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是隋唐五代史研究成果最多的年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有关隋唐五代史的论文将近500篇，论著49部（不包括55部关于敦煌学者及25部有关唐代文学者），即：刘后滨《巍巍无字碑——武则天的治国谋略》，吴相洲《玄宗与盛唐气象》（河南教育出版社），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 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宁志新《李勣评传》、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杜文玉《狄仁杰评传》、任士英《唐肃宗评传》、穆渭生《郭子仪评传》、王元军《怀素评传》、牛致功《安禄山史思明评传》（以上均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王素《陆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张力生《玄奘法师年谱》、温金玉《惠能法师传》（以上均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中国文联出版社），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大学出版社），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宁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方光华《俎豆馨香——中国祭祀礼俗探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段丽塔《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贾二强《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上海文化出版社），巫鸿《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山西考古研究所编《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纪志刚《南北朝隋唐数学》（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程国赋《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文津出版社），霍松林《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郝跃南《道的承担与逃逸——六朝与唐代文论差异及文化禅释》（巴蜀书社），王蒨《汉唐动物雕刻艺术》（湖南美术出版社），王永平主编《中国文化通史》4唐五代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陈炎《中国审美文化史·唐宋卷》（山东画报出版社），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胡戟《胡戟文存——隋唐历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臧嵘《隋唐五代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孟凡人《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洪迪、王自亮、杨自强《天马嘶云——新旧唐书随笔》（浙江文艺出版社）。史籍的整理著作主要有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项楚《寒山诗注》（中华书局），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周绍良《唐传奇笺证》（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辽宁教育出版社编《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等。汇集1998年法门寺唐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集《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论集》）共收论文百余篇，与隋唐五代有关者96篇，反映了唐史研究的总体水平。韩国出版《春史卞麟锡教授停年纪念论丛》（以下简称《春史》）收录中国学者论文十余篇，这里也简略介绍。此外，有关唐史研究的论文集尚有《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7（以下简称《资料》）等。

一、政治与制度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与制度的研究从高峰期向下回落，相关的论文题目急遽减少，除一部分重复旧说外，有些论文呈现出新的视角并使用了新的方法，值得注意。
　　韩昇对隋代政治提出新解，在《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学术研究》2000—2）一文中，他重新探讨了隋文帝弑周宣帝及被其子炀帝所弑两件公案，通过排比分析相关史料和考证解释，得出二说均不能成立的结论。他的《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2）揭示了隋文帝断然采取积极抵抗突厥的隐秘动机，指出隋文帝在国内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积极主动与突厥开战，不仅具有抵抗外侮、富国强兵的目的，还具有重组军队、巩固政权的意义，在其背后，更有通过抗击突厥来刷新政治的意图。王光照《.隋炀帝大业三年北巡突厥简论》（《安徽大学学报》2000—1）则指出隋炀帝大业初年 ,王朝北境的东突厥汗国已处在方生方成势力复兴之历史当口 ,而东突厥复兴抑成为隋之北疆防务及其东北亚战略发展一主要问题。鉴于此 ,隋炀帝亲临启民可汗牙帐 ,确认并重申开皇十九年 (599)隋与东突厥建立的宗藩盟约，并颁下《褒显启民可汗诏》以实现有隋对东突厥的有效羁縻。沈世培《隋朝对高丽政策的演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4）认为，隋朝对高丽总的方针是羁縻方针 ,把高丽作为它的附属国 ,并围绕这一方针来调整对高丽的和战政策。文帝时期实行的是和好的外交政策.，炀帝大业七年前是从抚慰到征战的转变，大业七年后是征战政策 ,这一过程与炀帝的个性特征和高丽的疑忌心理是分不开的 ,并因此而把隋朝推向灭亡。
有关唐代政治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各具特色。
　　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事变”》（《敦煌学辑刊》2000—2）从敦煌写本唐《唐太宗入冥记》入手，指出在玄武门事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为太子、齐王鸣冤的《唐太宗入冥记》产生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该文还考论了唐太宗在玄武门事变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力图洗掉史书中对李世民的粉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牛致功《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中华文史论丛》62）根据文献及新出土的碑文和墓志铭，探讨了房玄龄、杜如晦等17个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并分析了他们的作用，指出，玄武门之变决非偶然事件，而是有预谋、有准备、有安排、目的明确的政治事变，李建成等的败亡，是这次事变的必然结果。刘树友则认为，李渊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采取了看似畏首畏尾无为，其实为中立的态度，遂使事态遽变，玄武门之变骤然发生（《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态度探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1）。
