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着重于50年代初期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以史实叙述的方式，分析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大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演变，并在具体考察院系调整政策从形成到实践的过程中，试图解答几个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卡扎米亚斯是美国的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学家，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所有社会，在民族危机和重大事变时期之后都有过重大教育改组的尝试。”[1]以此来审视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概也不例外。当时的院系调整，即对大学进行跨省、跨地区的改组、撤销或合并，涉及面之宽、程度之彻底，可称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之最，对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主流观点一向认为：中国的院系调整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高等教育改革工作，它不仅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高教事业的基础；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学科配套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保证了为建立国家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求；但也同时削弱了一些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基础。[2]在淡化其宏大叙事话语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除以上这些定论外，院系调整[3]政策从形成到实践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其政治内容和意义十分凸显，甚至超越了大学改革本身，大致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这次大规模院系调整具有行政主导型之特征，即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从上至下，自始至终由最高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制定有关的改革方针与政策而统制改革的全过程。在所谓“破旧立新”的思维模式中，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大学的地位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大学被置于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下。

　　其次，在尚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法规）前提下，以政治运动方式强行改造思想文化，必然对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院系调整过程中的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今后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初创了一套充满风雨的实践模式。

　　再次，院系调整政策是“学习苏联”这个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的强制力量下，通过院系调整建立起一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改革时间之短，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为世界教育改革史所罕见。“全盘苏化”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以外来文化为导向的最为深刻和最全面的一次改制。

　　最后，院系调整政策的实践并非孤立而行，它伴随着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向社会主义路线急促转变，循序渐进式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转变为“破”字当头、“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本文着重于50年代初期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以史实叙述的方式，分析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大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演变，并在具体考察院系调整政策从形成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试图对以上问题加以论述。

　　二、和风细雨的前奏曲

　　大凡教育改革，均受制于其政权性质和国家意识形态，并与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等密切关联。1949年后我国教育改革指导方针的基本法令依据来自于建国大法《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4]这是建国后第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

　　这一指导方针，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得到贯彻。会议所确定的改革旧教育的指导思想、步骤以及如何发展新教育，主要采取“循序渐进”策略。这次会议承认“改革旧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必须经过各级教育的不断改革，积累比较成熟的经验之后，才能进行比较全面的改革，”并强调“不能性急”。会议还明确规定，“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5]这种务实的态度反映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领导层对当时教育改革的一种基本认知。

　　尽管首次提出了彻底改造旧式大学的政治原则和改革指导思想，但会议只是作原则性的表态，对于如何“彻底地”改革旧式教育，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日程表。[6]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教育事业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敏感阶段，教育战线内部头绪纷繁，百端待理，今后的高等教育将朝着什么方向改进，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发展规划。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次会议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如同“新中国”概念一样，1949年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道政治分水岭：之前的是旧教育，其性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之后的是新教育，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7]而“新教育和旧教育是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势不两立的。因此，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被中共领导人高度赞扬为“紧跟革命潮流前进”的“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8]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会上强调：“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9]教育被视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首次公开提出，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开始渗入教育改革理念的一个重要表征。中国革命本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年后的国家政体更是趋同于“苏联模式”的政治制度。当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推翻之后，首先要考虑和处理的无疑是政权巩固和发展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原则，成为这次会议高度政治化的内在逻辑。这种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为今后大规模大学改革埋下伏笔。

　　大学改革方向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被明确下来。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教育部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马叙伦强调：“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0]这次会议提出三项基本方针：1、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2、高等教育为工人农民开放（国立免收学费）；3、必须向计划经济过渡。会议明确大学体制改革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具体来说，就是要把过去“抽象”、“广博”的模式改为“具体”、“专业”的模式，“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

　　为了大张旗鼓地推行教育改革，首先在制度上确立新的行政权威。这次会议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条例中，特别强调了教育部负有领导全国大学的责任，“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制度，高等学校法规，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以及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11]这个《决定》体现了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特征。会议同时还制定出新中国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法令法规，如《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等等，均为日后跨省跨地区的院系调整提供了一种行政指导基础。教育改革要学习苏联的思路也在这次会议上被确定下来。

