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维吾尔（回纥或回鹘）族的历史可分为在蒙古草原的游牧生活时期和西迁新疆塔里木盆地后的城市及农业生活时期。后一个时期持续了约五百年之久，直到伊斯兰教在塔里木盆地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改变当地的精神文化和艺术形式为止。前一个时期留下了许多碑铭，后一个时期则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写本文献。本文就后者介绍其主要内容。

一. 历史背景
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不久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大汗统治蒙古草原，副汗统治中心似在中亚的伊塞克湖（热湖）附近。在突厥汗国的东部发现的碑铭称其人民为“兰突厥”（Kök Türk ）。按照中国和中亚流行的一种观念，大小宇宙依方位分为四等分（Quadranten），人们给每一等分安上一种颜色或一种兽名。“兰”是“东方”的象征。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兰”应指汗国的东半部，而西半部应称之为 aq“白色的”。
早在6世纪末，西突厥的势力已达到今伊朗东北部的呼拉珊(Khorasan)。他们与当地伊兰人的人口比值我们不清楚。此时突厥似仍为游牧、半游牧民，只在各绿洲派驻有收税的官员。在此期间，西突厥人自然接触了许多伊兰文化成分，例如他们的文字和各种宗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佛教以及景教（即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
蒙古草原上的东突厥汗国的统治持续到8世纪中期，之后为同为突厥族的回纥（回鹘）取代。游牧在蒙古草原北部的回鹘人在630年左右，其统治者中似已有人倾向于佛教，这从当时其部族首领的名字叫“菩萨”可看出。回鹘汗国与中国的关系比前一时期密切的多，所以我们在其文化中可以见到较强汉文化的影响。762年他们又出兵帮助唐朝皇帝平定安（禄山）、史（思明）之乱，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可能就在这期间，他们接触了粟特人摩尼教僧侣并在其影响下接受了摩尼教并尊之为国教。
当草原回鹘汗国于9世纪中期被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之先人）灭亡后，他们分三支西迁 ：
1) 一部分回鹘人到了中国北部，并逐渐融入那里的人民。
2) 一部分在今甘肃省的甘州站住了脚跟，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王国——甘州回鹘王国。在其存在期中与其它民族如汉族人、西夏人、契丹人、塞人、藏人及其它突厥民族如拔野古（Bayirqu ）等杂处一地。回鹘人过去是现在都是对外族文化开放的。在一度属于甘州回鹘王国的沙州（敦煌）发现有许多回鹘文写本。另外，在敦煌等地的壁画上，在家人穿的衣饰也见于吐鲁番写有回鹘文题词的壁画上，这说明在敦煌和吐鲁番之间，曾有过密切的往来关系。
3) 另一部分回鹘人在其出自统治部落药罗哥（Yaghlaghar）的一王子的率领下来到了吐鲁番绿洲，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存在四、五百年之久并接受和发展了城市和农业文化，并在摩尼教、佛教背景下创造了光辉的回鹘文明，直到蒙古时期当来自西南方之伊斯兰教在当地占有优势为止。除吐鲁番外，在天山北面的别失巴里（Bishbaliq ——意为‘五城’，汉文称北庭）作为国王的夏驻地也属于高昌回鹘王国。 其东面的哈密（Qamil>Qomul）绿洲及西面的曲先（Küshän, Kucha）也在一个时期属于高昌王国。回鹘人在吐鲁番这个重要绿洲遇到了很古老的文化。这里的早先居民可能为主要操印欧语的“吐火罗人”。另外，汉文史籍从四、五世纪起常提到吐鲁番附近有好战的高车等突厥部众。他们只是按四季季节利用附近的牧地，他们中是否有一部分已定居于绿洲则不得而知。总之，上面已说过，回鹘人可能并不是第一批定居于高昌的突厥人，因为在当地发现的写本中可确立至少两种不同的突厥方言。少数写本出自8世纪，即回鹘汗国尚统治蒙古草原时。所以这部分写本应为其它突厥部人留下的。下面的情况也使我们认为吐鲁番地区住有多种突厥部落的人：在当地壁画上画有许多男女突厥贵人，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于7种不同的服饰和10种不同的头饰。这种情况似不是因个人爱好所致，而是代表不同的部族（这里可能有时间因素在内）。所以不同的服饰也表明高昌地区住有多种突厥部族。在吐鲁番地区尚发现两个几乎相同的带有回鹘文突骑施汗（Turgish xan）字样的铜币（一个见于 U II ，页95，另一个见于黄文弼，1958，图103）。最后还要提到一文献（ M III,页33-35）中说，赐予高昌一新王 以拔悉密（Bashmil）王的“亦都护”（Iduq-qut）称号。所以我们认为在前回鹘时代在吐鲁番绿洲似住有突骑施人和拔悉密人。此外，根据当地出土的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写本来看，在吐鲁番地区尚住有古代车师/姑师人（操所谓甲种“吐火罗”语）、汉族人、粟特人、塞人以及一些叙利亚人（多为景教僧侣）和西夏人，之后藏人和蒙古人也来到了这里。

