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取名《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应该说明３个问题，即中国和西欧是否都有封建社会？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能否比较？如何来比较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


　　一

　　封建在中国并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前１０６６一前７７１）时期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分封大约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一级的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了统治者之间的多层等级连锁。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权利义务，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赐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1]无论对于西周封建以何种解释，但它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前７２２一前２２１）之时逐渐变化，难以维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而置郡县，一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结束。

秦废封建之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仍不断有分封诸侯王之事，不过这种封建，诚如后来王通所言：“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吏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2]但关于封建郡县孰优孰劣，那个更能使统治长治久安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直不断。争论的各方，都是把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待的，并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会和经济内容。著名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只是指出古代封建制度的出现，是和氏族、部落势力的存在相关的，不一定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了解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严复译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把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是为音译。后来他翻译爱德华•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史》，就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之制。严复在这里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这里说的是社会发展阶段，他以为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２０００余年，皆封建之时代。很显然，严复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feudalism 是十分相似的，是可以类比的，所以他才把feudalism 释为封建。[3]

　　从严复起，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已不再把封建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会和经济内容。二十世纪二年代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主张周代的中国即是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分解，但封建的自然经济则一直延长到１５００年。[4]陶希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分封制度等都作过分析。不久．瞿同祖又写成《中国封建社会》。瞿是以西方封建社会的理论来比照、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他以为封建社会之综合的要点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以及主人和农民的关系，“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5]当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时期，虽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看法各有不同，但已有不少人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来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有着封建社会的认识，对于封建社会的内容，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予以详细的研究和阐述。[6]

　　如果说封建是中国所固有的，可是它在西欧却是后起的。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之类的话。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时在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各地多有不同。记载它的习惯法更因时因地而异。[7]１６世纪，法国法学家开始研究封建，所依据的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 ），该律乃１２世纪编定的意大利北部地方的习惯法，记载着关于封臣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等。[8]Ｉ７世纪，英国法学家斯佩尔曼也依据龙巴法，研究过英国的封建制度，所以才有了斯佩尔曼等人发现了封建主义的提法。[9]当时那些学者认为封建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封建法中的财产权利和罗马法的规定十分不伺，于是产生了封建制度是源于罗马抑源于日耳曼的争论。

　　１８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在“封建法律”题目下，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从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10]亚当•斯密则认为封建法律是领土统治机裁判权，其推行原是为了加强王权，但结果王权并未加强、领主权力依然过大。，形成了封建等级制。

　　那时正是西欧启蒙思想发扬、批判倡制度的时代，封建渐被等同于贵族统抬，是剥削、压迫的根源，表现为各种领主特权、农奴制残余、分裂混乱等、所以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决定。

　　１９世纪，西方的学术发达，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农村公社、封建城市等，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作出了许多概括，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时出现了feudalism一词，用以指称封建制度。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和讨论。到１９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用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等。这些理论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并有所发展。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写的《封建社会》一书，对西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虽然主要仍从政治制度方面、封君封臣关系等方面分析西欧封建，但他视野广阔，也分析了社会经济、庄园农奴等内容，无疑是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影响。布洛克可说是西欧封建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奠定了后人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后来，前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西欧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建立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综上所述，无论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坐法律、政治制度，后当做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直到现在也并不统一。西方的大多数史学家仍然把封建当做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强调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第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第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第三，国家权力的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和司法权力。正是由于强调了这一特殊性，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在一些人的眼中就成了问题。他们以为，封建是西欧的特有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从而否定了封建主义的普遍性。

　　中国的封建虽然是固有的，但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在当时先进的西方史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存在有类似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封建时代。齐思和先生写的《周代锡命礼考》和《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两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的话说；“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唯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11]新中国的史学家，则较一致的主张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时代，这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上都是共同的，只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在各国有所不同而已。台湾学者杜正胜却认为，周人封建的本质，乃是继攻伐征服之后的武装殖民，所以唯物史观的封建制与传统的封建不相干。[12]

西方学者对中国封建的认识，各有不同。一派是认为中国无封建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大风行了。另一派是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封建的，虽然他们对封建的认识多为政治、法律上的封建主义，但仍在中西之间找出许多共同点。美国汉学家卜德以为，封建主义适应于前近代中国主要是指经济而言，但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有，就是周代（作者定为前１１２２一前２５６年，包括春秋战国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定为２２１－５８９）则被认为是准封建时期。[13]顾立雅也认为，古代中国有许多和中古欧洲相似之处，值得比较研究，布洛克关于封建主义之定义，几乎用不着改动即可应用于中国的周代。[14]

