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先秦史学界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并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1月7日—10日(上海)“中国上古史：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10—12日(大连)“全国首届东周文明学术研讨会”，7月23—25日(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10月13—15日(枣庄)“中国——山亭小邾国文化研讨会”，11月1—5日(郑州)“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11月20—22日(重庆)“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以下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来介绍具体的研究成果。
首先要提到的是，几位前辈学者的论文集在本年度出版，如中山大学出版社所出的《商承祚文集》、《容庚文集》和《刘节文集》，中华书局所出的《张政烺文史论集》。此外，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张桂光《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等均值得关注。
史前文明研究方面的专著有：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田广林《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中华书局)，刘永胜、王长江《红山古玉文化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王永波、张春玲《齐鲁史前文化与三代礼器》(齐鲁书社)，周膺、吴晶《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浙江大学出版社)，等等。
有关商与西周文明研究的论著可以列出如下几种：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白于蓝《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福建人民出版社)，王宇信等《甲骨文精粹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赵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林向《巴蜀考古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2版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钱宗武、杜纯梓《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曹玮《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任伟《西周封国考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研究著作有张建军《<诗经>与周文化考论》(齐鲁书社)，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蔡锋《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生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肖梦龙《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刘大钧《<周易>古义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土简帛丛考》(湖北教育出版社)，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鹖冠子汇校集注》(中华书局)，郑刚《楚简道家文献辨证》、《楚简孔子论说辨证》(汕头大学出版社)，陆建华《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陕西人民出版社)。

总论

文献经典。曾宪通《<周易·离>卦卦辞及九四爻辞新诠》(《古籍整理研究学刊》4期)据出土简帛推断《离》卦九四爻辞的原貌，认为辞意是讲妇人因伤孕而致流产的过程，并讨论了“如”字筮辞以及《周易》筮辞的取象与图像诸问题。廖名春《楚简<周易>校释记(一)》(《周易研究》3期)探讨了楚简《周易》蒙、需、讼、师、比、大有、谦七卦的异文。李尚信《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与卦序问题》(《周易研究》3期)对上博简《周易》中独特的红、黑符号作了分析，认为简本《周易》卦序运用的很可能就是今本卦序。廖名春《楚简<周易·大畜>卦再释》(《清华大学学报》3期)以楚简本《周易·大畜》卦的六个问题为例，探讨了《大畜》卦的本义，由此比较简、帛和传世各本的优劣。林忠军《从战国楚简看通行<周易>版本的价值》(《周易研究》3期)通过比较认为，今本《周易》在整体上胜过战国竹书本和其他本，仍是各种《周易》版本中最重要的传本。陶磊《早期儒家与易学》(《周易研究》4期)考察了从孔子到子思及其弟子的早期儒家思想中受易学影响的变化痕迹，认为《史记》中有关孔子与《易》关系的记载可信。
