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观察家对中国的崛起已经倾向肯定了，但对中国崛起的后果却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历史上大国的兴起大多伴随着战争。在一些观察家特别是西方学者看来，“和平”和“崛起”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概念。西方学者感到不安和忧虑的理由是，历史上那些大国的崛起必定会欺压其他国家，更何况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落户到中国，让那些本国居民失去了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认识到西方对中国无可避免地崛起所感到的忧虑，他聪明地通过在国际上“韬光养晦”和“决不当头”来发展中国的国内经济。尽管如此，中国后来的经济腾飞使其面临来自北美和欧洲的新压力——要求它介入而不是回避国际冲突。随着中国进入一个大规模高质量发展经济的时代，中国领导人试图采取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变化的发展战略：“和平崛起”。这一发展战略不是一时的政策宣示，更不是表面的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长久国策。世界历史的发展转向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推行“和平崛起”战略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汉代学者陆贾曾经向不想“马下治天下”的刘邦建议，“马上打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靠“武功”打来的天下，要靠“文治”方能长久。“马上打天下”成为千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条通则，更是大国崛起的惟一选择，因此可名之为“历史铁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拐点”，大国崛起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出现了由“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打天下”的转型，个中原因虽然复杂，却不难蠡测。第三次科技革命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首先是大国竞相发展核技术，导致大国间有毁灭或重创对方的能力，从而达致一种可怕的“核恐怖平衡”；其次是信息革命、市场革命和知识革命导致全球经济依存度的空前强化。全球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尤其是大国经济利益的紧密纠缠，致使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幼文认为，世界近代史上，一些新的大国在其崛起中所面临的市场问题基本上是靠炮火来开辟的，但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大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市场开放，包括产品市场的开放和投资机会的开放，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高度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开放性的市场竞争，各国开放性的发展战略高度注重吸收外部生产要素，在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合作成为世界的主流。

　　中国人民从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化一向有“非攻”、“和而不同”和“和解”的和平文化和哲学传统。从历史上看，国际展览局主席、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认为，中国领先欧洲发明了指南针、铸铁技术和火药，可是中国并没有滥用这些技术的优势去侵略扩张。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比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规模大多了，就是这样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舰队的国家，也并没有走上称霸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向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崛起只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回归和确认。林语堂在他的风靡欧美的成名作《吾国与吾民》中说到中国文化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和平传统：“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若使一个人能够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怯夫的原因。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糅合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好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马来西亚是个有着悠久的华人移民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前总理马哈蒂尔就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向来以和为贵，马来西亚离中国这样近，中国从没有侵略过它；而一些欧洲国家离马来西亚那么远，却曾大老远跑过来占领它。” 长期致力文化外交的吴建民把文化对加深双方了解的作用看得很重。他认为，外国人看中国的报纸未必有兴趣，但是一碰到中国的文化，马上就来了精神。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能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了解也就意味着合作有了可能性。因此文化创新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点在胡锦涛主席的演讲《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和温家宝总理的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得到深刻的体现。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1987年4月7日的一篇题为《立足现在，发扬过去，展望未来》的谈话录中提到：“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而不是‘同’。”而中国古典哲学正是强调“和而不同”的。宋代哲学家张载曾经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冯友兰认为，“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一再声明这是因为搞‘四化’建设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对此也许有些人还是将信将疑。如果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整个‘仇必和而解’的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容易赢得人们的相信，这个政策也就会发生更大的作用。”而“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正是牢固地立基于“仇必和而解”的“和解”哲学基础之上的，也只有这样，这种发展战略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基于对中国文化哲学传统的理解，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中郑重宣告，中国自古就有亲仁善邻、崇信修睦的优良传统。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着力加强同亚洲各国互信合作，积极推动缓解热点问题，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宁。中国支持亚洲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对话，提出理解和宽容。

　　西方观察家中也有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刻了解和洞见的人士，如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波尼法斯就认为，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从近二三十年以来，甚至从1949年以来来观察中国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攻击性”的国家，中国从来没有“侵略性”的领土扩张要求，因此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构成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一种威胁。中国的崛起必然是“和平崛起”，这是中国传统政策的一个继续。对于法国和欧洲人来说，中国的崛起从来未被视为是一种威胁。也许这是源于中法两国的地缘因素，但同时这也是源于中国一贯政策的原因，法国从未感觉中国是一个威胁。对于法国人来说，中国的崛起是新事物，而中国的和平则是一贯的。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已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也主张，中西方之间的和谐相处需要以相互谅解为基础。但谅解又必须以理解对方的风俗、思想及自我表现方式为基础。要做到这一点，远观式的了解是不够的。因为中西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了。这需要政府和民间的长期努力，更需要一种相互欣赏和理解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