回鹘人在九世纪中期迁居这里后，在高昌古代居民的影响下逐渐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并在他们的信仰影响下，逐渐舍弃了摩尼教而皈依了佛教。此外，在吐鲁番的布拉依克（Bulayiq）（即现在的葡萄沟）地区德国考古队曾发现景教遗址和许多多种语言的景教文献。那里应为有景教徒的居住地，他们在回鹘人中从事传布景教的活动。
下面是关于吐鲁番发现的古代维吾尔文献的概述（除碑铭外）[1]，因不是写文学史。这里较少讨论真正意义上的语文学（Philology），即文献的校勘、产生的历史、源流的分析等，而只是叙述各种文学种类在古代维吾尔人民生活中的运用。遗憾的是现存这方面的文献都是上一世纪考古发掘出来的残卷或残片，其悠久、辉煌的传统由于伊斯兰教的关系而中断了。本文只是根据这些残卷，对古代维吾尔人民精神生活做一概括性的阐述。

二. 口头文学
1. 格言谚语
像其它民族一样，古代维吾尔族的格言谚语、童话、史诗等基本上只靠口头流传，而不为人知。只是到后来才有些被记录了下来。在发现的写本中有时也见有一些可算做格言谚语的句子，如（KP 8.3）: qang qazghansar,oghly üchün temAz mu “父亲积财，不是为了儿子吗？”。再有（KP 9,1）elig tOrUg aghy barym tutar. aghy barym alqynsar, el tOrU nAchUk
tutarbiz“财富保持住国家和法，当财富完竭时，我们如何能保有国家和法？” 这表明民富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再有（“古代吐鲁番民歌”，页130）：
yamghur yaghsa, qapung bolsa, yabynghu krgAk.“下雨时如你有口袋，应盖上，
yawyz kishi yaqyn kAlsA, abynghu krgAk. 当坏人走近时，你应小心。”
(这里运用了头韵和节奏)
2. 民歌
像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回鹘人母亲唱摇篮歌，青年人唱爱情歌，战士在围猎或战斗时唱战歌。由于都是口传，所以没有保留下来。斯坦因曾在敦煌获得一本回鹘文古代民歌集（现存大英图书馆），其语言属于较晚时期并见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其中两首民歌似应属于古老民歌。主题是怀念家庭。四行诗都押头韵，第二行第四行也押脚韵。第一首民歌每行为7—10音节，第4音节后多有一停顿（zAsur）。第二首民歌所有诗行都是4 4音节，第2第4行常以 Arki（是吗）一词结尾，甚至多以 tArmA Arki（他是这样说吗） 结尾（页132以下：）
adaylarym qachma qulun 我的宝贝儿，小马驹，你别乱跑
atam qayda tArmU Arki? 是否说：“我的父亲在何处？”
amraq toghmysh ini kAlin 亲爱的弟弟和弟媳
agham qayda tArmU Arki? 是否说：“我的哥哥在何处？”

3. 挽歌
在许多突厥民族中唱挽歌是妇女的事情。作为即席吟唱的诗歌不是靠书面流传。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诗歌是否已在古代就已存在。回答是肯定的。例如在回鹘文《金光明经》中（Agr. 页281）有下列一首挽歌，由各为7音节组成的两段诗组成：

nA ada Ardi atayym 这是什么灾祸，我的孩子
kOrklAkiA OgUkUm 我的漂亮的小儿子，
OlmAk AmgAk nA UchUn 死亡的痛苦为什吗
OngrA kAlip ArtUrdi? 先来把你夺去？！

sintidA OngrA OlmAkig 我愿死在你的前面，
bulayyn, ay kUnkiAm! 啊，我的小太阳！
kOrmAyin Arti munytAg 我不原见到这样
ulugh achygh AmgAkig! 巨大的痛苦！

