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东部山区考古调查随想

一、前庄遗址重要发现向世人提出的思考

1990年初，位于山西省平陆县城东40公里、地近“砥柱”的平陆县坡底乡崖底村前庄自然村南端黄河边一个二级台地上，出土了一批商代早期珍贵文物。这批文物中有与举世闻名的郑州商城杜岭一、二号方鼎相媲美的青铜大方鼎、有商王室举行祭祀用的重要青铜礼器大圆鼎、罍和堪称商代乐器之最的大石磬。其中青铜大方鼎通高82厘米、口径50厘米见方，腹面四周主饰带状乳钉纹、上部夹饰带状饕餮纹、空心柱状足，足高23.5厘米，也饰带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两件，一件高73厘米、口外径47.5厘米；一件高70厘米、口外径45厘米；腹部均饰带状饕餮纹夹乳钉纹。其中一号圆鼎足高27厘米，饰兽面纹。罍、通高37厘米、口外径21厘米、平肩、“十”字形镂空圈足。颈部和腹部除饰阴线外，均有带状饕餮纹夹乳钉纹相饰。大石磬、通长101厘米、腰宽23厘米、厚4厘米、玉石质、颜色灰白。背中有一圆孔,孔径2.5厘米。表面光滑细腻，敲击音色极佳。这批文物中还有青铜爵、钅斤、陶鬲、纺轮、网坠等（1）。

1990年3月29日《中国文物报》第一版在显著位置以《山西平陆发现商代前期遗址》为题公布了这一发现，国内一些研究夏商史和商周青铜器的专家学者，先后有多人到此地进行考察。次年春，原运城地区文物工作站和平陆县博物馆对该遗址铜器出土地点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开探方6个，发掘面积达100余平方米。此次清理发掘的主要收获是：清理剖面呈袋状和底部呈锅底状灰坑2个、半地穴式房址5座。陶器有：大口尊、三耳瓮、瓿、鬲、罐、簋、盆、甑、豆、觚、器盖、网坠、纺轮、陶环等；石器有石杵、石镰、石刀等；骨蚌器有：蚌镰、骨锥、骨匕、海贝、卜骨等；铜器有：针、镞、匕形器、钅斤等（2）。证实这是一处商二里冈时期文化遗址。

但时过十多年，关于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大方鼎、大圆鼎、罍、爵和大石磬的归宿问题一直是一个谜。因为这批珍贵文物考古界公认是一批商王室祭祀所用的重要礼器。既然是王室所用重要礼器，那么究竟是商代那一个王或王室那一支在此祭祀、又为何将这批贵重礼器留在此地呢？此地会不会与历史上某一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有关呢？从前庄遗址北与陡峭的石崖相连，南、西两边二十余米外的悬崖下即为波涛汹涌的黄河，东侧有“石膏河”山涧流过，遗址北高南低，呈东西带状，总面积仅一万平方米的情况来看。有人推断：前庄遗址可能是一处商人祭祀遗址，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重器等可能是商某王祭河之用器（3）。那么，是商那一个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到如此偏僻的三门峡大峡谷中设坛祭祀呢？会不会有商那一个王曾在此地或附近地区建过都呢？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

二、砥柱以东地区的考古调查和“粮宿商城”的发现

继前庄遗址发掘之后，在砥柱（三门峡大坝）以东大祁村沿河一带的二级台地上，因修路又陆续出土了一批商代文物。其中青铜器有：爵、斝、戈、刀等；石器有石斧、石锄、石刀等；陶器有网坠、陶环、尊、瓿、鬲等器物残片。大祁遗址出土的青铜爵与前庄遗址出土的两件青铜爵造型花纹完全一样，皆属商代早期的“杯体双柱爵”中的“平底宽体准分段式”爵。斝属“宽体分段平底式”斝，为商代中期遗物。戈属“有阑直内式、援宽而长，前锋钝尖、有上下阑、内作长方形、有穿”，明显属商代早期遗物（4）。至此，笔者开始对砥柱以东地区沿河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现砥柱以东的大祁村路段，平陆东沿河公路所经之处，有三分之一路段开凿在黄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这些二级台地多为坡地，一般是北高南低，有些经过现代人的平整，原有面貌已经改变。台地的面积少者几亩，多者十几亩，形状也不规则。从公路下切部分的剖面看，曾零星暴露出一些商代灰坑、墓葬、半地穴式房子，以及夹杂有商代器物陶片的灰土层。虽然没有进行大面积勘探发掘，但可以肯定，在砥柱以东，前庄遗址以西的大祁段沿河一带大约1.5公里长的范围之内。大大小小的黄河二级台地上，在商代前期、中期都曾有过商人部落的居住或活动。粗略估计，这些台地原有面积的总和大约在5万平方米左右。但是，这些发现，并不足以解释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重器的归属问题，那么在与前庄遗址东面搭界的粮宿村会不会有相同的发现或更重要的发现呢？

