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去冬，十一月二十五日，香港《星岛日报》载葡国驻港领事柏比道，将该国十五、十六两世纪航海图两卷，赠送香港大学，贺其金禧之庆云：该两大卷地图重达数十磅，每页约十二方英尺，记载了葡国航行远东的历史，用英文叙述。柏氏在献图典礼时强调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

余获友人介绍，得睹原图，检阅下，知该图为葡国自西元1500年至1600年诸航海家历次东行所绘者，由简而繁，由模糊而清晰，并绘出各海岸之山脉、树木、房舍与河流，甚至各地产物亦载于图，且利用指北针，标绘海船之航向……。该图之价值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后，始可定论。

柏氏所谓“这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探险”，则殊不然，我国于葡人东航百年前，即明朝永乐三年一一西元1405年，伟大航海家郑和一一三宝太监，业已率领巨舰六十二艘，官兵两万七千余人，远航非洲东岸，创下史无前例之伟绩，是时，欧人尚摸索阶段中。郑和并留下较葡人地图早一百年之万里航海图，兹检据史料申论之。

二、郑和航海图绘制之年代

明茅元仪(归安人，字止生，号右民，茅坤之孙)《武备志》卷二百四十，载郑和航海图一幅，原题名曰：“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全图计长二十一英尺又七寸九分；阔八英寸。起自皇城(南京)附近之宝船厂，止于非洲东岸麻林地，即今怯尼亚(Kenya)之 MMindi。西人戴文达克(Duyvendak)疑即是“郑和航海路线”，伯希和(Paul Pelliot)认为与“郑和同时”，日人藤田丰八则直称为“郑和航海图”，其所依据即是《武备志》卷二百四十图前叙言，言曰：“……明起于东，故文皇(永乐)帝航海之使不知几十万里，天实启之，不可强也。当是时，臣为内竖郑和，亦不辱命焉……。”原图共二十四页，序一页，航图二十页，过洋牵星图四幅两页，空白一页，序仅四十二字。

按图载宝船厂、龙江关、与外国诸番，皆明代名称。宝船厂系郑和下西洋时，南京龙江船厂之特称，出洋之宝船，太半建造于该厂，故有宝船厂之名。龙江关即今下关，明初建都南京，设关于龙江之上，遂以龙江关名之。外国诸番于明时人贡最勤亦最众，尤以南洋，印度半岛者为多，故本图之制作与使用，根据上述即可判断在明代也。又龙江船厂于永乐元年(1403年)始建宝船，茅元仪《武备志》则天启元年(1621年)彼寓居金陵时所作，在此期内，中国沿海倭寇猖獗，严禁民船出海，其能往来海外者均系人贡之番船，与往诸番之宝船，其能纵横于印度洋上，往来亚非之间，无往而不利者，仅郑和下西洋之舰队而已，再检阅全图之地名及航路，几无一处不与郑和七次航行吻合，故可断言本图确是郑和下西洋时所纪录者。又其图中首页有寺曰“净海寺”，该寺为郑和立功海外后所建，筑成于洪熙元年(1425年)，足证本图绘制在是年之后。郑和最后一次出使，为宣德五年(1430年)，并命所属由古里(Calicut，又作西洋古里，位今印度半岛西南岸。拔都它Ibn Batuta认系Malabar境内一大商港)往天方国(今阿剌伯之默伽Mecca，系伊斯兰教圣地)。该图未绘载此重要之国，又足证本图盖绘制于第七次出使之前，自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前后共六年，为郑和第六次出使西洋后，因成祖驾崩，奉命归国，守备南京之时期，全部舰队驻泊南京，各以自船经历，参以前人记载，合并纪录，构成“六下西洋之万里航海图”，实为应有之事，依此推断本图为郑和舟师集体之作，绘成于洪熙元年(142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奉命守备南京之六年时期内，当大致不违事实。盖在无边际之海洋中，能将各国地势与航线详情，罗列尺幅之内，作成全图，达至详尽实用之境地者，决非一人一船或一次航行之经历所能完成者也。