　　唐刚卯对开天政治的研究采取了从社会风俗入手的新角度，他的《唐玄宗的斗鸡与开天朝政治——《东城老父传》读后之一》（《唐研究》6）指出，玄宗好斗鸡，与其十二辰信仰及社会传统的阴阳学说有关，玄宗以十分宠倖安禄山为掩护，却寄希望于隐秘地用“金鸡障”的荒谬方法来“压弭”安禄山。由于其对“压弭”法的迷信，未采取有效遏制安禄山势力的方法，促进了安史之乱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贾艳红分析了德顺时期围绕立储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认为顺宗即位前，主要是官僚集团与宦官的较量，顺宗上台后，演变为顺宗支持的革新派与宦官及守旧官僚的斗争（《论唐代德顺时期的立储之争》，《山东师大学报》2000—2）。卢向前研究了甘露事变后，“惜训恶注”的时人心态，他从其人作为、出身、入仕途径三方面，分析了这一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惜训恶注”与时人心态》，《唐研究》6）。李斌城根据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及《监送真身供养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结合唐代史籍与墓志资料，考察了参与懿、僖二宗迎送佛骨的僧侣集团，从而揭示了二宗迎送佛骨的真相及这一重要佛事的深层内涵（《唐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僧俗考》，《论集》）。何灿浩分析了黄巢起义后唐末藩镇的状况（《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樊文礼《李克用的尽忠唐室及其背景分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1）对李克用与唐廷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其间关系可用“虽茂勤王之绩，而非无震主之威”一句概括，其中“勤王之绩”是主要方面，这虽与沙陀风俗、李克用个人品格及汉族官员的影响分不开，但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李克用要借助唐廷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2000年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陈氏关于隋唐史种族文化说、集团说等都得到进一步的论考。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以唐末五代李克用为首的代北三部落及融合突厥、回鶻、吐谷浑、奚、契苾、鞑靼等五部之众和部分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军人集团为研究对象，从沙陀的族源、内迁，代北集团的形成，其在唐末的政治影响，在沙陀三王朝中的核心和骨干地位，代北集团的消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代北集团”为作者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作者研究唐末五代史的新视角，值得重视。马驰利用石刻墓志研究了契苾部在隋唐五代迁徙分裂的历程，并考察了契苾何力家族的文化特征、籍贯变迁、婚姻状况、七代蕃将世家等（《铁勒契苾部与契苾何力家族》，《论集》）。杜文玉主要利用墓志资料，对史界少有注意的唐代宦官婚姻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唐代宦官婚姻具有稳定性、合法性、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了宦官之间尤其是高级宦官联姻对唐后期政治的影响（《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他还细致研究了唐后期绵亘数世的大宦官杨志廉、刘光琦家族（《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论集》；《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1）通过刘晏三次任使理财的过程，揭示了以往不曾注意的刘晏成功的身后背景和唐代财政运作本身更隐蔽、更复杂的层次，她指出，肃宗、代宗二朝，刘晏相继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和刘清潭建立特殊关系，其理财生涯和政治沉浮与内廷权力的交替密不可分。财政使职结交宦寺及成为皇帝私人，主要是因为羡余直入内库及内廷对国家财赋的分割和监控，成为两者的基础。王力平《地域分野难以界说党派之争：〈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商榷》（《历史研究》2000—4）对李浩在《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4）一文中所提出的牛李党争乃士族圈内山东与关陇两大郡姓之争的观点进行商榷，指出在唐后期关陇集团不复存在的背景下，用郡姓出身的标准了划分两党，很是牵强，认为牛李党争应从当时特定的社会矛盾来考察。
　　将政治与学术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永贞革新，成为值得注意的现象。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对这一事件给中晚唐文学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认识，指出永贞革新是南方寒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以革新姿态向盘踞中枢的北方门阀士族进行的挑战，“标志着唐代文武联合政治向文官政治过渡的一次突进”。而寇养厚探讨了中唐新《春秋》学及其代表人物陆质的思想观点对柳宗元及永贞革新集团诸成员的影响（《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东岳论丛》2000—1）。