　　随着大学改革方向的确立，行政主导的改革架构开始逐步建立，但大规模的大学改革并没有随之而来。这次会议同时推出的《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其内核是大致维护现状。会议虽然提出大学体制改革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却没有相应定出改革时间表，更没有改革的具体措施。总的来说，建国初年的大学改革是小心而谨慎。

　　大学改革之所以谨慎，主要受经济因素制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工业总产值同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下降了一半，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12]在1949年底的财政预算中，文化、教育、卫生三大项加起来也只占总开支预算的4.1%（实际并未兑现），军费开支则占近38.8%.及至50年春夏之间，开始出现全国性市场萧条，光是上海就有一千家的企业倒闭，全国失业人数猛然超过百万人。[13]这个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此时正面临着国民经济全面萎缩的严峻考验，新政权当务之急自然是考虑如何发展和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国家并没有力量同时推进对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

　　关于这一点，中共高层领导人显然是有预见的。早在1949年6月，刘少奇就提到，“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的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14]1950年5月，毛泽东也强调“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15]这都反映出当时中共高层对待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抱有的务实态度。

　　更重要的是，建国初年大学改革采取“温和渐进”方式，是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党领导人对此有共识。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16]这大概就是教育改革“不能性急”这一说法的由来。这次会上，毛泽东还有过一段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来说相当重要的讲话：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造的思想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和，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17]中共领导人已初步设定教育改革时间表，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全国二十八所教会学校，不要在里头硬性教授“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要有灵活性。[18]

　　毛的这番讲话，是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的判断，是符合客观现实的。毛泽东包括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设想是：共和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个过程大约需要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19]在这个前提下，这一时期所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改革路线是温和的、渐进的和审慎的。大致说来，直至1952年底，在历史进程急促加快向社会主义转向之前，中国社会改革（包括教育领域）的程度远没有后来激烈。

　　自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虽然大学小范围的调整几乎没有停止过，但整个改革进程缓和推进，没有形成全国性规模。具有全国规模的只有“扫除文盲识字”运动。当时党内大多数党员文化程度之低，难以适应共和国成立后骤然面对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建设新局面。在中共领导人员当中（区委以上），将近50%是文盲或文化不高，华北地区150万党员中，竟有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20]因此，毛泽东深知扫盲运动之急迫性，他亲笔为扫除文盲而创办的《学文化》半月刊题字，以示对该运动的高度重视。其次，教育界改革的另一重点就是大力培养工农知识分子，这一举措的背后反映着执政者对政治道德理想的一种追求。共和国成立后，教育部两次重大会议都有着一个共同任务：加快培养工农干部。中共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文化水平的提高乃当务之急。毛泽东说过：新中国的教育“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21]打破旧世界，在道德理想中创造出一个新秩序，逐渐成为日后愈演愈烈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通则。如果把教育改革分为高、中、低三个层面，新政权最先给予关注的显然是低层，这是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

　　综上所述，由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以及现实中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在这一阶段（1949年10月—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大学改革指导思想和政策虽然已成型，但大规模的改革步骤尚未在日程表出现，从全国来看，基本是以恢复和维持原有大学状况为主要任务。但这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和风细雨”序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速发展，潜伏的暗流很快波涛汹涌。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

　　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乎人的意料，往往因一突发事件而改变原来进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由此掀起的抗美援朝运动加剧了国内社会各阶层的紧张局面，中共领导层逐渐淡化建国前后对国情所作的客观分析，以及对历史进程所作的谨慎预期，态度上有了一个根本转变。如参战前（9月），毛泽东曾指出“即便是特务，一个不杀也是绝对必要的”，[22]但志愿军入朝不久，毛泽东则强调，“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23]又如，1949年，中共领导人对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政策。1951年4月，毛泽东突然转调：“从来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24]并强调，要“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25]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显领导者在政治上的一种考虑和策略，即反美“文化侵略论”意义在知识分子尤其在教育界，远比其他阶层来得重要。这不仅意味着要在大部分受过英美教育的知识分子中确立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导致加快清理教育界英美文化之影响的步伐。具体地说，这是日后“全盘苏化”的院系调整必须先行一步的重要原因。

