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国内学者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专著外值得关注的是本年度出版了几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译著。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李治亭主编的《东北通史》、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陈庆英、高淑芬主编的《西藏通史》、方铁主编的《西南通史》、陈炜、方主编的《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等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七卷本的出版，为了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的《西域图志校注》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9月版。
中亚史的专著有张文德的《中亚苏非主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一书，对中亚苏非主义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王欣的《吐火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一书，探讨了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吐火罗人的历史发展问题。陈良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指出丝绸之路河南道兴盛于4－6世纪，以益州（成都）为起点，终点到西域和漠北，是沟通南朝与西域间的重要通道。吴伯娅的《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一书，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康雍乾三帝的海外政策、对天主教的认知、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对西方科学的态度等问题。
本年度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有（法）丹尼、（法）马松主编，芮传明译，余太山审订的《中亚文明史》第一、二卷（中国对外出版公司，2002年1月）。《中亚文明史》六卷本将揭示中亚地区从文明之初到当今时代各种文明的兴盛和衰亡。第一卷追溯了中亚这一广大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直到大约公元前700年伟大的阿黑门尼德帝国奠定建国基础之时的人类历史。第二卷述及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50年间中亚地区各种人口流动及其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H·札巴罗夫、L·德列斯维扬斯卡娅著，高永久、张宏莉译的《中亚宗教概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一书，探讨了宗教在中亚诸民族历史上所占地位及其所起到的作用问题。（乌）B .A. 艾哈迈多夫著、陈远光译《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一书，系统、全面地介绍、批判、研究了中世纪晚期中亚历史地理文献。（德）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的《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一书，对当时留居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的历史、法律、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作了详细的叙述，为我们了解18世纪土尔扈特人的生活情况提供了形象的资料。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译的《突厥语大词典》第一、二、三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2月），是完成于11世纪的一部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词的词典，包含7500词条，此书的出版为学术界研究突厥历史、语言、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法）伯德莱著、耿昇译的《清宫洋画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1月版）；（法）雅克·布罗斯著、耿昇译的《发现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1月版）；（英）汤森著、王振华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捷克）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的《中国来信》（1716－1735）（《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等译著的出版，为中国的海外汉学、耶稣会士、在华西方传教士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以下对本年度具有代表性的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论著进行分类介绍。

一、政治、社会生活史研究

（一）西域研究