　　宁波天一阁宋《天圣令》的发现，为学界引人注目的大事，戴建国以《天圣令》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成为中日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成果。.他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2）以其发现的《天圣令》所附唐《田令》48条为基础，探索了唐田令的构成、内容等，还研究了《田令》令文是否完整及令与其它法律规范——律、格、式的关系，并提出唐令是唐法律体系主干的观点。在《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上）》（《文史》53）一文中，他又整理刊布了《天圣令·赋役令》50条，其中《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赋役令》的令文27条，为唐令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文中他梳理了23条宋令，得出“北宋前期，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唐开元时期赋役令的内容”的结论。黄正建《唐式摭遗（一）——兼论〈式〉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关系》（《论集》）据日本古籍《倭名类聚钞》辑出唐式佚文，并探讨了唐式的特点及其在唐代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唐代法律研究中对令式原典复原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日本学界律令制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官制研究中，中枢决策机构的研究日渐深入。方本新《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0—4）认为，“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对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运作的框架性特征，刘后滨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6）一文中，他考察了敕牒的特性及应用，认为敕牒是集中反映中书门下体制特征及体现宰相政务裁决权的公文书，是中书门下体制下产生的新形态的中央命令文书。他的《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7）考证分析了堂帖、堂案和五房、堂后官、堂头、堂吏等，指出中书门下不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简称，而是宰相裁决政务的具体化的相府，它有处理公务的文书堂帖和堂案，及常设的办公机构五房和专门的办事人员堂后官。沙宪如则认为中书省的政事堂议政是政事堂制度的破坏，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是政事堂制度的瓦解（《唐代政事堂制度的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6）。曾维君对自唐代宗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各个时期枢密院机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枢密院权力的起伏变化是受着唐代末年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与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影响的（《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山东社会科学》2000-—6）。戴显群《五代的枢密使》（《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3）全面考察了这一中枢要职，总结了五代枢密使在由内廷班子向外朝机构转化、向掌管军事的外朝机构转化的过程中变化发展的规律。
　　使职、吏制研究成为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势。石云涛《唐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使府体制新探》（《论集》）考论了开天幕府构成及僚佐职名职掌，指出开天边镇幕府之僚佐系统是从前期行军总管府历镇军统帅府脱胎而来，而幕府体制与性质是当时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所造成的。贾志刚《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同上）据出土墓志，汇集了有关十将的史料，澄清了一些有关十将的模糊认识。赵雨乐追溯了唐五代武德使、皇城使的演变历程，揭示了唐宋变革期内使职与机构的过渡问题（《从武德使到皇城使——唐宋政治变革的个案研究》，《唐研究》6）。李庆新《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论集》）考察了市舶使的充任者、设置地点等，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市舶收入对唐朝内库乃至国家财政的影响。王川论述了市舶使、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中山大学学报》2000—2）。李锦绣《试论唐代后期的三司胥吏》（《论集》）指出，有官的吏是唐代后期财政机构的主要维系者，官领吏职始于刘晏改革，改变了财政官员的构成及财政机构的运转方式。唐后期三司胥吏分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奉行文书三类，前两类职权更重，由勒留官及商人充三司胥吏，是三司胥吏构成中引人注目的特色。冻国栋《汉唐间“伍伯”浅识》（《资料》17）考察了汉唐间伍伯及其演变诸问题。汉伍伯为“官供力役”，唐则泛称呵辟行路、主行杖之人为伍伯，实以“问事”之名取代之，因两者任役相当，诸种文献或时人习惯上多沿旧称，问事或伍伯在唐属职掌中杂任役之一。
　　翰林学士成为新的研讨重点。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一书对其形成过程、建制、职能作用、地位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对翰林学士人数、学士职责、学士权力大小、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等提出新解。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学遗产》2000—4） 以翰林学士的起始阶段，即玄宗、肃宗两朝的翰林学士作一个案分析，并与当时的中书舍人等作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翰林学士的政治环境及相应的社会作用。许辉认为，翰林学士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掌重要诏令的起草并参内议。这一重要职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至德、宪宗时,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导致其政治影响在唐后期日渐提高（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科举制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彭万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6）从地域、仕第、交游、德才与文学五个方面对贞元八年榜作了综合考察，展示了这一榜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刘海峰《.唐代俊士科辨析》（《中国史研究》2000—2）认为，唐代俊士科并不是以四门学俊士生为取士对象的贡举常科,而是面向庶民的四门学部分学生的入学选拔考试科目。俊士即俊士生,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其存在时间不是止于天宝十二年而是一直实行到唐末。俊士科或俊士制具有某些类似科举的性质,它的设立和衰微反映出参政权向平民开放和教育机会下移的历史发展趋势。何敦铧,林剑华《略论唐五代福建人士登科及其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4）统计福建人士有123人在唐五代科举中陆续登上科第，并考证了福建人士最先登上科第的第一位进士。有关科举制的文章尚有党银平《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文史杂志》2000——6）等。