　　1950年1月，在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中国白皮书》时，毛泽东在艾奇逊提及的“民主个人主义”后面加上了“拥护者”或“分子”等复数字样，这意味着在艾奇逊心目中在中国有一批人是美国的希望所在。被毛泽东称为“社会基础”的这批人，[26]指的正是那些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所以，当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后，毛泽东看到的文化领域，依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毛泽东对此大发感慨：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27]不久，高校中开始逐渐增加大批党团员干部，所有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都由党团员担任正职、副职或秘书助理，整个学校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组织系统，使得政令易于推行，情况便于掌握。

　　接受美援的教会大学自然成为批判“文化侵略”的重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燕京大学被定性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28]学校奉命举办“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最终达到的表面结果是，“大多数教师沉重地检讨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崇拜美国的思想”，并表示“要彻底肃清美帝国主义的影响，把燕京真正改造成中国人民的教育阵地”。[29]反美运动开始冲击教会大学的办学主权。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终于发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的通知，第一次提出将接收教会大学改为公立；或改组董事会与学校行政，行政权属中国校长；或改为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新的《决定》颁发后，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教会大学中，有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原有的美籍校董及他们在校的行政职务均被解除，个别美籍教师被辞退。在这种政治高压氛围下，教会大学外籍教员自行回国的人数不断增加，到1952年，大多数外籍教师和行政管理员已离开中国。

　　由于国内外形势急促发展，一些政策的出台带有很大的跳跃性和不稳定性。之前教育部颁布的《私立高等学校的管理办法》中并未提及敏感的教育主权问题，校长仍由该校董事会自行任免。然而，事隔四个月，“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的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的党领导人的教育思想发生变化。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当时就说，“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就是要“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30]

　　实际上，导致对教会大学政策急剧变化还有另一层内因，这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中断，美国政府首先冻结在美中国资产并禁止向中国汇款（1950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也毫不让步地冻结了在华美国资产（1950年12月28日），这一对峙使得依赖于美国援助的教会大学之薄弱财政基础受到无情打击，中国政府对教会大学的接收政策遂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

　　为配合反美文化侵略，教育部机关刊物《人民教育》随即发表署名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一文。文章提出，要批判旧的教育思想，首先应批判杜威。[31]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教育思想对美国以至整个西方的教育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的《教育哲学》自20年代以来一直对中国教育界影响极大。批判杜威，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1949年前大陆的英美教育思想将被清算。作为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纠偏与反驳，苏联凯洛夫所著的一本强调教育之历史性和阶级性的《教育学》几乎同时出版，这本书对我国今后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有着深远影响。

　　在清算杜威思想的同时，开始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1946年陶行知逝世时，被中共领导人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但现在的陶行知则被作为“美国反动学者”杜威的忠实信徒而遭到批判，其教育思想被斥为“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32]“对陶行知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清除五四之后在文教界和知识分子中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影响，为建立苏式的官方意识形态扫清道路”。[33]

　　从批判杜威和陶行知事件来看，国家意识形态始终控制着对“当下教育思想”的解释权，这种决策的非制度化，基本弃置开国基本法体系所规范的责任政治模式。这是一个变幻多端，政治实用主义主宰价值理性的年代。

　　反美和全面学习苏联同步进行。显然，清理高校英美文化的影响，是日后全面推行苏联教育模式之院系调整的最重要一步。借助苏联的教育经验，已成为这时中国教育工作的既定方针。1950年初，教育部聘请的苏联总顾问阿尔辛杰夫已经到任，至1952年底，最早一批的苏联专家187人来到中国，其中有98人被聘为大学顾问。从时间上看，1949年—1952年上半年为学习“苏联模式”的第一阶段。虽然只限于少数学校——最典型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改革——但它们的办学经验将对日后的院系调整起到一种重要的示范作用。[34]苏联教育模式的特点是，大学是国家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这十分符合中共高层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需要。