漆子扬《<禹贡>古桓水水系考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辑)对历代关于桓水、白水、羌水、西汉水等水道的考证结果进行了辨析。刘莎《<诗经>中乐器总量及类别探讨——关于其乐器学诸问题的阐释之一》(《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期)认为《诗经》中的乐器总量应该为24件，根据乐器演奏方式将其中的22件分为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弦乐器3类，并对未分类的乐器“簧”和“应”作了具体的考辨。李锐《“四始”新证》(《孔子研究》2期)通过分析孔子及其后学对《诗经》“四始”的评价，认为这几首诗中所包含和强调的夫妇、君臣、天人、父子关系，即是儒家所极为看重的“六位”与“天人”关系。过常宝《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春秋》经、传各有自己的材料来源。古代史官通过“承告”(指别国史官的正式通报)和“传闻”(指私下的信息交流)两种方式获得信息，“传闻”之史是《左传》的源头。相关研究还有刘起钎《<尧典·羲和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以下简称“《学刊》二集”)、林志强《新出材料与<尚书>文本的解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3期)、李军靖《<洪范>著作时代考》(《郑州大学学报》2期)、吴晓峰《关于<诗·二南>作年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4期)、李学勤《<左传>“荆尸”与楚月名》(《文献》2期)、曹道衡《<左传>人名与春秋卿大夫采邑制度》(《文史知识》11期)、俞晓群《<左传>礼数、数术举隅》(《文史知识》3期)、赵平安《<礼记>“草工”钩沉——略论先秦两汉时期主管漆器制作的工官》(《学刊》二集)等。
青铜文明。宋莹《浅析商周时期江南区域文化的独立性——以宁镇地区青铜文化为例》(《东南文化》1期)以考古材料论证，商周时代以宁镇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江南地区是一个文化发展相对独立，且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文明有着一定交流的地区性文化圈。毛颖《南方青铜盉研究》(《东南文化》4期)对南方地区的青铜盉作了类型学研究，并探讨其形成、分布与文化特征。文中还专门讨论了鐎盉的有关问题。沈海梅《青铜文明与女性民俗——对云南青铜文化的再认识》(《学术探索》2期)从云南青铜文化中所表现的女性习俗入手，揭示了当时女性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秦颍等《安徽淮北部分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铜矿来源分析》(《东南文化》1期)以特征微量元素作为判别标志，分析了安徽省淮北部分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器的铜料来源。朱永刚《东北青铜时代的发展进程及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期)考察了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进程，并依据考古学文化区系特征从技术的角度进行阶段划分，归纳出先秦时代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规律及特点。邵方《中国北方游牧起源问题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期)认为中国北方游牧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文中并讨论了导致从农牧业混合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原因。张秀荣《关于东胡族的几点看法》(《黑龙江民族丛刊》2期)分析了东胡族从商至战国时期的主要活动地域，及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此外，邵会秋《先秦时期北方地区金属马衔研究》(《边疆考古研究》3期)也可参看。

史前文明研究

文明起源。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史林》1期)是对有关问题的学术史回顾。张光直遗稿《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期)在简要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之后，重点讨论了中国文明的定义、如何看待“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与多元等问题，指出中国考古学上所表现的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文史哲》1期)收录了邵望平、郭大顺、栾丰实、宋建四位学者关于礼制与中国古代文明，辽西区、海岱地区、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文明的特点与进程等问题的论述。相关论文还有孙海洲、孙玮《从地下考古看华夏文明的起源》(《安徽史学》5期)，缪雅娟《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思考》(《中原文物》1期)等。
社会形态。任式楠《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显著成就和特色文化现象》(《江汉考古》1期)从聚落与建筑、栽培稻起源和史前稻作农业、白陶和彩陶、巫物陶偶、玉雕人首和动物五个方面探讨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高度发展的文明和独特的文化现象。何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阶段与特点简论》(《江汉考古》1期)依次勾勒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直至夏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社会与文明发展的轮廓，归纳出它们各自的鲜明特征。陈卫东、王天佑《浅议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四川文物》3期)认为，岷江上游地区的箭山寨遗址、姜维城遗址、营盘山遗址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且都受到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强烈影响。