4. 史诗
过去某个英雄人物的行为在人民中被广泛传诵，结果形成具有完整形式的史诗。像我们从现代柯尔克孜人那里看到的一样，史诗《玛纳斯》为某一歌手传授给其弟子，代代相传。如被记录下来，那就成为整个民族的财富。现存用回鹘文写成的《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原写本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就是其中之一。许多特点表明史诗的年代很古，应属于古代维吾尔语时期的文献。史诗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虽只有时使用韵律，而多使用对仗，但只要你读原文一遍，就会发现有很强的旋律，是可用来演唱的[2]。新生儿乌古斯的面貌美如神，是兰色的（兰=东方，日出，清晨，春天！）。40天后他就长大成人。他有公牛一般的腿，狼一般的腰，黑貂一般的肩，熊一般的胸。英雄为人民除害，他杀死了吞噬人畜的独角兽。在一道兰光中他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并娶其为妻…。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提到了历史上回鹘人知道的国家，这无疑是后来加上去的。在全篇高度艺术性的、有感染力的、节奏性很强的散文中，有一段乌古斯宣言式的讲话是用诗的形式表达的：
mAn sAnlArka boldum qaghan, 我是你们的可汗，
alalym ya taqy qalqan. 你们拿起盾和弓箭随我征战。
tamgha bizgA bolzun buyan, 让族标成为我们的福兆，

kOk bOri bolzunghyl uran. 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

tAmUr chydalar bol orman, 让我们的铁矛像森林一样。
aw yirdA yUrUzUn qulan. 让野马奔驰在我们的猎场。
taqy taluy taqy muran, 让河水在我们的土地上奔流，
kUn tugh bolghyl kOk quryqan. 让太阳作旗帜，兰天作庐帐。

这种押韵的双行诗每行为8音节，也可能认为各有4个强音。诗歌可能比散文部分要晚出些。例如近来为意大利学者罗斯（ E. Rossi ）等人刊布的流行于乌古斯部突厥人中的《阔尔库特老爹》(Dede Korkut)史诗因年代晚些，所以包含较多的诗歌。

5. 故事
故事最早也是口传的，只是很晚才被记录下来。故事属于讲唱文学。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条通道自古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是传播东西方各种事物（其中当然包括民间故事）的理想之地。它们在通过这里时，内容和形式都可能发生了变化，然后再传往东、西方，成为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
与口头文学的其他形式 不同，故事受到的语言束缚较少，都是用通用语言讲说的。由于讲说故事，回鹘人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语言。像我们下面将要提到的，佛教、摩尼教文献中保有许多这样生动的故事。语言也都是通用语。人们根据各种情景，用生动的语言来表达事件。语法上格的变化增多了，时态通过动词与助动词的结合变得更加细腻了。有限的格的作用通过新的后置词的使用而丰富了。复杂的精神生活要求更多的词汇来表达。人们通过已有的构词规律创造了许多新词 ，同义词的组合更好地表达了复杂的概念。