二、经济与财政

　　土地制度仍有新见提出。卢向前《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论集》）从授受田额、式的规定性、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受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了西州田制可视为狭乡田制代表的结论，将西州田制与全国土地制度联系起来。乌廷玉回顾了“庄园”说产生的历程，认为把“庄园”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从日本学者开始，中国史学界唐朝庄园说深受日本学者（尤其是森谷克己）的影响。作者经过分析有关唐朝庄园的史料后指出，唐朝只有地主田庄，没有包括多种产业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也没有“庄园经济”（《唐朝“庄园”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史学集刊》2000—3）。这一结论与刘红运对敦煌文书“庄”、“田庄”分析后所得的结论相同（《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2000—2）。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分三编十章考察了唐前期土地制度及在中唐的演变。该书指出，唐前期土地制度是一个三极结构的土地所有制体系，中唐以来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它使封闭性的土地所有制演变为开放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此后的中国土地制度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 《法门寺织物的保存状况和已揭展部分的初步研究》（《论集》）研究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织物的保存状况及工艺技术价值，值得重视。郑学檬《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造技术门外谈》（同上）及唐刚卯《跋敦煌文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资料》17）、《“库露真”与“襄样”》（同上）研究了唐代金银器工艺技术、家具、漆器等，均呈现出唐史研究扩展视野的新趋势。
　　陈明光对唐代商业活动进行了细致分析，《略论唐代官私借贷的不同特点》（《中华文史论丛》62）探讨了纯经济性质的私人借贷与县财政属性的官府借贷在债务人身份构成、借贷形态、借贷原因、政府管理乃至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并进而指出，唐代官府借贷社会影响有一点不同于私人借贷之处，即助长商人势力的发展，中晚唐 富商大贾势力明显发展，得利于“置本兴利”财政措施下对“捉利钱户”的种种优惠。他与毛蕾合写的《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典当买卖》（《中国史研究》2000—4）通过阐述唐宋时期牙人从事田宅买卖中介的行业习俗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指出牙人参与田宅典当买卖，加剧了自耕农的佃农化。谷更有分析了船商的复杂生活，他认为，唐代船商以客贩为主要经营方式 ,他们贩运四方行踪不定 ,逐渐使他们淡化了“恋家”观念 ,导致了多数船商家庭的不稳定。同时,虽然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 ,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以致做下了种种不合时宜的举动（《试论唐代船商的社会生活》，《思想战线》2000—6）。
　　吴丽娱关于唐代盐法及物价的系列论文值得重视。她的《浅谈大历高物价与虚实估起源》（《论集》）、《试论唐代后期盐钱的定额管理》（《中华文史论丛》62）、《试论唐后期物价中的省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3）对唐后期重点难点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虚实估起源于乾元、大历，与盐专卖及国家政策有关；元和省估与大历物价不同，是虚实各半的比价；盐钱与两税同样，存在着以省估计算的定额，定额支配着盐钱的收入支出；唐后期物价既受商品经济发展，亦受政府试图支配市场、国家财政部分商品化的双重影响，但最终虚估向实估靠拢，仍体现经济规律的特点，从而为唐后期的物价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此外，她的《唐后期五代财务勾检制探微》（《唐研究》6）提出以往几无学者涉及的唐后期勾检制问题，通过大量的考据勾勒了唐后期比部衰微和使职管理系统下勾检制发展取代比部的线索及方式，从而揭示了唐宋之际勾检制度变化的趋势和过程。《唐末五代的河东盐池与政权移替》（《春史》）分析了乾符以后，围绕两池盐池的归属，朝廷内部朝官和宦官之间、中央藩镇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和拼杀，得出了“对于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最终鹿死谁手”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柳斌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 ,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于清华《唐后期“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评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2）分析了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该文指出，唐后期山东地区受藩镇割据的影响，赋税总量较前期有所下降，但幅度有限，全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北方，只是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南方而已。
　　此外，黄正建关于唐代社会生活研究的系列论文也颇具新意。他的《试论唐代前期皇帝消费的某些侧面——以《通典》 卷六所记常贡为中心》（《唐研究》6）通过对土贡物品的分析，指出贡物除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或礼仪意义外，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贡物如实反映了某一时期皇帝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需求或消费倾向的一些侧面，进而解释唐前期整个社会的消费状况。《S.9641V号文书与唐代兵士的春冬衣》（《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在研究了该件文书的性质、唐代春冬衣发放制度、当时成套衣服的称呼如“事”、“具”、“对”、“副”等问题后，充分利用文献和文物资料详细研究了兵士一套春冬衣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唐代兵士的衣物消费状况，对研究唐代军费支出和兵士生活也有帮助。

三、军事、交通、民族与对外关系

