，又互相制衡，步步危機。

〈一〉教主是孔子或是皇帝

前面曾經提及，實質上的儒教教主是孔子，但是在政教結合之後，實際上儒生的生死大權是掌握在帝王的手中，而且帝王才是代表全國人民的天子，擁有天命，而且只有他可以代表全體國民舉行祭天大典（郊祭），因此儒教教主到底是孔子還是當今的天子，從政教結合一開始就存有矛盾。當初叔孫通要為漢帝劉邦建立朝儀，曾徵求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指責叔孫通說：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36]

叔孫通是儒家在漢朝能夠生存發展，發揮影響力的關鍵性人物之一，然而根據基本教義派的儒生看來，他只是個「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的人。這兩位儒生寧可遵守儒門教條，效忠孔子，而不隨叔孫通為漢帝劉邦制定朝儀。

〈二〉聖王是孔子還是皇帝

《漢書藝文志》指出：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37]

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確實是儒者的特色之一，但是儒者實在不只是帝王的幫傭而已。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同時，他們於道最為高，也要效法堯舜、文武成為帝王，所謂「有為者亦若是」。前面提及劉邦逐鹿中原，大戰天下群雄，取得政權，天命在劉邦的身上，他是天子，他是事實上的王，但他不是聖王，這是不辨自明的。荀子說只有聖人才足以當王[38]。孔子是聖人，孔子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周初以來，形成一種理論，有德者才能得到天命，有天命就能為王，那麼孔子為甚麼不是王，這造成儒家內部一個壓力，叫他們尋求解答，孟子說：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39]

孟子解釋為甚麼孔子沒有王天下，那是因為沒有天子來推薦，否則的話，依孔子的條件，他必定是能夠以匹夫而王天下者。

到了西漢董仲舒就認為孔子應當是王，他說：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為，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因此在西漢儒教理論中，孔子才是受命之聖王，才是真命天子，儒家的論述是以孔子為典範而不是帝王，但是現實的帝王卻是打天下的劉氏家族，劉邦還立下一個規矩：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這就是政教衝突的根源了。

〈三〉誰來監督皇帝

政教結合之後，無論如何，劉氏家族取得權力正當性，儒家的知識集團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立學官、任官職的政策下雙方達到合作關係。但是儒者是從道不從君[40]。董仲舒是用天人感應之說來警誡君王。他在對答漢武帝時指出：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也，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41]

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見，實屬不易，然而代表政統的帝王握有生殺大權，握有道統的儒者以直道而行之，下場經常相當慘烈。當然，那些曲學阿世，又老謀深算者，如公孫弘之流，是另外一種不同的類型。

〈四〉政治對儒教的迫害

1. 董仲舒

董仲舒是廣川人，在漢景帝的時代因為治《春秋》而成為博士。漢武帝時採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受到重用。其〈天人三策〉名重一時。曾任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避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這是董仲舒貢獻所學，造福人民的業績。但接著惹來牢獄之災，幾乎招致不測：

﹙董仲舒﹚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布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42]

天人感應是董仲舒《春秋》學的要旨，用以匡正君王之得失，以安邦定國，然而卻因此幾乎遭受殺身之禍。不過，董仲舒的學生、子孫率皆以學至大官，在危機四伏中，努力實踐儒道，這就是政教既聯合又鬥爭的真相。[43]。

2.淮南王劉安

劉安是漢代諸王中頗好學術者，據《漢書‧淮南王傳》記載：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廿一篇，外書甚眾。……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上愛秘之。

淮南王劉安是頗好儒、道方術的人，形成一個學術中心。後來竟然演變為一個被整肅的叛亂案，除淮南王自殺之外，坐死者數萬人，隔年竟其黨與，坐死者又數萬人。徐復觀先生認為這是「專制者陰刻之私，竟不惜成為一個謀殺幾萬人的大陰謀\集團；而其根原則來自淮南賓客的學術活動。」[44]

王侯好儒術，是儒者積極弘道的成果，而結局竟然是這樣。而且這並不是單一事件。

3. 河間獻王劉德

劉德以諸侯王而好學，而且是以純粹的儒學為主，《漢書‧景十三王傳》記載：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廿六年薨。

這是一位對儒術有很大貢獻的人，也是一個進德修業的儒者。但根據《史記裴駰集解》則透露另一面玄機：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議，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武帝獨尊儒術，對同樣努力弘揚儒學的獻王，猜忌排擠，說出「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的話，在當權的帝王家族內部，政教衝突，何其激烈。徐復觀先生說：「劉德非以罪死，而係以猜嫌憂憤而死。」[45]諸侯王尚且如此，儒生依經教而行，被殺者亦所在多有。

4. 儒者罣孟

罣孟受學於嬴公，是董仲舒的再傳弟子，漢昭帝元鳳三年，泰山、菜蕪山南有塊大石頭自己豎起，高一丈五，粗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此石豎立時，伴有數千人的嘈雜聲，立起後有數千隻白烏鴉，聚集在他的旁邊。同時昌邑還發生枯死的樹木復活，上林苑中枯死的大柳樹復活，還有虫子吃樹葉成字為公孫病已立。罣孟根據《春秋》學推斷，認為這表示將有匹夫作天子的，已經敗落的公孫家將復興。這位罣孟非常天真，對政治的險惡似乎一無所知，他完全根據太老師董仲舒的理論「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他建議皇帝應該派人到各地「求索賢人，禪以帝位」罣孟託朋友把此意見送給皇上，大司馬霍光當時秉持朝政，認為這是「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罣孟和他的朋友都被殺身亡，成為一個殉道者。五年後，漢宣帝即位，證實了罣孟的預言。漢宣帝對罣孟予以平反，也任用其子為官，算是還給殉道者一個公道和補償[46]。

四、結論

新的時代終於來臨了，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正式結束了二千多年政教結合的專制政體，帝王也成了歷史名詞，儒教和政治結合的體制正式瓦解。民國85年中華民國第一次民選總統產生。民國89年，國民黨失去政權，由民進黨取代。同一年中國儒教會在台灣通過內政部審核正式成立[47]。在憲政體制下，政教不再結合，政教衝突也降低了。當兩岸學術界還在爭論儒家是不是宗教的時候，中國儒教會的成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代表台灣四百年的儒教文化，跨出第一步，從事制度化的傳教工作，是自動自發的本土的文化運動，值得學術界注目與研究。

該會除了理、監事等一般社團共有之職務外，還有儒學部、教務長、鸞務組、聖樂組等組織。可以說是禮﹙鸞務﹚、樂、學術、傳教兼顧，具有一般宗教的組織功能。然而儒學是由修身、齊家、治國到平天下，有完備的體系，內聖外王是儒教和其他宗教相比的殊勝之處，但是中國儒教會卻沒有相對應的外王組織，這是否對儒教的弘揚有所偏頗呢？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在民主憲政之下，政教分離，人民有組黨的自由，也有結社傳教的自由，書院講學也是受到保護，那麼儒學的現代化和制度化可以用三種不同性質的組織來分工合作，例如：儒教、儒家政黨和書院，這樣那麼儒教會沒有外王的組織就不算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