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诺尔德·汤因比（1889—1975）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在当代中国也不乏信徒。正是在这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对中华文明的诞生发表了一番高论：“我们发现人类在黄河流域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我们所能肯定的仅有这么一点，就是在黄河岸上居住的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没有像居住在南方古代中国的人们那样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而南方的居民，如在长江流域的居民，他们没有创造文明，他们为生活而斗争的艰苦性也的确比不上黄河流域的人。”

照汤因比的说法，较之长江流域，中华文明之所以首先在黄河流域诞生，是由于这里的居民遇到了艰苦环境的挑战，而他们也成功地应了战。很显然，汤因比把中华文明的起因套入了他那著名的文明起源的“挑战与应战”模式。

“挑战与应战”模式自有其诱人之处，也不乏部分真理，用于解释黄河文明的起因，国人从心理上也容易接受。如果中国只有一条黄河，或者汤因比先生不拿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对比，这一“黄河文明起源说”也许尚能自圆其说。可惜的是，偏偏中国有两条纵贯东西的大河，现代考古学又揭示了这两条大河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不可辩驳的事实，汤因比先生的这一理论终于露出了马脚。

当然，汤因比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黄河文明起源说”时，对于古代中国尚无从了解。汤因比先生精心打造了一张文明起源的床，自然希望所有的文明都睡着合适，长的锯短、短的拉长也情有可原。问题在于，在中国现代考古学成绩斐然的今天，这一谬种仍在流传。甚至某些号称学者的人们仍在津津乐道汤因比的这一“黄河文明起源说”，不但自误，还要误人。笔者虽然才疏学浅，却愿意就这一问题略抒己见。因为笔者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诞生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恰恰不是由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环境更艰苦，而是正好相反：较之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更适于文明诞生前夜的中华先民的生存。换句话说就是，黄河流域对原始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有利。

二

“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摩尔根语）。为了便于论述的展开，首先，我们需要确定一下“文明”一词的涵义。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对“文明”一词曾有明确的阐述。他说，在现代汉语中，“文明”一词与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相对应，表示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在历史学界，则通常将“文明”一词用于描述人类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在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已经发明文字并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而且已经知道冶炼金属。

这就是著名的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制度和金属冶炼技术。

显然，按照这一标准，文明只能由定居者来创造。问题是，人类并不是天生的定居者，只要没有充足的食物，人类就只能像野兽一样到处游荡。那么，充足的食物靠什么来提供呢？

现代考古学告诉我们，人类的定居生活开始于原始农业发明之后。“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语），没有一个文明能够不依赖充分的粮食供应而发展起来，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也无一例外都是发源于农业的文明。

英国学者斯蒂芬·F·梅森在其所著《自然科学史》中曾探讨过文明的起因。他说，“旧石器时代的人发明了形形色色的工具，新石器时代的人则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即定居的农业生产方式，时间也许最近也要在公元前6000年。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很快就消耗掉土壤的肥力，这个因素好象限制了多数新石器时代村社的规模和稳固性。在印度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这种限制就比较小些，因为河水一年一度的天然泛滥带来一层肥沃的新淤泥。在这些流域就有比较多的定居村社繁荣起来，他们排干沼泽，灌溉荒芜的土地，使固定耕作的面积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村社——乡镇——城市，与此同时，由僧侣祭司统治的管理体制也发展起来，组织人们生活上的各种复杂活动。这样在公元前3000年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就出现了最早的一些城市文明。”

相对于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模式，梅森的这一说法尽管朴素，却更为接近事实，这是因为，文明脱胎于新石器时代的结论，到了今天早已成为常识，而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诸多发现对这一说法也提供了支持。

三

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夏鼐先生已基本揭开了“黄河文明”起源的面纱，下面不妨引用一下这位中国现代考古学先驱的一些说法。

“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公开发表的约有七千余处，经正式发掘的也在百处以上。这些发现所提供的大量新资料已经使各地的原始文化的面貌日益明确。尤其是由于碳十四测定年代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

“最引人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所发现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即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它比仰韶文化为早，约在公元前6000年到5700年。当时主要的农作物是粟类，并且已知道驯养猪和狗，可能还有家鸡。住宅是半地穴式，屋旁还有储藏粮食的窖穴。……如果沿着这一线索向上追溯，或可找到中国农业的起源。”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半坡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5000—4500年，稍晚于磁山·裴李岗文化。就文化内涵而言，两者似有承继关系，不过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最重要的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它的年代与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同时，或许开始稍早。当时在这一带气候比较温暖潮湿，居住点的周围环境是分布有大小湖沼的草原灌木地带。河姆渡文化的居住房屋是木结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这是远东及南亚各国主要粮食水稻从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最早的实物标本，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从前我们认为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2250年）是我们所知道的长江下游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并且认为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后的一个变种。实则这里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另一种中心，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

