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盐务经营体制，远较辽和西夏复杂。其食盐生产与运销制度，略近于宋制之纷繁。而宋、元盐法的某些差异，亦可从金盐体制中得到较合理的解释。可惜有关的载述过于简略，以至于许多问题，迄今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尝试，以就教于专家读者。
　　 一、金盐的官营与民煎
　　１．场灶正课和自煎干办。
　　金代盐业的生产体制，包括官营制盐业和民营制盐业两大类。前者，以制盐资料的国有制为基础；后者，以制盐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一般说来，官营盐场集中在东部、东北部海盐产区，以及解池和西北地区盐湖诸场。民营制盐业，则仅见于个别沿海地带和某些土盐产区。
　　北宋时期京东东路的盐务场，先后总计约１１处。金代山东东路设置的盐场，则在１３至１５处以上。包括山东、河北、辽东、北京等路的盐场，更多达数十处[①]。这种情况，表明金代海盐官营的范围和国有化程度，有明显的发展。
　　金代官营盐场的生产体制，起初仅征敛"正课"盐："每石收正课百五十斤"。额外余盐，大约许灶户零销。这种情况，有点仿宋初旧制。灶户课盐的本钱，则实行预支。譬如宝无坻盐使司所辖诸场院，"先一岁贷支偿直，以优灶户"[②]。其他地区支本方式，未见载述。
　　宝坻盐司的"正课"，后来又增收"耗盐"。大定二十三年（１１８３）十一月，张邦基以"虑有风干折耗"为言，奏议"宝坻盐课"事。于是，遂令每"石加耗盐二十二斤半"。以每石正课１５０斤计，其加耗率１５％。正、耗盐合计，灶户课盐每石至１７２．５斤。
　　灶户余盐零售之制，至金代后期予以取缔。泰和七年（１２０７）十二月，尚书省根据卢附益的奏言，制定了"灶户盗卖课盐法"；同时宣布：灶户"应纳盐课外，有余则尽以中官"，根据"灶户盗卖课盐法"与"余盐中官"法，灶户之盐，必须全数纳官，不得有任何存留。即令是"刮咸土煎食"或"采黄、穗草烧灰淋卤"，亦在违法惩办之列[③]。
　　灶户除支本认纳正课和加耗，并中卖一切余盐外，往往还要承受各级盐吏的克剥，包括"出分例钱，以资（盐使）司官"[④]。
　　关于金代合法的民营制盐，《金史》载述极略。今考这类生产体制，曾存在于中都路的平、滦二州，河东北路的太原府。此外，或许也一度存在于京西路的大同府等处。
　　大定二十四年（１１８４），会宁尹蒲察通向世宗建议："可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世宗拒绝说："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沽耶？"世宗所谓"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即系一种"听民自造以输税"的生产体制，但不是造酒，而是煮盐。这种民户自造煮盐制，不仅在大定二十四年之"先"曾一度存在；其旋"以不便罢之"，亦未必永罢下去。章宗即位之初，即有意再度兴复和扩大该制。
　　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十月，金章宗："谕有司曰：……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百官的议论，大致分为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左谏议大夫徒单镒为代表，"以干办为便"。第二种态度，以户部尚书邓俨、礼部尚书李晏等人为代表，反对扩大和推广干办盐钱法及自煎制，主张降低盐价及干办盐课。第三种态度，以刑部尚书郭邦杰等人为代表，主张"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根据这次讨论而采取的决策，是降低盐价和整顿巡捕机构的苛酷诬罔之弊。