有关西域研究的论著，有刘国防的《汉西域都护的始置及其年代》（《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第16－22页）一文，对西域都护的始置年代及其职掌进行了考证。认为都护建号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的说法是可信的。赵荣织的《纷乱时期中原封建王朝对西域的管辖》（《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第19－22页）一文，探讨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宋、辽、金、西夏诸政权对西域管辖的类型和形式。清代新疆建省之前，当地的最高军政建制是伊犁将军府。王希隆的《关于清代新疆军府制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第26－39页）一文，认为清朝在新疆设立了两个军府，即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府。由于新疆划分为四大军政区，各区有专辖一区之军政长官，伊犁将军直辖原谅军政区，对其它军政区的都统、参赞大臣等长官只是名义上的节制，其“总统”之权有限；乌鲁木齐都统府虽然在名义上受伊犁将军节制，都统管辖的驻防军兵力、军政事务等与伊犁军政区相同；乌鲁木齐都统府一职即汉西域都护。
余太山的《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地望》（《欧亚学刊》第3辑，2002年4月，第163－183页）一文，主要根据《魏书·西域传》中对西域诸国的排列的先后次序、里数、相对方位、地形、风土、物类、民俗、以及与它国之关系等记载，鸟瞰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的分布情况。他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社会生活》（《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第56－65页）一文，通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记载西域诸国衣冠服饰、饮食、城郭、宫室和住宅、交通工具、医药、娱乐、节日等问题的探讨，指出各史“西域传”关于西域诸国衣食住行等的记载颇为疏略，但多可印证，是可信的；葱岭以西诸国的有关记载较为详细，这也许和中原王朝徕远人、致殊俗的西域经营观念有关。他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和语言、文字》（《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1－57页）一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和语言、文字作概括性的考释。
宋晓梅的《张氏家族的门第渊源与麴氏高昌王国施政之道》（《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95－108页）一文，指出在麴氏高昌王国，为君主领袖的麴氏家族和为公卿辅佐的张氏家族共同支配着高昌政权。张氏和麴氏都是来自河陇地区的高门大姓，麴氏出自金城，张氏出自敦煌。麴张二氏施政门第不同，盖由家族渊源及地域所自互异所致。
元代有大量的西域人入华。马建春的《钦察、阿速、斡罗思人在元朝的活动》（《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23－40页）一文，对元代色目人中钦察、阿速、斡罗思人的东迁过程、职业身份、在华分布和宗教信仰等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探究其在元代生活的活动轨迹。尚衍斌的《元代色目人史事杂识》（《中西初识》二编，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第224－243页）一文，探讨了忽思慧的族属、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的生平、于阗人非畏兀儿人、畏兀儿人的宗教信仰等问题。贾丛江《元代畏兀儿迁居永昌事辑》（《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第16－25页）一文，围绕元代畏兀儿迁居甘肃永昌之事，探讨了永昌之名的由来、历史上对永昌城位置产生误解的缘由、东迁的时间、亦都护家族得以封镇于阔端后王封地的原因，以及高昌王、亦都护双王爵位并立的原委等诸问题。他的《元代迁入内地的畏兀儿聚落》（《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9－118页）一文，探讨了元代迁入内地的畏兀儿聚落的分布情况、户数人口、元朝政府对畏兀儿人的内迁措施、内迁的畏兀儿聚落与亦都护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元代内地的畏兀儿的主体，是以聚落形式存在地畏兀儿平民。
明代在西域设立了诸卫所。钱伯泉的《明朝撒里畏兀儿诸卫的设置及其迁徙》（《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第18－25页）一文，指出明初设置撒里畏兀儿诸卫时，阿端卫在最西部，处于今新疆罗布泊周围；曲先卫在中间，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部；安定卫在最东段，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中部；后因内乱和外患，诸卫先后被废弃，余众迁徙至河西走廊的西南部，成为裕固族的祖先。
兀鲁伯是帖木儿四子沙哈鲁之长子，有“学者君王”之誉。对兀鲁伯的评述，国内学者研究较少。马骏琪的《兀鲁伯简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2－45页）一文，探讨了兀鲁伯一生的成就及其活动，指出兀鲁伯是穆斯林世界罕有的学者型君王，他热爱科学，襄助文化，保护学人，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其编创的“天文表”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在世界天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乌兰的《叶尔羌汗国灭亡时间补正》（《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第27－28页）一文，利用托忒蒙古文及藏文原始史料对叶尔羌汗国1680年灭亡说做了补充。刘正寅的《阿帕克和卓流亡路线的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第64－72页）一文，探讨了17世纪70年代西域和卓家族的重要人物阿帕克和卓因失势而被迫离开天山南路的流亡路线。认为其可能到过克什米尔等地，后东行经哈密至河州，西宁一带传教，由此进入西藏，求援于达赖喇嘛，1680年返回喀什噶尔。

