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契丹是辽朝的建立者，他们自唐伊始就与当时游牧于漠北的另一古老民族——回鹘（今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有了相当密切的接触。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远离故土，西迁至中亚、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建立了哈喇汗王朝（10世纪中叶～1212）、高昌回鹘王国（848或856～1238）、甘州回鹘国（9世纪末～1028）与沙州回鹘国（1036～1070？）。尽管二者相隔万里之遥，但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却从未间断，构成我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对此，学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荦荦大端者有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第8期，1935年，第631～639页）、李符桐《回鹘与辽朝建国之关系》（台北：文风出版社，1968年，收入《李符桐论著全集》第2册，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263～405页）、肖之兴《回鹘后裔在辽朝“共任国事”》（《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第22～25页）、苏北海《回鹘族在辽代的贡献》（《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15～22页）、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9～89页）、张云《回鹘与辽的关系》（《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84～100页）、刘正民《辽代杰出的回鹘后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11～16页）、于宝林《回鹘建政及其对契丹的影响》（《契丹古代史论稿》第3章第3节，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152～163页）、李红侠《从两族关系上看回鹘对契丹的影响》（《阜新辽金史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174～177页），等。但是，由于受史料所囿，这些研究都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方面，至于二者间的文化关系，却一直无人问津。十余年前，我国著名北方民族史研究专家程溯洛先生即以“契丹文化与回鹘文化的交流资料很少，研究也未开始”为憾，呼吁研究，[1]但迄今仍无大的进展。1997年8月，“中国北方民族文化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召开，会上笔者与张碧波先生同时提交了研究回鹘与契丹族源及传说的论文。张先生重点考察回鹘与契丹在族源文化上的异同，笔者则论述契丹族源传说对回鹘的借用。[2]这些无疑将契丹—回鹘文化关系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近年读书时，在族源传说外又偶有心得，现笔录于后，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雅博君子批评指教。
一 回鹘社会生活对契丹的影响
回鹘与契丹发生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有唐一代，回鹘主要活动于漠北，天宝三年(744)，回鹘首领骨力裴罗（744～747年在位）自称骨咄禄毗伽可汗，以乌德鞬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744～840）。汗国极盛时，东役奚、契丹，北辖九姓，西抵黠戛斯（即今新疆柯尔克孜族和中亚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南邻唐，尽有漠南、漠北相当广大的地区。
回鹘强盛时，契丹为其臣属，回鹘遣使“监护其国，责以岁遗”。[3]《资治通鉴》也记载说：“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4]直到会昌二年（842），在奚和契丹中仍有“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其酋长的印信也由回鹘颁给，直到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才改由唐朝颁发：
会昌二年（842）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言：“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纥印，今恳请闻奏，乞国家赐印。”许之，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5]
契丹王屈戍，武宗会昌二年（842）授云麾将军，是为耶澜可汗。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契丹旧用回鹘印，乞赐圣造，诏以“奉国契丹”为文。[6]
有的契丹人沦为回鹘的奴属，“为回纥牧羊”：
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7]
漠北回鹘汗国的强盛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至9世纪30年代开始很快由盛转衰。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严重地削弱了汗国的基础，当时回鹘宰相拥兵自重，互相残杀，造成“种落未安，君长之间，互相疑阻”[8]的混乱局面；也正在这个时候，漠北又频频发生自然灾害，造成严重的饥荒，瘟疫流行，“又大雪，羊马多死”，[9]给汗国以沉重的打击，这些天灾人祸直接造成了汗国的衰亡。840年，回鹘宰相句录末贺勾结黠戛斯击杀回鹘可汗，直接导致了汗国的灭亡。于是，其部众分崩离析，四散外逃：“有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10]其中大多西徙至新疆、中亚及河西走廊等地，先后建立了哈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甘州回鹘及沙州回鹘政权。
回鹘部众外迁后，其旧地遂为契丹所占有。经离乱折磨的回鹘人势力大衰，虽各有其国，但已无法与昔日的辉煌同日而语了，于是乎反主为客，回过头来又称臣于契丹，并不断地向其朝贡：