三、郑和航海图保存之经过

茅元仪编辑《武备志》，收录本图，流传后世，使郑和下西洋之伟绩公布于世，其功实不可没，然本图既成于宣德五年(1430年)之前，《武备志》则刊行于天启元年(1621年)，相隔百九十有一年，其如何流传至茅氏之手?似当先考其本图保存之时地，始可有以释之。按本图依前所考，为郑和属下集体绘制，当属公有之物，最初仍归宝船使用，或进呈皇上，以备查考。关于此点，当时随郑和四使西洋之费信(字公晓，自号玉峰松岩生，太仓卫人)，于末次出使归国后，著有《星槎胜览》一书，有进呈自序一篇曰：“臣本吴东鄙儒，草茅下士，以先兄戍太仓卫，未几蚤世，臣继戍役，至永乐宣德间(1403年至1435年)，选随中使至海外，经诸番国，前后数四，历览风土人物之宜，采辑图写成帙，名曰《星槎胜览》。”序后题曰：“正统元年(1436年)，龙集丙辰春正月朔(一月十八日)，玉峰松岩生费信公晓仅序。”所谓“历览风土人物之宜，采辑写成帙”者，系说明该书之资料来源。

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之《郑和下西洋考》(Les Grond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on d~but du xve Siecle商务出版，冯承钧译)《星槎胜览》条笺注二日：“罗克希耳(Rockhill)踌躇之下，终以‘图’作地图解，并曾考究此种地图是否为菲力卜思(Philipps)在王家亚洲学会华北支部报第二十册及第二十一册中所研究的十五世纪地图之原本。兑温达克(Duyvendak二一至二二页)则以此处之图非地图，而为绘画。麦耶儿思(Mayers)早以作此解。”伯氏本人亦然。所谓“图写”者，可作“图绘”与“书写”解，足证费信之书，非但有文而且有图也。盖费信于进呈其所著《星槎胜览》时，或另附一图以作补助，且我国古代史地著述，恒多书图并存。惟费信此序，因系删润本(说海、纪录汇编、借月山房诸本)，序文业经润饰，不足代表费信之原意。费信《星槎胜览》原本(即二卷本)，其自序中无“图写”之语，其曰：“愚生费信，祖氏吴郡昆山民也，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先兄籍太仓卫……历览诸番人物风土所产，集成二帙(未言有图)，曰《星槎胜览》。前集者，亲览目识之所至也，后集者，采辑传译之所实也。”故知进呈本《星槎胜览》，如有附图，则其图绝非费信一人所绘也。其所谓“采辑传译”，则指有其他可供采录之记载。其书今尚存于世者，有元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岛夷志略》，费信采辑该书之处甚多，两书所列诸国名，地名大致相同，最可惊异者，汪书与本图所举之各国译名一致，证明三者间之关系至为密切。前言本图系郑和舟师集体所绘，且成于郑和奉命守备南京之六年之内，其时费信恰在郑氏幕中(见费信书自序)，彼参加绘制航海图工作成分甚大，故当其《星槎胜览》书成，连图并呈于明帝极为可能也。

本图之进呈明帝，仅见引费信删润本自序，似嫌证据单薄，惟《星槎胜览》书成后之三十年，明宪宗诏索郑和出使水程，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乃确知朝廷保有是项档册，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条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虽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人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大夏后果至兵部尚书”。此后，朝廷中不复再见此图矣。