孙华《渝东史前制盐工业初探——以史前时期制盐陶器为研究角度》(《盐业史研究》1期)分析了渝东地区的制盐工业遗址及其制盐陶器，并推测当地的专门化盐业生产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另外可参看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3期)，裴安平《澧阳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的特点与演变》(《考古》11期)，张君、王根富《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人口统计与研究》(《文物》2期)，王富强《胶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分布及相关认识》(《北方文物》2期)，钟礼强《论闽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社会性质》(《南方文物》3期)，江章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四川文物》3期)，徐日辉《新石器时代渭水上游的农业经济》(《古今农业》3期)，赵宾福《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区域特征》(《社会科学战线》4期)、《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分期与特点》(《求是学刊》4期)等文。
古环境。吴文祥、刘东生《4000aB．P．前后东亚季风变迁与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衰落》(《第四纪研究》3期)认为，4000aB．P．前后的降温和由地球轨道因素变化引起的全新世东亚季风的长期变化，使东亚夏季风降雨带北撤南迁，形成了中国东亚季风区南涝北旱的环境格局，可能是4000aB．P．前后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并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气候、水位、湖群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认为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社会变迁与自然环境的波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对应关系。曹峻《略论自然环境在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东南文化》3期)认为，太湖流域文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经马桥文化时期的衰退阶段，到吴越时期再次崛起的曲折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影响文明的进程和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相关研究还有金幸生等《浙江诸暨楼家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古环境研究》(《考古与文物》2期)，刘长江、孔昭宸《大地湾遗址农业植物遗存与人类生存的环境探讨》(《中原文物》4期)。
原始宗教信仰。王芬《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宗教遗迹》(《四川文物》4期)通过考古发现的宗教遗迹探讨宗教在史前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龙山时代各地区、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在某些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制度上的相互影响和趋同似乎更占主要方面。杨英《“礼”对原始宗教的改造考述》(《中华文化论坛》2期)探讨了古人如何以礼“义”、礼“仪”、礼“容”分别改造原始宗教的观念、行为和体验，认为这奠定了中国古代宗教始终无法与政治抗衡的基本格局。田广林《红山文化“坛、庙、冢”与中国古代宗庙、陵寝的起源》(《史学集刊》2期)认为，牛河梁“坛、庙、冢”遗址是5000年前一处具有原始王陵和稀祭祖庙性质的崇祖中心，“女神庙”及其相关的一些文化现象均可用“怀远尊先”的崇祖习俗来解释。杨伯达《关于玉琮王“凹弧痕”的思考——试探早已泯灭无闻的玉卜兆与玉契符》(《东南文化》3期)认为，凌家滩文化玉钺与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等器物上的刻痕可能为玉卜贞兆后所琢刻的玉卜契符。此外，侯毅《我国史前巫师集团及其作用的考占学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5期)、马新《原始家族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文史哲》2期)、郑小炉《从龙南遗址看良渚文化的住居和祭祀》(《东南文化》1期)、李锦山《史前生殖崇拜及其信仰》(《中原文物》2期)也可参看。

夏商史研究

夏史。赵春青《新密新砦城址与夏启之居》(《中原文物》3期)、许顺湛《寻找夏启之居》(《中原文物》4期)认为新密新砦城址很可能是夏启的都城。马世之《新砦遗址与夏代早期都城》(《中原文物》4期)主张新密新砦城址应称为启都夏邑。许宏《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11期)对二里头遗址研究的若干问题作了探讨。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4期)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发掘以及夏文化研究的回顾，从几个方面剖析了中外学者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存在歧见的原因。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12期)认为，二里头文化陶文是早期中国文字。段渝《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四川大学学报》5期)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考察夏禹与古蜀地区的历史关系，由此论证古蜀与中原古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就是中国西部古文化的原生底层。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5期)对15件铜牌饰的形制与断代作了分析。相关研究还有姬乃军《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再思考》(《考古与文物》3期)，顾万发《“启居黄台之丘”及相关问题考证》(《东南文化》6期)，许宏等《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11期)，王克林《从后羿代夏论二里头二期文化的变化》(《中原文物》4期)，于孟洲《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比较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春秋》1期)，李维明《二里头文化动物资源的利用》(《中原文物》2期)，梁宏刚、孙淑云《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研究综述》(《中原文物》1期)，程平山《夏代纪年考》(《中原文物》3期)，马保春《由楚简<容成氏>看汤伐桀的几个地理问题》(《中国历史文物》5期)等。