三. 书面文献
1. 佛教文学
1) 故事
在佛教节日或庙会上，有文化的僧侣利用这个机会通过通俗易懂的故事来向广大信徒宣传佛教教义。这种故事通常见于佛经的经藏（sutra）或律藏（vinaya）中。如梵文的《大譬喻集》（Divyavadana）就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总集。除印度的以外，也有汉文的（如《贤愚经》）、塞语的、粟特语的、回鹘语的（如《十业道譬喻花环dasakarmapathavadanamala》）。某些故事可能源自印度，但大部分则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已经过了“改造”，这一点正如 Eberhard 和 Boratav 关于研究土耳其故事时所确定的那样。寻求某一故事的源头或原始形式是无意义的，但研究其在社会学方面的变化则具有意义。披上佛教外衣的故事则为大量的“本生”（ jataka）和譬喻（avadana）故事，即关于某一佛或菩萨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人、天神、夜叉或动物。他们都有不同寻常的行为并为其同类的幸福而做出了牺牲。这里像在寓言中一样，动物都人格化了。
回鹘文的故事大多出自大部头故事集《十业道譬喻花环》。这部故事集是古代焉耆语（即“吐火罗”和古代龟兹语（Ugu-KUshAn)的译作或改作，不是直接译自梵文或汉文。编译者称自己为sastrakara,即“精通论藏者”。故事的框架在师傅和弟子之间展开，由弟子向师傅提问，师傅回答，于是引起讲述一段有启发性的故事。这种文学形式也见于印度。故事的语言很生动，有时很戏剧化，并应伴有手势或表演动作。英雄、国王、大臣、商人、贵妇、艺妓、魔怪或动物都被典形化了。这一点可从吐鲁番柏则可里克由回鹘画师绘制的誓愿图等13幅壁画中看到（参见Le Coq: Chotscho）。故事的内容都通俗易懂，如描述人民的普遍贫困，国王的慷慨布施等。这里婆罗门不是什么高贵的阶层或追求真理的智者，而都是些外貌奇特、心肠冷酷的苦修者。妇女只是作为玩物来抚慰英雄，僧人都是慈善的，臣民都是顺从的。没有什么心理学上复杂的东西。此外，故事的内容多为获得财富的喜悦，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对远处地方的好奇，对五光十色的宫殿和惊险旅途的描述，以及可以满足一切要求的宝贝的追求等。尽管故事的主题幼稚，但叙述的戏剧性是后来产生戏剧艺术的前提。一些写本并带有插图。由于这些故事是口头表演的，所以我们推测这些插图是挂在公众前面大图的样本。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古代印度。目前残留下来的故事是大量的。经过几代各国突厥学家的努力，现已刊布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如著名的《两王子的故事》等（这里顺便提出，多年来在维吾尔知识界广为提及的、但无人读过的所谓“伟大史诗折吒王ulugh dastan chistani ilik bek”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原文见 F.W.K. Mueller的 Uigurica I, IV ）。缪勒刊布的Uigurica II,III,IV，拉德罗夫刊布的《十方平安经》（Tisastvustik） 和葛玛丽刊布的 TT X 以及上面提到的《十业道譬喻花环》 全是这类故事。在许多佛经中也插有故事，如《金光明经》中的舍身饲虎的故事等。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讲一些特别戏剧化的故事时，听众前挂有图画或有简单的布景设备。这一点可以很有把握地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中看到。此书似为一种再创作，而不是译自“吐火罗语”的译文。在每一品前都写有“应知此事发生在…地方”一句。整个文献标明为“kOrUnch ”（剧本？）（按字面译可译为“看本”）。我们很难怀疑演唱这种故事时不使用简单的道具。人物也可能由不同角色来表演。这个作品可认为是戏剧艺术的开端[3]。这种故事通常在庙会上演出，这一点正如节日时我们在藏族地区喇嘛寺院附近看到演出的藏戏一样。