也有学者反对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安德孙就是其中的一个。

　　安德孙认为，把封建的特征只概括为大地产和小农的结合而忽略其上层建筑如主权分割、封土制、封臣制等是不行的。因为前资本主义形态都通过超经济强制而运行，这些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已成为前资本主义社舍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它们已直接结合在剥削剩余价值的连锁之中，因此不可能不通过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15]安德孙过分强调消经济强制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封建剥削、封建生产只有通过政治暴力才能进行，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社会是一种经济形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超经济强制之所以存在于封建社会，是小生产者生产不发达、经济不独立所致，随着小生产者独立性的加强，封建社会中的超经济强制乃逐渐减弱，它不是封建生产的本质因素，不能对它有不适当估价。[16]

　　总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即使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理解封建主义的西方学者春，也有不少认为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过封建时代，有过封建社会，不过他们大都把这个时期定为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把它看得较短而已。只有极少数人才强调西欧封建的独特性，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

二

　　把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有许多人进行过，这里只就西方学者的一些方法问提出讨论。

西方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现代的西方社会，或至少是近代的西方社会来和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中国作对比。由此指出中国社会如何落后、如何古怪。东方专制主义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不过，现在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韦伯的比较也属于这一种。他所说的中国只有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而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为一例。下面我们还可举韦怕的另外几个论点。

韦伯从现代西方的法治社会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法律乃是个人的专断，缺乏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全是家长式的处理方式；法律中只有刑法而私法（民法）少；没有个人的自由权等。[17]可是当代的一些美国法学家和韦伯的观点不同，他们比韦伯更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也更了解西方式的法治，所以他们认为“充分发达的法治的制度性机制是近代的产物”[18]，他们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并不完全强调法治，因为“法律的判决最终是人的判决，判决更多地是受法官个人偏见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响”[19]，所以他们赞赏中国历史上的更多的依靠调解而不是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认为这一传统应该保持。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民法，如汉代的契约关系就已十分发达，其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20]还应该指出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不唯中国古代没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是没有的。

　　韦伯承认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官僚制度，但他却用西方现代的官僚制度来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相比较，认为“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联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21]。其实，西方的现代官僚制度是学习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直到1８世纪，中国的官僚制仍然要比西方的进步。[22]在这方面，韦伯就不如现在的艾森斯塔特，艾森斯塔特把西欧的专制主义国家和古代的中国国家都列为历史上的官僚帝国，而这种官僚帝国的特征即为传统与现代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并存。[23]

　　奇怪的是，韦伯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城市时，举出的却是西方中世纪城市。他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一个特权团体，有自治权，有城市法，城市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组织，即行会等，而东方的城市则这些都是没有的。[24]不过韦伯倒也知道，西方城市的自治只是短期的现象，到了专制王权时代，西方国家的权力日益强大，城市自治也就日渐式微。[25]我们在这里不拟论证东方与西方城市之异同．旨在指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并无那么多的特权与自由，它仍是受封建国家、君主、贵族、主教控制的城市；并不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也许倒是乡村的空气使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并不是从城市中产生，也许倒是从乡村中产生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依然是一个封建的城市。

　　另外一派西方学者则是把西方的feudalism来和中国的封建相比较，以西方的封建为典型来看中国有无与之相同的情况。前述柯尔本的书即是明显的例子。他们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作出概括，然后用其他国家的封建与之对比。卜德由之以为中国的周代符合西方的静态的封建主义，魏晋南北朝则较符合动态的封建主义。[26]顾立雅也是以西方的封建为标准，认为西周类似西方的早期封建主义，春秋则是晚期封建主义。[27]艾伯哈德认为中国从周代直到纪元前２５０年是封建主义时代，说当时是农业社会，统治阶级划分为一些等级，互相有权利义务等，这也是西方的标准。[29]他认为，自从中国统一之后，即进入绅士社会，而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的９到１３世纪的材料，是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的简单化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29]这一时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代，所以显得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被启蒙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后来封建渐被赋予一个社会、一个经济形态的意义，于是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至无国家等便被当做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日耳曼人的经济、政治等组织成长而未成熟的阶段，不宜把它看作是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