[太祖七年（913）冬十月]戊寅，和州回鹘来贡。[11]
[天赞三年（924）九月]，回鹘霸里遣使来……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礼遏，因遣使谕其主毋母主可汗。[12]
[天赞四年（925）四月]癸酉，回鹘毋母主可汗遣使贡谢。[13]
自907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916～926年在位)自立为汗，并于916年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称帝立国至1125年辽国灭亡，回鹘与其朝贡关系一直不曾中断。《契丹国志》记载说：
契丹时，三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14]
据《辽史》、《辽史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载统计，有辽一代219年间，回鹘向契丹朝贡的次数为64，平均每三年另五个月一次。[15]为了安置来人，辽政府在上京南城之南门东侧置“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16]而且，当时似乎有不少回鹘人在辽庭也得到了重用：
道宗清宁九年（1053）……回鹘海邻、裹里、耶律挞不也、阿厮、宫分人急里哥、霞抹、乙辛、只鲁并加上将军。诸护卫及士卒、庖夫、弩手、伞子等三百余人，各授官有差。[17]
回鹘地区生产的西瓜及所谓的“回鹘豆”也都传入契丹之中。胡峤《陷北记》述其北行时曾见上京一带有西瓜种植：
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指中原地区）冬瓜而味甘。[18]
依其描述，此西瓜当为吐鲁番等地生产的哈密瓜之类。《松漠纪闻》和《契丹国志》则详尽地记述了“回鹘豆”：
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栗。[19]
这些作物的传入，加上前引《契丹国志》所载回鹘以朝贡名义向辽朝贡奉的玉、珠、犀、琉璃器、宾铁、兵器、斜合里皮、门得丝、帕里阿褐里丝等物，无疑地会丰富契丹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
回鹘的医药也通过进贡的方式流入辽朝，常见的有硇砂、琥珀、乳香等。[20]其中，硇砂(Sal ammnniac)是一种盛产于古代西域的氯化氨矿物，在金岭（今天山）、龟兹的阿羯山（今哈玛木山）和高昌（今吐鲁番市）、北庭（今吉木萨尔县）、于阗（今和田地区）等地的煤田中都有出产。981年王延德出使高昌时，即载“北庭山中出硇砂”。产硇砂的矿床下面，常有一个洞，里面堆积着青泥状质体，一旦被开采出洞，与空气接触，发生氧化后，即变成硇砂。宋代苏颂《图经本草》称：“西戎来者，颗块光明，大者入拳，重三五两，小者如指面，入药最良。”
琥珀是由碳、氢、氧组成的有机物，产于煤层之中，西域多有出产，是地质时代中植物树脂经过石化的产物，有化瘀、利尿、安神之效，外敷可治疮疡。
乳香，又名陆熏香，是由松树脂结成的块状白胶，可作药用，在于阗一带多有出产。在北宋时运往内地的很多，有的年份能达数万斤。
这些回鹘医药被大量运往辽地，如实地反映了回鹘医药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
在社会习俗方面，回鹘对契丹也不无影响，有迹可寻的就是契丹可汗的“楼居”习惯。《新五代史》卷27《四夷附录·契丹》载：
[阿保机]以其所居为上京，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千里起东楼，北三百里起北楼，南木叶山起南楼，往来射猎四楼之间。
诸如此类的记载，在《辽史·国语解》和洪皓《松漠纪闻》中都可以看到。宋人刘跂在《易学集》卷3《使辽诗》中，更是讲契丹有“岁岁作楼居”之俗。这里的楼，与今天所谓的楼阁完全不是一码事，有人径释之为“斡鲁朵(Ordu)”一词的省译或异译，[21]当是不无道理的。
契丹作“楼居”始于阿保机，由此向前追溯，最早可推至北魏鲜卑拓拔氏于平城宫所筑的“白楼”。《南齐书》卷57《魏虏传》载：
自佛狸至万民，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万民禅位后，常游观其上。
从中不难看出，拓拔氏所筑白楼，无非就是一个土台子而已。在北魏之后，回鹘亦有“作楼居”之俗，《新五代史》卷74《回鹘传》即载甘州回鹘“其可汗常楼居”。对于这一历史现象，仁爱君氏曾作过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他正确地指出：
回鹘之“楼”与鲜卑之“楼”一样，具备着“丹墀陛阶”的台殿建筑和“宫垣”的围护，而且，还有“花门”之制。[22]
契丹“楼居”之意义与鲜卑、回鹘完全相同，显而易见，契丹的“楼居”之俗应是从他们那里继承来的。考虑到阿保机初兴时，鲜卑人已经影响不再，故我们只能将其来源与回鹘联系起来。
契丹与回鹘的联系在辽朝灭亡（1125）后并未中断。1130年，耶律大石率领军队西征，曾致书高昌回鹘王毕勒哥，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汗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毋母主……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不仅借道成功，而且还受到了毕勒哥的款待。临行时，毕勒哥又“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并表示“愿质子孙为附庸”。[23] 1132年，当耶律大石在叶密立站稳脚跟后，率军南下，再次进入高昌。回鹘未作抵抗，便归顺了西辽。吐鲁番市西交河故城出土的一件汉文写本残片证明了这种附庸关系的存在。该写本现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T II Y 62(Ch 3716)，在《佛名经》与《千字文》之后有尾题3行，曰：
天禧年十三岁次辛未，冬月之伴分廿三日，交河胜泉都通兹无头千字文有头，置将来学习敬口执诵不祸咎。[24]
文中的“天禧”为西辽末主耶律直鲁古之年号，天禧十三年，即1190年。其中来自交河的胜泉都通，无疑为回鹘人，其名又见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Kšanti qïγuluq nom bitig)》卷9（编号为TII, Mainz 304），写作Singtsön Tutung，为该抄本的施主。[25]值得注意的是，在写本的右下角写有5个草体回鹘文数字：bir、iki、üč、tört、biš（一、二、三、四、五），其中第五字，不仅使用了回鹘文(biš)，而且还同时书有粟特文(pnc)。
二 回鹘职官制度对契丹的影响