（二）、突厥、回纥史研究
薛宗正的《噶尔家族与附番西突厥诸政权——兼论唐与吐蕃的西域角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第23－35页）一文，认为西突厥分裂为附唐和附番的两大政权乃是噶尔家族专国吐蕃、同唐激烈争夺西域的历史产物，这些政权的盛衰嬗递虽不像唐朝所册的西突厥可汗那样脉络清楚，但也同样断续相承，基本上与噶尔家族的兴亡相始终。他的《汉文<阙特勤碑>考释》（《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125－127页）一文，认为汉文《阙特勤碑》中的“记述阙特勤的‘曾祖’是‘伊地米伊地米驼匐’”和“记述其祖为‘骨吐禄颉斤’”的两段记载，对揭示后东突厥汗国的汗统所出具有及其重要的价值。葛承雍的《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释证》（2002年11月15－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对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重新释证原文，探讨了6－7世纪西突厥属下的葛逻禄历史 ，考证了墓主人从西域到中原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其家族成员的世系线索，对唐朝控制西域的羁縻政策进行了分析。张超林的《自然灾害与唐初东突厥之衰亡》（《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53－56页）一文，认为唐贞观初年在漠南地区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使东突厥社会陷入全面危机，并最终导致东突厥的衰亡。张文生的《关于突厥沙钵略可汗迁居内蒙古地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89－92页）一文，指出隋初佗钵可汗卒，突厥汗国因汗位之争引发了内战。隋文帝乘此北征，沙钵略可汗兵败请和，并迁居漠南白道川。
关于唐与回纥关系的研究，有赵汝清、周保明《745－840年间唐朝与回纥交往之弊及其实质》（《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1－106页）一文，探讨了回纥助唐平叛，贡赐、市易、和亲与摩尼教得以盛行中国等问题，指出8世纪中期以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回纥汗国在与唐的友好交往中处于主动并一度左右唐的内政外交，由此唐与回纥的交往中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和消极影响。李丽杰《回鹘助唐平安史之乱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56－59页）一文，指出安史之乱中，回鹘汗国倾其全部兵力，助唐平定了叛乱。回鹘的这一军事援助行动，使唐与回鹘的关系更加密切，开创了新的邦交关系。

（三）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
中原王朝与中亚的关系 张绪山的《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81－89页）一文，指出公元6世纪中叶，西突厥在粟特人的敦促下，与拜占庭帝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两国的交往以贸易活动为内容。至7世纪中叶伊斯兰阿拉伯势力兴起，拜占庭和西突厥的交往至此不复存在。
徐黎丽的《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政治关系》（《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第26－33页）一文，探讨了成吉思汗时代、窝阔台及贵由时代、蒙哥时代和忽必烈及其后王时代，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服从、对抗、亲密及疏远的关系。认为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深受双方统治者关系的影响。
关于中亚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是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本年度张文德一人有6篇探讨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问题的论文，为这一研究领域作了很大贡献。他的《明朝出使帖木儿王朝的使臣》（《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5辑，南方出版社，2002年8月，第226－239页）一文，对明朝出使帖木儿朝使团及傅安、陈诚、马云的出使情况进行分析，指出明朝出使帖木儿朝使团中充当使臣的人多由中官（内官）、中高级军官、中下级文官组成；充当使臣的人除汉人之外，还有回回人和蒙古人，这些回回人和蒙古人可能因熟悉西北民情、通晓西域的语言而受到明朝的重用，他们是明朝使团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他的《论明太祖时期对帖木儿王朝的外交政策》和《明成祖至孝宗时期对帖木儿王朝的外交政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4期，第68－71、86－90页），对明初、成祖至孝宗时期与帖木儿王朝的外交关系进行了探讨。他的《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第37－46页）一文，着重探讨了中亚帖木儿王朝来华使臣的身份、性质以及明朝给予的待遇。
成崇德的《清朝与中亚的“藩属”的关系》（《民族史研究》第3辑，民族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318－328页）一文，探讨了清朝对“外蕃”新疆沿边的哈萨克、布鲁特以及中亚的浩罕、巴达克山、布哈尔、爱乌罕等部实行的羁縻政策。
