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是关于北朝世家大族的个案研究之一，论文选取了太原王氏这一由北至南，又由南入北；先显于南，而后达于北的独特家族，重点论证了这一家族宗族背景及其与宗族、乡里的关系，从一个侧面阐释了南北士族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差异。

　　在北朝高门大姓当中，太原王氏是一个很独特的家族。北魏初年，东晋太原王氏的后裔王慧龙只身渡江降魏，以此为契机，江左盛门太原王氏重新立足于北方社会；北魏太和中，王慧龙之孙王琼又以孤子之身得入“四姓”，成为北朝士族中的一流高门，历隋唐而声名不坠。作为魏晋旧门，太原王氏由北至南，又由南入北，先显于南，而后达于北，其经历与其他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的北方士族迥然有别。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一家族与乡里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北士族社会环境的差异。

一 王慧龙的北奔及其家族背景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历史，始于东晋丧乱、北魏勃兴之际。在东晋末年的主相矛盾中，太原王氏的两支分别依附于孝武帝和会稽王司马道子，在东晋末年的政争中翻云覆雨，最终两败俱伤，死亡殆尽，王辑之子王慧龙幸免于难，只身降魏[1]。
　　据《魏书》本传及《通鉴》系年，王慧龙北奔的情况大致如下：晋安帝兴元三年 (404)，刘裕讨灭桓玄，独秉朝纲，以谋反为名，诛杀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王绥。王愉之孙、王辑之子王慧龙为沙门僧彬所匿，西上江陵，投靠叔祖王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义熙元年 (405)，刘裕荆州刺史魏咏之卒，习辟疆与江陵令罗修、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奉王慧龙为盟主，举兵欲袭江陵。刘裕恐荆州有变，遣其弟刘道规至荆州，起兵密谋流产，罗修与僧彬奉王慧龙北投襄阳，在雍州刺史鲁宗之的资助下，投奔后秦。北魏太常二年 (417)，刘裕灭后秦，王慧龙遂入北魏。
　　王慧龙北奔，事起张惶，身无信物，来历难明，其士族身份在当时就曾引起普遍怀疑。崔浩见“慧龙鼻大”，符合江东“齄王”的相貌特征，遂以为“信王家儿也”[2]。其后鲁宗之子鲁轨入魏，谓王慧龙为私生子，本人亦无从辩白。至太和年间，郭祚与王慧龙之孙王琼争并州中正，仍谓“琼真伪今自未辩”[3]。北齐魏收著《魏书》，属王慧龙郡望为“自云太原晋阳人也”，述其北奔事为“其自言也如此”，引起王氏家族的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秽史”风波[4]。唐李延寿作《北史》，力矫魏收之失，却又不得不在王慧龙北奔事后重重加上一笔“自言如此也”。于是，北朝一流高门太原王氏的谱系，遂成为一段历史公案，千载之后，更无明证可寻。但寻绎现有史料，还有可供推测的余地。
　　关于王慧龙的身份：晋宋易代之际，诛杀惨烈，某一家族被诛后，有个别子嗣在故吏亲旧的保护下得以幸免，这种情形在当时较为常见。如桓玄诛王元德，其弟王仲德奉元德子出奔刘裕[5]；刘裕族诛渤海刁氏，“子侄无少长皆死，（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阳”[6] 。刘裕诛杀东晋宗室，司马楚之“乃亡匿诸沙门中济江”[7]。王慧龙的经历与上述情况类似，其自叙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与南北史传中所见的重大史实基本吻合，无明显的破绽可言，参照其相貌特征和文化素养，王慧龙系太原王氏之后，当无大问题。至于王慧龙是否为私生子，在“不避庶孽”的南方士人中本是件无足轻重的事，而在“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社会，则成为前途攸关的大问题。因此，一旦王慧龙被鲁轨指认为私生，虽有崔浩“成赞其族”，亦只能“久不得调”。北魏承十六国战乱之余，谱牒流散，多有豪强冒入士流，《魏书》中郡望属“自言”者不胜枚举，其中甚至包括累世贵显的弘农杨氏[8]，而唯独对太原王氏有如此强烈和持久的非议，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伪托名族”，而在于“私生侧出”，而《北史》所删的，正是鲁轨指王慧龙为私生的一段记载，这也许正是太原王氏最为敏感的隐痛所在。
　　关于王慧龙入魏的时间：《魏书》记载有矛盾之处。本传谓“泰常二年(417)，姚泓灭，慧龙归国”，崔浩弟以女妻之，其后，鲁轨入魏，揭其身世，似乎其间经历了数年时间。而据《魏书·明元帝纪》，泰常二年九月，刘裕灭后秦，大批羁留于后秦的反刘之士悉数入魏，中有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畅、温楷、桓邃、桓道子、鲁轨、韩延之、段约、袁式等，独无王慧龙之名。[9]这样看来，王慧龙既与鲁轨等大批南人同时入魏，其士族身份本来是不难确证的，却要经过本人自陈，崔浩亲验等周折。司马休之、刁雍等人长期为后秦政权所庇护，南北皆知[10]，王慧龙自义熙元年(405)至泰常二年(417)，在后秦的十余年中却声迹全无，亦有些费解。据此推测，《魏书》本传恐有误，王慧龙入魏时间可能早于泰常二年，王氏与降魏的其他反刘势力并无较深的渊源，也没有任何反刘“功业”可言[11]。
　　关于王慧龙的家族背景：王慧龙以“羁旅南人”的身份只身入魏，既无雄厚的土著根基，亦无强大的宗族势力。早在魏晋之际，太原王氏曾是北方一流的高门大族，王浑、王济等人并显于西晋，既是累世贵显的公卿，又是雄张乡里的强宗，在并州具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西晋初年，王濬与王浑争平吴之功，所上自理表云：

