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郑和传》，以《明史》本传“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为根据，认为当时航海利器发达，因有“吾读此文，而叹我大国民之气魄，洵非他族所能几也”的感兴。并且用夸饰的笔调，作为抒情的评论。他说：

考现在世界最大商船，称美国大北公司之弥奈梭达，长六百三十英尺，广七十三英尺，全世界色然惊之，谓大莫与京矣。英尺当我工部尺九寸八五七七，明尺当今工部尺尺有一尺一二。然则郑和所乘船，其袤殆与弥奈梭达等，其幅则倍彼有余。 以今日之美国，仅能造如弥奈梭达者二，以当时之中国，既(疑当作竟)能造倍“弥奈梭达”者六十二，虽曰专制君主有万能力，而国民气象之伟大，亦真不可思议矣。其时蒸气机关未经发明，乃能运用如此庞硕之艨艟，凌越万里，则驾驶术亦必有过人者。

《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一

梁先生于此史实，固然深信不疑；当时作史传，又大都有所感愤，无所用其怀疑。所以，虽说是“新史氏”的史传，于这一节并没有搜寻到新的史料，此刻，我们如其于明史之外仍别无发现，而想像到以当时的财力人力，居然早已能够造如此的大船，又如此之多，的确也要说“真不可思议”。可是世间物质文明的进展，究竟有历史的过程，循序渐进的多见，突变而发达的少有。梁先生之所谓“真不可思议”，用了历史眼光观察，却不能不疑虑他有“尽信书”之失。因为本传记载的船，实在太大了。

据《本传》，船身长四十四丈，阔度倒有十八丈，长阔之比，约为七与三(或云阔度当长度百分之四十一)，于此，我们只凭常识为断，就不能无疑。我们知道，航海的船舶，为了波涛汹涌之故，更需要减少水的阻力；而愈短阔则阻力愈大，又是古今不变的。那就可以断言，当时造船，一定不会采用这样的长方型。而且，在我们眼中，江海之上也不曾有过大船有这样的船型。至于现代造船术有没有长阔限度的规定，虽则未曾研究，但眼见的船型，尽多参考的资料。例如梁先生所举的弥奈梭达，长阔的比例约为九与一。最近造成的宁海巡洋舰也差不多是九与一。再详查二十一年度海军统计，《海军各舰船身概况统计表》，其中所列各种舰艇，除宁海不计，共五十一艘；虽因船类而不同，但长阔的比例，差度相近到八·五与一五以上的，大都是五百顿以下的小船。大多数约为八七与一三之比。其中只有一艘木壳船，其比例为长七·九阔二一，而这一支乃是巡防艇，排水量仅有三十吨，大约不会用以“凌越万里”的，可见排水量较大的船，总比小量的要狭长些。那么，比船身最长的宁海(船长三六０尺)还长出三分之一来的“大腙宝船”，何致造成违反水性的“短短胖”呢?所以本传云云，可说是史官笔下造成的船舶，并不曾经过工匠用斧斤，斫大木。

依上所述，所谓“真不可思议”，换言之，确是大得离奇。但事实的可能，究竟有多少长?多少阔呢?这一问题，在文献不足的今日，我们尚无法作精确的解答。但因新史料续有发现，已不难作近是的推想。我所谓新史料，第一是郑鹤声先生发见的静海寺残碑，此碑今残存南京下关静海寺壁间。二十五年春，为郑先生所访得，刮剔磨光，得一百四十八字。此碑虽仅存几分之一，而文字无损。其追纪通番往事，语气仿佛《事迹灵应》二记，可断为郑和等所建立，其时大约在末次南航离京之际，略前于二记。惟碑文纪事，则较二记为详；所乘海船，并经叙及。一云：“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櫓船……”又云：“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据此，我们知道郑和永乐三年之行，所乘系二千料海船。宋应星《天工开物》第九卷“舟车”，谓舟“或以形名，或以量名，或以质名，不可殚述”。然则此二千料之“料”，大约为容量的单位，即所谓舟以量名。但二千料海船制度如何?是否“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仅据残碑亦复无从考证”。去年夏间，我在苏州，承省立图书馆王佩诤先生之介绍，得见梁溪余氏所藏《龙江船厂志》孤本，书成于明嘉靖癸丑(1553年)，距郑和末次南航(1431年)，已百二十年。著者为上海李昭祥，他是南京工部的官，于船厂的掌故，记载极详备，可说是专家著作。事先我满望能从书中得到“宝船”营造的制度，结果，失望得很!除海船图外，仅仅查得“海船已革，制度无考”八字。可是从别的方面，却颇有所得，最大的收获，是书中载有四百料，二百料，一百五十料和一百料，战座船的详细制度，因此二千料海船虽然无考，我们推论的凭借却取得了。现在我将所得的资料，制成统计表如左(下)：