　　我以为，封建社会由于其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应该长一些。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截止于１５世纪，也不应截止于１７世纪，而应该截止于１８世纪。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哥伦布一航行，东西方就连成一片，资本主义在西方就冉冉升起，教科书上也说的尽是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类。其实，西欧的进步远没有那么迅速，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主要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动，但在西班牙、意大利却日渐衰落。１７世纪，西欧发生了经济危机，人口减少、疾疫流行、农业停滞甚至倒退，工商业在有的地方也出现危机。在政治方面，更是到处充满了封建的统治。１９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在他所写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中指出，１８世纪的欧洲，各地都充满了封建特权，教会的、贵族的各种土地、人身及司法、行政权力，对人民形成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它们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得多“[31]。英国虽然革命了，但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在 １６８８年政变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方才成为统治阶级的微末的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依然是贵族地主的统治。[32]至于东欧，则１６至１８世纪是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没有疑问的了。

　　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法国史学家、中古史权威勒高夫曾在他著名的《主张一个扩大的中世纪》一文中论证西欧中世纪应该延长。他的理由大致有３个：① 文艺复兴不能算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从古代到近代中间有多次文艺复兴，如８、９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１２世纪的文艺复兴，大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为１２至14世纪，在欧洲其他地方为15、16世纪， 后来还有18、19世纪的文艺复兴。② 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从４世纪到１９世纪一直未变，以马克思的封建生产方式来说、也是从罗马帝国覆亡直到工业革命。③ 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有，如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一直延长到十九世纪；英、法国王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的功能，也一直到十八世纪；把社会划分为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三等级论，也是到法国大革命为止。 所以勒高夫主张，中世纪应该分为：早期中世纪，即四至九世纪，是古代世界衰落和封建制度形成时期；中期中世纪，即10至14世纪，为大发展时期；晚期中世纪，即１４至１６世纪，是危机时期；封建制度的衰落期，亦即旧制度时期，从英国革命到法国革命产。 [33]

　　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来和东方封建社会进行比较，我们则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在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发展，说封建时代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可能并非事实。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这封建时代，无论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建全。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只是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一一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不足以成为组成国家的框架，正如中国的周代封建体现有宗法制原则，但中国古代立国的原则并非宗法制。

　　当然，封建的中国和西欧，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也有许多的不同：如以生产力说，则中国古代偏重于经营精耕农业，西欧偏重于经济粗放农业，在封建田产的经营上，中国流行的是佃客分种制田庄，而西欧一度流行的是农奴劳役制庄园；在土地所有权上，中国封建主对自己的地产有较大的处分权，可以继承、买卖、转让，但一般说来在地产上却没有合法的司法、行政权力，而西欧封建主的地产往往由封授得来，对其地产的处分权要受利上级封君的一些限制，但在其地产上却具有某种司法、行政权力，世代相传，形成对其地产上居民的行政管辖权．与这种独立的地产相适应，西欧的一些城市也是自由城市或自治城市，具有独立性，而中国的封建城市则是受国家管辖、统治的；中国从秦汉起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合理的官僚行政系统，使世界为之震惊，西欧的国家形态比较落后，诸国的官僚机构发展较慢，国家大臣与国王的家臣长期不易区分，影响中央权力的集中。还有就是经济的管辖权也不相同，双方都有属于国家（国王）的地产和其他产业，用其收获供应开支，但在征收税方面有所不同，中国国家向全体人民征收劳役或实物、货币，往往依靠农业税为主要收入，较少依靠工商税。而西欧的国家由于领主权的障碍，土地税往往很难征收，大都依靠工商税，他们在在征收税的时候要得到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同意，所以，其政府机构内发展出了议会、三级会议等组织。对此，我们不认为这就是中古的代议机关，不过它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比较和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颇有不同，即我们既不是拿近代的社会和古代的相比较，也不是拿西方的封建来看中国的封建和它相同或不同，而是通过分析这两者结构方面的同和异，来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在比较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时，还要有一个全世界的封建社会作为基础来考虑，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些值得研究的结论。

三

　　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认定社会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悠久，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社会情况多有不同，自然显出阶段性来，让人们认识到发展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发展，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否发展反而成了问题。按照西方新人口论者的说法，西欧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停滞，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基本没有提高，只能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供应日益增多的人口。可是土地面积有限，当土地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压力时便会导致人口下降、经济衰落。可以看出，根据新人口论，小农经济的繁荣不可避免地潜伏着其衰落的根源，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周期性危机中循环。每一次循环中，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肥力的递减，单位面积产量会不断下降，所以西欧中世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呈下降趋势。如此，封建社会的发展不就大成问题了吗？不可否认，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受到人口、土地资源等因素的有力制约，但农业生产力还是会发展的，这已为许多的研究所证实。[34]西方学者的新人口论，是从１１至１５世纪的西方社会这一短过程得出的结论，我想，如果诚如勒高夫所说，估计一下罗马覆亡到１８世纪这一时期西欧的农业生产，则自会得出发展的结论，而不会误认为它停滞不前了。