　　然臣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而结恨强宗，取怨豪族……今浑之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互，并处世位。[12]

而百年之后，南北形势发生变化，“孤根独立”、“久弃遐外”的反倒是太原王氏自身了。太武帝初，除王慧龙乐安王傅，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他却“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又“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瘁，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临终之时，谓“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慧龙身殁之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按北魏之制，南人入国者皆葬于桑乾，以为羁縻之策。而王慧龙既不愿葬于桑乾，为何不归葬其郡望所出的乡里太原晋阳，却立冢于南北对峙的前沿？似乎是有些难言之隐。检《宋书·王懿传》：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王慧龙祖父）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投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

太原王氏中王承一支自永嘉南渡后，脱离乡里达百年之久，旧有的宗族观念已十分淡薄，“不为乡里所容”的王慧龙不得不舍并州而改葬河内[13]。
　　总之，太原王氏自入魏之始，即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既无确凿可信的士族身份，于北魏又无寸叶之功；与其他入北南士既无过深的历史渊源，又缺乏强大的宗族根基，因而在北方士人眼中不过是一介“羁旅南人”，而非重归故里的汉魏旧门，从而决定了这一家族在北方坎坷而曲折的历史。

二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及其门风的转变

　　北魏自太宗明元帝末至高祖孝文帝初，历五朝近80年。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赫，人物单鲜，官宦不达。自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一脉单传。王慧龙官至荥阳太守，授龙骧将军，赐长社穆侯；其子宝兴袭爵，闭门不仕；其孙王琼，太和初始为典侍令，例降为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寡人物、乏仕宦的家族，却在太和中得入“四姓”，一跃成为与崔卢齐名的北魏一流高门，无怪一些当朝的士人也颇感不平[14]。 事实上，王氏地位的陡升并非偶然，这是其家族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与其门风的转变也有着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太原王氏北奔之后，孤根独立，既无功业，更无实力，只得放下南方士族不以庶务自缨的架子，置身朝政，谋取功名，以为其门户的久远之计。王慧龙入魏之始，即见明元帝，流涕痛陈，“请效力南讨”，不惜甘为南人所不耻的将门，却终因个人实力和政治影响有限，多年不为所用。而与其先后入魏的司马楚之、刁雍等人，却均被魏廷赐以刺史、将军之号，在河济之间招集流散，扰动宋边。王慧龙至明元帝末年，一度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镇金墉，十余日后，因皇位易主，“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至太武帝之世，才终于得到领兵之机，历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长史，至龙骧将军、长社侯，拜荥阳太守，“在任七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曾参与了太武帝对刘宋的数次重大战役，屡败刘宋名将王玄谟、到彦之、檀道济。太平真君元年 (440)，拜使持节、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未至镇而卒。王慧龙一生虽历尽坎坷，备受冷遇，“功高而位不至”，却终于建立了足以为北人所称道的功业，为整个家族在北朝博取了起码的立身之资。