中原王朝与东北亚的关系 渤海是唐代我国东北靺鞨人为主建立的古代国家。与唐朝及其周边的民族、国家有密切关系。马一虹的《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欧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4月版）一文，以与渤海同一时代的唐、日本、新罗等国的典籍中出现的对渤海的称谓为切入点，考察了诸国及民族集团对渤海的认识，了解渤海的自我认识，进而探讨了渤海国家的属性。认为在中原王朝的典籍中，唐对内地渤海人，与渤海之前的靺鞨以及渤海建国之后的渤海人都自有一套固定的表述系统，旨在区别华夷。唐王朝对渤海王的册封，可以体现被册封国在其认知系统和统治秩序中的位置，反映唐王朝的政治动机；奈良时代的日本为树立“东夷小帝国”希望渤海循“高丽旧记”对日本行朝贡之礼，所以这一时期称渤海为高丽；新罗出于与渤海在以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争夺政治地位的需要，有意将渤海说成高句丽人的国家；但渤海从未以任何方式宣布过自己是高句丽人的国家。梁玉多的《高句丽移民的渤海化进程》（《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一文，探讨了高句丽灭亡后，其移民的归属问题，认为高句丽移民的大部分逐渐成为渤海居民，在渤海国的兴起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明、清时期高丽、朝鲜王朝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元代与高丽关系较为密切。高丽贡宦制度和高丽贡女制度是13－14世纪伴随蒙元帝国同高丽之间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国家行为关系。喜蕾的《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一文，认为高丽定期向元贡纳宦官，使得蒙元帝国出现了一个高丽宦官政治势力集团，对蒙元和高丽社会、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她的《元代高丽贡女与蒙古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通婚状况考述》（《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见于记载的入元高丽贡女同蒙古民族以外的汉、回回、畏兀儿、钦察、吐蕃等民族的通婚状况。马娟的《元代色目高丽通婚举例》（《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一文，通过举例论证了色目人与高丽人之间的通婚情况。
征东行省是元朝设在高丽王国的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宋炯的《元代的征东行省》（《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一文，指出征东行省曾多次置废，每一次兴废沿革都与元丽关系的好坏密切相关，是其具体直观的反映。同时，征东行省的特殊性，也使得它成为高丽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薛磊的《论忽必烈时期元日关系中高丽王朝的态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一文，认为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高丽对元日关系的态度前后发生了明显得转变。高丽元宗一方面出于元和高丽长期交往的经验，另一方面害怕元军进高丽及日本的入侵，便反对元朝与日本往来。而到了高丽忠烈王时期，高丽面对元朝的强权统治，为了巩固自身的王位，除掉“倭寇”，高丽忠烈王极力迎合元朝发动对日战争。
张建中的《洪武十七年高丽使臣行贿事件刍议》（《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五辑，南方出版社，2002年8月版）一文，认为高丽为了恢复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在洪武十七年对百官进行了贿结，从此举可以看出高丽当时对明朝的外交态度。刁书仁的《论明前期斡朵里女真与明、朝鲜的关系——兼论女真对朝鲜向图们江流域拓展疆域的抵制与斗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斡朵里女真与明、朝鲜的关系问题。认为斡朵里女真自明洪武初年已经迁徙朝鲜吾音会，至正统五年（1440）西迁苏子河畔，中间除西迁辽东凤州十余年外，一直居住图们江流域。斡朵里女真居住图们江流域对朝鲜王朝政府向图们江流域拓展疆域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致使朝鲜王朝以图们江为界的欲望始终难以实现。孙卫国的《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一文，认为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诚心事奉明朝，而明朝对朝鲜王朝行“字小”之策。正是朝鲜王朝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所以这一时期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徐宁的《国图所藏李朝朝鲜后期的原形地图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一文，从崭新的研究角度探讨了中国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指出朝鲜王朝后期，特别是实现大盛的18、19世纪，在朝鲜半岛出现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圆形世界图，在结构上它与西方世界地图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从内容来看它又仿佛是中国古代神话和地理知识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独特的结构内容使人联想到实学的某些理论特征，通过比较分析，作者推断圆形世界图是朝鲜王朝知识分子的独创。