　　对于这一点，中外学者的一致看法是：1949年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是受美国模式“博雅教育”的影响，在50年代则被苏联模式取而代之，冷战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匆忙走上一条“全盘照搬”的道路。当时全国约有10万名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集中在高校。那些曾经接受过西学教育，思想倾向于英美自由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高压下，不仅要否定旧有的教育经验，还要人人面对“整风方式”地被“清查一次”，这对于刚刚以万分热忱拥抱新政权的大多数师生来说，显然有点猝不及防，思想难免混乱。

　　就在反美运动开展不久，各种反弹情绪随之而来。有资料显示，上海的“大中学校学生仇美观念尚未完全树立”；[35]南京大学教师对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的“美国没文化”这一说法发出质疑甚至反感，认为“何必整天骂美国，亡给美国总比亡给苏联好”，[36]有的则不赞同中国在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实行“一边倒”政策，最典型的说法是，“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惜刚站起来又倒下了”，“过去有日本顾问、德国顾问、美国顾问，现在又来了苏联专家”；[37]曾留学德国并担任过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私下对朋友说，“我们学习苏联，苏联学德国，苏联那一套教育体系，完全是抄德国的，那一套我们都知道。”[38]“一些人坐井观天”，“以为苏联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比资本主义好。他们又怎么知道那些先进的东西会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呢？”[39]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则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40]就连那些积极拥护中共的人也认为，“拥护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拥护中共的各项政策方针”和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41]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针对两种不同价值观所引发的思想冲突，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一语破的：这些人“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不肯确实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诸如院系、调整，课程，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难以实行贯彻，一切关于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遂成‘具文’”。[42]周恩来也认为，这些人的极大多数，都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思想改造的对象。[43]其实，在革命胜利到来之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显然要比普通民众复杂得多，他们大多数人带着固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积淀投入到一个崭新的社会之中，当与新的价值理念发生冲突时，一种以革命化约方式推行的改革自然受到种种阻力。这实际上也是自1950年全国第一次高教会议后，大学改革一直未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另一内在原因，这种思想上的抵触无疑引起了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警觉。

　　于是，随着抗美援朝反西方侵略文化浪潮的兴起，“整个教育系统都成为革命改造的领域”。[44]在运动中所激起的爱国主义情绪，不仅被高层领导人视为社会动员的最好资源，同时也成为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

　　四、暴风骤雨式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在中国社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框架里，知识分子自然地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在工农干部眼里，“他们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他们受过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和封建主义的教养。他们的思想充满着毒素，他们的灵魂是不健康的，有些甚至是反动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是今天急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之一”[45].于是“灵魂不健康”的知识分子“天然地”要接受思想改造。建国初年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演变成只剩下强调“改造”二字。

　　长期从事党的宣传理论工作，49年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夏征农有一段讲话极具代表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身满脸都是龌龊”，所以“在革命的进程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能是从属，只能是工农兵的服务员，而且只有这样，革命队伍中才有他们的地位”。他甚至提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时时洗脸抹身，自己洗，让群众帮助洗，让党帮助洗。只有这样经过不断的改造，才能希望改变成为一个合格的服务员”。[46]教育部的领导人也认为，要完成教育界“破旧立新”的改革任务，首要任务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所有的一切说法，都是在遵从毛泽东的指示。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要在知识界开展自我改造的教育运动。[47]追根索源，这也是各地苏区特别是延安时期改造知识分子的延续。

　　从目前的史料看，建国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启动，与两个人有关。一是周恩来，一是马寅初。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48]这个讲话立即得到刚上任三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呼应，他欲在北大搞一场“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9月3日，周恩来和私交甚笃的马寅初作过一次重要谈话，马专门“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八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周恩来随即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一事。[49]马寅初深表赞同，便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正式邀请中共中央领导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以期推动一场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马寅初的书面意见这样写道：“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9月9日，周恩来将此信转呈毛泽东。9月11日，毛批示道：“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50]9月24日，周恩来在如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学习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于是，思想改造 组织清理被适时地提了出来，逐渐成为日后群众运动的一种模式。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51]明确了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作用、步骤。至此，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广泛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是以唯意志的群众动员形式进行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群众性动员的形式来自于列宁政党组织的传统，但与之相比，毛泽东的群众动员不仅更为主动深入，而且更为有效，时间也更长。[52]政治动员、道德激励、思想检查、组织清理，这些来源于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使党的领导人相信，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政治权威同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达至预期目标。