回鹘的职官制度对契丹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官号的借用上。笔者是辽—契丹史的外行，对辽代职官制度全无了解。凭感觉对《辽史·国语解》、《辽史·百官志》和《契丹国志》等相关文献进行了初步搜检，有幸从中找到了不少与突厥—回鹘相通的官号。有些尚无把握，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有些大致可确定其源流关系。这里仅将自认为比较有把握的部分标举如下：
1．可敦 《辽史·后妃传》：“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这里的突厥，其实指代的是回鹘。显然，该词为回鹘语qatun的音译，二者词义完全相同。《突厥语大词典》即称：“qatun 可敦，夫人。”[26]唐初，该术语又写作可贺敦，对应于qaγatun。责其实，该词最早很可能起源于鲜卑或吐谷浑人。
2．夷离堇 又作夷离巾、移里堇、俟斤等。《辽史·国语解》：“夷离堇，统军马大官。”契丹立国前，该官即已存在，权力很大。《南齐书》称北魏有官号俟勤（即俟斤），其职“比尚书”。[27]职掌与契丹有异，但在拥有实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愚以为，该词当借自突厥—回鹘官号俟斤（Irkin/Erkin/Erkan，“智慧”之意）。王民信更进而推定其最初来源为匈奴语之“奥鞬”[28]，自为得的之论。
3．惕隐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引宋绶《上契丹风俗》谓：“惕隐，若司宗之类。”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称：“惕隐司，掌宗室。”《辽史·国语解》：“惕隐，典族属官，即宗正职也。”一般由皇族，而且是皇族中最亲近的人物担任此官。[29]该官号无疑来源于回鹘之特勤/狄银(Tegin，指可汗的弟弟或儿子)，只是词义有所变化。《突厥语大词典》称：“Tegin，这个词的原意是‘奴隶’……后来，这个词为可汗家族的子弟们所专用。”[30]
4．于越 《辽史·国语解》称：“于越，贵官，无所职。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该官职在《宋史》卷4和《辽史》卷490中都可见到，而且常见于敦煌出土的9～11世纪的于阗语、回鹘语文献中。《辽史·属国表》：“统和八年（990）六月，阿萨兰回鹘于越、达剌干各遣使来贡。”很显然，契丹语于越一职当借自回鹘，原作Ügä或Ögä，意为“尊敬的”、“贤明的”。[31]
5．达剌干 “长官”意。《辽史·太宗纪》：“诏以……达剌干为副使……县达剌干为马步。”《国语解》又谓：“达剌干，县官也，后升副使。”该词为突厥—回鹘语“达干(Tarqan)”（职官名）的借用。在突厥、回鹘中，它是一种统领兵马的武官，地位十分显赫。据考，应系汉语“达官”一词的音转。[32]契丹借用时，意义有所改变，后又为蒙古语所转借。[33]
6．夷离毕（移离毕）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引宋绶《上契丹风俗》谓：“蕃官有夷离毕，参闻国政。”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藩官有参知政事，谓之夷离毕。”《辽史·国语解》：“夷离毕，即参知政事，后置夷离毕院以掌刑政。”唐代“毕”“发”读音相近。故可知该官称显系回鹘俟利发/俟力发/颉利伐 (Eltäbir/Iltäbir)的假借。
7．详稳 《辽史·国语解》：“详稳，诸官府监治长官。”在《百官志》中，记有详稳司百余个，其官职高低随机构不同而变动。该词有时又被写作相温、详温或桑昆等，究其最原始来源，当为汉语“将军”之借词，但并非直接借自汉语，而应是从回鹘官号相温(Sangun/Sängün)转借的。
8．挞林（闼林、挞领） 《辽史·国语解》：“挞林，官名。后二室韦部改为仆射，又名司空。”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称：“其东北有挞领相公，掌黑水等边事。”挞林者，当乃回鹘官号铁林(Tärim)之借用。后唐同光四年（924），甘州回鹘权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释迦、副使田铁林、都监杨福安等六十人陈方物”。[34]其中的铁林成为人名的一部分。铁林(Tärim)者，当系Tängrim的派生词，[35]在11世纪成书的维吾尔族语言学名著《突厥语大词典》中，对该词是这样解释的：“Tärim，对特勤、出身于阿夫拉西亚普王族的可敦及其各代王子门的专用词。除国王的儿子们以外的其他人，不论身份有多高，都不能对他们用这个词。”[36]二者名号相通，身份都很高，但词义已有所变化。回鹘专用于王子，契丹却不同，可用于对司空或边疆巡视官员的称呼。在女真语中，该词亦指边将，当为契丹术语的借用。
9．梅里（梅李） 《辽史·国语解》：“梅里，贵戚官名。”享有此官号者常受遣出使，如《新五代史·晋出帝纪》即载：“契丹使梅李来。”究其来源，很可能就是回鹘官称密六/媚禄/密禄(Biruq)的假借，其原意为“国王侍从”、“相”，在契丹中意转为“贵戚官”意。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笔者通过对辽朝立国前后官号的使用与演变情况的比较，从中看出这么一种现象：以916年契丹—辽国建立为界，早期官号以契丹本土风貌为主，后期官号则广泛借用回鹘术语，尤其是朝官与显贵称号，这一现象体现了契丹立国前后，回鹘影响的逐步加大、加深。
其次是回鹘“左右杀”制度对契丹南、北二院制的影响。关于回鹘的左杀、右杀制度，《旧唐书·回纥传》有简略记载：
开元中承宗、伏帝难并继为酋长，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左杀、右杀分管诸部。[37]
将可汗汗庭直辖区以外的地方划分为左右二部，分别派遣左杀、右杀进行管理，这种制度是有其悠久历史传统的。如匈奴的左、右贤王之设，突厥的左设（即回鹘之杀）、右设之置，莫不如此。这种制度，对契丹影响甚大。据载，早在大贺氏部落联盟时代，契丹即已出现了“二衙”之分，这种畛域至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又演变为“二府”，进而衍生出辽朝立国后的南北二院。[38]《辽史·百官志》载：
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39]
在契丹之后，行类似制度的还有西夏（汉、蕃两面官制）、蒙古（左、右万户）等。看来，这类划分应是北方民族的传统之一。然就契丹而言，应直接沿袭自回鹘的官制，因为当契丹二院制形成之时，匈奴、突厥早已销声匿迹了。[40]
三 回鹘宗教对契丹的影响
回鹘与契丹之间关系密切，且长期保持，个中原因值得探讨。固然，政治上的需要和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是其原动力，但另外一个因素似乎亦不应忽视，那就是契丹后族所出的述律/萧氏本身就是回鹘遗民的后裔。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出自笔者的杜撰，而是于史有据的。《辽史·后妃传》就辽太祖应天皇后的家世记载说：