粮宿村：包括东粮宿、中粮宿、西粮宿三个自然村，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西面（西粮宿村）与前庄遗址搭界，此处是三门峡谷中一块面积最大的黄河二级台地，是古代人类居住活动、栖息的理想之地。二OO三年元月十二日，由笔者率领的7人考古调查小分队终于在距前庄遗址直线距离1.5公里的粮宿村东面——东粮宿村，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城址。从而为解决前庄遗址出土的这批商王室重器的归宿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城址位居东粮宿村的中、东部。南濒黄河，北面靠山，东面临沟，西面与“中粮宿”为邻。城址北高南低，东西宽200余米，南北长300余米，总面积6万平方米以上。城垣现发现东、西、北三面。城垣北墙保存在地面上的长约170米，宽6—12米，残存高度2—5.5米。城垣北墙外侧被淹埋，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已遭受人为破坏的北墙内侧。北墙内侧的西段有当地居民在墙体上直接开凿的窑洞，东段也有当地居民在墙体下部开凿的洞式羊圈。北墙的中部，从西往东约60米处有一宽25米的缺口，疑为北城门。出北门通往山顶的路壕大致还可以看出其基本轮廓，路壕底宽5—7米。深浅随地势，浅则5、6米，深则十几米。东城墙与西城墙在地面上几乎看不到。但由于该城址东面临沟，东城垣东北拐弯处临沟的一面，即墙的外侧，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墙下部的夯土层及城墙走向。在城东南角临沟的一面，还可以时断时续地看出东城墙南段的下部夯土层。从城垣的西北角往南约160米处，在当地一居民窑院的崖眉上还保存有长约3米、厚约2米的城墙夯土层，实为城垣西墙留下的遗迹。由于财力所限，对该城址仅限于地面调查，未能钻探试掘，故整个城垣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南城墙在此次调查中未能发现。不过，从整个城址的地理形势来看，该城东面临沟，仍留有版筑痕迹，说明该城南面可能也有城墙，只是年代久远、沧桑变迁、不复存在罢了。

从当地居民在城垣北墙东段开凿的洞式羊圈洞壁剖面上看，墙体下面的生土基槽，口宽约11米，底略平，宽约6.5米，深约1.4—1.5米。基槽内夯土较松，夯层厚约15厘米。墙体比基槽稍宽，向上斜收。采用分段版筑，每段长约2.3—2.7米。夯层平且匀称，褐红色粘土与黄沙土质掺和，土质坚硬，孔隙很小，夯层厚4—7厘米，夯窝小而密集，圆形凹底，直径约5厘米。此外，在墙体的表面，其腰部还留有当年固定夹板拴绳楔榫留下的孔洞，其孔径一般在6厘米左右，深度未测。该城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笔者推断：其西墙外侧与中粮宿村之间的界沟，即为当年西墙外的护城壕。关于城墙的护坡未发现，城内的建筑布局因未勘探发掘尚不清楚。仅采集到少量夹沙粗绳纹灰、黑陶片和泥制灰、黑、红陶片。可以判定的器物有尊、鬲、盆、罐等，与前庄遗址出土的同类陶器基本一致。在城址内当地居民平整过的梯田高埝头剖面上，还发现了当时烧陶所留下的窑址遗迹和包含各种遗物的文化层。其厚度0.5—2米。

此次发现的东粮宿城址，虽然面积不大，筑城技术上既与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湖北盘龙城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文化内涵与前庄遗址基本一致，其年代当为商代前期无疑。据此笔者推断：东粮宿城址当年的主人就是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的主人。