甲骨文。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瞽”》(《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后文简称“《殷商文明》”)对甲骨文中的“瞽”作了释证。林宏明《历组与宾组卜辞同卜一事的新证据》(《殷商文明》)通过缀合《甲骨文合集》17171与17168，进一步增加了历组和宾组卜辞同时同卜一事的可信度。黄天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词》(《殷商文明》)认为，殷人对于方位已经可以划分出四方和四隅。陈剑《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丁”——附：释“速”》(《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考证花东卜辞中出现的人物“丁”就是当时的商王武丁，这批卜辞的时代当为武丁晚期而非整理者认为的“武丁前期”。李学勤《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丁”的一点看法》(《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指出，花东卜辞中的“丁”字实为“璧”的象形初文，在子组与花东卜辞里读为“辟”，是对商王的称谓，且*[夆 冏]卣铭文中的该字也当作此解。朱凤瀚《读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出土的非王卜辞》(《殷商文明》)着重考察了花东卜辞中所涉及的家族制度与形态问题。李学勤《从两条<花东>卜辞看殷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3期)以《殷契萃编》1000胛骨刻辞和始尊铭文结合两条《花东》卜辞论证当时已存在比较成熟固定的礼制，即孔子说的“殷礼”，并阐释从礼制角度研究卜辞的重要性。罗琨《甲骨文“阴”字探析——兼说卜辞中的“鹑火”》(《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对甲骨文中作为祭祀对象的“焛”可能是“鹑火”的观点作了补证。李学勤《再论家谱刻辞》(《华学》第七辑)推断卜辞“子某”的“子”恐怕都不宜作儿子解。冯时《殷卜辞“市日”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以“市日”即“持日”，意为限定此日。此外，还可参看刘一曼与曹定云《殷墟花东H3卜辞中的马——兼论商代马匹的使用》(《殷都学刊》1期)、《论殷墟花园庄东地H3的记事刻辞》(《殷商文明》)，杨升南《殷墟花东 H3卜辞“子”的主人是武丁太子孝己》(《殷商文明》)，孙亚冰、宋镇豪《济南市大辛庄遗址新出甲骨卜辞探析》(《考古》2期)，黄天树《释殷墟甲骨文中的“羞”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林宏明《从一条新缀的卜辞看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谢济《历组卜辞武丁(晚)祖庚时代说质疑十题》(《学刊)二集)，贾洪波《殷墟卜辞集合神主“示”之丛识》(《历史研究》5期)，曹兆兰《殷墟龟甲占卜的某些步骤试探》(《考古与文物》3期)等文。
商代社会制度。李学勤《裸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9期)指出安阳殷墟刘家庄 M1046所出“石璋”也是裸玉，并结合玉上墨书文字与鸟纹三戈器铭探讨当时的亲族制度。王晖《商纣俎醢侯伯新证》(《史学月刊》2期)以晚商金文及甲骨文资料证明，商纣的确曾俎醢酋长侯伯并用来祭祀先王，这是殷人文化习俗观念使然。李锐《商朝的帝王数》(《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关于商朝的帝王数有几种不同说法可能是由于计算方法不同，其实并不互相排斥。李学勤《试说殷墟新出土的铜玺》(《中国书画》2期)探讨了这枚有明确地层关系的商代肖形玺印。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归纳出族徽文字的形体结构特点及其考证方法。何景成《“亚*[欵去欠]”族铜器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分析了“亚*[欵去欠]”族的分布及相关问题。此外，沈建华《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中国史研究》4期)，刘桓《关于商代贡纳的几个问题》(《文史》总第六十九辑)，郭旭东《从文化遗存看渔洋在商代的聚落性质》(《殷都学刊》2期)，詹鄞鑫《商代继统法新探》(《文史哲》5期)，涂白奎《从卜辞看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史学月刊》9期)，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殷商文明》)、《商代玉石人像的服饰形态》(《学刊》二集)、《商代的疾患医疗与卫生保健》(《历史研究》2期)，张杰《殷人致疾及疗疾方法新考》(《郑州大学学报》5期)，马季凡《商代中期的人祭制度研究——以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人祭遗存为例》(《中原文物》3期)，丁波《商代的巫与史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3期)，郭妍利《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殷都学刊》1期)，岳洪彬、苗霞《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殷都学刊》2期)，冯时《殷历武丁期闰法初考》(《中国历史文物》2期)，徐凤先《帝乙祀谱、帝乙在位年与商末岁首》(《自然科学史研究》3期)等文也可参看。