　　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利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材料与史籍相互参证，探讨了关涉唐朝全局性的若干军事制度，如府兵装备、府兵的征行制度、兵员制度、行军制度、军镇制度等，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总结之作。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全面论述了唐朝朔方军的崛起、发展、分解及衰弱过程，分析了这支军队兴衰的基本原则。该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德宗时为朔方军的衰弱期，德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也终于完成了对朔方军的分割和西北防务的重新设置，从而使西北对吐蕃的防御变得持久而有力。该书论述朔方军与神策军关系、外部民族环境与朝廷政策的关系、交通道路与防区条件等，也有新意。郭偉川《论隋唐政治制度与军事政策》（《学术集林》17）对隋唐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新解，认为唐代基本上是一部由军事操纵政治的历史，唐统治者不重视儒学，以武力得天下，并征服四夷，致使武人坐大，唐因之灭亡。作者又指出，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隋唐上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大都由武人坐天下的余绪，下启五代十国藩镇割据之乱局。程存洁《略论唐王朝对西北边城的经营》（《论集》）分析了河西走廊及伊西北庭等地的边城设置和分布情况，并探讨了唐王朝建城对西北边城建置的影响。黎虎《唐代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权能》（《史学集刊》2000—4）一文指出，唐代缘边地方政府在前期为州县二级，后期为道州县三级，它们是唐王朝的外交门户，并分析了其外交职能和特点。王援朝《唐代啄锤考——兼说唐代的戈》（《唐研究》6）认为，唐五代时期的啄锤是一种类似于短柄戈以啄击为主兼有劈砍功能的兵器，为步兵骑兵使用，唐文献中的啄锤与戈异名同物。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成为唐代交通史研究的显著特色。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篇》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清晰展现了高昌通往中原的四条道路、高昌与三个中央政府、十多个割据政权、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交通的历史。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将汉简、出土文书与典籍文献结合，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过所的起源、唐代过所制度、过所与公验的嬗替、公验过所反映的关防及国家统一、交通贸易及社会关系等。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资料》17）将镇戍、烽所与馆驿、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析，体现了对各地所藏吐鲁番文书综合研究的新趋势。
　　民族史研究中，有关突厥、回鶻的成果较多。吴玉贵认为史籍中关于唐初与突厥交往的史实有所避讳或语焉不详，他的《唐朝初年与东突厥关系史考》（《中亚学刊》5）指出，在唐朝消灭或吞并北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东突厥的重要影响，唐朝在北方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突厥有关，或者是得到突厥支持的结果，或者是与突厥妥协的产物。杨铭《〈大事纪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同上）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为线索，联系藏汉文资料，考实唐代吐蕃与突厥的关系，指出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中叶，吐蕃为其向西北发展的战略需要，曾先后与突厥十姓部落、后突厥汗国、突骑施等有过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往形式有互派使节、联合行动、缔结婚姻等。刘安志根据吐鲁番文书，探讨了8世纪初在西州活动并定居的突厥人的来历及他们在西州的活动情况（《唐代西州的突厥人》，《资料》17）。田卫疆一两篇文章研究回鶻史，其《漠北回鶻在西域诸地的活动及其后果》（《西域研究》2000——2）指出，回鹘西迁之前，漠北回鹘汗国依靠所控制的“回鹘路”，已插手北庭诸地事务，并于贞元十一年以前击败吐蕃，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迄庞特勤率诸部落居焉耆一带，创建安西回鹘政权，都是早先漠北回鹘汗国在西域诸地活动的直接后果。另篇《“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一把打开高昌回鹘史研究之门的钥匙》（《民族研究》2000——3）认为,“卜古可传说”实际上是唐朝咸通七年（866）回鹘部落联盟中的仆固家族建立西州回鹘国的历史折射，西州回鹘国的创建者仆固俊就是所谓“卜古可”的人物原型。
　　关于其他民族，杨 《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宁夏大学学报》2000——4）指出，羁縻府州制度.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总体趋势是随着中央王朝实力之盛衰,党项羁縻府州制度的控制力呈现相对的强弱反应。该制度是唐朝与党项利益认同的产物。石硕通过对后弘期藏文史料、吐蕃时代藏文史料和汉文史料三者的相互比照与参证，对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详细的甄别和考订 ,其结论认为 ,后弘期藏文史籍中所载金城公主出嫁对象之情节虽具某种史实背景,但实则缘自一种对史实的误传与讹变 ,是将金城公主入藏前后的吐蕃赞普父子关系弄颠倒而衍生的一个结果（《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民族研究》2000—4）。周佳荣与.龚荫均论及和亲，前者统计在唐代289年间, 正式请求和亲的活动达40余次之多，最终有16位公主分别嫁给了7个少数民族。虽然实现和亲的情况比预期和亲的要少,但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盛事,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和亲”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后者认为，到了唐朝 ,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 ,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南诏等 8个族 (国 )共计和亲 2 8次 (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 ) ,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唐代和亲政策述论》，《思想战线》2000—1）。何灿浩阐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湖南地区蛮族的分布、蛮族的活动以及湖南政权同蛮族的关系与政策，认为蛮族的活动对湖南政局有重要影响，湖南政权与蛮族保持了羁縻的关系，但政策思想却有某些变化（《.唐末五代湖南地区的蛮族活动及其它》，《宁波大学学报》2000—3）。