2) 经（sutra）
用汉字标为“阿含经”（Agama）的、多出自肃州（甘肃）地区（主要是敦煌）的一些写本残卷，用纸多为上面涂光的厚纸。其属于后期回鹘文字体和上面散见的汉字使它们与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写本有很大的不同。与其标题相反，它们不是阿含经本身，而是对汉文本的的注释。
关于《妙法莲花经》，在柏林和彼得堡存有该经关于观世音（Avalokitesvara）的第二十五品的许多回鹘文本子（Kuan-shi-im Pusar），它相当于384-417年间由库车人鸠摩罗什（ Kumarajiva）译成汉文的本子（《妙法莲花经》。回鹘文本子语言流畅并有一些补充。俄国本是应男信徒 Damoghuch SAli的请求抄成，其补充部分应为适应商人或商队头人在旅途中遇到危险时乞求平安而作。
关于《金光明经》（Altun Yaruq），在柏林收集品中有出自吐鲁番的6个写本的残卷及现存彼得堡的一个几乎完整的本子。柏林本依据其古老的字体，约为10-11世纪之物，为长条的梵筴形式。在甘肃发现的彼得堡本属于1687年。遗憾的是拉德罗夫和马洛夫刊印这个本子时不是采取影印的办法，而是按照他们的读法用新铸的回鹘字母重新排印出版。这就大大降低了其科学价值。我们应根据保存在圣彼得堡的原本，重新出版影印本，以造福世界的维吾尔学家。甘肃本在开头部分加有一些别的文字，似为柏林本所无。柏林本和彼得堡本的译者为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Singqu SAli），似生活于公元930年左右。他根据的是义净的本子。此外在拉德罗夫刊布的《观世音菩萨》（Kuan-shi-im Pusar）一书中尚收有《般若婆罗米多经》（Prajnaparamita-sutra）和《八阳神咒经》的残卷。
在许多文献中提到了《弥勒经》（Maitri-sudur）。但此经目前尚未发现，也不能说是否存在过这个经的回鹘文本子。表明弥勒崇拜的除上面提到的《弥勒会见记》外，尚有许多材料可证明当时吐鲁番地区流行对弥勒佛的信仰。
在时间上在信仰弥勒之后为对阿弥陀（Amitabha）之信仰。现存《阿弥陀经》（ Abitaki）(<汉文“阿弥陀经”=Amitabhasutra)为一不太古老的写本，为小型梵筴式，一部分存北京，一部分存巴黎。该经的一些叶子也存于土耳其的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似应为此经的扩充本或改写本[4]。其它关于阿弥陀的文献，尚有《无量寿如来会》（Amitayusavyuha）（Radloff-Malov, Uig.Sprachdenkm., p.148），内中有许多似与回鹘文文献无关的梵文语词。
此外，尚存有几种伪经，其中最著名的为《八阳神咒经》（SAkiz YUkmAk），它应为汉文《佛说八阳神咒经》的译本。现存有该经的许多本子，分藏于柏林、伦敦、东京、北京和彼得堡等地。早在三十年代就为邦格等人刊布(TTVI)。也有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本子（收集在TTVIII中）。
《七星经》（Yitikansudur）（TTVII）也有一些写本和木刻本残卷存世。它在1328年似从藏文译为回鹘文。现存一木刻本出自1329年，另一木刻本属1373年。该密教文献包含有与占卜和星象学有关的内容。
《胜军王问经》（Aryarajavavadaka-sutra）的彼得堡本（Radloff, Kuan-shi-im Pusar, p.VII, p.69-90）时间相当晚，这从书写法上词间、词尾 t/d,s/z, q/gh 互相交替使用可知。文献的语言很流畅。内容为佛对胜军王（Prasenjit）（古代印度Kosala 国之王）之说教。其经跋可作为例子引用在这里： AnAtkAk ilindAki upadyayi chinamitri shila intira bodi-li kAlAmAchi inyana sin toyin UzA
Awirtilip,yangy til UzA ymA sApilip orunqa intUrUlmish ArUr.bodistw oghushlugh xaGan