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碗，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41]
《辽史·外戚表》亦曰：
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至辽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后。[42]
同样的记载又见于《辽史·地理志》：
[上京仪坤州（约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43]
由这些记载推定应天皇后为回鹘后裔，殆无疑义。应天皇后生于879年，时距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将近40年。应天皇后为糯思第五代孙，说明早在回鹘汗国灭亡之前糯思子孙就已经定居契丹地区了。愚以为，糯思很可能就是漠北回鹘汗国派往契丹“督其贡赋”的监使。后定居，逐步与契丹人水乳交融，至阿保机，娶回鹘述律氏，并于建国后立为皇后。耶律氏与述律家族的联姻与同盟的形成，为辽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述律氏家族在遥辇晚期已经是契丹社会中迅速崛起的一个强大势力，应天皇后“简重果断，有雄略”，[44]在辽朝的创建和巩固过程中，曾经起过一系列重大的作用：协助辽太祖统一诸部，取代遥辇，西并奚族，东灭渤海，并平定诸弟叛乱，后来又扶立德光，一直在朝廷中参预决策，故在辽代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在其之后，辽朝帝后大多都出自她的家族。只因其内侄“小汉”被辽太宗赐名萧翰，从此她家改为萧姓。在《辽史·后妃传》记载的10个皇后中，有9人即出自该家族。除淳钦外尚有以下八位：
1．太宗靖安皇后萧氏，小字温，淳钦皇后弟室鲁之女，生穆宗；
2．世宗怀节皇后萧氏，小字撒葛只，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之女，生景宗；
3．景宗睿智皇后萧氏，讳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温女；
4．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睿智皇后弟萧隈因之女。统和十九年，册为齐天皇后；
5．圣宗钦哀皇后萧氏，小字耨斤，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
6．圣宗仁懿皇后萧氏，小字挞里，钦哀皇后弟萧孝穆之长女；
7．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钦哀皇后弟枢密使萧惠之女；
8．天祚皇后萧氏，小字夺里懒，宰相萧继先五世孙。
另有一人族出不详，但也不排除出自同一家族的可能。[45]
契丹统治者素重佛，王族耶律氏如此，后族述律/萧氏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可谓虔诚的佛门弟子。辽朝立国期间，也正是回鹘佛教的繁荣昌盛之时。当时，回鹘人已西迁西域与河西一带，与有着高度发达佛教文化的民族，如汉族、吐蕃等有了广泛的接触，焉耆、龟兹等地的佛教信徒又被回鹘融入，故而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声名远播，对分布于今宁夏与河西走廊一带的西夏人产生了深广影响。西夏皇帝广延回鹘高僧讲经说法，翻译经典，吐蕃以及中原诸王朝也都与回鹘佛教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作为草昧初开的游牧民族，契丹佛教的发展水平远远不如上述诸民族，以此之故，他们对回鹘佛教的向往自然比上述诸族更为强烈。史书上有这么一条记载，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咸雍三年（1067）]冬十一月壬辰，西夏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46]
从这一记载可知，西夏统治者曾将回鹘佛僧和金佛像、佛经一道作为贡品奉献辽朝。以佛像、佛经为贡品，是不足为怪的，但将回鹘的和尚当作贡品来奉献，以讨辽朝统治者的欢心，却是闻所未闻之举。窃以为，此举当非西夏统治者的独出心裁，而应当是为响应辽朝统治者的要求而为。若此推测不误，则足证辽国朝野对回鹘佛教的推崇。
早在辽朝建元之前，耶律阿保机即与佛教有所接触，并于902年修建了开教寺，[47]还曾与其后回鹘人述律月理朵于弘福寺共施观音画像。后来，太宗亦于此寺为其后靖安皇后萧氏饭僧。[48]
辽朝早期的宗教政策基本上遵循唐制，行儒、佛、道三教论衡之策，而以儒为先。自辽圣宗(983～1031年在位)始，崇佛之风渐盛，以佛为先，与回鹘佛教界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统和十九年(1001)正月“甲申，回鹘进梵僧、名医”。[49]那么，由太祖制定并得到长期执行的三教论衡之策何以至此有所改变呢？我认为似乎与圣宗的佞佛，其后钦哀的推波助澜，尤其是她在圣宗驾崩后执国家牛耳时推行的崇佛政策不无关系。
如前所述，辽代的帝王均出耶律氏，为契丹族，但皇后则多出回鹘述律氏。[50]辽代的后族势力很大，自始至终与皇权密切相关。她们在皇帝健在时直接参予国政，在皇帝死后掌管国柄，带有浓重的母系氏族社会印痕，她们的思想意识与态度对辽朝国策的制定都有很大影响，辽朝的宗教政策自然也不例外。其中声威最隆，对辽朝国策的制定影响也最大的除辽太祖后述律月理朵之外即首推圣宗钦哀皇后了。钦哀之佞佛在辽朝历史上是颇有些名气的，史称此氏“普全六行之余，洞达三乘之意，动必协于人心，静必从于佛意”。[51]
六行即六度，指行法的六种：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智慧。三乘即引导教化众生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途径或说教，一般以声闻、缘觉、菩萨（或佛）为“三乘”。她信佛虔诚，身体力行，以六行和三乘为其行为规范，恪守佛教教规。钦哀摄政4年，将“先朝所行制度变更殆尽”，取消三教论衡之策，独崇佛教，使佛教很快在辽朝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日后辽朝皇帝佞佛之风日烈，根基就在于此。上行下效，崇奉佛教的风气很快弥漫辽朝全国。
除了回鹘后族之外，辽朝的回鹘贵族也以自己的方式在辽朝宣扬佛教，曾位至宰相之尊的孩里即为其代表：
孩里，字胡辇，回鹘人。其先在太祖时来贡，愿留，因任用之……孩里素信浮图。清宁初，从上猎，堕马，愦而复苏。言始见二人引至一城，宫室宏敝，有衣绛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导孩里升阶。持牍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误执汝。”牍上书“官至使相，寿七十七”。须臾还，挤之大壑而寤。道宗闻之，命书其事。后皆验。[52]