华涛较多地直接利用阿拉伯、波斯语史料，丰富了西北史地的研究内容。他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在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文字资料，描绘了八至十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的活动历史。他的《北庭之战后的回鶻、吐蕃和葛逻禄》（《中亚学刊》5）结合汉文、阿拉伯文、粟特文史料，认为九姓回鶻可汗碑关于回鶻最终夺回北庭、沉重打击吐蕃和葛逻禄的记载是可信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也在回鶻的控制之中，这为840年灾难后回鶻西迁天山东部地区埋下了伏笔。薛宗正为怛逻斯之战定性为，从 651年大食首次向唐遣使 ,就同唐朝出现了外交上相背走向 ,大食的河外扩张实质上是对唐朝西域政治主权的严峻挑战。公元751年爆发怛逻斯之战 ,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 ,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4）。
　　关于东北亚，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唐研究》6）认为，统一新罗时期唐罗维持亲密盟好关系，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韩昇对《隋书·倭国传》进行了考释（《〈隋书·倭国传〉考释》，《中华文史论丛》61）。

四、社会、文化与中外交流

　　婚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志生《唐代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取向考析》（《北大史学》7），通过对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的分析，指出其具有重与皇室联姻的不同于山东旧族的通婚观念，并指出随着时代的改变，其通婚观念出现了从初唐重家族政治背景、到中唐家族政治背景和人物并重、再到唐后期重人物的变化。孙顺华认为，唐朝妇女观大体经历四变，其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文史哲》2000—2）。
　　盖金伟从唐代郊祀活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出发，集中论述郊祀活动中关于唐代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政府诏令、赦文、德音、推恩令所揭示的唐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和变迁，拟从郊祀祭享这项重大典礼的角度展现唐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以丰富和加深对唐代总体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论郊祀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1）。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朱海指出，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忠先于孝,“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0——3）。葛承雍《唐代移民与社会变迁特征作者》（《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考察说，在中国历史上 ,唐代是移民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民族最杂的一个社会, 唐代人口迁入的特点是周边各族与各国向内地大量迁移 ,而迁出的特点则是狭乡人口向宽乡迁移 ,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移 ,以及时多时少的逃户和动乱时期的南迁。傅玫据出土墓志研究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俨师唐墓所反映的一些唐代社会状况》，《春史》）。
张弓分析了自贞观至元和七次佛经翻译参译朝臣的家世、起家以及参译前后的任官经历，指出参与儒臣具有应举登第多、官至宰相多的特色；唐译场选派第一流儒臣参译，反映了唐王朝对译经所完成的华梵文化转换工程的认真与郑重，这体现了唐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也体现了唐皇室的文化高品位（《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议》，《论集》）。许敬宗是唐太宗、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和史官，曾经领导和参与了唐朝国史、实录等多种史书的修撰。岳纯之《也谈许敬宗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0—1）指出，.无论从唐朝实录、国史修撰史和许敬宗个人品质，抑或从史料证据来看，许敬宗之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都很难否定。许敬宗篡改实录、国史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与唐朝的政治现实、尤其与唐高宗关系至密。
　　贾二强的《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民间信仰的专著，该书提出唐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格局可大致分为神观念、鬼观念和佛教的民间化等主要方面，在研究中着重探讨了佛教与民间信仰彼此的双向作用。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王永平《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史学月刊》2000—5）提出，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 ,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贾二强《唐人本命观是佛教》（《论集》）研究了原是佛教说法的本命在流传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干支纪年纪日法融合为一体，形成颇具影响的民间禁忌的历程。严耀中也注意探讨佛教对民间信仰、社会观念的影响。他的《〈新唐书·惠庄太子撝传〉中的“西土树神”》（《论集》）指出，唐代树神是通过佛教引入的神祗，而树神概念是印度民间崇拜对佛教影响的结果。他的《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和唐宋间的均平思想》（《唐研究》6）认为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是当时流行的平等观念成为社会思潮的产物，这种观念随佛教西来，流播中土，同时该文还探讨了唐宋间平等观念在民间流行的社会背景。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唐研究》6）通过对初唐时齐士员献陵造像碑铭及早期阎罗王图像的分析，探索了初唐佛教信仰及宗教观念、艺术图像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有关道教的研究中，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论集》）与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6）值得注意。