三、“砥石”历史地望辩

《史记》载：“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作《帝诰》。”《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迁於商。”对于商先王时期的八迁，王国维先生考证：1、契自亳迁居蕃一迁。2、昭明自蕃迁居砥石，二迁。3、昭明自砥石迁商，三迁。……8、汤始居亳，八迁（5）。他认为，契居蕃，在今山东滕县。对于昭明居砥石，他采信丁山先生的考证结论。丁氏认为：“砥石是由水和石济水而来,水即今河北元氏县南槐河”（6）。金景芳先生认为：“昭明居砥石”的砥石为辽水发源处，即今辽宁省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7）。顾颉刚先生云：“昭明所居之砥石（见《荀子·成相篇》，疑近砥柱，在今陕州）”（8）。也有人对王国维和丁山对契居蕃和昭明居砥石之考证不以为然。指出：“从商的先王契至汤已经迁徙过8次。所迁的都城有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东都和邶，而汤的都城则在亳，蕃在今山东滕县境。砥石据说在今河北宁晋、隆尧两县间。”继而又闪烁其辞：“以砥石置于宁晋、隆尧之间，亦只是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叹息：“古史渺茫，也只能暂作悬案。”（9）

从目前来看，“昭明居砥石”，一般人都采信丁山先生的考证结论，对于金景芳先生的观点和顾颉刚先生的推测则很少有人问津，就连对夏商文化研究最具权威的学者邹衡先生，通过对河北漳河中游的邯郸、磁县地区的先商文化的研究也认为：今河北省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即为契之子昭明迁居的“砥石”（10）

实际上，顾颉刚先生的怀疑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前几年，曾经使用过的山西省中学生乡土教材上说：“商的始祖契到灭夏的汤共传14代，先后迁都8次，契的儿子昭明第二次迁都就在砥石，砥石就在平陆县东（11）。”由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中文大辞典》“砥石”条说：“砥石，地名，未祥，或以为砥柱。”（12）《水经注·河水》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山在虢城东北,太阳城东也。”（13）平陆古为虞国，战国属魏，秦为河东郡所辖，汉为大阳县。砥柱在平陆县东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砥石究竟在那里。笔者支持平陆县东说和顾颉顾先生“疑近砥柱”的推测。为什么？如果单从字面上看，“砥石”与“砥柱”仅一字之别，其原因何在？砥，磨刀石也，砥柱实际上是砥石柱的简称。砥石作为地名来讲，有可能与“砥柱”同源，所以说砥石的地望极有可能就在今平陆三门峡大坝以东地区砥柱附近。准确一点讲，砥柱以东、东粮宿村以西，这大约10公里范围之内沿河一带，就是昭明当年所居的砥石，“粮宿商城”便是“昭明之都”。

当然，笔者认为“粮宿商城”便是昭明之都“砥石”，不仅仅是因为“粮宿商城”地近“砥柱”，而是在“粮宿商城”附近发现了一批“商城主人”祭祀用的青铜礼器。而这批青铜礼器从规格上讲只有商王室才能拥有。从厚重程度上看，前庄遗址出土的商代大方鼎明显比郑州商城杜岭一、二号方鼎为早。虽然它们在器形上、花纹上有相似之处，但在重量上悬殊甚大。杜岭一号方鼎高100厘米，重86.4公斤；二号方鼎高87厘米，重64.25公斤。而前庄遗址出土的方鼎高82厘米，重不到40公斤（斯按：当时未测重，笔者掂量过，约30公斤左右）。从绝对年代上讲，前庄遗址出土的方鼎应属二里冈下层东西。但它是不是昭明居砥石时所用的呢？这一点恐怕不大可能，因为昭明所处的相对年代即相当于夏初，即距今3900年到4000年的样子，而二里冈下层的相对年代最多距今3700年。那么这些青铜器到底为谁所用呢？从上述材料来看，这些青铜礼器为“粮宿商城”主人所用是肯定的，但主人是不是昭明呢？笔者认为：在昭明时代，商人恐怕还造不出这样精美庞大的青铜器。这就是说，距今3900年前，当昭明携带早商部落从蕃（山东滕县）迁到砥石居住一段，又从砥石迁到商（河北漳河）一带后，他当年所率的早商部落仍有一部分留居砥石。当商汤王正式在中原地区建国安邦后，砥石这里的商部落作为商王公贵族先祖的直系后裔，理应享受王室的一切礼遇。所以说，商王室所用的重要礼器这里也有，王室经常举行的祭祀活动这里也同样举行。青铜大方鼎、大圆鼎、大石磬在前庄遗址的出土正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当年昭明为什么要选择“砥石”来安营扎寨呢？这与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当时这里不仅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地疏松、易耕易种、十分适合粟类作物的生长。而且在“昭明之都”的西边（现在的中粮宿村、西粮宿村）有广阔的土地可以耕种，从大祁、前庄到粮宿的北部垣顶：东西南北、纵横数十里、山上森林繁茂、山前草原广阔、野兽出没，鸟语花香。脚下河中有鱼、涧中有虾有蟹。这里野生植资源及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是早期人类农耕、放牧、狩猎、捕鱼十分理想的生存、栖息之地。大家知道：早商部落的畜牧业十分发达，昭明的父亲契原居于黄河下游的山东滕县一带，至昭明才迁徙到砥石居住。当然，从地理形势上看，这里属峡谷深处，人迹罕至，交通不甚方便。但当时夏已在中原立国，四处扩大势力范围，对异族邦国皆采取征服的态度。尽管早商部落也是一支武力强悍的部落，但为了保存有生势力，避免与夏发生武装冲突，笔者认为：在迁徙砥石之前，昭明曾暗中派人到黄河中游一带进行过考察，最后便开辟这里为他的新建根据地。