孩里所述地狱之见闻，自为虚妄，然竟为道宗所称信，可见此时辽朝统治者之崇佛之成到了痴迷的程度。
在辽代佛教史上有一显著特点，即见于史册的女性信徒特别多。上自皇后、公主，下自黎民百姓，吃斋念佛者难以数计。有不少契丹妇女参加了社邑组织，有的还以社邑长的身份组织佛教信徒集资兴建寺院、塔幢等。[53]这些，使人不难将其与后族萧氏的影响联系起来。
这里，我们还应提及北京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修建工作。据考，景宗回鹘睿智皇后及其女观音奴都曾与谋其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观音造像与安西榆林窟第39窟的回鹘风观音造像接近，而北京易县八佛洼的辽代罗汉造像又与榆林窟39窟的罗汉相似，它们在风格上都属创新，且同时发生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这种巧合恐怕不能仅以“纯属偶然”来解释，而应该是有所联系的，窃以为，它们之间的共同纽带舍回鹘佛教不会有它。[54]
除佛教外，回鹘人信奉的景教似乎对契丹人也有所影响。辽上京遗址曾出土有十字形链饰一件，从其形制看，显然也是由西北地区回鹘人输入的物品。[55]但受资料所囿，我们很难对此道出一个具体的子丑寅卯来。
此外，回鹘国教——摩尼教当对契丹也有一定影响。吾人固知，契丹本为一尚黑的民族，他们自称哈喇契丹，哈喇者，本意即为黑也，后来才引申出“伟大”、“高大”、“壮观”等意。他们尊崇察罕木伦河（即辽代之黑河）以东的黑山，以之为灵魂之归处，大致相当于汉人所谓的泰山和酆都。他们同时又祭拜该河以西的黑岭，以之为神山，故圣宗、兴宗、道宗之陵都建于该山之上。[56]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尚黑的民族，却又与白似乎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如辽朝统治者将白衣观音奉为家神，[57]他们喜雕塑着白衣的佛像，更爱建造白色的佛塔。笔者注意到，契丹尚白的例证多与佛教密切相关，何以如此？会不会是因为受回鹘摩尼教徒尚白习俗的影响而致呢？这些一直是笔者萦绕脑际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毋庸置疑，回鹘摩尼教是一种佛化甚深的宗教，[58]长期与佛教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者和平相处，互相杂糅，甚至其宗教绘画常共绘于同一个石窟或同一幅画卷中，而且，崇信摩尼教的回鹘可汗及其他王室成员又常常充当着佛教艺术与石窟的慷慨施主。这些虽然都是耳熟能详的史实，但要从中摸排出回鹘摩尼教徒尚白习俗影响契丹的确切证据来却又谈何容易。这里姑录个人的一点很不成熟的推想，以便引起方家的关注。
四、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
说到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我们首先都会想到《辽史》卷64《皇子表》的有关记载：
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从该记载知，辽太祖时，有回鹘使者从西域来，但无人通其语言。萧太后建议遣太祖弟迭剌随回鹘使者学习其言语与文字。为了加强与回鹘的交流，太祖准奏。迭剌博闻强记，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便学会（若解释为“理解”当更合适，详后）了回鹘的语言与文字，并据以创制出自己的文字——契丹小字，其时在天赞四年（925）。
这条记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早期学者（如王静如、陈述、李符桐等）多以这一记载为依据来阐述契丹小字的形成，认为契丹小字是根据回鹘文创制的。后来，随着用契丹小字书写的相关文献的不断发现（尤其是1950年锦西西孤山出土《萧效忠墓志》的发现与研究）与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种说法开始受到挑战并最终被否认。[59]
吾人固知，回鹘文形成于8世纪左右，是一种音素文字，其字母先为18个符号，后发展成23个。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可能受汉文的影响而改为自上而下直行竖写。这种文字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宋元时代一度是通行于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诸地的文字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书写诏诰敕令、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契约文牍和历法医籍等，并被蒙古人采用以创制自己的文字——回鹘式蒙古文，通行至今，而且，这种文字又间接影响到满文与锡伯文的创制。
契丹本无文字，在辽朝建立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加上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耶律阿保机才于920年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契丹文字。《新五代史·契丹传》记载说：“至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五代会要》卷29也记载道：“契丹本无文纪，唯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无疑，这里所说“文字”指的应为契丹大字。从今天所知的文献看，这种文字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是增减汉字笔画而成的，如“天”下加土或“大”上加“八”表示天；“大”上加ワ表示大；有时甚至直接借用汉字，如日、月、太王、皇帝、太后等。与回鹘文字母全无干系。
这种大字笔画复杂，书写不便，尤其是汉字所表达的汉语与契丹语之间差别较大，除了汉语“词序”与契丹语迥异外，契丹语词汇大多是多音节的，其语法关系一般用粘着和变化附加成分来表示，这些都使契丹大字的应用会遇到重重障碍。[60]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又引致了随后“数少而该贯”的小字的问世。
那么，契丹小字与回鹘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问题。