前者通过分析道教在唐前期对外民族交往和对内民族交流中的主要事迹，得出道教在唐代并没有随唐帝国声威而远被四夷的结论，指出道教在唐初没有走上“世界主义”的道路，以后就加剧走向“民族主义”的倾向，日趋自我封闭与没落。后者分析了6种21件唐代道教镜实物纹饰，将其内容分为三类，指出道教镜或多或少或偏或全地体现着道教某种思想或某一观念。张萍指出，由于统治者的推崇 ,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饮食当中 ,统治者将道教禁食鱼、肉的教规推广到普通百姓之中,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 ,道教节日与节日饮食习惯传入民间 ,道教养生食品受到普通百姓的推崇,这一系列现象反映出唐代饮食文化独具特色的一面（《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2）。
　　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分“文献考释”（包括“粟特文考释”及“回鶻考释”）、“专题研究”两部分，对吐鲁番摩尼教及中亚摩尼教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荣新江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一文，对某些学者提出的摩尼教七世纪中叶在吐鲁番传播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803年漠北回鶻汗国直接控制高昌后，摩尼教渐广泛传播。葛承雍还研究了唐代的景教（《论唐长安景教传播的兴衰》，《春史》）。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交流》把实地考察、语言文字研究和各种文献综合起来，把对西域文明及中外交流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葛承雍指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炎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唐人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天下国家”盛唐气象》，《今日中国》2000—1）。周尚兵认为唐代对外开放盛世的出现是唐继承历代政权的必然结果（《唐代对外开放政策的历史渊源》，《人文杂志》2000—6）。
　　在唐代 ,中亚有“曹国”、“西曹”、“东曹”国之分 ,而唐代文献混淆了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并把相关史实混淆了。 许序雅《〈新唐书·西域传〉所记“曹国”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 结合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中亚考古资料 ,.考证了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东曹、西曹的道里方位等。邓文宽《史道德出西域胡人的天文考察》（《论集》）用古天文知识对史道德墓志中相关文句加以释读，指出其用隐晦文字曲折的表达了史道德出于西域胡人。吴倬《尉迟乙僧综考》（《中亚学刊》5）考察了唐初来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乙僧的生平及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林梅村进一步较释了《大唐天竺使出铭》并考证了相关史实（《〈大唐天竺使出铭〉较释》，《中亚学刊》5）。林英着重分析了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并结合唐代文献证明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提出犹太人或对萨犹太教徒有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的论点（《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2000—1）。苌岚通过分析日本奈良时代寺院资财帐及传世或考古发现的佛具、供养具，探讨了唐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奈良寺院资财帐所记唐物及发现的相关文物》，《论集》）。荣新江 、段晴认为，图木舒克出土文书所用的伊朗语，不应定名为“图木舒克语”，更不能称作“疏勒语”。根据文书所反映的唐朝羁縻州统治下的年代特征及同书汉文文书属于唐朝时期等理由，将这些文书年代断于据史德城统治时期，其语言应成为“据史德语”（《据史德语考》，《中亚学刊》5）。
　　有关资料考证校补的论文主要有：李方《唐西州仓曹参军编年考证（上）、（下）——唐西州官吏考证（五）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4、5），牛继清《〈隋书〉时误校补（一）～（五）》（《文史》50），贺忠辉《〈唐刺史考〉增补》（《文博》2000—2），胡可先《〈郎官石柱题名考〉金部郎官补正》，《淮阴师院学报》2000—1），彭万隆《〈登科记考〉订补八则》，《阜阳师院学报》2000—1）等。

五、敦煌学

　　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有关敦煌学的论著、论集、论文等如雨后春笋，其中较大规模的论文集有8种，即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以上三种均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荣新江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柳洪亮主编《吐鲁番学研究》创刊号等。专著、个人论文集38种，包括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陈永胜《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雷绍锋《归义军赋役制度初探》（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刘进宝《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柴剑虹《敦煌吐鲁番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张涌泉《旧学新知》（浙江人民出版社），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陆永锋《敦煌变文研究》（巴蜀书社），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鶻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牛汝极《回鶻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鶻文佛教文献》（新疆人民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主撰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方广锠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宗教文化出版社），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