　　在中国和西欧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事实是西欧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今天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名词。它到十九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是却没有以个清楚明确的定义。[35]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于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所以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无时、无处不在，这里有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亨利•皮朗的１２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至于１４世纪以后的欧洲，则资本主义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了。因此，西方的学者也不大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他们关注的只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问题。

　　一直到马克思才给了资本主义以一个明确的定义，认为它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社会。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的兴起问题，提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但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开始定得很早，认为在１４、１５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而１６世纪则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和如何在欧洲兴起的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意见多有不同，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时期则没有异议。[36]

　　在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东方停滞论并不完全正确时，一些学者也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无可否认，他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完全是西方的，是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我们试举几个例子。

　　最出名的是韦伯的清教理论。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之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一假说经过许多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批判，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没有人再相信它。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提出了以西欧的合理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来和中国的只知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相比较。韦伯提出西欧资本主义存在分６个先决条件，亦即具６项特征：①合理的资本主义会计制度；②自由市场；③合理的技术；④可预测的规律（即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预测其运行规律以便管理）；⑤自由劳工；⑥经济生活商业化。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西欧洲资本主义这些特征。他说，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供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理性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具有技术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之类的系统。当然，拿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洲的一些特征来和封建的中国相比，中国自必缺乏某些东西。可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以西方为模式，而西方的资本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由桑巴特所强调的簿记制度，即在西欧也是推广得很慢。许多资本主义企业起先并未采用。至于理性的管理制度、信息服务系统等等，更不能以欧洲的模式为唯一模式。布罗代尔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39]韦伯的西欧的合理性是西欧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第二个例子可以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白乐日的观点为代表。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没有地位，由于国家压抑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工等等。[40]

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自是不同。一中国缺乏西方的某些东西，但西方也缺乏中国的某些东西。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过去确曾认为由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产生出富有独立精神的市民，由市民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究竟由城市或者是由乡村而产生，还没有得到解决。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由行会所把持，充满了落后保守的规章制度，妨碍生产发展，一些有意革新的工商业者纷纷迁居农村，谋求革新技术、发财致富。英国的毛纺织业之兴即为一例。近年流行的原工业化理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农村萌生，而非在城市产生。[41]夸大西方城市的活力，以为它是进步的源渊，资本主义的基地。这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它不一定和事实完全相符。

白乐日举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专制政权、官僚机构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史学家已经探讨过很多。中国的政府历史上一向被认为重农抑商，士大夫阶级则鄙薄科学技术，以为乃奇技淫巧。不过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过去科学技术曾一度十分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工商业的发展更是惊人，以至有人以为宋代中国已经到了近代化的边沿，那么为何那个时代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僚阶级，不阻碍工商业和技术的发展呢？可见这个问题也并非常识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个例子可以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为代表。该书是从环境、人口、经济、地缘政治诸方面来比较东西方的不同，以说明为何西欧能发展出资本之义而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却不能。其中对地理环境的因素特别强调，如以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水、旱、雹等自然灾害和疾病等侵害较亚洲为小，战争的频繁程度和杀戳破坏的程度也较亚洲要好得多，而人口却比亚洲要少许多，所以在人均占有土地、牲畜、木材、煤铁等方面，要比亚洲多得多，这样在积累资金方面就比亚洲好。后来，欧洲人远航大洋，占领了非洲、美州的大片土地，人均占有土地更扩大了许多，成为它发展的优势。

　　琼斯还认为，欧洲地形复杂，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各国地形、气候、物产各异，所以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交易频繁。各小国君主都注意从商业中取利，保护、促进贸易的发展，即使执行了损害商业的政策，但由于国力微弱，国君权力不大，商人亦易于起而抗争、摆脱干扰。这比东方大国的君主大都采取限制、扼杀商业的政策要优越，所以西欧从中世纪以来即逐渐形成市场经济。欧洲小国纷立、政治分裂，利于竞争；而宗教、文化、语言诸方面，又多具统一性，所以利于技术传播，从中世纪起，农、工业技术即得到快速发展；后来民族国家兴起，多采取保护市场、奖励农业的各种举措，更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使欧洲较早发展出资本主义。欧洲的发展是生产从集体（行会、公社）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走向个体化，而服务则愈益集体化，国家主要执行各种服务职能。[42]