在排除契丹小字系因袭回鹘文而来这一说法的基础上，契丹文研究专家厉鼎煃先生根据契丹字哀册所用的纪年方法同回鹘历法的一致性，以及回鹘语与契丹语语法特征的相似性，认为契丹小字“是和古回鹘文息息相通的”。[61]尽管作者采用了比较折中的说法，不言“息息相通”的程度，但仍然受到学界的批评。原因很简单，契丹文小原字（契丹小字之最小读写单位）之字型与“如惊蛇屈蚓，如天书符箓，如曲谱五”[62]的回鹘文字母迥然有别，根本看不出他们在笔法上的内在联系，却明显与汉文字型非常接近。故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契丹小字是在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字型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回鹘语拼音法，两相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新文字。
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当更为切合实际，否则，迭剌即使再聪明，仅仅跟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就想学会一种新的语言与文字，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进一步以之为据来创制新文字了。所以，我认为，迭剌学而用之的应是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而非回鹘文字母本身。契丹语与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回鹘语属于典型的粘着语，契丹语中也普遍存在着用多音节词和粘着词尾表示语法的现象，而且与回鹘语一样，契丹语也有元音和谐的特点。故而，用回鹘语的拼音法规则，更易于表达契丹语的语法现象。受此启示，迭剌通过对大字的改进与利用，从而研制出书写更为方便，使用更加广泛的契丹小字。后来，蒙古人、满人之所以先后采用回鹘文字母以拼写自己的语言，亦与蒙古语、满语与回鹘语一样同属粘着语这一因素息息相关。
从记载看，迭剌所创小字的特点是“数少而该贯”。“数少”，既可解释为原字数量较少，也可解释为笔画较为简单；“该”，即“赅”之通假，意为完备，“贯”，“贯通”意。质言之，这种文字是比较简便的，由于是拼音文字，可以用350多个原字拼出无数的单词，却能做到包容一切，把契丹语完全贯通。[63]大概正是由于小字之简约，在辽宁建平县出土的大安六年（1090）李谦贞撰《郑恪墓志铭》中又被称为“小简字”。[64]920年制定的契丹大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词符文字，《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故太师铭石记》、《萧忠孝墓志》属之，5年后新创的契丹小字是表音拼音文字，《庆陵哀册》、《萧令公墓志》、《许王墓志》属之。
这里我们必须对目前颇有市场的“契丹字仿突厥字母说”略做辨正。该说系日本学者村山七郎所提出，认为迭剌所学习的回鹘语言文字是古代突厥文字，从而把《庆陵哀册》上的契丹文字同突厥文字比较对证，最后认定契丹文字来源于突厥文。[65]其文既出，很快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日本东洋史专家田村实造对其褒扬有加，称颂此文“成功地解决了多年的疑难问题……是值得我们向全世界夸耀的”。[66]果真如此吗？非也。我国学者于宝林已从契丹字之字型、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及契丹文与突厥文的迥异等诸多角度撰文详加辨正，匡误纠谬，[67]足备参考，毋庸赘述。其实，仅就突厥文字的行用历史而言，亦不难看出该说的难以成立。
突厥文是突厥汗国（552～744）所使用的文字，名至实归，但西人却以“这种文字在外形上和古日耳曼人的卢尼文有些相似”而先入为主地将其称作“卢尼文”了。[68]在回鹘文创制和普遍流行之前，漠北回鹘汗国（744～840）使用的主要也是这种文字。840年回鹘西迁后，突厥卢尼文逐步为回鹘文所取代，不复流行。假使当时入契丹的不是回鹘使者，而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兼善复古的学者，说不定会有些许可能授迭剌以突厥文。问题是连这样的假设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很难想象，作为一国之使，会主动舍弃自己所熟悉的国书——回鹘文不用，而选择当时已灭亡或行将灭亡的文字向契丹人传授。况且，该使者在925年时是否还认识突厥卢尼文字也是颇值得怀疑的（其身份毕竟不是一位学者）。西方学者常将回鹘文称作突厥文。如果仅是名称上的差异，倒也无妨，但村山七郎用以和契丹文字比对的明明确确是突厥卢尼文字母（而非回鹘文字母）。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6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契丹小字的制成与回鹘关系密切，它首先是回鹘使者传授的结果，同时又受到了回鹘语拼音法规则的直接影响。但必须承认，契丹小字与回鹘文字母本身并无多少直接关系，更谈不上与突厥卢尼文字母之间的关联了。
此外，回鹘的语言也有可能对契丹语有所影响。据考，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名号即有可能来源于回鹘语。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谓：
余按辽太祖阿保机，或云：“阿保之义为头，机为唯一。”是犹殷契之称“余一人”也；然保机或与bögü音近有关。[70]
所谓bögü，即突厥—回鹘语之“圣明”。突厥卢尼文《暾欲谷碑》第34行有言：
bögü qaγan banγaru anča ayüdmüs
bögü可汗对我如此说了。[71]
这里的bögü显然不是可汗的名字，而是尊称或尊号，bögü qaγan在这里应为“圣明可汗”之谓。bögü一词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中更是频频出现。漠北回鹘汗国第三代君主移地健（759～780年在位）受唐册封为英义建功可汗，回鹘语称之为bögü qaγan，汉文牟羽可汗即其音译，意思是“圣明”，与今天蒙古语之bögü为同一字。[72]契丹语与回鹘语、蒙古语一样同属阿尔泰语系，故将“保机”一词与bögü联系起来考虑当非为无稽之议。更值得深思玩味的是，阿保机于天显元年（926）驾崩后，就先后被谥为“大圣大明天皇帝”和“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73]看来，“圣明”二字与阿保机“缘分”不浅。
回鹘语对契丹的影响还体现在契丹对回鹘术语的借用上。在《辽史》中，我们常可见到一个不见于前代文献的术语——铁不得。《辽史》卷20《兴宗纪》载：“[重熙十七年（1048）三月]丁卯，铁不得国使来，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不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又见于《辽史》卷36《兵卫志》和卷70《属国表》中。同书卷46《百官志》中还出现有“铁不得国王府”。“校勘记”对该术语是这样解释的：