　　知识分子对新的政治权威的承认，有积极拥护，有道德上认同，或出于利益上的算计，更多的是随大流。他们的思想状况极其复杂。西奥·陈（Theodore chen ）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人来说，适应新的形势、或至少适应建国初期的形势不是件难事。第二类是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或运动、领头喊口号的人，第三类是朴素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厌恶国民党腐败政权下的生活，希望落后的祖国获得新生。大多数属于此类。第四类是除了协助新政权之外别无选择、因而对自己不可能改变的现状不得不接受的一批知识分子。[53]然而，不管哪一类，所有大学教员都要面对这场“思想蜕变”运动。当时党的一位理论干部对此有形象地描述：“当前正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蜕变的过程，在这块土地上呼吸濡染着的一切人，都非跟着蜕变不可。蜕变，是新生，但需经过一段苦痛的过程。教育者的蜕变，应该是自觉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习如何在自己的思想行动上服膺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54]事实上，这些“教育者的蜕变”远说不上“自觉”：他们在运动中被迫“排队洗澡”，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在检讨会上通不过，再跟到老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55]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这种检讨时内心巨大的痛楚。

　　文化观念是一种绵延久远的强大力量，但就阶段性效果来看，政治因素的宰制力量有时比文化观念强大。当年在清华大学的杨绛回忆道：“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56]

　　在政治高压下，痛苦“蜕变”后的思想“转变”当在情理之中：北大化工系主任傅鹰不得不违心地说自己“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头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57]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更是全面自我否定：“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58]

　　当然，也有坚持不肯认错的，但在强大政治权威下，其命运可想而知。如公开反对“一边倒”国策的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就受到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批判：“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极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把张东荪与敌特分子并提，而不在“可以过关”之列，“……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毛一锤定音，曾在建国初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张东荪完全坠入了黑暗的深渊……[59]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被解聘，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

　　运动进行到尾声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可以让60－70％的教师迅速“过关”；12－25％的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的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1952年秋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被接受“思想洗澡”。[60]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教育的自我改造的运动。现在，这个建议已逐步地变为现实”。[61]周恩来则表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效的，今后仍然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62]

　　这种思想改造 组织清理方式，对消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起了很大作用。在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法规）情形下，以政治批判方式强行改造思想文化，必然对思想文化造成破坏。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启了以权力决定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机制，而这种权力不是根据法律行使，而是受意识形态支配为政治需要服务。这次运动，是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共和国初期的一次重要实践，同时也是规模最大一次马列主义普及运动，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为以后全面推行苏联大学体制的、高度集中的院系调整打下思想基础。

五、雷厉风行的的院系调整

　　1951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召开，揭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序幕。会议制定的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是全国性院系调整的先声，但因调整有阻力，调整方案搁置五个月后即1952年4月才公布。这次调整是根据苏联大学体制，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削减原有的综合性大学，改为文理科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学，增加工科和师范的比重，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教育界学习苏联模式进入第二阶段，从“点”到“面”地广为推行苏联大学体制。苏联模式对中国大学制度的影响主要有：1、大学必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2、坚持以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的根本方针。3、建立以单科学院为主的大学体制。4、建立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制度。[63]

　　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公布后一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随即推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这与教育部当初提出的“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决策已时隔两年。方案迟迟未能推行，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策层看来，阻力主要来自大学教师本身。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钱俊瑞就说过，服膺英美的大学教师“不肯确实改造”，“诸如院系、调整”，“一切关于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遂成‘具文’”。[64]教育部决策层的观点也反映在党中央机关报上，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专门提到：“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提出院系调整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就有条件和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65]此时，历经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接近尾声，教育部的高教改革意图开始付诸实践。