　　琼斯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气息。从地理环境出发，推导出欧洲那么多的优越性，这实际上即是说亚洲国家是注定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但在事实上，他的每一项理由是否能成立，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人口而言，琼斯说，亚洲人口的增长较欧洲要快，是以不断增加人口来弥补由灾害造成的损失。而李中清最近的研究却指出，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比西方快。他认为，认为中国人追求多子、早婚等都是不正确的看法；清代中国人口生育率相当低。一夫一妻制下，４５岁之妇女，平均生５个孩子，而同时期的欧洲妇女，则平均生１０个孩子。这样，一些学者（包括琼斯）认为中国明清时代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压力过大，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说法，便不一定能成立了。

　　琼斯还特别强调，西欧中世纪时小国纷立，国家权力的微弱对发展是有利的，这是西欧封建独特性认识的反映。说西欧封建制度特殊，主要就是说它的分裂割据、主权分割、王权弱小等，而琼斯也正是从小国、王权微弱等推导出一系列使西欧快速发展的特征来的。其实，认为小国比大国更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决不是一个有力的理由，这只能说是以西欧为标准衡量和要求别的国家的结果。

　　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和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中国发展不起来。现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主导思想，我以为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但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来要求其他地方。如认为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在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有不少是从１４００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１４００至１８００年期间的西方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但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倾，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科学地衡量中国的发展呢？通常认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的模式是以小农分化破产为基础。但近来这一看法已受到挑战。如果说资本主义兴起并不一定以消灭小农为前提，那又如何能以中国农民分化的迟缓来证明中国无力发展资本主义呢？

　　所以，本书力求从中西各国诸封建结构的比较中，探求其发展能力，以进一步追寻这些结构对资本主义发生的影响。我们选择经济、政治、社会造结构中的农业生产力、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城市、工商业、王权、阶级、人口等对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回答。这其中有封建生产力组成不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发展的问题，有地主经济的积累及投资（这涉及地主经济的转化等）问题；有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能力，发展前途问题；有封建社会中的城市是否对立于乡村而成为发展的重大动力问题；有不同的封建政权结构有何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问题；有中西国家在封建时代是否有不同的人口发展模式、家庭模式，并从而影响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农民阶级在封建社会中的斗争并不总是被迫反抗，而是有时也具有主动进攻，为达到某种政治、经济目标而奋起的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回答不一定正确，或者不一定使人信服。但本书的主旨主要是寻找一个研究的新角度、新方法，即通过比较，破除发展的西欧模式，从全世界范围内讨论封建社会的发展能力、发展前途问题。尽管这一工作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许多内容还待讨论，许多思路还要统一，但本书作为一个奠基的尝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主要结论，详见各编，此处从略。

注释

[1] 对中国封建制的最近研究可参看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章。
[2] 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六。
[3] 日知《封建主义问题》，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
[4]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1929年版，第1页。
[5]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6]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
[7]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 赫利《封建主义史》，伦敦，1970年版，第99—102、110页。
[9] J.G.A.波科克《古代宪章与封建法》，剑桥1987年版，第70页。
[1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63页。
[11] 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
[12] 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版，第450页。
[13] [26] R.柯尔本《历史上的封建主义》，普林斯顿1956年版，第49—50、90页。
[14] [22] [27] H.G.顾立雅《中国政府管理艺术的起源》，芝加哥1970年，第321、3—4、321页。
[15] P.安德森《专制主义政府的世系》，伦敦1986年版，第403页。
[16]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243页。
[17] [21] [38] [39]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24、272页。
[18] [19] [20] 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23] 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7页。
[24] [25] [37]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8章、第285、234—235页。
[28] W.艾哈伯德《中古中国的征服者和统治者》莱顿1965年，第27—28页。
[29] E.A.R.布朗《结构的专制：封建主义与中世纪史家》载《美国历史评论》1974年第4期。
[30] J.德弗雷斯《危机时代的欧洲经济：1600—1750年》，剑桥1992年版；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4—299页。
[31] 托克威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1页。
[32] [36]《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399页；第二卷。
[33] J.勒高夫《中世纪的印象》，芝加哥1988年版，第19—23页。
[34] J.C.波尔顿《中世纪英格兰经济：1150—1500》，伦敦1980年版，第142—243页；N.海贝尔《危机抑或变迁》，阿拉斯1989年版，第225—226页。
[35] [39]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5—244页、639页；R.J.霍尔顿《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伦敦1985年版，第12—18页。
[40]白乐日《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耶鲁1964年，第21页。
[41] P.克里德特等编《工业化前的工业化：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乡村工业》，剑桥1981年版。
[42] e.L.琼斯《欧洲的奇迹》，剑桥1985年版。
[43] 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