铁不得即吐蕃，此与上文西蕃、大蕃等并是当时吐蕃不同部分朝贡于辽者，故以不同名称存于史册。[74]
说明“铁不得”与《辽史》中出现的“西蕃”、“大蕃”一样，其实都是“吐蕃”的音译。我们知道，吐蕃是汉文史籍对古代藏族的称谓，而藏族则自称Bod，即“蕃”。那么，汉语称谓中的“吐”字何来呢？长期以来一直不得正解。近期，学者们通过缜密分析，指出汉语“吐蕃”其实是从突厥—回鹘语对藏族的称谓Tüpüt一词转借而来的。[75]此说既新颖而又有说服力，可以信从。
那么，“铁不得”一词是直接借自突厥—回鹘语还是转借自汉语的呢？我认为，借自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汉语“吐蕃”音译的只是Tüpüt中的Tüp-，但省去了尾音-üt。而“铁不得”显然是Tüpüt的全译。考虑到突厥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而回鹘却与契丹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可以认为，契丹对吐蕃的称谓“铁不得”是直接从回鹘语那里借用过来的。
总之，回鹘文化对契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尽管史书的记载极端匮乏，但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各种点点滴滴的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探询出历史的影子。鉴于这一工作的复杂性，在披沙拣金的工夫之外，多学科间的密切配合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期望着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8页。
[2] 张碧波《契丹与回鹘族源文化异同论》，《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145～156页（收入高延青主编《北方民族文化新论》，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第302～320页）；杨富学《契丹族源传说借自回鹘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50～153页（同收入《北方民族文化新论》，第272～281页）。
[3] 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2《幽州纪圣功碑铭并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4]《资治通鉴》卷246，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967页。
[5]《旧唐书》卷199《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5354页。
[6]《辽史》卷63《世表》，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956页。
[7] 王明清《挥尘录·前录》卷4王延德《使高昌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第36页。《宋史》卷490所录无此段文字。
[8] 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8《授历支特勤以下官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9]《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6132页。
[10]《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3页。
[11]《辽史》卷1《太祖纪》，第8页。
[12]《辽史》卷2《太祖纪》，第20页。
[13]《辽史》卷2《太祖纪》，第21页。
[14]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6《高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6页。其中“斜合里皮”， 原文误作“斜合、黑皮”，今改。这是西域出产的一种獐子的皮，宋人笔记又写作“徐吕皮”。
[15] 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第8期，1935年，第633～634页。
[16]《辽史》卷37《地理志》，第441页。
[17]《辽史》卷22《道宗纪》，第262～263页。
[18] [宋]胡峤《陷北记》，载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8页。
[19] [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下，《辽海丛书》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210页；[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第256页。
[20]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1、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5、246页。
[21] 仁爱君《回鹘“楼居”与契丹“四楼”之关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第138～145页；《对敦煌遗书“楼上”一词的释义——兼谈敦煌文化在研究游牧民族的文化传承中的贡献》，《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90～95页。
[22] 仁爱君《契丹史事揭要》，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
[23]《辽史》卷30《西辽始末》，第356页。
[24] Th. Thilo, Ein Chinesischer Turfan-text aus der Zeit der Qara-Qitay, Scholia. Beiträ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A. von Gabain zum 80. Geburtstag am 4. Juli 1981, Wiesbaden, 1981, pp. 201-205.