　　《金史·食货志》叙述大定二十九年末盐法讨论之后，有一句过渡性的话说："时既诏罢干办盐钱……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姑不论北京、辽东盐使司的复置是否同"干办"盐法有关，所谓"既诏罢"云云，仿佛已停罢一切现行的干办盐钱。然而事实未必如此。第二年，即昌明元年（１１９０）七月，便有"上封事者言"及太原等地缓征"干办"盐钱之事："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⑤]由此可见，至少在太原卤地等河东北路某些地区，当时"依旧干办"如故。而《金史》所谓"既诏罢干办盐钱"，很可能是诏罢各地"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即并未按章宗原意推广"干办""自煎"，但亦不曾取缔现行的干办自煎制。
　　除平、滦濒海与太原卤地之外，大同府一带土盐区也可能有过类似的"干办"制。尽管这一地区设有西京盐使司，而且，泰和四年以后又加强"收碱"限禁；但在此之前，或某些时期，大同府的盐法与太原有过类似之处。其根据，既在于它们都在"卤地"；还在于明初太原、大同府奏报说："郡地旧以多碱，多煮为盐。自宋金以来，输课于官；凡大口，月入米三升；小，二升。"[⑥]假如这一记载不误，那么，太原、大同府不仅推行过"干办"盐法，令民自煎；而且，其"干办"盐课还未必都是纳"干办盐钱"，有时候，甚至还"均办"盐米。
　　２．平州盐钱局与干办法的变迁。
　　金代的"干办"或"均办"盐钱法，也许是当时最有特色的一种盐业体制。金章宗即位之初对"均办"与"自煎"制度发生兴趣，并非出于偶然。那么，"均办"或"干办"盐钱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干办"与"自煎"之间关系如何？其渊源与实施状况又怎样？这是金代盐业史必须回答的问题。可惜的是，《金史·食货志》的有关载录零散而不成系统。
　　譬如有关平滦盐法，《金史·食货志》称："宝坻盐行中都路，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大定十三年（１１７３）２月，"并榷、永盐为宝坻使司，罢平、滦盐钱"；大定二十一年（１１８１）十二月，"罢平州桩配盐课"。这些记载，非借助前代某些盐法便绝难理解。
　　前面引录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十月上谕和邓俨等人的议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金廷"令民自煎"的同时，亦"令民计口定课"，"输干办钱"。这种作法，令人忆起后周及北宋的"两税盐钱"和"干食盐钱"。据载，后周原"榷河北盐"，民户但犯私盐"辄处死"。后来"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而弛其禁。世宗许之"。另一种说法，是后周榷河北盐利，"共得三十万缗，民多犯法，极苦之"，后来父老向宋太祖进状，得以"罢禁通商，止令收税"[⑦]。
　　这类为"罢禁通商"而缴纳的盐钱，其实不止敛于河北及税户，北宋所谓"客户干食盐钱"，就是指"不系屋税、田赋"，而"出于浮客，旋配掠者"。实际上，就是当初向客户配卖官盐的价钱，在通商罢榷后照旧收敛而不支盐。正如石介所说，"人岁输其缗钱数白于有司，以其不地而征，无名而取，谓之’干食盐钱’"[⑧]；或曰"浮客干食盐钱"。
　　征敛"两税盐钱"或"干食盐钱"，虽然加重了民户的负担，却并非完全无谓。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换取"罢禁通商"的政策，免除某些地区的苛酷私盐刑律。正如嘉ｙòｕ＠①四年（１０５９）宣布茶法通商，同时向茶园户征敛一笔"茶租"钱一样[⑨]。河北父老为此而宁肯向皇帝"遮道泣诉"、请愿"进状"，道理就在于此。