又据《千顷堂书目》，著录“费信《星槎胜览》前集一卷，又《天心纪行录》。”其注曰：“字公晓，太仓伟人，永乐中从郑和使西洋，记所历之国。”按千顷堂为明崇祯间(1628至1644年)，南京黄虞稷氏之藏书楼，珍藏载籍宏富，冠于东南，其书目著成于崇祯末年，《明史·艺文志》颇采录之，故亦著录“费信《星槎胜览》二卷，《天心纪行录》一卷”，注亦同。黄氏收藏是书之来源无可考，惟明代库藏于南京之旧档与图册其夥，该等典籍，或因时日过久而散失民间，为诸藏书家所得，此处堪研究者，即费信于著述《星槎胜览》前后集之外，尚有《天心纪行录》一卷，此书未见，不知其内容如何?《千顷堂书目》注云，永乐中从郑和使西洋，记所历之国。夫郑和所历诸国，费信已详记于《星槎胜览》一书矣，何故又在《天心纪行录》复记之欤?似是补录《星槎胜览》所阙载者，而费信于自序曰：“历览诸番人物风土所产，集成二帙，曰《星槎胜览》，前集者，亲览目睹之所致也，后集者，采辑传译之所实也。”又似此外别无他书，然《千顷堂书目》既指《天心纪行录》为费信所著，足证此书若非误题，则必为《星槎胜览》之附本，若然此一附本所欲补者，当与是“图”有关。惜不可得见耳。本图之绘制，费信参予其事，复附人《星槎胜览》进呈于上，其后为刘大夏所匿，最后乃散佚于民间。

明嘉靖年间，倭寇为患，时扰沿海居民，黎庶苦甚，时胡宗宪(字汝贞，安徽绩溪人，嘉靖进士，擢御史，巡按浙江，主持防倭寇事务)因防倭事，曾编纂《筹海图篇》一书，广收海防图籍，有茅坤者(《明史》有传，今浙江归安人)，人称鹿门先生，善古文，好谈兵学，亦在其幕，有战功，熟悉海防，及《筹海图篇》书成，坤收拾编余资料甚夥。元仪者，坤之孙也，秉承家学，亦好论兵事，曾佐孙承宗军幕，官至副总兵，守觉华岛(今辽宁兴城县南二十里海中，亦名菊花岛)以抗清，且讲求韬略，编著《武备志》一书，共二百四十卷，其海防部分与《筹海图篇》相若，其最后卷之本图，似属《筹海图篇》之剩余资料。图前有小序曰：“茅子曰：‘《禹贡》之终也，详哉言声教所及。儒者曰，先王不务远，夫劳近以务远，君子不取也，不穷兵，不疲民，而礼乐文明，赫昭异域，使光天之下，无不沾德化焉，唐起于西，故玉关之外将万里……(不见前引)。其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载以昭来世志武功也。”足知本图为郑和下西洋所用之图。元仪之书，于崇祯元年(1628年)进呈于上。因涉及辽与建州事，清朝列为禁书，至道光开禁后，重行刊印，今流传于世者，有明天启本，清道光本，与日本刊本。

四、郑和航海图内容之概述

本图为一平面图，呈长带状，纷歧错纵之航路，蜿蜒曲折之海岸，均绘成平行，不计方向，只用曲线由右向左引申表示之。沿途诸岛屿、山脉、庙舍、树木等，全用绘山曲线法画成，地名书于中间，诸国名则外加一方括号，航线用虚线划于海中，沿线标明更数方向。

图中开始部分为南京至长江口，其次自长江口南航，沿中国海岸，至交趾界共九页，约为全图之二分之一，对沿海形势，海防要冲之地，驻兵之多寡，无不详尽备载，在现存各明代海防图中，恐无有如此准确详明者，故欲研究明初三朝之沿海防务，是图确具有极重要价值焉。亦更足证明非谙军务及海防者，不能绘制本图耳。

本图之后半部，其南洋及印度洋各国，包有三佛齐帝国崩溃后，原有属领之麻六甲、苏门答腊、锡兰等小国。印度洋西岸，沿阿剌伯海，至波斯湾口诸国，其记载亦特别详尽。盖因自爪哇击溃三佛齐帝国后，仅统属其首都所在地，其余原属各国，各自分立，成为散乱状态，而郑和奉命出使，目的在开辟海上交通，与印度、波斯湾、阿刺伯各国，媾成海上联盟，对雄据葱岭以西，中央亚细亚，兼有印度伊儿汗国、钦察汗国一部，且有向东侵明之帖木儿汗帝国，采取半月之外围攻势，一旦该国攻明，图收挟击之效。故而郑和悉心经营之，因之纪录亦详。其非洲东岸，为其次要，除木骨都束外，仅见图而不见航线。