[25] P. Zieme,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 (=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88), Kleve, 1992, pp.31-32.
[26]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32页。
[27]《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985页。
[28]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氏著《契丹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3年，第140页。
[29]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第156页。
[30]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16～417页。
[31] H. W. Bailey, Turks in Khotanese Text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 p.91; F. W. K. Müller, 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15.
[32] 羽田亨，“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断简”，《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1975年，第331页。
[33]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黄山书社，1998年，第274～275页。
[34]《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五》，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20页。
[35] P. Pelliot, Tängrim> Tärim, T’oung Pao 37, 1944.
[36]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36～437页。
[37]《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8页。
[38] 黄凤岐《契丹史研究》，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
[39]《辽史》卷45《百官志》，第685页。
[40] 此一见解，本人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肖爱民博士的口头启发，特志此鸣谢。
[41]《辽史》卷71《后妃传》，第1199页。
[42]《辽史》卷67《外戚表》，第1027页。
[43]《辽史》卷37《地理志》，第446页。
[44]《辽史》卷71《后妃传》，第1199页。
[45] 关于上述后妃的历史活动与贡献，可参见孟凡云、陶玉坤《辽代后妃参政现象考略》，北京：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
[46]《辽史》卷22《道宗纪》，第267页。
[47]《辽史》卷1《太祖纪》，第2页。
[48]《辽史》卷2《太宗纪》，第37页。
[49]《辽史》卷14《圣宗纪》，第156页。
[50] 述律氏在契丹中地位甚高，被比作萧相国（《辽史·后妃传》），故其后人遂以萧为姓。参见谭其骧《辽史札记》，《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2页。
[51] [辽]道宗《圣宗钦爱皇后哀册》，陈述辑校《全辽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6页。
[52]《辽史》卷97《孩里传》，第1408页。
[53] 武玉环《试论辽代妇女崇佛》，《辽金史论集》第5辑，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
[54] 葛雾莲著，杨富学译《榆林窟回鹘画像及回鹘萧氏对辽朝佛教艺术的影响》，载杨富学《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附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0～317页；杨富学、杜斗城《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兼论敦煌与辽之历史文化关系》，《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第21～25页。
[55] 鸟居龙藏，“景教に关する画像石”，《考古学杂志》第27卷第2期，1937年，第39～46页。
[56] 鸟居龙藏《契丹黑山黑岭考》，《燕京学报》第28期，1940年，第161～174页。
[57] 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1949, pp. 308-309. 作者将这种现象直接归因于受摩尼教影响所致。
[58]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65页。
[59] 但其影响长期存在，采其说者不乏其人，如：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9页；李红侠《从两族关系上看回鹘对契丹的影响》，《阜新辽金史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
[60]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61] 厉鼎煃《试用古回鹘文比较研究契丹文字》，《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第174～177页。
[62] [宋]彭大雅《黑鞑事略》，王国维《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北平：文殿阁书社，1936年，第67页。
[63] 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字研究概况》，《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22页；《契丹小字研究》，第10页。。
[64]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6页；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8页。
[65] 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读の方法”，《言语研究》第17～18期合刊，1951年，第47～70页。
[66] 田村实造，“契丹文字の发见から解读まで——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读の方法」”，《民族学研究》第16卷1期，1951年，第46～48页。
[67] 于宝林《略论〈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29～344页。
[68]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28, p. 59.
[69] 此说在我国学界也有一定影响，如高路加《契丹小字的制作与突厥文》（载《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即采纳这一理论。
[70] 饶宗颐《说占卜》，《饶宗颐东方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
[71] С. Е. Малов,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Л., 1951, стр. 63.
[72]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修订版），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第124～125页；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1～30页。
[73]《辽史》卷2《太祖纪》，第24页。
[74]《辽史》卷46《百官志》“校勘记”，第768页。
[75] 安瓦尔·巴依图尔、克由木·霍加《关于“吐蕃”一词的语源考证》，《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第122～124页；尹伟先《维吾尔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别卷》1)，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3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