　　作为江左盛门，太原王氏以玄风相扇，名士辈出，而南方士族那种纵心调畅，放任自达的门风与北方士族尚儒学、重礼法的社会习俗有着相当的距离。[15]王氏由南入北之后能否在文化和社会习俗上认同于北方士族，已经不是个人的好尚问题，而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声望与前途[16]。王慧龙入魏，门风为之一变，“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被游雅奉为“古之遗孝”。其子宝兴，“事母至孝”，蒙崔浩之狱，“尽卖家产，以赎卢遐之妻”，时人称为义举。其孙王琼，史传中见不到什么可称道的品行，但《魏书》所载的诸多“鄙陋”之事，也不过是些悼女“哀痛无已”、“造次之见令人笑愕”，以及贪财好物等，无碍礼法宏旨；而琅邪王诵贬王琼，谓“东海之风，于兹坠矣”[17]，这种评价恰恰反映出入魏数世之后王氏门风与东晋时期的巨大差异。至孝明帝之世，王遵业、王延业为天子讲《孝经》，时人以为荣；北齐初，王松年恸悼孝昭帝，朝臣咸敬。经过数代的苦心经营，王氏家族最终在北朝树立起一个忠孝传家、礼义济世的门户风范。
　　与门风的转变相关，王氏家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王慧龙出奔到入魏的十余年间，沙门僧彬一直追随左右；王慧龙死后，“吏人及将士于墓所起佛寺，图慧龙及僧彬像而赞之”；王劭事隋，著《舍利感应记》二十卷[18]，又广引佛经之言，取媚文帝。据此推测，太原王氏入魏之后，已逐渐由玄转佛，成为一个世奉佛法的家族。王氏家族的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世说新语》中有许多王门名士与高僧交往的记载，但东晋名士对佛学的认识毕竟有限。王慧龙六世祖王坦之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以为“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而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19]。而佛教在北方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南方迥然有别，无怪王氏入魏之后，逐渐弃“高士”而奉佛法了。
　　太原王氏地位的上升，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就是它与北朝高门大姓的累世婚姻。太原王氏是魏晋时期首屈一指的显门，历江左而官宦不坠，有着北方一般士族难以企及的“世资”。北魏初年，东晋一流甲族入北者罕有其人。因此，王慧龙虽既无根基，又无功业，但对于以“整齐人伦，分明姓族”为政治理想的崔浩来说，仍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奇珍。为此崔浩不计私生之嫌，不顾“讪鄙国化”之非议，“数向诸公称羡”，以“成赞其族”。在崔浩的一手筹划之下，王慧龙娶崔浩弟崔恬之女，其子宝兴娶卢遐之女，而王慧龙之女又嫁李宝之子李承[20]。据《魏书》本传，王慧龙仅有一子一女，以二世三人之族竟分别与当时北方一流盛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结为姻亲之家。通过这一特定机缘，太原王氏得以顺利进入北朝高门大族的婚姻圈内，这种关系又在以后的数世中不断得到巩固[21]，从而使王氏家族在婚姻方面赢得了与崔、卢等高门同等的社会地位。
　　经过数世的苦心经营，太原王氏终于在孝文一朝骤显于世。太和中，分定姓族，太原王氏凭借其雄厚的魏晋“世资”、有迹可追的入魏“功业”，以及“无贬于时”的婚姻和严整闺肃的门风，得以占据要津。在其姻亲之家陇西李氏的大力举荐之下[22]，孝文帝纳王琼之女为嫔，太原王氏得以成为“四姓”家族。《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后魏定氏族，佥以太原王为天下首姓，故古今时谚有“鼎盖”之名， 盖谓盖海内甲族著姓也。