商代都城。杜金鹏《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初步研究》(《文物》5期)对建筑基址的各部分作了具体的考证，将一号宫殿年代定在商代中期，并推测其性质为宗庙而非寝殿。高江涛、谢肃《从卜辞看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的性质》(《中原文物》5期)与李立新《甲骨文“□”字考释与洹北商城1号宫殿基址性质探讨》(《中国历史文物》1期)也认为一号宫殿为商王的宗庙。王震中《甲骨文毫邑新探》(《历史研究》5期)依据《吕氏春秋》中的“郼薄(毫)”记载和卜辞材料论证毫在河南内黄或其附近。杨育彬《再论郑州商城的年代、性质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3期)全面阐述了对郑州商城问题的看法。《中国文物报》并刊登了杨育彬(《郑州商城“毫都说”商榷》，3月19日)、邹衡(《<郑州商城“毫都说”商榷>之再商榷》7月16日)两位学者关于“郑毫说”的辩论。相关研究还有饶宗颐《契封于商为上洛商县证》(《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马保春《由晋南二里岗期早商文化的分布论其进入、传播》(《中原文物》6期)，袁广阔、曾晓敏《论郑州商城内城和外郭城的关系》(《考古》3期)，方酉生《再论偃师商城是夏商断代的界标》(《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4期)、《也谈古代文献记载中的汤毫》(《殷都学刊》1期)，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四合院式建筑基址考察》(《中原文物》5期)等。
区域文化。方辉《商周时期鲁北地区海盐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4期)考察了盔形器等与盐业有关的器物以及商代的海盐生产与贸易问题。朱剑等《商周原始瓷产地的再分析》(《南方文物》1期)通过样品分析指出，我国古代的原始瓷可能具有多个产地，测量结果不支持我国北方的商代原始瓷来源于南方的观点，江西吴城所出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原料具有明显的差异。邓聪《从<新千古玉>谈商时期的块饰》(《南方文物》2期)以考古资料探讨了商时期扁薄殃饰的分布与传播范围，张文立、林法《黑豆嘴类型青铜器中的西来因素》(《考古》5期)，傅聚良《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铜器窖藏研究》(《中国历史文物》1期)。
王仁湘《三星堆青铜立人冠式的解读与复原——兼说古蜀人的眼睛崇拜》(《四川文物》4期)认为青铜立人冠的冠式是一种兽面冠，可称为“天眼冠”或“天目冠”，立人像是古蜀人崇拜眼睛的最好体现。韩佳瑶、陈淳《三星堆青铜器巫觋因素解析》(《文物世界》3期)探讨三星堆青铜器所蕴涵的宗教信仰与意义，并论及早期文明社会结构和发展的问题。朱章义、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文物》4期)，王方《金沙玉器类型及其特点》(《中原文物》4期)，黄剑华《金沙遗址出土金蛙之寓意探析》(《东南文化》1期)、《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由来》(《成都理工大学学报》3期)，王方《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石雕作品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3期)都是对金沙遗址所出器物的研究。金国林《试论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釜与巴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3期)发现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出土有釜的文化遗存呈渐渐西迁的趋势，与史书所载巴人西迁的历史事件相吻合，从而断定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釜为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一——六)》(《文史杂志》1—6期)对巴蜀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就其中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相关论述还有冯广宏《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成都理工大学学报》3期)，徐基、刘嘉玉《也谈巴蜀货币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期)，段渝《先秦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6期)，孙岩《三星堆出土青铜尊罍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含义》(《四川文物》3期)，曲英杰《蜀都考》(《学刊》二集)等。

西周史研究

社会形态。刘雨《西周的监察制度》(《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探讨了金文中所见的西周王朝用以控制诸侯的监国制度。朱红林《周代“工商食官”制度再研究》(《人文杂志》1期)通过对《周礼》中的官商分析认为，周代的“工商食官”之商不但包括“在府官商”，而且包括“在市官商”。文中并探讨了周代“工商食官”制度的特点。温慧辉《试论先秦时期两种主要的契约形式：“傅别”与“质剂”》(《史学月刊》9期)考察了先秦时期借贷契约“傅别”与买卖契约“质剂”的使用情况。此外，杨建国、杨东晨《古公禀父的重要历史贡献》(《文博》1期)，彭裕商《周伐猃狁及相关问题》(《历史研究》3期)，罗新慧《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4期)，刘蓉《<穆天子传>与西周社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蔡锋《周代私营手工业类型略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孙瑞《论周代令书的性质》(《东北师大学报》5期)也可参看。