昭明率部迁徙，文献记载为早商部落的第二次迁徙。他这种迁徙，但不是迁都。因为成汤以前，商王朝（国家）尚未建立，其迁徙就没有迁都的含义，而只能视为商民族的移动。邹衡先生说：“成汤以前的八迁，只能理解为商民族的八次移动，不能指定为某一地点，而只能大体确定某一地区。”（14）笔者补充：成汤以前的八迁，无论是契自亳迁居蕃，还是昭明自蕃迁居砥石，或昭明又自砥石迁商，而只能视之为契之亲族的部分迁徙，即与契或昭明有血缘关系的部族的随迁，而绝不可能是整个商部落的大规模的迁徙。所以说这种迁徙，只能是他们亲族内部的小规模迁徙。因为大举规模的迁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的，是危及夏朝统治权力的。所以他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并没有象样的城池，其人口也有一定的限量。从“粮宿商城”遗址、前庄遗址、大祁遗址的地形和现存的遗迹来看，都属于山寨性质。除“粮宿商城”之外，其他“山寨”并无寨墙，寨址都选择在三面临空、一面靠崖的黄河一、二级台地之上，每个寨子往北都有一条通往山顶或垣上的路，往南有一条路通往河边或涧边。即一条路是人们外出耕作、采集、狩猎、放牧的路。一条路是人们取水、下河捕捉鱼、虾、蟹的路。寨子只有北门和南门，不管是防止野兽袭击，还是抵抗外敌的人为进犯，其防御能力都是较高的。寨子内建有大小不等的房子，每个寨子可容纳一、二百人。“都城”内可能人多一些，估计当时随昭明迁徙砥石的人数不过五、六百人。至成汤在中原立国时，砥石的“商人”可能发展到千人以上。

至于说作为“昭明之都”砥石的标志性建筑“粮宿城”，在当时为谁所筑，这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所证实。目前笔者给出的判断是：此城始筑于昭明，但兴盛时期并非为昭明所居，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当为“粮宿商城”兴盛时期主人祭祀用的礼器。

四、“砥石”与商王室的关系

前面笔者曾经写道：“砥柱以东、东粮宿村以西，这大约10公里范围之内沿河一带，就是昭明当年所居的‘砥石’。”“不仅仅是因为‘粮宿商城’地近‘砥柱’。而是在‘粮宿商城’附近——前庄遗址、发现了一批‘商城主人’祭祀用的青铜礼器，而这批青铜礼器从规格上讲，只有商王室才能拥有。”由此断言：“这些青铜礼器为‘粮宿商城’主人、即商王室直系后裔所用是肯定的。在昭明时代，商民族恐怕还造不出这样精美庞大的青铜礼器。这就是说，距今3900年前，当昭明携带早商部落从蕃（山东滕县）迁到砥石居住一段，又从砥石迁到商（河北漳河）一带后，他当年所率的早商部落仍有一部分留居砥石，当商汤王正式在中原地区建国安邦后，砥石这里的商部落作为商王公贵族先祖的直系后裔，理应享受王室的一切礼遇。”也许有人认为笔者的这种推断是错误的，但1996年2月在郑州商城西墙外发现的一个商王室重器窖藏，佐证了笔者的上述推断。