于是，太原王氏一跃成为与崔、卢、李、郑齐名的北朝第一流的高门大姓。王琼四子在孝明帝时翩然登朝，长子遵业领黄门郎，多参机事，世谓“小宰相”，弟广业卒于太中大夫，延业位中书郎，季和位治书侍御史、并州大中正[23]。时人呼为“英英济济，王家兄弟”。
　　从王慧龙到王琼，经明元至孝文五朝，太原王氏历三世而基本完成了由“羁旅南人”向北朝一等大姓的转变。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就此完结，入为“四姓”后，王氏家族的门户等第与其在政治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尚有相当的距离。王琼在孝文、宣武之世“多年沉滞”，先以受纳之嫌为权臣王显所劾，后由宅居之争为宦官刘腾所屈，郁郁而终。王遵业领黄门郎，“政归门下”，有其特定的原因，权力有限，且在任时间很短[24]。王松年于北齐参定律令，却因“恋旧情切”而为武成帝所忌；王劭事隋，在著作二十年，除广引图书谶纬、苟媚取容外，别无事迹可言。太原王氏人物单鲜，权位不达的阴影始终未能彻底摆脱。
　　长期官宦不达势必要影响到门第的升降，这一点突出表现为太原王氏在“四姓”排列中的位置。太和中，以崔、卢、郑、王为“四姓”；而到唐代，却逐渐演化为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为“五姓”[25]。《唐国史补》卷上：

　　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岗头崔、泽底李、士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汲镂王家，誉金质而银饰也。

“汲镂王家”之称，反映出王氏的实际地位：虽属誉美之辞，却反映出王氏的实际地位：虽为“金”，毕竟是“饰”。至少到唐朝初年，太原王氏不能不恭居豹尾，被摒弃于“四姓”之外，成为与崔、卢、李、郑虚相称美的装饰物。
　　太原王氏在北朝隐约透露出这一家族一个最根本的先天不足，那就是在世资、婚姻、家学、门风等种种优越条件的背后，缺乏宗族势力和土著根基。这一点，正是我们下文要着重探讨的内容。

三 “中山王氏”与并州地方势力

　　《通典·食货典·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略云：

　　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

这段史料涉及到魏齐之际北方豪强大族的势力和动态，向为学界所重视。其中“并州王氏”指称何族，与太原王氏有何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可以较为肯定的是，文中“并州王氏”并非太原王氏（王慧龙一族）。理由之一，自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至王琼始有四子，而此时已近魏末，太原王氏人丁不盛，又“不为乡里所容”，在数十年的时间内不可能具备如此强大的宗族势力。理由之二，太原王氏与其郡望所出的并州联系并不紧密，王琼与其子季和曾先后担任并州大中正，中正之官在北朝多为尊崇之位，仅表明其郡望所出，于地方事务干涉有限[26]。而终北魏之世，太原王氏似乎始终没有在并州居住，据《魏书》本传，王琼历光州、兖州刺史，“去州归京，多年沉滞，所居在司空刘腾宅西”[27]。王遵业“以胡太后临朝，天下方乱，谋避地徐州”，也证明太原王氏在并州没有可为依托的地方势力。如果说《关东风俗传》确有所本，是否意味着在王慧龙一族之外，另有一支太原王氏在并州活动呢？我们当别寻线索。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载《魏故假节龙骧将军豫州刺史李（蕤）简子墓志铭》：

君讳蕤，字延宾，陇西郡狄道都乡和风里人也。……亡祖宝……亡父承……夫人太原王氏，父慧龙，荆州刺史，长社穆侯。君夫人，太原王氏，讳恩荣……父洛成，太宰，中山宣王。

表面看来，这条材料反映了陇西李氏与太原王氏的累世婚姻；而细绎史传，却发现两个太原王氏夫人竟出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家族。《魏书·恩幸王睿传》：

　　王睿，字洛诚，自云太原王氏人也。六世祖横，张轨参军。晋乱，子孙因居于武威姑臧。父桥，字法生，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太和）四年，迁尚书令，封爵中山王。……谥曰宣王。……睿既贵，乃言家本太原晋阳，遂移属焉，故兄弟封爵移以并州郡县。……父子并葬（代京）城东，相去里余，迁洛后，更徙葬太原晋阳。

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太原王氏栏：

　　中山王氏亦出晋阳。永嘉之乱，凉州参军王轨子孙因居武威姑臧。五世孙桥……生睿，封中山王，号“中山王氏”。后徙乐陵。[28]