xan yrlyghy UzA qoludi sangga shiri tUbUt tilintin yangyrty uyghur tilingA...（经师吉纳米特拉及西林德拉菩提通过译人室南森僧人翻译，（又）通过新语言校正和润饰了。鄙人桑加室里，奉菩萨种姓（出身）的大汗之令从藏语从新译为回鹘语…）
此外尚有《大孔雀王经》（ Mahamayurisutra）（？）和《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等多种佛经残卷[5]。
3）近来也发现一些律部（vinaya）著作残卷。尚未发现《十诵律比丘戒本》（Pratimoksa ）（即对僧尼的规章）。它似只在僧团内部使用。在家人不参加一月一次的诵读。“吐火罗人”自己也不翻译律部的规章，而用梵文诵读，只对其进行注释。回鹘人似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用梵文或其它“寺院语”——“吐火罗语”或和田塞语诵读《十诵律》等律部文献。
4）关于论部（sastra/abhidharma ）著作有《俱舍论》和《俱舍论实义疏》等残卷。
一些佛教内容的赞美诗残卷可能出自《佛赞》（Buddhastotra）。
5）忏悔文
现存最重要这类文献为《慈悲道场忏法》，回鹘文译作kSanti qIlGuluq nom，它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已为西域僧人安世高译为汉语。回鹘文《金光明经》中有一段文字很长的忏悔文（Radloff-Malov,p.133-141; Bang-v.Gabain,Ujb,p. 193-210）。其它比较重要的这类文字见 UII,p.84,p.76 和TTIV 。忏悔文的内容大致为忏悔人忆及过去的著名人物及现在健在的人，之后叙述其所犯的罪过，现已悔过并乞求赦免。另外，这类在家人忏悔文的流行表明在家人在当地佛教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可能是回鹘王国的贵族在家人的宗教热和慷慨起了作用。至于这种文体产生的地点，学者们尚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为它产生于古代塔里木盆地，有的人为来自印度或中亚其它地区，参见C. Weber的新书：《维吾尔人中的佛教忏悔文研究》Buddhistische Beichtn …bei den Uiguren , 1999, Wiesbaden 。
6）密教咒法文献
早在古典经文如《金光明经》中就已包含有咒法。所以当宗教感情变得庸俗化而趋向于带有咒法的密教（Tantrismus）文献时，各种陀罗尼（dharani）经的产生就不奇怪了。现存这类文献中比较重要的有《佛顶尊胜陀罗尼》（alqu ayygh yawyz yollarygh arduqraq uz
arytdachy...ushnisa vichai atlgh darnI）、《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alqu anchulayu kAlmishlArning ushnir lakshanlaryntyn Onmish aty kOtrUlmish sitatapatra atlgh
utsuqmaqsyz darni）等。
7) 语文学文献
前面已提到，通过故事和佛经的翻译，回鹘语有了很大的发展。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语文学的研究也给予了重视，尤其致力于正确表达汉文或梵文的专门术语的制定和翻译。表明这一点的为现存有一些梵文—回鹘文或汉文—回鹘文语汇集。大概在元代回鹘佛教界似发生一个复古运动，表明这点的为，许多属于这一时期的回鹘文写本中梵文专名旁多注有婆罗米字母。也是在元代，回鹘人中涌现出一大批精通汉文、梵文、蒙古文 、藏文的学问家，他们对元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估计现存从汉文古典文献《论语》和《春秋》翻译的回鹘文残卷应译于这一时期。
此外，属于佛教文献的尚有回鹘文《玄奘传》及许多医学、天文学、历法等残卷。

2. 摩尼教文献
现存摩尼教内容的写本都十分残破，加之摩尼教书籍原本都很小型化，这就使同定工作（即确定它们是些什么书）变得十分困难。在吐鲁番文献发现前，我们关于摩尼教的知识都是来自其反对者的转述。摩尼教在其传布过程中为了生存，曾努力在形式上适应当地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所以很难马上判明哪些是摩尼教的东西。这里介绍几条根据其外形作为判断的标准：(1) 用摩尼字母写成（或用笔画较圆柔的回鹘文写成），书型是小形的；（2）作为标点符号使用的黑点周围加画红色圆圈，或在两个黑点周围加画一圆圈。一般说，具有上述特点的残卷一般来说应属于摩尼教的东西。

是粟特人在古代回鹘人中首先传布了摩尼教（在中国后来又称为明教）。公元762年曾被蒙古草原的回鹘统治者尊为国教 。此教在此之前也已传布到塔里木盆地和中亚塔拉斯（Talas）一带。一些依其纸质、正字法和古拙的语言来看，应译自中古波斯语。后期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其语言是很流畅的。这里还应提到一点，虽然“吐火罗”语（即古代库车—焉耆语）文献几乎全为佛教内容的，但令人惊奇的是个别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TTIX）是从“吐火罗”语翻译的，且都使用摩尼文字母书写。该文献可能属10世纪左右。信仰方面的调和主义是摩尼教的特点之一。所以在教义上混有祆教（拜火教）、基督教和佛教的成分。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中表现了对佛教友善的态度。如在一摩尼教忏悔词（Chuastuanift）中说：如污损寺院中的释迦牟尼佛的座位（azu vrxarda sakimun burhan yirin artatdym ArsAr），将被认为是一种罪过。上面已提到，在回鹘人于9世纪中期西迁建立高昌王国之前，摩尼教已在当地的突厥人中传布，所以在文献中可区分两个方言，即n- 方言和y- 方言（如 anygh , ayygh“坏”）。后者大多属于较晚期的文献。按文学体裁，摩尼教文献可作下列分类：
1）故事
摩尼教文献中也有许多故事。故事一词用中古波斯语 azant, azand 表示。摩尼教徒在东西方故事的传播中曾起过中介者的作用。如著名的古希腊寓言《伊索寓言》回鹘文译文残卷就和摩尼教的传播有关。
2）赞美诗
现有一些优美的摩尼教赞美诗侥幸地保存下来（“赞美诗”一词回鹘文为 kUg 或 bash,bashta,bashik/basig, 应与中古伊兰语中的bashah “赞美诗”一词 有关）。下面我们从名叫《美妙的突厥语赞美诗》中引用几行以见一斑：
tUzUn bilgA kishilAr,tirilAlim, 善良智慧之人让我们集起！
tngrining bitigin, biz ishidAlim, 让我们来聆听神喻！
tOrt ilig tngrilArkA tapynalym, 让我们敬拜四天王！
tOrt ulugh AmgAkdA qurtulalym. 让我们从四大痛苦中得到解脱！