该窖藏共出土青铜器12件，其中大方鼎4件、斝2件、爵2、簋1件、戈2件、钺1件。奇怪的是4件大方鼎平面都作正方形，口沿两侧部位有竖立的两个环耳，腹下四角为四条直立的上粗下细的圆柱形足。在1号、2号鼎的腹身均饰有饕餮纹和乳钉纹。饕餮纹都作带状分布于鼎腹上部、乳钉纹饰于鼎腹的两个侧边和下部。3号、4号鼎的腹身外仅饰有带状乳钉纹，鼎足上部外侧饰三角纹。每件鼎的腹壁和足部都有烟熏痕迹。方鼎的高度依次为83、75、64、59厘米（15）（重量不详）。

有关专家认为：郑州商城西墙外发现的这批青铜器，虽是继郑州杜岭和回族食品厂之后发现的第三坑窖藏青铜器，但一次出土4件青铜大方鼎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每件大方鼎的大小高低都不一致，具有列鼎性质。为研究商代王室用鼎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那么“砥石”一次出土三件大鼎又说明了什么呢？前面笔者已经介绍到：与大方鼎同时出土的还有两件大圆鼎，一件高73厘米，一件高70厘米，如果拿郑州商城西墙外发现的四件青铜大方鼎与“砥石”出土的一件青铜大方鼎和两件青铜大圆鼎作比较的话，应该说“砥石”主人与“商王”使用的重器毫不逊色，表明器物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是一个级别。

关于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大方鼎、大圆鼎的年代问题，有人对前庄遗址出土的铜器和陶器与河南诸处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过比较分析，认为前庄遗址出土的这批铜器“其准确时代应定在二里冈期第三段第Ⅴ组到第Ⅵ组之间，而更接近于第Ⅵ组（16）。”笔者认为前庄遗址出土的大方鼎、大圆鼎应该与郑州商城西墙外出土的四件大方鼎的年代大体同时或略早，其铸造地应该在郑州。因为在前庄附近一带没有发现铜器作坊遗址，距离前庄遗址百里之内也无铜矿可采。笔者推断：前庄遗址出土的这批青铜重器是商王室分送给砥石某王爷享用的。“砥石”虽然地处偏僻的三门峡大峡谷，但由于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当时仍是一个与商王室保持直接联系的重要“故都”。这个“故都”的主人，在商定都中原以后，管辖的范围不仅仅是平陆砥柱以东至东粮宿村以西沿河一带，极有可能对其周围方圆百里的土地都进行兼管。生活在这一地域之内的人们，都有可能对“砥石”主人进行纳贡。“砥石”虽小，但它可能拥有奴隶制国家控制下的一切权利机构。当时这里不仅有商某王爷主政，而且有保护商某王爷财产、维护商某王爷尊严、对外防止入侵、对内防止叛乱的军队，大祁遗址出土的兵器戈、以及前庄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铜镞即说明这里拥有武装力量存在，从一定程度上讲：这里可能还设有监狱。

由此看来，粮宿商城当年绝非普普通通的山寨小城，而是一个与商王室保持密切联系的“要邑”，它的废弃大约与郑州商城王都的兴衰有关。有关“粮宿商城”的调查材料尚未正式发表，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探讨，笔者期盼更多的专家学者去关心、去参与。建议有关部门把该城址的考古发掘计划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来立项，想必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粮宿商城”真正面貌一定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注释：

（1）拙作：《平陆县前庄商代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季刊》1992年第1期。

（2）李百勤：《山西平陆前庄商代遗址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4年第4期。

（3）山西省考古所陶正刚先生到此地考察时说，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可能是商某王祭河之用器。

（4）大祁遗址出土的戈与马承源先生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48页图2相同、45页称此式戈为“有阑直内式”。

（5）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6）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氏族文化》载《史语所集刊》第五本。

（7）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1978年，见金景芳网页。

（8）顾颉刚：《殷人自西徂东札记》、《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249页。

（9）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册，第二节《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间的交通道路》。

（10）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肆篇：《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13页。

（11）山西省教育厅编写的中学生乡土教材，“历史”补充教材。1993年印行。

（12）《中文大辞典》第二十三册，“砥石”条。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民国五十七年版、364页。

（13）《水经注·卷四河水》、岳麓书社出版、1995年1月版、第60页。

（14）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版、211页。

（15）《商王室重器在郑州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21日第一版。

（16）张崇宁：《山西平陆前庄商代遗址分析》、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