　　金代"干办盐钱"法，大抵渊自于宋；并且与宋制有类似之处。金章宗之所以"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亦是因为他发觉私盐刑律贻祸甚深。他慨叹说："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平、滦等地推行此制后，一方面"民既（纳）干办钱，又必别市（盐）而食"；另一方面，毕竟取缔私盐刑罚，"令民自煎"自贩。而这种政策下获益至多者，是盐民和盐商。邓俨所谓"徒增煎、贩者之利"，即系此意。这种政策下吃亏蒙损的，则是消费者，尤其是没有固定收入的城乡客户。
　　平、滦一带，辽时为南京路。入金，属中都路。金代中期该路设宝坻盐使司。其前身，即辽时的新仓镇榷盐院与永济务。平、滦二州位居其东，是否设有盐使司，《金史》失载。至少有"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马城县，亦在滦州。此金代之"平州副使"，当即宝坻盐使司之副使。其于平州另设"分治使司"，原辖平、滦诸盐场务。推行"干办"盐钱法后，场务大约罢废，改"令民自煎"。该副使的主要业务，亦改为置局敛贮"干办"盐钱。
　　金代平、滦二州的"干办"盐钱法，并非自始至终推行。这一点，从《金史·食货志》所述大定十三年二月"罢平、滦盐钱"等事可以窥知。所谓"罢平、滦盐钱"，当即取缔"干办"盐钱和"令民自煎"制。至于大定二十一年"罢平州桩配盐课"，似表明在此前后，平州曾再行"干办"和"自煎"。大定二十四年金世宗说："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这表明"滦州诸地"的"干办""自煎"制又再度反复。大定二十九年章宗"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推而广之，似又说明当时的平、滦州，仍行"干办"法。
　　金代平、滦海滨地区的民营自煎制与干办盐钱法，就是在这种曲折变迁中反复实施的。

二、商榷折博与钞引盐法
　　金代食盐的销售体制，主要包括纳税商盐制、官司榷卖制、免税供应制、折博制、钞引制等。"干办"盐钱法下的商销，亦属于纳税商盐制。无论在哪种体制下行盐区域都有严格的划分，不得相互侵越。
　　１．纳税商盐与榷卖官盐法。
　　金代合法的商税盐制，主要见于上京路的大盐泺（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之达布苏盐湖）、乌古里石垒部盐池等处。前述平、滦濒海区与太原卤地，在某些时期和干办盐钱法下，也属于商税盐制。边境地区的榷场贸易，亦须照章纳税。但后两种情况，毕竟不是金代纳税商盐的典型形态。
　　《金史》说："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⑩]然而，大盐泺的盐法，并非一贯的商税制。大定初年，曾"于大盐泺设官榷盐"[①①]。至大定十三年（１１７３），"大盐泺设盐税官，复免乌古里石垒部盐池之税"[①②]。这就是说，大盐泺经历了从官司榷卖到商税制的变迁。而乌古里石垒部的盐池，在大定十三年前曾经征收商税。除此之外，大盐泺还推行过折博盐法。
　　金代的官司榷卖制，见于山东路的宁海、登、莱、密、莒州等海盐产区，辽东与北京盐使司辖区，以及陕西、河南等土盐产区。前述平、滦州海盐区，与太原、大同府之土盐产区，在某些时候也推行官卖--譬如取缔"干办盐钱"法的情况下。
　　据《金史》称，山东路"宁海州五场，皆鬻零盐，不用引目"。具体些说，其产销区划分工为：黄县场盐，"行黄县"；巨风场盐，"行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场盐，行福山县"。以上三场盐，"又通行旁县栖霞"。宁海州场盐，行该司候司及牟平县；文登场盐，行文登县。这里所谓"皆鬻零盐，不用引目"，当即区别于钞引法而官卖散盐。
　　宁海州五盐场的"不用引目"，"皆鬻零盐"，未必等同于计口配卖，但很可能是一般的官府零售。这一点，从后来的政策变迁中不难窥知。
　　泰和五年（１２０５）十月，张德辉建议：在"人易得私盐"的山东"海ｒｕáｎ＠②"，"量户口均配之"。目的在于杜绝私贩而保障官司盐利。这一建议，受到尚书省的重视，并转发山东按察司议其利便。山东按察司认为："莱、密等州比年不登，计口卖盐所敛虽微，人以为重。恐致流亡。且私煮皆无籍之人，岂以配买而不为哉？"张德辉的建议究竟是否推行？《金史》没有明确的载录，只是含糊地说："遂定制，命与沧盐司皆驰驿巡察境内"。第二年四月，又根据涿州刺史夹谷蒲的奏言，"以莱州民所纳盐钱，听输丝、绵、银、钞"。莱州民户既输"纳盐钱"，大约当地已计口配卖[①③]。