　　院系调整在1952年下半年之所以能够迅速推行，除了与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氛围密切相关之外，还由于在具体步骤上加强了地方配合。全国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从上至下的改革要有自下而上的呼应和配合。1952年，各地的院系调整机构先后出现。为配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高教改革方针，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以及大学的院系调整委员会相继成立。这种“大区—省、市—院校—系”的四级垂直行政机构，在组织架构上，为迅速实施院系调整方案确定行政主导框架。[66]随后，各地的调整方案相继出台，例如，1952年上半年，浙江省的院系调整方案出台，随后广州的调整方案也完成并向教育部作了汇报。[67]于是，在高度行政主导下，全国的院系调整行动雷厉风行地展开，以北京大学为例：6月，北大党政领导开会研究院系调整工作；7月，请苏联专家在全校介绍苏联高校情况与改革经验；8月，讨论人事调整方案，并编制新北大的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9月，北大从城内沙滩迁往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10月4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68]著名学府“脱胎换骨”之改革如此神速，让后世的读史者感叹不已！

　　各地院系调整如火如荼地展开之背后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大变动。

　　1952年夏秋之交，恢复国民经济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了20%.“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我们的收支大体上可接近平衡。”[69]收支平衡，经济恢复与物价稳定，标志着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已根本好转，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完成。[70]其中一项具有时代意义的指标是，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营经济开始超越私营经济。共和国政权开始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

　　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为进一步推行社会改革提供物质条件。1950-1952年，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49%，教育事业基建投资完成额占国家基建投资完成总额的5.7%.[71]比较1949年全国文化、教育和卫生三项加起来的总预算只占财政总支出的4.1%已有天渊之别。这年，不仅将私立高等院校全部改为公立，连私立小学、中学也开始改为公立。[72]同年，钱俊瑞在向政务院报告《关于修订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的计划和追加教育事业费预算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后，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我认为从教育的需要上和财政的可能上追加经费一万六百九十四亿五千元是应该批准的。”[73]（后来币制改革，一万元换新人民币一元）

　　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不仅为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提供物质基础，同时也突显对人才培养需求的紧迫性。当时专业技术干部紧缺的严重性，以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的话来说，已“严重制约着国家的恢复。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总共才两万人，按其政治信仰，大多数是反动分子和亲美分子。”[74]所以，首先出台的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背后，有明显的经济建设人才需求之压力。

　　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发生改变，则是1952年下半年院系调整被强制性地、迅速地、广为推行的另一重要因素。直至1952年上半年以前，教育改革指导方针是在新民主主义框架内“和风细雨”地进行。随着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尤其是国民经济形势好转，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发生了急剧变化。1952年6月6日，他在给李维汉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间阶级。”[75]这一论断，实际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揭开了终结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序幕，开始了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同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改变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毛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76]这次会上，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77]这表明，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52年下半年起我国开始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性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时期相对丰富多样的各种社会政策，逐渐被新的要求和目标所替代。

　　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与新民主主义的其中一个区别，即对“旧教育”全面否定，循序渐进式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转变为以“破”字当头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1952年宣布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的指导思想十分鲜明反映出这点：“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服务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如果不对旧的教育制度、旧的高等教育设置加以彻底的调整和根本的改革，就不能使我们的国家的各种建设事业顺利进行。”[78]

　　院系调整后，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182所。所有的私立大学消失，它们全部被并入公立高等学校，民间办学的传统至此中断，民间教育空间不复存在；工科专业137种，教育的重心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取消，财经与政法学科被削减；作为现代教育轴心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全国综合性大学由调整前的55所减为13所，由占大学、学院总数的41.4%（1947），下降为8.5%（1953年），在校文科类学生由调整前的33.1%，下降为14.9%.院系调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79]而20世紀50年代，学科的综合化已成为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这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根本改变了原来的中国大学体制，原有的大学理念和大学内涵被改变，高等教育从此被纳入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体制当中，比起1956年才在经济领域全面推行计划体制提前了好几年。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高等教育也比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等领域率先通过院系调整于1953年基本完成。

　　教育制度演进的形态有两种：一是渐进性积累，二是革命性变革。这次院系调整属于后者。对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是赋予制度以活力的一种手段，但这次院系调整以行政主导方式为主，思想改造运动为辅，在“全盘苏化”的教育制度建立的短促过程中，匆忙定论，随意“破旧”，留下不少后遗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否定大学自身的独立性，削弱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渐行渐远。