杨宝玉《敦煌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裴智勇、孙铁《大梦敦煌——一个文化圣地的辉煌与伤心史》（新疆人民出版社），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东教育出版社），黄征主编《敦煌传奇故事》、《敦煌佛教故事》、《敦煌孝道故事》、《敦煌智慧故事》（以上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化丛书”包括：汪泛舟《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高金荣《敦煌石窟舞乐艺术》、刘进宝《敦煌历史文化》、《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谢生保《前世善行——敦煌壁画本生故事》、伏俊琏《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孙其芳《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谢生保《成佛之路——敦煌壁画佛传故事》、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杨秀清《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颜廷亮《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伏俊琏、伏麒鹏《石室奇谐——敦煌小说选析》等。译注有王克孝译《敦煌汉文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赵燕等译《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邦维、荣新江 、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看它的印度起源》（燕山出版社）等。敦煌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刊布也大量增加，主要有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罗国威《敦煌本文选笺证》（巴蜀书社），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林世田、申国美编《敦煌密宗文献集成》（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彭金章、王建军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文物出版社），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浙藏敦煌文献编纂委员会编《者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藏部、上海龙华寺、《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卷7《法华经画卷》，卷9《报恩经画卷》，卷12《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此外，尚出版了一些大型画册，如段文杰主编《敦煌图案摹本》（江苏古籍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健主编《中国敦煌》（江苏美术出版社），吴健摄影《艺术的敦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约数十篇，以下简要介绍如下：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在陈垣、刘铭恕、王重民原编的基础上，对北京、伦敦、巴黎所藏敦煌写本逐一著录定名，过录写本题记，加注说明，为敦煌学者必备的工具书。《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包括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的回顾与展望、在英国的收藏与编目、英国收藏敦煌文献叙录、英藏敦煌文献研究四部分，收录了宋家钰、刘忠、吴丽娱、杨宝玉、张弓、马继兴等论文数十篇，反映了敦煌研究的最新成果。
　　有关百年回顾的文章是这一年的研究特色，主要有杨富学《回鶻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2000—4）、樊锦诗《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陈永胜《敦煌法制文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海涛《敦煌粟特研究历史回顾》（以上均载《敦煌研究》2000—2）。王冀青探讨了“敦煌学”的概念（《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00—2），荣新江考察法门寺与敦煌的直接或间接联系（《法门寺与敦煌》，《论集》），李方考证了21件敦煌吐鲁番文书，分析了其中反映的地方考课制度细节（《唐代考课制度拾遗——敦煌吐鲁番考课文书考释》，《论集》），孙继民据文书研究了唐代健儿制度（《〈武周兵健、戍官行使等功状残文书〉补释》，《敦煌学辑刊》2000—2）。关于归义军时期，陆离考察了俄、法藏土地纠纷案卷（《俄、法所藏敦煌文献中一件归义军时期土地纠纷案卷残卷浅识》，同上），李丽分析了其内部矛盾（《张议潮“束身归阙”之原因考——敦煌张氏归义军内部矛盾之我见》，《社科纵横》2000—3），冯培红考察了节院使（《唐五代归义军节院与节院使略考》，《敦煌学辑刊》2000—1）及诸乡（《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论》，《敦煌研究》2000—3），李正宇研究了乐营（《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苏金花考察了赋税制度（《试论晚唐五代敦煌僧侣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兼论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同上）。郑炳林辑录了敦煌外来商品（《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中华文史论丛》63），荣新江考察了贞元十道录（《敦煌本〈贞元十道录〉及其价值》，同上），高启安研究了敦煌的饮酒（《唐五代敦煌人的饮酒习俗述论》，《敦煌研究》2000—3）。此外，吴丽娱（《唐代书仪单、复书形式简析》、《S1725与P4024写本书仪的撰成年代与唐贞观丧服礼》，均载《研究》）、赵和平（《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的再研究》，《中华文史论丛》62）通过敦煌书仪文书研究唐代礼仪制度，黄正建对占卜文书的系列考释（《有关〈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续录〉中占卜文书的定名问题》，《文献》2000—3,《关于17件俄藏敦煌占卜文书的定名问题》，《敦煌研究》2000-4）也值得重视。
　　总的说来，2000年隋唐五代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考古资料、出土石刻墓志文书等日渐充分利用，多数文章都采用了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考证法，在具体深入方面有所进步，而在文化、民族、中外交流等领域，更侧重与国际（尤其是西方汉学家）接轨，但选题有日渐狭窄、论述有颇多琐碎的趋势，具有创造性的大贡献并不多见，这是新世纪唐史研究中有待加强与改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