　　早在大定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１１８４-１１８５）间，世宗曾反复同宰臣讨论辽东盐法。辽东与北京两盐使司，也一度被撤销。根据世宗上谕，辽东地区"可止令散办，或询诸民，从其所欲"[①④]。从世宗与宰臣的对话中推断，改法后的政策，大约是丞相乌古论元忠等人的方案："罢盐引，添灶户"，实行比较灵活的官卖制度。
　　南京路的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诸县，贞ｙòｕ＠①二年（１２１４）一度置场设官榷卖土盐。兴定三年（１２１９），根据摄京西路行三司事李复亨的奏议："阳武设卖盐官，以佐军用"；同时禁止沧、滨盐过河，限令河南只食阳武盐和解盐[①⑤]。
　　一般地说，金代食盐的计口科配之弊，未必象南宋某些地区那样严重。然而同类的积弊，毕竟也不是个别现象。明昌元年（１１９０）的一则规定，即申明"禁司、县擅科盐制"。足见此类擅行科配，曾存在于诸司县间。[①⑥]
　　２．折博与钞引盐法。
　　金代的折博盐法，多见于官府急需某些物资--特别是军用物资的时期和地区。譬如契丹将领移刺窝斡起兵之际，金廷亟调军筹粮，曹望之便建议开放大盐泺之盐，"听民以米贸易"。在曹望之看来，这类折盐易米政策，还可以促进地域经济的繁荣及边防的稳固："民成聚落，可以固边围，其利无穷。"果然，这一建议实施后，折搏仓"凡贮米二十余万石"。后来"东北路岁饥，赖以济者，不可胜数"[①⑦]。
　　上述开放大盐泺折博贸易，在大定初年。几乎在同时或稍后，河北东路转运副使梁肃，也致函东北地区，开展同类的贸易："移牒肇州、北京广宁盐场，许民以米易盐。兵民皆得其利。"[①⑧]泰和四年（１２０４），桓州（今内蒙正兰旗一带）刺史张炜上书，亦"奏请以盐易米事"。
　　大体上说，金代的折博盐法与五代两宋的旧制一脉相承。
　　金代食盐销售体制中最为重要和颇具特色者，是钞引盐法。其推行范围，曾涉及当时全国境内的主要盐产区和行销区。在钞引法实施中，诸盐使司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金代钞引盐法的实施推广，主要在完颜亮迁都燕京，并采纳汉臣蔡松年的方案之后。"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蔡松年钞引盐法的实施要点，不妨用《金史·食货志》的两句话来概括：
　　其一："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
　　其二："钞、引、公据，三者具备，然后听鬻。"
　　所谓"钞合盐司簿之符"，是指商人持以提货的盐钞，必须同他们购钞时登录的底簿及符契相吻合。该底簿，届时由盐司持与钞券比勘验符。所谓"引会司县批缴之数"，则指商人所持的盐引，用毕须及时上缴司、县，并检核其批凿印记，会计其总数，以防隐漏不缴，挟私重用。所谓"钞引公据三者具备然后听鬻"，是指盐商取得官盐运销权，必须持足三种文券：盐钞、盐引与相应之公据。
　　蔡松年钞引盐法推行之初，也象当时的"交钞"钱法一样，预定"七年一厘革之"。但后来，"交钞法"罢七年厘革之限，钞引盐法也大致维持未变。
　　金代盐钞引的印造和出售，主要由印造交引库与榷货务负责。印造交引库，也称为"盐钞香茶文引印造库"。该库乃贞元二年（１１５４）创置于中都燕京，正隆五年（１１６０）随榷货务一并迁往开封[①⑨]。其职能，为"掌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金代榷货务，"掌发卖给随路香茶盐钞"[②⑩]。贞元四年（１２１６），又置提举南京榷货司。