本图又因航路为主，各国地势为附，故自图中所见者，仅为各国海岸之侧面且如山水画，不若现代航海图利用平面方式，可直接检视所经诸国全部地域，但自本图中亦可衡量之，先将其中航线依起航地，罗针方位，航行距离等，重新描绘于今之平面海图上，即能显示无误。此一航线，自南京开始，东出长江，复沿长江而南，经海南岛而达越南，由越南再南航至泰国、婆罗洲、爪哇、马来亚、及苏门答腊；复自苏门答腊人印度洋，经缅甸、印度半岛、锡兰岛、波斯湾、阿剌伯半岛、红海湾、而至非洲东岸。故自平面海图中检视其所经之海面，约包有我国南部，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及印度洋全部。

自新描绘于平面海图之航线观之，其体貌恰似英文第二十一字母 V字，其顶点位于马来亚之尖端，与爪哇北岸之中部。盖自南京出长江后，罗针方向大部偏向西南，及过马来亚半岛尖端，或爪哇北岸之后，罗针方向复大部偏向西北，直至波斯湾而止。再以此平面海图与原图对照，原图航线为横亘直线，故马来亚半岛之东西两岸，被分裂成同一直线之海岸，反之在爪哇岛，其北岸形如一直线，而原图中已被折叠成倒 A字形之东西两岸，又V字航线之左半，几全部归人印度洋，故在印度洋以内之各支线，亦形成由东而西之横亘状态，至于印度洋本身，其地势则若英文第十三字母M字，在原图中则已改变成M形，诸种情形皆由原图作法，并无南北东西四方位，仅依据航线本身，前后左右及远近大小以定其位置使然也。

《武备志》是图，因系刻本，显示图形粗劣，初视之，易生模糊杂乱之感，若细心研读，详考其中注录，则语意朴实，前后分明，无甚误失，盖由航线上，标注针位及航行指南，借以分别图中之方位，且航线附近诸国地势与岛屿沙洲，皆能依赖其说明，以判别其位置，航行时亦可据之稽考航进之状况也。此种作图法，其所表示之图形，皆随航线之位置而定，故以关系位置法名之，在我国古代海图中，如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元《海道绎》，明《筹海图篇》，清《海图闻见录》等，皆类似之，所不同者，上述诸图全凭其经验或想像，随意记之，藉知某地之约略位置，而本图则不然也，虽于尺幅之内，其图示各点，皆能符合实用，又以航线为主，辅以针位及航行指南，然后即确知各地在航线上之某一位置耳。

本图非仅利用关系位置收录大海洋于尺幅之内，且利用山水画之透视法将诸国海岸侧面图形，按航行之前后程序加以描绘，使本图于航海实用外，可供常人认识海岸情势，尤其重要者，于接近航路处，描绘特详，一若今航行术使用各重要地区之放大海图，其不重要或不常见者，多加以收缩或简略之，一若今航行术使用之总图。故本图既可视为航海图，亦可视作山水地志图。本图除纪录诸国名与地名外，尚有特殊物之标注，如桥梁：载于国内部分图内，尤以皇城附近为最多。河流：各国沿岸均有之，因航迹未到，多作收缩描绘。山岳：此等图形多在陆岸之内，可供航行时方向目标用。树木：多见于名胜之地，如皇城之钟山，锡兰佛寺等处。岛屿：皆为航行针路之重要者。平州：皆为航行针路之重要者。城墙：如皇城是。寺庙：全图载之甚多。城市框：主要之城市或国名均加以框之。沙滩：露出海面而又与航行有关者，皆标注之。巡司：明代之民兵守望哨及检查哨。危险区：礁石沙滩杂乱之海域。宝塔：全图载绘甚多，塔高人云，可作航行方向之指标，宋方信孺南海百咏“番塔”条曰：“半天缥缈认飞鞏，一柱轮困几十围，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官厂：官办之船厂，供修造船舰，储藏器材与补给物品用。王城：国王宫廷之所在地。千户所：考明制千户为世官九等之一，皆有袭职。千户所者，为驻守海军之一单元，统兵约千余。其指挥所亦然也。过洋牵星图；海图后附过洋牵星图四幅；第一图自南印度往波斯湾口，第二图自锡兰岛回苏门答剌，第三图自苏门答剌往锡岛，第四图自波斯湾口到南印度。所谓“过洋”者，即航过大洋之意也。