“中山王氏”的郡望显系伪托，却受到北魏当权者的认可；至唐代，这一家族已堂而皇之地成为太原王氏谱系中的一支“中山王氏”支。为与太原王氏的嫡宗王慧龙支相区别，我们在行文中仍按《世系表》，称之为“中山王氏”。
　　中山王氏初入北魏时，声名不显，王睿少传父业，以天文占卜之术见长。冯太后临朝，王睿“因缘见幸”，数年之间，由太仆迁给事中，再迁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内参机密，爱宠日隆，朝士慑服焉”。太和三年，诏与东阳王丕同入八议，永受复除；次年，迁尚书令，封爵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一跃成为北魏政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29]。与此相应，中山王氏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也得到迅速上升，赏赐“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王睿两女，一嫁陇西李氏，一嫁赵郡李氏，冯太后亲主婚仪，“时人谓天子、太后嫁女”。及王睿之薨，“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士女“造新声而歌之”，成为轰动朝野的盛事。
　　王睿得幸于文明太后，有一定的偶然性。孝文帝亲政后，王睿子“袭王爵，例降为公”，“仍在高祖左右，然礼遇稍薄，不复关与时事”。但中山王氏并未因此而迅速退出北魏历史舞台，而是由中枢逐渐转入地方，在其“移属”的并州一带，成为一支颇具影响的地方势力。从北魏末到北齐初的数十年中，这一家族长期把持并州地区的政权，子弟多出为刺史太守之职，仅《魏书》所见的计有：

　　王袭 并州刺史
　　王祖干 并州刺史
　　王椿 太原太守
　　王超 并州治中
　　王穆 上党太守
　　王绰 并州刺史

在北魏末年的政治角逐中，盘踞并州的中山王氏成为各派势力竞相笼络的对象。史载：“孝昌中，尔朱荣既据并肆，以汾胡构逆，表加（王）椿征虏将军、都督，慰劳汾胡。汾胡与椿比州，服其声望，所在降下。事宁，授右将军，太原太守。”及高欢据晋阳，“霸朝所在，人士辐凑。椿礼敬亲知，多所拯接”。
　　中山王氏得以雄张并州“乡曲”，除文明太后的政治权势外，自身还有着强大的宗族势力作为后盾。在《魏书·恩幸传》中，这一家族有名讳可考、有官位可称者，近30人。以如此庞大的家传形式为一个“恩幸”列传，在正史中十分罕见，足见其宗族之强盛[30]。值得注意的是，同属客徙之家，中山王氏与只身北奔的太原王氏情况有别。据《魏书·世祖太武帝纪》：

　　太延五年(439)六月甲辰，车驾西讨沮渠牧犍……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代京）。

又据《魏书·刘昞传》：

　　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

据此，东迁的三万余家中，绝大部分属举族入魏，王桥一家不应例外。随着王睿的显达，这一家族便携众多的故吏、部曲、奴婢，拥巨万之资移居晋阳，数年间“僮仆千余，园宅广华，声妓自适，无乏于时”。
　　魏齐之际，一些由凉州入魏的王姓人士似乎也逐渐聚集到并州一带。《周书·王士良传》：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晋阳人。后因晋乱，避地凉州。魏太祖平沮渠氏，曾祖景仁归魏，为敦煌镇将。祖公礼，平城镇司马，因家于代……（东魏初）授士良大行台右丞……令辅其弟（高）演于并州居守……齐文宣即位……仍总知并州兵马事……（周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乡既久，忽临本州，耆旧故人，犹有存者，远近咸以为荣。