铜器与金文。朱凤瀚《师酉鼎与师酉簋》(《中国历史文物》1期)将师酉鼎定为共王时期，并探讨了相关铜器的年代。董珊《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义》(《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认为盘铭中“服”的训释应从唐兰先生旧说，是指包括职事与贡赋两个方面。周亚《晋韦父盘与盘盉组合的相关问题》(《文物》2期)指出，上海博物馆近年征集的晋韦父盘与天马—曲村遗址N6384所出家父盘是由同一批工匠在同时同地铸造。文中并考察了商代到春秋的墓葬遗址中盘与盉的组合问题。何琳仪《听簋小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认为器铭中的“*[亯 京]逦”应读为“就列”，与册命金文里习见的“即立(位)”相当。此外还可参看黄盛璋《眉县杨家村逨家窖藏铜器解要》(《中国历史文物》3期)、林法《究竟是“翦伐”还是“擈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刘桓《墙盘铭文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张光裕《读新见西周*[并 令]簋铭文札迻》(《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赵平安《跋虢叔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张玉金《德方鼎铭文续考》(《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王冠英《任鼎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期)、晁福林《从士山盘看周代“服”制》(《中国历史文物》6期)、陈英杰《士山盘铭文再考》(《中国历史文物》6期)、于凯《两周金文中的“自”和西周的军事功能区》(《史学集刊》3期)、石岩《周代金文女子称谓研究》(《文物春秋》3期)等。
礼乐制度。吴土法《先秦天子大祀牺牲考》(《浙江大学学报》3期)详细讨论了先秦时期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主祭的天、地、宗庙大祀中选牲、养牲、省牲、迎牲、杀牲、荐牲等六项有关牺牲的礼法仪制。杨天宇《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文史哲》3期)认为，西周的郊天礼为最高的祭天祀典，以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举行为常制，此外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
郑祖襄《伶州鸠答周景王“问律”之疑和信——兼及西周音乐基础理论的重建》(《音乐研究》2期)从音乐史的角度分析《国语·周语》所载“伶州鸠答周景王问”章反映的史实，从而解释了伶州鸠答对中联系“武王伐纣”天象的缘由。吴高歌《<周礼·大司乐>三大祭中的五音无商说考》(《中国历史文物》6期)根据考古发现的西周乐器通常以宫、角、徵、羽四声音阶为基本音的现象，阐明《周礼·大司乐》所载祭祀用乐中五音无商是无“商音”而非无“商调”，可证郑注、贾疏的看法是正确的，后儒的质疑非是。王子初《石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中国音乐学》2期)以倨句的形成和规范，磬体的鼓、股分离及比例，磬底弧曲的形成等为标尺，从音乐学的角度探讨先秦石磐的发展历程。高蕾《西周磬研究综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期)对西周特磬与编磬的形制纹饰、音乐性能及时空分布等方面作了分析。王清雷《从山东音乐考古发现看周代乐悬制度的演变》(《中国音乐学》2期)考察了山东地区考古发现的钟磬乐悬资料，并结合文献史料探讨乐悬制度在西周的演变过程。
西周考古。林法《“商一周考古界标”平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期)指出，所谓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故把97SCMT1西周初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一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由此灰坑碳十四测年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只能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旁证，而非出发点。周公庙遗址依然是本年的一个关注热点，《文博》第5期为此刊发了一组笔谈，有李学勤《周公庙遗址性质推想》、张天恩《周公庙遗址发掘涉及的主要问题》、岳连建《周公庙西周大墓性质管见——兼谈西周王陵问题》、张懋镕《关于周公庙墓地性质的另类思考》、王晖《岐山考古新发现与西周史研究新认识》等。相关的论述还有种建荣《岐山周公庙遗址新出西周甲骨文》(《收藏》9期)、印群《由墓葬制度看殷遗民文化特色嬗变之不平衡性》(《中国历史文物》4期)、张怀通《试论李家窑M44墓主身份及西虢东迁问题》(《齐鲁学刊》4期)等。

春秋战国史研究

社会制度。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历史研究》6期)认为，与西周官制相比，春秋官制更接近于《周礼》的职官体系，《周礼》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晚期，或许就在战国前期。韩益民《春秋时期的嬖臣》(《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期)考察了春秋时代嬖臣的出身来源，指出嬖臣是国君为了维护君权所依赖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嬖臣自身的局限性和国君力量的孱弱注定了他们在与世卿争权斗争中的失败。蔡锋《春秋时期宋国“内婚制”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3期)指出，春秋时宋国君主以外婚制为主，而卿大夫阶层中内婚制的习俗仍很严重。宋国内婚制是殷周两种文化传统、生活形态交融斗争反映。吕亚虎《东周时期“蒸”、“报”婚现象考辨》(《人文杂志》6期)认为，“燕”、“报”婚现象在东周时期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非合法的婚姻制度。黄朴民、马丁《对先秦“文武分职”问题的再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期)认为，战国时期已正式形成以丞相和将军各为文武军政首脑的官僚体制之成说可商。