观右(上)表所示，二百料比一百料船大加倍，而约计长阔之比，前者为五五比四五；后者取中阔为六一比三九。而四百料比二百料船，料数又加倍，其比例则一为六比四，一为六五比四十四。足见以料名船，系以容量为单位；所以料数加倍，长阔不加倍。因此，也就断无容量大五倍，而船长阔同加五倍之理。今知郑和所乘海船为二千料，于四百料船容量为五倍，姑假设深阔与四百料者相同(船大则加深，亦一定之理)，长度亦只应五倍。史称“宝船”“修四十丈”，比之四百料船之八丈九尺五寸，约当五倍。但“广十八丈”比之一丈六尺三寸，则十一倍有余。计容量至少应为二万二千料。如其舱深加半，那就相当三万三千料。经此约算，本传云云，更显见远非事实了。

又按《天工开物·漕航篇》载：“粮船初制，底长五丈二尺，头长九尺五寸，梢长九尺五寸；底阔九尺五寸，底头阔六尺，梢阔五尺。”其船载米近二千石。其后运军造者，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其量可受三千石。对照前表，其船大约与二百料相等，非航海之具。又《海舟篇》记遮洋运船，其“制视漕舡长一丈六尺，阔二尺五寸”，未言深度容量。假设所谓漕船系以运军私造者为准，则明末海运航船，亦不过四百料船之类，乃“海船已革”之后的海船，远非“大腙宝船”之比。惟云，“凡舟身将十丈者，立桅必两，树中桅之位，折中过前二位(疑当作尺)，头桅又前丈余。”又云，“凡风篷之力，其末一叶敌其本，三叶调匀和畅。顺风则绝顶张篷，行疾奔马；若风力洊至，则以次减下，狂甚则带一二叶而已。”这两说殊可注意，据前说用四桅之海船，船身长必不止十丈，据后说则每桅系悬篷三叶，以收张调节风力。

再据《龙江船厂志》所附海船图，则四桅并立。而其相距颇疏，其船身自不止十丈。惟依“舟身将十丈立桅必两”之例，四桅船船身，充其量也不过长二十丈。“修四十四丈”之说不可靠，这又是一旁证。还有每桅张帆三叶，与费信《星槎胜览》所记恰符合，费信记永乐七年十二月，“于五虎开洋，张十二帆。”每桅张帆三叶，那不是四桅船吗?可见李昭祥著述《龙江船厂志》的时候，海船制度虽然无考，而图形还信而有征哩!

有了上述的凭借，我们不难想像到这庞然大物一一宝船的雄姿。同时还可以假定当时营造的制度。而假定的基点，就建立在已经知道郑和所乘为二千料的海船。

我们如其认定“料”是船的容积的单位。再为计算方便计，把二千料船看做二十支一百料船的合体。假设有一支大船，长阔都为一百料船的三倍，深为二倍，则其容积当等于一百料船十八支之和。此大船长再加上一百料船长三分之一，则此船长十六丈六尺，船底头至无板处为十丈零二尺六寸，无板虚梢为二丈三尺四寸，头阔为一丈九尺五寸，头深为六尺九寸，中阔为二丈四尺三寸，中深为八尺一寸，(表原为三七，当为二七之误。)梢阔为二丈一尺六寸，梢深为一丈二尺。容积呢，就相当于二千料。这样的船，在有明一朝，虽然也是空前绝后的大船，但决计当不起梁先生的夸张。我深恐写《中国造船史》的学者，也和梁先生有同感，也相信有本传云云的大船，所以把这琐碎的材料，写为专篇。中国史书的不易读，和信史的不容易见精彩，我们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