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生前身后与中国人结下了不解这缘。昔人已乘黄鹤去，一代汉学大师李约瑟逝世有8年时间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技术史》撰著工程亦将全面告竣。于是，中国科技史界开始面对“后李约瑟时代”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开始了后李约瑟时代的探索——促进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国际化发展。

1、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约瑟始，李约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们也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类的问题，但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和认可还是在李约瑟的推动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李约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约瑟个人的因素，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当关系。⑴李约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兴致，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现，继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决定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等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除此之外，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技术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方面的专史论著大量涌现。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的实现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史研究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如席泽宗院士1990年所讲：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李约瑟，李约瑟之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后李约瑟时代”的概念是美国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于2001年提出来的，既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西方汉学大师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也激励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思索。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是几十部甚至几百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所能涵盖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在科技史领域的体验和探索。近年来已经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现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⑵如果说“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加强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则首当其冲。
中国科技技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包含着三层含义，设置研究机构、培养宇术梯队、加彊学科建设。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设有国家级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科学史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依托于此，很多机构也开展了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教育。
加强学科建设就要促进科技史研究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规范化的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的解释，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史从学科结构上有内外史之分，内史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史则侧重于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样，科学史也有其独立的发展空间。⑶科学史不仅要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要向人们指明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⑷科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开展，诸如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把科学史学科等同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对李约瑟、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对中国人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诠释性错误，也曾一度出现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即内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严重不足，目前则表现为内史部分的停滞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是中国科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终极月的是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扬中国传统文明，后李约瑟时代则应走出李约瑟这座大山，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理论指导，构建系统的中国科学史学科体系并发展产生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是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技术史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工作的支撑，当国际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萨顿时代，迄今依然处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的阶段。⑸
科学史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历史发展等一般问题，也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李约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们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但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没有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学者几十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而展开，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雾茫茫。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来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答案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之一是我们把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图理解为解释一个“李约瑟问题”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题精神颇值得怀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多解的难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许多续貂之作一时三刻也调理不出琴瑟和谐的音调。
中国学者在科技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还表现在与国际科学史界存在阶段性差距。⑺20世纪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即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以及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⑻但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迄今还偏重于内史的研究，促进外史研究和综合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受制于此，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开垦，其中以科学编史学研究和辉格史学的方法表现最为突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等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他们在晚年开始思索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等问题，并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后来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发生浓厚兴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走向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华大学刘兵教授的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就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论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方法。辉格史学的基本范式是参照今日研究过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编织历史，其名称来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辉格史学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史界开始接受反辉格式方法。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辉格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补上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2、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

中国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口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是画地为牢，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篇章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那样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因此出现的局面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活动基本限定于海外汉学家的圈子里，长期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科学技术史群体之外，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学史界最著名的萨顿奖章至今与中国学者无缘。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学者还成为国际科技史界的领域人物。中国科技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通讯员院士后，2002年当选为院士，现在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等国际职务，韩琦教授1999年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
在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东西方两大系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体系。近代科学的发生打破了这种两雄分立的局面，以实验为手段、以分析为方法的西方科学超越了崇尚阴阳理念和经验积累的中国传统科学，一时风靡全球。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临过语言关的问题，不但要学习英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要加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生前就强调要开展世界科学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科技史，也要加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科技史，为此他还鼓励年轻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学习进修。
科学史界还要加强与历史研究者的联系，紧跟史学研究发展动态，及时学习利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论者多次指出我国科学史界对国外同行的新成果关心注意不够，封闭保守，科学史领域长期停滞于萨顿阶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萨顿、李约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和孔德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为标识，置年鉴学派和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于不顾的境地。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的思想要比科学史界更为开明，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就大量介绍引入了欧美史学思想，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促使中国史学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农史学科中被忽略的两个问题

农业史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农学、历史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以至于现在农史界的权威学者也很难论清农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划归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史似不满意，放在历史学中也觉得不伦不类，纳入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也不可行。总之，农业史学科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显示出明显个性色彩的学科，在科技史领域农业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史领域农业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总是出现农业史的身影。如果我们把农业史简单地割裂为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和农业思想文化史等四个部分时很容易为它们找到各自的归宿，但农业史毕竟是农业史，四个部分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确实为当前的农史专家出了一个难题。农业史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部门史，古代的农民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经验农学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农业史的学科屑性也就很难用现代的学科门类来界定划分。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虽多有涉猎，但农业史学科的复杂性也时常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研究农业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对经济史家来讲研究农业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对农业的全面把握，仅仅掌握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研究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史是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又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的学科领域。1997年国家把农业史等各个专门的学科史统一纳入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下，属于理学学科而统筹发展。尽管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农业科技史是农业史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农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发展壮大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农史学科和科学技术史等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反思、需要积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这是一个学科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一些关心农史学科发展的年轻人已经为此而多次奔走呼号，但反映问题多集中在学科理论方法需要改进、研究领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
在农业史人才的培养上，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的大规模扩招农史界也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很多考生都拥挤到农业史学科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考生个人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史成为一个其他专业落榜生的栖息之地。或许对个人而言农史的虚假繁荣有助于功利进取(这种功利进取对个人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一个学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却不能在农史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付出的青春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但对这个学科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费终生精力在农史研究领域也难有成就。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树帜、王毓瑚、万国鼎、石声汉等前辈为农史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史学科并非简单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农业科学基础、历史文献知识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极为宽泛知识积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十年如一日平心静气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本具有走出书山看世界广阔胸襟。因此农史人才的遴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稍有失误便会出现后继无人学科消亡的悲惨局面。当今的农史界个别单位已经为此而自尝苦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史领域有所表现，其他学科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⑽
近年来农业史学科的处境极为尴尬。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农业史学科的兴起是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为开端的。当时一批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参与其事，如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昆虫学家周尧、邹树文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万国鼎教授、植物学家夏纬瑛教授、水土保持学家辛树帜教授，他们置身其中能够高屋建瓴开展学科史研究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完成以及农史研究队伍中知识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日渐稀缺，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中还缺少像石声汉、游修龄先生那样既具备良好小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师级学者，农业史学科正在逐步远离其赖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史研究则逐渐成为农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加上社会科学的明珠——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有经济史分支，因此很多农史研究者尽量把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一时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表面兴盛并不代表着农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高水平，一些农史局外的专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农史学人。今后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农业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强力量，畸轻畸重都不足取。

注释：

⑴ 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6，26(2)，p103—98。

⑵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pp88—94。

⑶ 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P3，许良英编，范岱年、顾国庆、许成钢、王贞平译，许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顾国庆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PP39—42。

⑸ 杨浩菊、甘向阳：《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pp50-52。

⑹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题目为《小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名为SCC)，1960年代小国大陆翻译出版时山冀朝鼎博士题写为“小国科学技术史”。据说也得到了李约瑟的认同。现九人们对这一译法持不同意见，是非互见。但李约瑟写作该书的主要动机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对小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惊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让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潭，看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李约瑟一贯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理念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人所期许的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则有本质的不同。

⑺ 张柏春：《对小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3)，pp88—94。

⑻ 魏屹东：《20世纪科学业的三次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pp3—4。

⑼ 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1)，pp44—52。

⑽ 甘向阳，刘建军：《数学史研究的科学价值》，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6)，pp53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