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是全方位的，其外在的考察指标是人口大量向市镇集聚，形成大批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移。依据这一外在考察指标，我们发现，近代以前苏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主要不是依靠商品贸易的发展，而是依靠行政建制。

　　近代以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苏北的城镇化进程较以往加快了步伐，但相形于苏南地区而言，其推进速度依然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工业经济的推动力不大。苏北的近代工业是从1882年左宗棠创办徐州煤矿开始的，最终形成了以采煤为龙头的工业体系。然而，这一工业体系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较小，一是由于设备落后，安全设施不完善，煤炭的开采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二是因为工人的工资较低，难以养家糊口。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自然不大，从而导致城镇化的水平偏低。而在苏南地区，由于主要以纺织、面粉、丝织等轻工业为主，其安全系数高，工资相对丰厚，女工、童工均能适应，使得工业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较大，因而城镇化水平较高。

　　第二，商品经济的拉动力不强。在近代，由于苏北的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致使农家“无经商工艺”（张奇抱《沭阳县志》），“少业商贾”（《嘉庆海州直隶州志·风俗》），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在广大的苏北地区，我们发现，除了连云港的盐业市场尚有特色外，很难再发现其他有特色的商品市场。而苏南的很多市镇形成了自己有特色的商品市场，如苏州是著名的丝织品市场、无锡是著名的米码头、常州是著名的棉纺织品市场，类似的低级市场则更多。正是由于近代苏北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有特色的商品市场发育不如苏南地区，使得商品经济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要比苏南地区弱，城镇化的进程自然也慢。

　　第三，原有市镇的吸引力不够。根据城镇化过程中人口集聚的“推动—吸引”理论，人口从乡村向市镇的集聚动因既有来自乡村的推动作用，又有来自市镇的吸引作用；前者主要表现在农村的生活压力巨大，后者主要表现为市镇的预期就业机会多，预期收入高，生活舒适等。根据这一理论，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镇的吸引力。但我们在考察近代苏北的原有市镇时发现，其吸引力尚未达到吸引农民“离土”的程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苏北的原有市镇大都是政治市镇而非经济市镇，使得在市镇真正能生活舒适的是绅而非民；又由于近代工商业落户市镇者颇少，市镇所能提供的预期就业机会也少，预期收入自然不高；再加上苏北原有市镇的生活设施相对落后，在几乎所有的志书中，都有“街道不洁”的记载，使得在市镇也很难享受到舒适的生活，这导致了苏北原有市镇的吸引力不强。而近代的苏南市镇，由于有近代工业的落户，预期就业机会多，预期收入也高；再有市镇的生活设施较好，如无锡的东亭镇和八士桥在清末就设立了邮政局，方便了通讯联系；还有的发起了清道之举或设立西医院等。这一切，使得苏南市镇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要明显强于苏北市镇，其城镇化的水平自然要高于苏北。

　　第四，思想观念的导航力不足。城镇化的进程需要思想观念的导航。中国的传统农民在祖祖辈辈的影响下，有着“埋骨还需桑梓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传统，他们恪守着“君子不言利”的祖训，尽管这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但这对于城镇化的进程而言却是一种阻力。在近代苏北地区，我们查阅史料发现，广大农民“不肯轻去其乡”（张奇抱《沭阳县志》）极具代表性。分析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思想观念的落后。在苏北地区，由于思想观念的嬗变缺少辐射源，其嬗变速度缓慢，广大农民依然过着“死葬不出乡”、兄弟彼此邻居、伯叔不出三里、婚姻圈不过数里的生活，使得农村的宗族势力得以保留。思想观念滞后和宗族势力犹存，严重制约着农业人口的外流，其城镇化的进程缓慢便无须多言。而在近代的苏南地区，其城镇化的水平之所以较苏北要高，最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嬗变的速度明显快于苏北地区。上海开埠后，成为近代中国思想观念转变的弄潮儿，苏南地区由于受上海的辐射，思想观念开始了嬗变，一股追逐时尚、重视商利之风吹遍村村落落、街街坊坊。在这一思想的导航下，城镇化的进程明显加快。这就告诉我们，城镇化进程的快慢离不开思想观念的导航。

　　推进城镇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上城镇化的阻力因素在近代以后，由于没有彻底的改变，苏北的城镇化进程依然缓慢。快速发展的经验固然珍贵，但发展滞后的教训也应汲取。这可以使苏北的城镇化进程少走弯路，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历史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