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也有紧张对抗的一面，而后者往往倍受环境史学家的青睐。自然灾害因此而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人类来说，所谓自然灾害，是指因不可抗拒或难以预测的自然因素(诸如火山、地震、干旱、洪涝、沙尘暴、泥石流、虫灾、瘟疫等)或人为因素(诸如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引起自然变异，从而导致严重损害或危及人类生命、健康、财产和栖息环境的祸害。自然灾害往往是天灾与人祸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在环境史学家看来，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历史，是自然被改造和被破坏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自食苦果和需要自我反省的历史。因此，大量环境史著作都是以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人类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极端表现形式——作为主题，以警醒自诩为“自然主宰”的人类，并倡导环保意识和生态伦理。自然灾害的人为因素往往是环境史学家要着力探讨的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比如美国环境史学家特德·斯坦伯格在2000年就出版了一部名为《上帝的行动：美国自然灾害的人为因素的历史》的著作。

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灾害问题就一直存在，这可以从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中得到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诺亚方舟和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等传说都可以视为自然灾害史的资料。灾害史的资料还大量散见于中外的各类历史文献之中。

自然灾害一旦出现，社会的抗灾自救能力就会经受严峻的考验。如果抗灾工作井然有序，就可以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整个社会就可化险为夷；否则，灾害影响所及，远不止于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它也许会加剧人们的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可以加速政权的更迭、文明的毁灭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提到，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当地居民过分开发土地导致自然灾害频仍直接相关。在《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克莱夫。庞廷从生态学的角度解释了一系列文明的衰落，他认为过度开发导致的环境崩溃使文明也随之瓦解。

古往今来，对人类来说，瘟疫都是自然灾害中最大的生命杀手，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类》对此进行了描述。在历史的长河中，天花、鼠疫、霍乱、伤寒和疟疾都曾经长期肆虐。在瘟疫面前，人们往往束手无策，而且瘟疫的流行时间之长，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可达两三个世纪之久。因此，瘟疫带来的人口死亡令人触目惊心。在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是天花和鼠疫。在1348—1351年，黑死病(鼠疫)使欧洲几千万人丧生。在17、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口超过1亿人。在新旧大陆接触过程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大部分都成为了白人携带的天花、伤寒、痢疾、梅毒等多种病菌的牺牲品，土著人口锐减导致了阿兹台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迅速瓦解，为欧洲的殖民扩张扫清了道路。澳洲土著在白人到达后也几近灭绝。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均讲述了白人病菌在欧洲殖民扩张中的故事。他们的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尽管两位作者都不免有欧洲中心论、生物决定论和为白人的罪责开脱的嫌疑。离现在最近的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瘟疫是1918年的流感，它使全球至少两千多万人丧生。2003年春夏肆虐的SARS与历史上的瘟疫根本不能等量齐观。尽管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控制，我们对人类在未来能够战胜病毒切不可盲目乐观。近年来新出现的病毒——诸如爱滋病毒、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和SARS病毒——倒是提醒我们，大肆破坏森林沼泽，侵入动物栖息领地，滥捕滥吃野生动物，对人类来说是引火烧身，人类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尊重自然，不要恣意破坏自然的生物屏障。

和以往相比，人类的抗灾救灾能力在目前有了很大提高，这主要归功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政府组织能力的加强。尽管如此，人们对环境灾害，尤其是对瘟疫的担心反而比以前更多，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整体上看比以前更趋恶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物质消费的不断升级，对有限自然资源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资源损耗将更趋严重；传统的自然灾害有增无减，而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新的困境：二战后的8大公害事件令世界震惊；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比如工业三废、农药污染、核尘埃、核废料污染)层出不穷；酸雨、荒漠化、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已经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传统的灾害相比，人们很难预见工业发展和科技滥用将带来的长期后果。许多难以预见的和不易确定的环境灾难，犹如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环境史学家往往将自然灾害视为天灾人祸，认为生态的脆弱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但相对而言，人为因素是导致启然灾难的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就完全是人为的产物，资源的退化则是因为人类的索取超过了资源的自我恢复能力。洪涝灾害和土地的荒漠化无疑与滥垦滥伐、植被破坏有很大关系。一些瘟疫的流行就是人类向大自然盲目进军的恶果，而城市化和全球化则又加速了瘟疫的传播。总之，在环境史学家看来，灾害更多的是人为因素而不是自然因素的结果，因此应该从不同方面对灾害进行文化反思。

科学技术与灾害。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和变革自然的能力也不断提高，这种情况在二战以后表现更加明显。科技的运用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它的滥用确实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比如杀虫剂确实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就对此进行了描述。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它犹如潘多拉盒子，一旦失控，有可能毁灭全人类。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才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科技远非是尽善尽美的，在有的情况下，科技制造的问题比它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另外，在受到外界赞助的情况下，科学家也很难从事真正独立和自由的研究。据此，环境史学家对科技发展通常持谨慎态度，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保持警惕，确保技术的发展不偏离造福人类的轨道。

文化观念与灾害。自然资源的滥用，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与人类不能善待自然、把自然看作人的对立物有关。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自然完全就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自然只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另外，传统的发展观只承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把发展片面地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毁灭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一以贯之地从文化观念的角度对环境灾害进行批判。在《尘暴》一书中，沃斯特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导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肆虐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只有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改革，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使生态意识深入人心，环境灾害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制止。

社会制度与灾害。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中提出，灾害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人对自然的贪婪与对自然的破坏都是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争取利润的最大化是每个资本家的生存法则，而这必然会导致生态灾害。科学技术就其本身而言无所谓善恶，但人们以它为工具，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在人们铤而走险追求利润动机的驱动下，科技就会被滥用，但并不能由此而认为，科技应对环境破坏等灾害事件负责。离开现行的社会机制对科技进行批判毫无意义。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将生态灾害视作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他们认为解决环境问题还得依靠科学和理性，这使他们与主张否定一切的后现代主义者区别开来。

总之，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是环境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环境史学是在战后以来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兴起的，它受到了环保运动的推动。从一开始，环境史学家就显示出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强调人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从而与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史坛有重大影响的西部史学——美国环境史学的源头之——一形成了分野。西部史学强调自然对人的影响和人对自然的适应，这一立场与生产力和科技的不发达、人在自然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流行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成为环境史学与西部史学的明显区别。虽然环境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题有相近之处，比如两者都重视对灾害的研究，但环境史学对生态的忧思、对现实的警示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倡导绿色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今天，环境史学的价值将得到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