东周铜器。李朝远《新见秦式青铜鍑研究》(《文物》1期)以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两件青铜鍑与别处所见的相似器形作了对比，从而归纳出秦式鍑的发展轨迹和传播路径。曹锦炎《自铎铭文考释》(《文物》2期)通过对该器铭文的讨论，勾稽徐人势力进入浙江的史实以及徐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影响。赵平安《绍兴塔山甬钟的自名名称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5期)认为，这件所谓“自铎”的甬钟应定名为“之乘辰镯”。任相宏、张庆法《吴王诸樊之子通剑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历史文物》5期)认为此剑在新泰市周家庄东周墓地出土，应当与伍子胥之子王孙氏奔齐及齐国鲍氏有密切联系。曹锦炎《越王得居戈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考证戈铭所见的越王得居为勾践之父允常。相关研究还有崔宪《曾侯乙钟铭“龢”字探微》(《中国音乐学》1期)，黄锡全《申文王之孙州*[十 苯]簋铭文及相关问题》、徐少华《论近年来出土的几件春秋有铭邓器》、黄盛璋《王子中戈作者正名与分国断代及其相关问题辨证、解惑——<楚系铭刻兵器研究>之一》(三文均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等。
李学勤《*[糸 言 糸]书缶释疑》(《学刊》二集)肯定了该缶并非晋器的观点，考证出器主为楚国的蛮氏，缶铭历日用的是夏正。何琳仪《龙阳灯铭文补释》(《东南文化》4期)认为，此铜灯铭文中的“龙阳”是楚国地名，其余二字为“邑子”合文，并非《发掘简报》所释的“庶子”。李家浩《战国开阳布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认为，币文“开阳”应即轵阳，其地可能属赵国。何琳仪、唐晋源《周方足布续考》(《中国钱币》2期)考释了“中亭”、“珏”、“王成”这三种西周国方足布。黄锡全《新见一枚“宅阳”布权》(《中国钱币》2期)指出，这枚“宅阳四*[金 命]”布权是用来称量四枚宅阳方足小布的标准重量砝码。赵平安《释楚国金币中的“*[贞 彡]”字》(《语言研究》4期)认为，楚国金币中的*[左上 目右少]是地名，即原为鲁国故地，后归楚国的卞。王辉、萧春源《珍秦斋藏王二十三年秦戈考》(《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认为此戈是秦昭襄王二十三年魏冉封邑的兵器，监造者为魏冉家丞，并论及战国晚期秦的工官制度与铭前刻“王”的缘由。陈松长《湖南张家界出土战国铭文戈小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公布了一件秦廿七年蜀守戈并作了考释。董珊《二年主父戈与王何立事戈考》(《文物》8期)释出《殷周金文集成》11364戈铭中的“主父”即赵武灵王，认为此戈铸于赵惠文王二年(前297年)。邹芙都《楚国兵器铭辞综析》(《天府新论》4期)对楚国兵器铭辞的有关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并着重探讨了楚铸(刻)铭铜剑少见的原因。有关战国铜器及铭文的考述还有李家浩《战国官印考释三篇》(《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何琳仪《司夜鼎考释》(《中国史研究》3期)，唐友波《垣上官鼎及其相关问题》(《文物》9期)，蔡运章等《论右孠鼎铭及其相关问题》(《文物》9期)，吴良宝《空首布“轵”地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等。
郭店简。王春《<太一生水>中的“太一”试诠》(《山东大学学报》4期)认为，应将《太一生水》中的“太一”解为“气”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彭裕商《六帝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认为，《唐虞之道》中的“六帝”即战国诸子所称的“六王”。梁韦弦《与郭店简<唐虞之道>学派归属相关的几个问题》(《文史哲》5期)从思想和语言特征两方面阐述《唐虞之道》不属于墨家与纵横家作品的理由。程一凡《从郭店本看<老子>一书的形成》(《管子学刊》2期)推测郭店楚简《老子》乙篇和丙篇均为阐发甲篇的“说”文，认为郭店《老子》三篇实为“经后附说”之集合。有关郭店简的论述还有裘锡圭《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华学》第七辑)、邓球柏《内圣外王之道：<郭简·老子>的主题》(《哲学研究》1期)、陈战峰《郭店楚简<五行>篇理论结构探析》(《西北大学学报》2期)、虞万里《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证(下)》(《史林》1期)、王胜利《<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和天空形态观》(《江汉论坛》12期)等。
上博简。李学勤《楚简<恒先>首章释义》(《中国哲学史》3期)从简文所用词语与《庄子》外、杂篇近似推测《恒先》的著作时间在战国中、晚期之间。丁四新《有无之辩和气的思想——楚简<亘先>首章哲学释义》(《中国哲学史》3期)指出应注意简文没有运用明显的阴阳观念来分析气的始往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分析一些简文所用概念的哲学含义。郭齐勇《<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江汉论坛》8期)推测《恒先》的作者可能是归本黄老的道法家或形名学家，或者是“撮名法之要”的黄老道家。李锐《“气是自生”：<恒先>独特的宇宙论》(《中国哲学史》3期)比较了《恒先》与战国时期几种宇宙论的异同，指出《恒先》的某些思想在后世尚有流传，由此推测当时可能还存在专门强调“气是自生”或“有自生”的宇宙论。庞朴《说“五至三无”》(《文史哲》1期)根据楚竹书《民之父母》篇证实了《礼记》、《孔子家语》中“五至三无”说的学派和年代，并就儒家与道家思想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裘锡圭《读上博简<容成氏>札记二则》(《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对“蔽芾”、“击”两词作了考释。