五、郑和航海图对中西交通、地理学与航海学之贡献

考中西文化之交流，启始甚早，而成效显著者，当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122年)，张骞之使西域，彼经匈奴西境，至大宛与乌孙，欲结盟以拒匈奴强敌，而间接则开辟亚欧间之交通。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班超再使西域，都护西域三十有六国。又派甘英西使大秦(当时罗马)，虽阻于安息，但已至地中海之滨，更直接打开亚欧之交通。三国之际，吴从事朱应、郎中康泰，奉吕岱之命，南宣国化，沿林邑(安南)、经扶南(柬埔寨)、林阳(泰国)，渡金边大湾(暹罗湾)，沿乌文国(马来亚)而北上，达恒河口南下，至斯调洲(锡兰岛)而还，著有《扶南异物志》及《扶南传》两书，备述所见文物，开中国与南洋交通之先河(见日人驹井义《明之所谓孙权之南方遣使》一文)。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至义熙十年(414年)，法显求经于中、南两印度及狮子国(锡兰岛)，并白海上航归，著有《佛国记》一书。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至十九年(645年)间，有玄奘者，西逾葱岭，经西突厥，往印度求经，自帕米尔高原而南，越大雪山，又北印度，而中印度，至东印度、南印度，转西印度，最后复由葱岭而归国。除翻译佛经外，并著有《大唐西域记》一书，详记所历诸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为中国遍游五印度之第一人。法显玄奘两度人印，打开中国印度文化之交流。元太祖西征后，欧人受到东方文化之直接影响，从耶律楚材之《西游录》，长春真人之《西游记》与意大利人马哥孛罗之《游记》均可求得例证，且增长中国人地理学之知识。国人地理知识固然增加，然多限陆地者，其海洋知识仍未超过唐宋时期者，但至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后，国人对海洋知识有新之发展，即人至划时代时期，尤其是郑和之《万里航海图》，缄位篇(见海图之标注)，与随郑和出使之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诸书，更是无可评价之海洋学、地理学与航海学知识。中国地理之发展，历代虽可寻出典型著作，代表其一时代中国之地理学知识，如最古之《山海经》，周之《穆天子传》，汉之《史记·大宛传》，晋之法显《佛国记》，唐之玄奘《大唐西域记》，宋之赵汝适《诸番志》，周去非之《岭外代答记》，元之汪大渊《岛夷志略》，明末清初之程百二《方舆胜略》，潘光祖之《舆图备考)，徐继畲之《瀛环志略》等书，但郑和时代之航海图与诸书，仍具有特殊贡献且非他书所能及者。兹再比较分析之，当更见明显也。

考《山海经》充满神话，甚难征信，《穆天子传》虽较进步，仍属半神半实之间，《大宛传》则详于中央亚细亚至西亚地理，《佛国记》则增长中国人对印度洋、南洋之知识，《大唐西域记》详载葱岭以西及印度地理，《岛夷志略》总括唐宋以来，中国地理学界对南洋，印度洋之地理，而郑和之航海图则是中国地理学上，关于海洋地理之世界地图，亦是我国航海史上最珍贵之文献，增加中国对阿刺伯、红海、印度洋与非洲东岸地理知识。而其他诸书始终未超越波斯湾，故而，则郑和航海图使中国对世界地理知识，确是百尺竿头又进一步矣，亦使我国在地理学界放一异彩。其后，明英宗天顺间(1457至1464年)之《大明一统志》，嘉靖间(西元1522年至1566年)之郑晓《皇明四夷考》，黄省曾之《西洋朝贡典录》，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张燮之《东西洋考》诸书，仍未能超越郑和航海图之范围，所附诸图亦未及郑和航海图之精确实用。中国悠久文化，西方科学之文明，多遵循该一航线彼此交流，是故郑和航海图于中西交通上，世界地理学上、海洋学上，我国地理学上与航海史上，确有不可抹杀且值得吾人所自豪之价值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