　　金代"制钞"权归于中央，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出钞"权，则原则上归于朝廷，实际上略有灵活--譬如由中央拨予地方出售。《金史》述及此类情事，屡称"榷货务所鬻盐引"，"榷货务出盐引"，"榷货务盐引"云云[②①]。然而，某些大盐使司乃至转运司出卖钞引的事，也不乏见。譬如解盐使司，其"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②②]。这种情况，与北宋中期有些仿佛[②③]。
　　金代商人购买盐钞引的手段，包括铜钱、银铤、纸币"钞"、银币"宝货"等。在某些情况下，公牒之类有价证券也可以兑买钞引。至于以粮食等实物换取盐钞引，则属于特例。这一点，与宋代排斥实物的典型钞法略有不同。
　　各种买钞手段并用时，往往也有搭配比率的规定。譬如承安四年（１１９８）三月，"榷货务所鬻盐引"，曾规定"收纳宝货与钞相半"，即用"承安宝货"银币与纸币各一半，搭配买钞引。为了扩大银币的流通，随即又命"榷货务盐引，并听收宝货，附近盐司贴钱数亦许带纳。"在此之前，为了鼓励纸币的流通，宰臣亦曾献议："以钞买盐引"者，其每贯钞可作一贯五十文使用。章宗以为这还不够优惠，下令买盐引者，每贯面值之钞币可权作一贯一百文使用[②④]。
　　顺便指出，近年临潼地区发现的一批金代盐司银铤，大都錾刻有明昌元年（１１９０）或泰和四至七年（１２０４-１２０７）的岁月，"解盐使司"或"分治使司"名号，"盐判"签押及系衔官阶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银铤不仅铭有行人、秤子姓名，而且标出店户或客人姓名，甚至錾有"引领"姓名。其自铭铤重，大多接近于５０两[②⑤]。
　　临潼金代解盐银铤，与以往发现的"解盐使司入纳银"铤一样，都属于金代盐商向解盐使司购买钞引的入纳银铤。其铭文中的"店户"或"客人"，当即入纳银铤的旧主。可惜有关部门将它们误断为"盐税银"。其"店户"、"客人"等也被误释为应役铸铤的银铺户。而以往发现的"解盐使司入纳银"则被误为宋代之物[②⑥]。

三、晚金盐务的失控
　　以上几种不同地区的金盐经营体制，主要是就金代前期和中期的一般情况而论；并且，即令在那一时期和地区，其盐业体制也并非都贯彻始终。前述大盐泺、肇州、广宁等地时而改行折博，以及平、滦州"干办"制的兴废，即表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金代晚期的盐业体制，又与前、中期有所不同。当蒙古军开始深入金朝腹地，各路反金义军蜂拥而起之际，金廷对某些盐区的控制，已处于松懈和瘫痪状态。这一时期的金盐体制特点，大略可以归纳如下：
　　其一，在崇庆元年（１２１２）至贞ｙòｕ＠①三年（１２１５）前后，金廷丧失了西京盐使司所辖的主要产盐区--昌、桓、抚州，以及北京、辽东两大盐使司所辖的辽阔盐区。
　　其二，崇庆二年（１２１３）至贞ｙòｕ＠①二年（１２１４），即成吉思汗率军三路南下，至完颜ｘúｎ＠③南迁之际，金廷基本上丧失了对宝坻、沧州两盐司辖区的控制权。贞ｙòｕ＠①四年（１２１６），以"团结乡兵"起家的张开，"率所部复取河间府及沧、献二州十三县"。张开："复清州"之际，并未替金廷兴复其钞引盐法，而是用帅司二百道空名宣敕自行置官，并向朝廷提出要求--"输盐易粮"。宣宗面对现实，不得不默认张开对沧、清州盐的特权，并"诏与之粮"，接受其"输盐"。显而易见，这时的河北盐已由张开等人掌握。
　　其三，崇庆二年（１２１３）至贞ｙòｕ＠①五年（１２１７），金廷丧失了山东盐使司所辖大部分产区和销区的控制权。这些地区，或归于蒙古军掌握，或由李全等反金势力占据。
　　李全等人，于至宁元年（１２１３）起兵反金，同时抗击入侵山东的元军。他既同红袄军会合，又一度与宋军协同作战；最终却降于蒙古军。兴定元年，即宋嘉定十二年（１２１９），金元帅张林以莒、密、登、莱、潍、淄、青、滨、棣、宁海、济南等府州归宋[②⑦]。这些府州中的一部分，旋即又为蒙古军所占有[②⑧]。而张林之"财计"，多仰于"六盐场"。李全兄弟为了占有山东盐利，后来又与张林反目。兴定二年（１２２０），李全取道沧州而归楚州，亦"假盐利以慰赡"其军。他的许多活动，都同控制盐利相关[②⑨]。
　　其四，金代晚期实际掌握的盐制，大约主要是解盐。当解州也成为金、蒙双方"必争之地"时，金廷一方面派重兵守护；另一方面，又坚持解盐的固有经营体制，不肯将解盐使司的大权轻易让给地方势力。