王士良之族属及其与中山王氏的关系，已不得详考，但两家相同的郡望以及极为相似的履历使我们有理由推测：中山王氏移属并州后，又有一些由凉州入魏的王氏疏宗攀附其间，张大其势。北齐河清三年，当地造像碑铭中也有“时王氏互根太原”的语句[31]。北魏时期，晋阳本地以至整个并州地区有无魏晋之后未曾迁徙的土著王氏宗族，情况有待后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山王氏自属的郡望不仅被上层权贵所承认，也为下层吏民所接受。史载：“（王）椿于宅构起厅事，极为高壮。时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岂是王太原宅。’椿往为本郡，世皆呼为王太原”。“椿性严察，下不容奸，所在吏民，畏之重足”，俨然以宗主自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关东风俗传》中“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并州王氏”，不是指高居“四姓”的太原王氏，而是指以中山王氏为核心（可能包括部分由凉州内徙的王氏疏宗和部分土著王氏）在并州一带盘根错节的王氏宗族势力。于是，在北魏后期便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观：同一时期，同一王朝之内，有两支郡望相同的士族分显于世，一支自属嫡宗，却广招非议；一支显系伪托，却攀附甚众；一支族单人鲜，孤悬京师；一支宗族繁盛，雄张乡曲，颇有些“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味道。
　　就史传所见，尚未发现这两个家族发生过直接冲突。二者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一家兼领中正之虚位，一家掌刺史、太守之实权，相安无事。究其原因，当是两家实力各有所长，利益各有所重。
　　北朝后期，两家王氏的际遇又有所不同，盛极一时的中山王氏历北齐之后，便逐渐悄无声迹。这可能与《关东风俗传》所云“文宣之际，政令严猛”，诸豪多被逐徙有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中山王氏“后徙乐陵”，可能即在此时，等到这一家族的后裔在唐代重新出现时，郡望已变成“沧州景城人”了[32]。而太原王氏凭借其显贵的婚姻和文化优势，历魏、齐、周、隋，间有闻人，至唐初仍不失为关东士族的主要成员，保持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时期，除王慧龙与王睿外，还有一些自称为太原王氏的家族。1989年出土于洛阳邙山的《魏故使持节抚军将军瀛州刺史王简公（温）墓志铭》：

　　公讳温，字平仁，燕国乐浪乐都人。……汉司徒霸，晋司空沉之后也。祖平，魏征虏将军、平州刺史。……父苌，龙骧将军、乐浪太守。……昔 逢永嘉之末，晋太中大夫。从祖司空幽州牧浚遇石世之祸。建兴元年，自蓟避难乐浪。因而居焉。至魏兴安二年，祖平携家归国，冠冕皇朝，随居 都邑。[33]

另据《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王）卓字世盛，历魏晋为河东太守，迁司空，封猗氏侯，夫人河东裴氏，父仲贤，任雍州牧。卓翁年七十九，薨于河东，时属刘聪、石勒乱太原，晋阳不遂归葬，葬河东猗氏县焉。……至今子孙族焉。[34]

对于各家的世系真伪，本文不拟一一考辨，由此却可以大略反映出北朝隋唐攀附名族的普遍性。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由王慧龙至王琼（明元至孝文帝），际遇坎坷，官宦不达，但随着门风的转变及其与北方高门间的婚姻缔结，整个家族逐渐摆脱了“羁旅南人”的困境，逐渐融入北方士族社会。（2）从王琼至王遵业兄弟（孝文帝至北魏末），以孝文帝定“四姓”为契机，太原王氏骤显于朝，一跃成为与崔、卢、李、郑齐名的北朝一流高门大姓。（3）从北齐至唐初，太原王氏基本上维持了作为山东士族主要成员的社会地位，但与其他高门相较，政治影响和社会声望已开始下降，并始终未能确立起强大的宗族势力和土著根基。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为我们探讨中古时期南北士族社会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证。北魏一朝，由南入北的士人不在少数，血统纯正、世资高贵者有琅邪王肃、彭城刘昶之属，宗族强盛、实力雄厚者有渤海刁雍、河内司马之流，为什么只有太原王氏最终上升为北方一流门第，而其他诸族却历数世而湮没无闻？在北朝门阀体系的确立过程中，官爵、婚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各起了些什么作用？有无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没有中山王氏的崛起，太原王氏是否能够凭借政治权势重新确立自身的土著根基？中古士族演进的一个长远趋势，是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日渐消失，而士族本身最终成为“中央化”的官僚士大夫。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意味着太原王氏由于根基不固这一先天不足，在客观上比北方其他高门大族“先行一步”，在北朝现实政治中“家族化”的色彩较弱一些，而“官僚化”的色彩更浓一些？
　　中山王氏的出现，反映出北朝“冒称士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愈到后世，这种情况愈为普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有唐一代，太原王氏拜相者七人，而其中六人竟出自“中山王氏”、“河东王氏”、“乌丸王氏”等郡望可疑或先世无考的支系，而《世系表》所言唐末唯一的一个出自太原王氏嫡宗的宰相王溥，在其本传中却“失其何所人”[35]。如果这种情况还普遍存在于其他高门大姓之中，我们对士族在唐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当如何评价？
　　凡此种种，远不是一篇个案研究所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谨识于此，以待后考。