　　“院系调整结束，明明白白地宣告：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已经到来”。[80]

注释：

　　[1][美]卡扎米亚斯：《教育的传统与变革》，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

　　[2]参见邱雁“关于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载于《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高奇《新中国教育历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李国钧等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八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余立主编《中国高等教育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另外，近年来的院系调整研究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如杨东平提出，院系调整使高等教育纳入苏联式的高度集中计划和专才教育模式，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内涵。胡建华也提出，“改革虽然使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达到了新的相互适应，但是却可能不利于甚至阻碍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还有[日]大塜丰的《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等成果。

　　[3]本文所指的院系调整，其内涵界定为大学的体制改革，不包含以专业设置为中心的教学制度改革内容。

　　[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第3页。

　　[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7]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8]习仲勋：“在马叙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4月27日。

　　[9]马叙伦：《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幕词》，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研究室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23页。

　　[10]马叙伦：《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幕词》，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研究室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23页。

　　[11]《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教育》，新潮书店，1951年，第237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13]同上书，第70页。

　　[14]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第17页。

　　[1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第20页。

　　[17]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第52页。

　　[18]吴建国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40、244页。

　　[20]引自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罗申与陈云谈话备忘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21]吴畏主编：《教育方针的理论与实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14页。

　　[22]《论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1950-1951），《杂录》第1卷，第6页。

　　[23]毛泽东：“关于镇压反革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24]毛泽东：“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25]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26]资中筠：《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来源于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2003年2月3日。

　　[27]陈晋：“毛泽东与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8]《新华月报》，1951年第1号，人民出版社。

　　[29]《新华月报》，1951年第1号，人民出版社。

　　[30]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5页。

　　[31]《人民教育》，1950年10月第1卷，第6期。

　　[32]天马：“‘民族魂’陶行知在新中国的不幸遭际”，《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

　　[33]杨东平主撰：《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第144页。

　　[34]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35]《内部参考》，1950年11月28日第280号。

　　[36]《内部参考》，1950年11月24日第277号。

　　[37]《内部参考》，1951年12月18日第233号。

　　[38]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

　　[39]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

　　[40]何炳棣：《读书治史六十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

　　[41]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42]钱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1951年12月1日，第6-7页。

　　[43]《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第1版。

　　[44]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45]林焕平：《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创造》，智源书局，1949年。

　　[46]夏征农：《新形势下的文艺与文艺工作》，光华书店，1949年，第44页。

　　[47]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44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5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8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9页。

　　[5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52]华尔德著、龚小夏译：《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第122页。

　　[53]引自《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1998年。

　　[54]董渭川：《新中国的新教育》，中华书局出版，1951年，第98页。

　　[55]董渭川：“谈高等学校中的党群关系”，原载《九三学社师大区支社整风资料〈七〉》。

　　[56]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

　　[57]傅鹰：《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日报》1952年4月5日。

　　[58]陈垣：《我的检讨》，《光明日报》1952年3月6日。

　　[59]笑蜀：“回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载于《文史精华》（石家庄），2003年。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61]《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第1版。

　　[62]《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9页。

　　[63]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5-76页。

　　[64]钱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人民教育》，第四卷，第二期，1951年12月1日，第6-7页。

　　[65]《新华月报》1952年第10号，人民出版社，第197页。

　　[66]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67]大塜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68]参见陈平原：“1952年，院系调整与北大迁校”一文，引自浙江在线新闻网站：http://www.zjol.com.cn2003" TARGET=_blank>http://www.zjol.com.cn2003年7月17日。

　　[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46页。

　　[70]马齐彬、陈文斌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53页。

　　[7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第71页。

　　[72]马齐彬、陈文斌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53页。

　　[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45页。

　　[74]引自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罗申与陈云谈话备忘录，第130页。

　　[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5页。

　　[76]马齐彬、陈文斌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54页。

　　[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78]《人民日报》社论，1952年9月4日。

　　[79]杨东平：“精神重建与制度创新”，原载于《东方》1995年第1期。

　　[80]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