下面再引几行押头韵的赞美诗（ o,u 算同韵）：
tutchy UzUksUz munytAg, 他们常是这样：
toghumugh azhunugh unytmaqlygh, 忘记了生存，
toz topraqqa patylyp, 陷入了尘土，
turqaru monghul ArtilAr. 常变得无知。
3）教义文献
现存回鹘文《二宗经》（iki yyltyz nom）残卷，经研究认为是摩尼本人所作七种著作之一的《沙卜拉甘》（Shabuhragan）的译本。其它尚有回鹘文《巨人书》、《Huyadagman 》等残卷。如佛教文献一样，一些摩尼教教义文献以学生向教师提问的方式展开，属于这类文献的见 Le Coq 发表的MIII,p.12,nr.6; p.36,nr. 18 等 。这里特别要提到一些摩尼教文献是用如尼文写成的。

4）忏悔词
其中最著名的为《摩尼教忏悔词》（Chuastuanift），现存有伦敦本、柏林本和彼得堡本，伦敦本是用摩尼字母写成，其余二本用回鹘字母写成。三本合起几成为全本。现有丹麦学者阿斯木森的校刊本出版。
5）语文学文献
回鹘摩尼教文献用如尼文、摩尼文和回鹘文写成。如尼文写成的在语言上近于蒙古发现的碑铭语言。有趣的是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残卷中，发现有如尼文和摩尼文或者如尼文和回鹘文的字母对照表。这点表明即使如尼文不在1895年为丹麦学者汤姆逊所解读，它迟早也会被解读的。

3. 景教文献
景教为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上面说过，回鹘文景教文献主要在吐鲁番地区的Bulayiq 地方发现。除许多叙利亚语（景教的宗教用语）、中古波斯语和粟特语残卷外，尚发现四件用突厥语写成的残卷。其中最有趣的是三个波斯僧朝拜伯利恒（耶稣诞生地）并拜见基督童子的故事。语言质朴、流畅。它应源自圣亚哥布（St. Jakobus ）的原始福音书（Protevangelium）。其中加入 了这样一个重要情节：作为答赠品基督童子从其石头摇篮上捏下一小块石头给了他们。波斯僧想把这块石头放在驮畜背上，但因太沉驮畜驮不动，于是他们把石头仍在经过的一口井中，当他们回头看时，这时井中冒出大火，于是他们才知道他们仍掉的是件无价之宝。因此，直到现在波斯僧都拜火（故事见 UI,p.5-10 ）。这个附加的情节不见于其它语言的本子，它应起源于中亚，产生于在拜火教徒中宣教的背景下。此外，尚有圣乔治（St.Georg ）殉难记残卷（见Bang,Georgspassion,p.64）。

此外现存的二百多件社会经济法律文书对研究回鹘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一些侥幸留存下来的书信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也很有价值。

总之，在吐鲁番回鹘王国存在的五百多年里，回鹘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文化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当成吉思汗崛起建立蒙古帝国后，他们主要是从回鹘人那里借用了文字、服饰和佛教。汉文《元史》中收录有三、四百位回鹘出身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学者等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


文中所用中外文缩写字如下：

Agr.: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1974.（古代突厥语法）
KP: J.Hamilton,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Kalyanamkara) et du Mauvais( Papamkara)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 1971.（两王子的故事）
M: Le Coq: Manichaica aus Chotcho.（高昌出土摩尼教文献）
TT : Türkische Turfan-Texte.（突厥语吐鲁番文献）
U: Uigurica（回鹘文献研究）
Ujb: Ungarirische Jahrbücher.（匈牙利年鉴）
古代吐鲁番民歌：Bang-Rachmati: Lieder aus Alt-Turfan. In :Asia Major, 9,1933.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