[1]详见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中“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详见前揭书中“齄王世家”一节。案《北史》述此事，谓“慧龙鼻渐大”，一字之差，语义有别。
[3]《魏书·郭祚传》。
[4]《北齐书·王松年传》。
[5]《宋书·王懿传》。
[6]《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
[7]《魏书·司马楚之传》。
[8]详见唐长孺先生《＜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一文，载武汉大学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
[9]《通鉴》系此事，其中有王慧龙之名，显据《魏书·王慧龙传》补入。
[10]《魏书·叔孙建传》载太道武帝谓叔孙建语，对“司马休之、鲁宗之父子、司马国璠兄弟、诸桓宗属”的动向了如指掌，不及王慧龙。
[11]王慧龙“谋袭江陵”一事，并无实际意义：王慧龙年仅14岁，在事变中作用无足轻重，此其一；密谋流产，无“功”可言，此其二；整个事件悉属王慧龙“自言”，不足凭信，此其三。
[12]《晋书·王濬传》。
[13]不欲北葬似乎是这一时期入魏南人的普遍心理。《魏书·韩延之传》：“泰常二年，与司马文思来入国，以延之为虎牢镇将，爵鲁阳侯。初，延之曾往柏谷坞，省鲁宗之墓，因谓子孙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于此者，我死，不劳向代北葬也，即可就此葬之’及卒，子孙从其言，遂葬于宗之墓次。”
[14]《魏书·郭祚传》。
[15]东晋末年，上层社会重兴儒学的呼声甚高，太原王氏六世祖王坦之曾著《废庄论》，唱和其间；但这种理论旨趣的异同并未贯彻到现实行动中。在东晋玄坛，王坦之仍旧是“独步江东王文度”（《世说新语·赏誉》），“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三国志·王昶传》）始终是王氏的门风所在。
[16]渤海刁氏等南方士族入魏，即因“门风不甚修洁”而“为时所鄙”。事见《魏书·刁雍传》。
[17]王承曾为东海内史，详见《世说新语·政事》。
[18]《法苑珠林》卷四十。《隋书》本传称有《皇隋感应记》三十卷，不知是否为一书。今本《广弘明集》卷十六录有该书片断。
[19]《世说新语·轻诋》。
[20]《魏故假节龙骧将军豫州刺史李简子（蕤）墓志铭》，载《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21]王宝兴蒙崔浩之狱后，曾尽卖资产以赎卢遐之妻，王琼之女后嫁范阳卢道亮。至于王家后世与其他高门的婚姻关系，史传中未具明文。
[22]《魏书·郭祚传》：“琼真伪今尚未辨，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说耳。”
[23]自王广业以下兄弟三人传，《魏书》并脱，当参看《北史》。
[24]详见祝总斌先生《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北朝侍中不是宰相”一节。
[25]《新唐书·柳冲传》。
[26]参见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北朝之中正》一节。
[27]北朝士族多为“城市乡村之双家形态”，因此这段史料并不能完全排除王氏在并州别有宅业的可能性。详见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412页。
[28]《世系表》之文显袭《魏书》，唯其中“凉州参军王轨”乃“张轨参军王横”之讹。
[29]据万斯同《魏异姓诸王世表》，北魏异姓诸王除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和南朝宗室外，汉人封王者仅王睿、高肇等寥寥数家。
[30]《魏书》特重王睿一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魏收姑母乃王椿之妻，“抚兄子收情同己子”。这段记述见于今本《魏书》，恐原书本无，由《北史》窜入。较为明显的破绽是文中有“椿名位始终，魏（收）有力焉”之语。
[31]《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一《王氏道俗等百人造像碑》。
[32]《旧唐书·王晙传》。参见《全唐文》卷二六四《长安尉赠陇州刺史王（行果）府君神道碑》。
[33]《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图版54，参见张乃翥《北魏王温墓志纪史勾沉》，《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34]此碑是否为唐人所撰，史家有不同意见，详见《全唐文》所附辨语。
[35]《新唐书·王溥传》：“王溥字润得，失其何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