晏昌贵《<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4期)指出简文九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较接近《职方氏》。最后推断《容成氏》九州约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彭浩《<昔者君老>与“世子法”》(《文物》5期)认为，《昔者君老》第一、二、四简可能是《礼记·文王世子》的遗佚文，是“世子法”的一部分，而与第三简在叙事方式上有明显不同。吕绍纲、蔡先金《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孔子研究》2期)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以及《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指出《诗经》类序历来为《风》、《小雅》、《大雅》、《颂》，孔子对此未曾作过变动。曹建国、张玖青《孔子论“智”与上博<诗论>简以“智”论诗》(《江汉考古》2期)认为《孔子诗论》以“智”论诗反映了孔子关于“智”的思想。晁福林《<诗·燕燕>与儒家“慎独”思想考析》(《浙江学刊》1期)剖析了楚简和帛书《五行》篇用《燕燕》阐释“慎独”之义的原因。关于上博简的研究还有饶宗颐《“九州平”及“地平天成”说》(《华学》第七辑)，李学勤《上博楚简<鲁邦大旱>解义》(《孔子研究》1期)，李家浩《战国竹简<民之父母>中的“才辩”》(《北京大学学报》2期)，刘信芳《楚简<容成氏>官废疾者文字丛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等等。
其他筒。李学勤《论包山楚简鲁阳公城郑》(《清华大学学报》3期)确定包山2号楚墓竹简所载的“鲁阳公以楚师後城郑之岁”在公元前394年，简中这条纪年乃是追记。杨华《“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江汉论坛》9期)认为，《礼记·曲礼》等文献关于从天子至于大夫所祭之“五祀”相同，没有等级差别的记载得到楚简资料的支持。文中并考察了“五祀”名称和顺序的演变。李学勤《论葛陵楚简的年代》(《文物》7期)考证新蔡葛陵楚简中“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岁”可与*[厂 三个马]羌钟所载入齐长城之役互证，事在公元前404年。“王徙于鄩郢之岁”为墓主平夜君成的卒年，可据前述及简中历日推定为公元前377年。于成龙《释*[既 刂]——新蔡楚简中的衅礼》(《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指出葛陵楚简中“*[既 刂]”字即典籍中用作衅礼之“刏”字，并结合文献对简文中衅礼与祭祷的相关问题作了分析。李学勤《越涌君将其众以归楚之岁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指出，越涌君将其众归楚见于《战国策·楚策一》楚纳句章，事在楚怀王22年(公元前307年)。杨泽生《孔壁竹书的文字国别》(《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为孔壁竹书是战国时代齐鲁系文字的观点作了补证。其他还有李学勤《包山楚简郙即巴国说》(《中国文化》第二十一期)、《论战国简的卦画》(《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3期)，陈伟《葛陵楚简所见的卜筮与祷祠》(《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包山简“秦客陈慎”即陈轸试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贾连敏《新蔡葛陵楚简中的祭祷文书》(《华夏考古》3期)、《新蔡竹简中的楚先祖名》(《华学》第七辑)等。
诸子。李学勤《论先秦道家的“夜行”》(《史学集刊》1期)认为，《鹖冠子·夜行》中的“夜行”即《管子·形势》中的“心行”，阐述的是道家通过内心行道而有天下的一贯思想。康学伟《论“孝”与墨家思想》(《社会科学战线》4期)认为，儒墨均倡孝道，墨家更注重“孝”的民主性，而《孝经》中的一些思想与墨家思想也多有相似之处。薛柏成《论<礼记>有关篇章与墨家思想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5期)认为《礼记》中一些重要篇章隐含了许多墨家思想。王保国《评荀子的君本论和君民“舟水”关系说》(《史学月刊》11期)探讨了荀子所构建的君本思想及其负面影响，认为早期儒家的民本学说在荀子理论体系里是从属于君本思想的。还可参看朱智武《先秦墨学的区域性特色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刘彬《早期阴阳家与“卦气”说考索》(《管子学刊》2期)、孔德立《<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齐鲁学刊》2期)等文。
东周考古。祝中熹《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再探》(《文物》8期)从墓葬时差、墓葬布局与规格、器铭称谓等方面反驳了大堡子山秦陵M2与M3是秦襄公夫妇异穴合葬墓的观点，重申墓主为襄、文二公说。江奇艳《战国时期楚国丧礼中的棺束与棺饰》(《考古》6期)结合文献与考古实物辨析了“棺束”和“柩车之束”，指出披、柳等棺饰是系结在“柩车之束”而非在“棺束”上，棺束其实并不具备连柳、设披的功能。聂菲《楚系墓葬出土漆木几研究》(《中国历史文物》5期)、《楚式漆木豆研究》(《南方文物》2期)对东周时期的楚式漆木几和豆作了类型学研究，并探讨了相关的文献等问题。陈元甫《绍兴印山越国王陵陵园制度初探》(《东南文化》3期)就越王陵园布局、墓葬形制和封土等问题展开讨论。白云翔《“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文史哲》1期)以考古发现验证了《国语》、《管子》所谓“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的观点。杨权喜《试论楚国铁器的使用和发展》(《江汉考古》2期)分别考察了东周时期楚国铁器的使用与冶铁技术的发展轨迹，认为楚国大约从春秋中期开始冶铁、用铁，到春秋战国之交已进入铁器时代。此外，丁兰《战国末期楚墓随葬陶器的区域特征》(《华夏考古》第1期)、李昭和《战国秦汉时期的巴蜀髹漆工艺》(《四川文物》4期)也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