　　宣宗贞ｙòｕ＠①年间，蒙军前锋直逼关、陕、平阳，金朝河东南路岌岌可危。这时，从坦曾上书宣宗，提出一系列重大改革建议。其中包括"令宝昌军节度使从宜规划盐地（池）之利，以实二州（指解、绛二州--郭注）则民受其利，兵可以强矣。"[③⑩]，实际上，金末的解盐司，已很难有效地控驭钞引局势。其治所之一，大约也迁往陕州。即使宣宗采纳了从坦的建议，解州及其附近的危局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不久，河解元帅、权兴宝军节度使赵伟即叛金降元[③①]。几年以后，从潼关逃至陕州的帅臣徒单元典，竟大劫陕州官库，甚至连"盐司牌，亦夺取之"[③②]。
　　 结语
　　金代的盐业经营体制，大致有如下的特点：
　　其一，北方海盐生产，普遍实行官营；只有河北平、滦州等个别"干办"情况例外。北方池盐及河东解池盐，亦是如此。官营，是金代盐业生产的主体。
　　其二，除个别地区和特殊情况外，很少有象北宋那样大规模和大范围的食盐官运。这一点，将另文专论。
　　其三，金代官盐的销售，主要由榷货务、盐司和钞引商人代理。这种钞引盐，在不同的产区和行盐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包装规格和计量单位。各行销盐区，不得侵越。至于折博盐法、官卖榷禁、商税盐法或干办盐钱法等，大都是对钞引盐法的某种补充和调剂。
　　其四，河北平、滦州与河东太原等地推行的"干办盐钱"法，是金代盐法颇具特色的一种经营体制。这种体制，渊自于五代后周至北宋初的河北两税盐钱法与客户干食盐钱法。它在形式上类似于商税盐法，但另以居民缴纳盐课钱为代价。
　　其五，上述情况，常由于私盐的冲击和中央权力的削弱而受到影响。特别是金代晚期的盐业体制，随着中央权力对周边盐区的失控而有所变化。
　　注：
　　[①]参阅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第三章"宋辽夏金盐业"部分。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②][③][④][⑩][①②][①③][①④][①⑥][②②]：《金史·食货志》"尽以中官"之"中"，中华书局标点本误改为"申"。
　　[⑤]元好问：《遗山集》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铭》。
　　[⑥]《明太祖实录》洪武１３年６月庚申条。参阅注[①]所引第五章"明代盐业"部分。
　　[⑦][②③]参阅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４６３、４１８-４１９、９４４页。
　　[⑧]《徂徕石先生文集》卷８。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嘉ｙòｕ＠①４年２月已巳条。
　　[①①][①⑦]《金史·曹望之传》。
　　[①⑤]《金史·李复亨传》。
　　[①⑧]《金史·梁肃传》。
　　[①⑨]《金史·海陵纪》。
　　[②⑩]《金史·百官志》。
　　[②①][②④]《金史·食货志》。
　　[②⑤]《关于陕西临潼出土的金代税银的几个问题》。《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８期。
　　[②⑥]《四川双流县出土的宋代银铤》，《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７期。
　　[②⑦]《宋史·李全传》；《齐东野语》卷９。
　　[②⑧]《金史·宣宗纪》。
　　[②⑨]《宋史·李全传》。
　　[③⑩]《金史·忠义传·从坦》。
　　[③①]《金史·哀宗纪》。
　　[③②]《金史·徒单元典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礻加右
　　 ＠②原字为土加需
　　 ＠③原字为王加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