行文至此，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在文明的前夜，与黄河流域一样，长江流域也存在着一个文化发展的中心，同样是中国原始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

四

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属于旱作文化区域，其显著特点就是大部分地区分布有黄土及黄土状土。由于黄土的风成起因，土壤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而且土壤中蕴含较高的自然肥力。虽然黄土地带年降水量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于耐旱作物的生长。现代科学表明，由于受水热、土壤、地形条件控制，在当时的黄河流域，野生植物经人工驯化后成为栽培植物的只能是粟。粟宜于黄土地带生长，成熟期短且易于保存，粟类作物至今仍在黄河流域大量种植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磁山文化”的考古学结论为例。

磁山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镇，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范围有8万平方米，是古代先民聚居的一个村落，碳十四测定的结果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5800年左右。在这里发现的灰坑多达数百个，数量最多的是平面作长方形的。这类灰坑，多半是贮存粮食的窖穴，深1—2米，最深的达5米以上。在其中的80个这类坑中发现了腐朽的粮食堆积，厚度在0.3—2米不等。鉴定结果这些粮食属于耐旱的粟类作物。据专业人员估计，残存的粮食以十余万斤计，说明当时农业生产的规模已经很可观，农业已经在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正是这种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保障了人们的定居生活。

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主要的差异表现在降水多、气温高，而且广大平原地区沼泽水网密布，人类只能在一些“墩”、“台”地貌部位相对高的地方活动。在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稻谷的遗存。例如，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是以发现较早而且又具代表性的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命名的，其年代距今约7000——6000年。1961年，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层中出土了稻草茎叶、稻谷和米粒等实物，经鉴定属于籼稻型。以后又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和浙江桐乡罗家角等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稻谷堆积；在宁绍地区的河姆渡遗址（约公元前5000年）第四文化层所出土的稻谷遗存，其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都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中罕见的。在5000平方米左右的挖掘范围内，普遍发现由稻谷、稻谷壳、稻杆、稻叶和其它禾本植物混在一起的堆积物，厚度达40——50厘米。毫无疑问，长江流域属于稻作文化区。

旱作文化与稻作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旱作文化要获得更高的产量，只需要解决灌溉问题；而稻作文化对水的要求则颇为苛刻，没有水固然不能种稻，可是，如果终年积水，稻谷也不可能生长。因此，在降水丰富的长江流域，要获得更高的水稻产量，必须解决排水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新石器时代，灌溉与排水哪个更容易呢？

五

在这里，故老相传的“大禹治水”的传说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事实上，大禹的“治水”就是要解决排水问题。而人们之所以视大禹为英雄，对“大禹治水”念念不忘，正是暗示着能够解决“排水”问题在当时非常了不起。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大禹的活动范围是黄河流域，而且大禹活动的时期已非常接近文明的诞生，此时在干旱的黄河流域解决排水问题尚且艰难，在多雨的长江流域要解决这一问题，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不过，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又有了一项发明，这就是水井。

有证据表明，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了水井。目前已知中原地区最早的水井，见于河南汤阴白营早期龙山文化的地层中，是一口井字形木构水井；在河北邯郸涧沟遗址，则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两座圆形土井，口径2米，深7米左右，附近有陶窑，井旁有沟渠遗迹。在一口井的底部，发现了完整或残破的陶壶、瓶、罐等容器数十件，当是人们汲水时失落的。这说明这里的水井除了提供生活用水和制陶用水外，也可能用于小块园地的灌溉；在洛阳矬李遗址第三文化层（龙山文化晚期）也发现了圆形水井一眼，这眼井的井身上宽下窄，可防倒塌，已经不是最初始的井了。这是否意味着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流域的先民已经找到了解决灌溉问题的钥匙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水井并非黄河流域独有的发明。因为，比上述中原地区更早的井，则有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发现的一口木构古井。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就纯农业生产技术而言，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较之长江流域，似乎并不先进。

可是，为什么文明首先在黄河流域诞生呢？笔者以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技术水平较低，人类只需简单生存时，稻作文化区不一定落后于旱作文化区。可是，当人类试图追求更高的农业产量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时，自然环境的限制便发挥了作用。以水井这一发明为例，在长江流域，水井也许对解决定居村社人口的饮水有些用途，对提高水稻产量却帮不上什么大忙。在黄河流域则不然，水井可以用来灌溉旱地的谷物，从而直接提高谷物的产量。试想，一旦粮食供应有了保障，人口的增长自然属于情理之中，当聚居在一起的人口超过一定数量时，农业与手工业及其它行业的分工才有可能发生，而这一分工的发生恰恰是文明得以生长、发展的前提。

这就是笔者的结论：由于在新石器时代旱作文化较稻作文化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导致了黄河文明首先脱颖而出。换句话说就是，较之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更适于文明诞生前夜的中华先民的生存，与汤因比先生的结论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