朝鲜司译院为明、清和朝鲜王朝事大交邻培养了大批的翻译人员。《老乞大》是朝鲜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的主要教材之一。此书不仅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重要史料，对元明时期汉语音韵史、元、明与高丽、朝鲜的贸易往来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原刊本《老乞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陈高华的《旧本<老乞大>书后》（《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断定此书的成书年代为中国的元代末年。乌云高娃的《明四夷馆和朝鲜司译院研究状况简介－以“蒙古语学”为中心》（《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五辑，南方出版社，2002年8月版）一文，对国内外学者对明四夷馆、《华夷译语》、“鞑靼馆”译语和来文、朝鲜司译院、“蒙学三书”等问题的研究状况及相关资料的版本、国内外图书馆的收藏情况进行了介绍。


二、经济史研究

（一）、西域屯田、中西交通史研究
李炳泉的《西汉西域渠犁屯田考论》（《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17页）一文，对西汉西域渠犁屯田及其组织、管理系统进行了研究。认为渠犁屯田首开于汉武帝时，重开和扩大是在汉宣帝时期，其性质属于军屯；指出渠犁屯田是西汉在西域推行河西屯田经验的一次成功尝试，为汉代及以后历代王朝经略西域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式。吴大旬《试论唐前期均田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60－65页）一文，指出西域在唐朝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尤其在唐玄宗时期，中央政府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西域进行了大力开发。均田制的实施，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有李惠兴《张骞通西域丝路有题碑》（《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第79－80页）一文，通过对《新疆图志·金石志》、《西域水道记》、《西行日记》三本史书对《张骞碑》碑文的记述对比，认为《西行日记》的记叙最早、最详细、完整；张骞通西域有题碑作证；题碑为张骞初使西域所立。侯玉臣的《汉玉门关与西域南北道》（《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42、52页）一文，指出汉代玉门关应在今布隆吉乡的南面，亦即汉代的冥水岸边。今布隆吉土城即玉门关，过流沙，至新疆哈密、吐鲁番为西域北道；自布隆吉土城向南约40公里，为汉阳关，由此西出，即为通往敦煌之道路，沿敦煌至罗布泊的古亭障是通往西域南疆之路，即西域南道。施杨的《丝绸之路上的呼罗珊大道考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91－93页）一文，对呼罗珊大道东、中、西三段进行考述，指出丝绸之路中道上的呼罗珊大道，起于今阿富汗东北角的瓦罕，终于今伊拉克的巴格达行程约1500公里。李学江的《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91－96页）一文，认为西夏立国，并未阻碍丝绸之路上的中西贸易，陆上丝路基本上是畅通的；仁孝时，西夏同大食、西州、西辽经济往来密切；北宋灭亡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西夏、金与西域和西方的交往逐渐减少。韩香的《隋唐时期长安与中亚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第128页）一文，探讨了隋唐时期中亚至长安的路线及其变化情况。
中亚粟特人是唐代入华异域胡商中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 陈海涛的《唐代之前民间中亚粟特人的入华》（《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第120－122页）一文，认为粟特人与中原地区的民间往来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以前，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粟特人与中原地区有了民间往来。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大量粟特商人来华。在佛教初传中国时期，大量粟特高僧入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关中地区有了许多粟特移民。他的《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第118－124页）一文，认为粟特人在唐朝的商业活动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沟通了唐代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同时也促进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加速了粟特人向东方的移民及其与汉民族的融合。他的《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40－44页）一文，探讨了六胡州居民的构成、六胡州粟特人的来源、六胡州的社会组织形式、六胡州之乱及粟特人聚落的消灭等问题。认为突厥兴起之后，由于突厥对粟特地区的占领，原居于中亚的粟特人大量进入突厥部落，因而唐初为安置突厥降户在鄂尔多斯地区设置的六胡州中，其主要居民是粟特人，为昭武九姓粟特人；由于六胡州属于羁縻府州的性质，粟特人在这里保持了较为巩固的部落组织，并未完成部落向唐之编民的转变。安史之乱爆发后，聚落中的粟特人分散迁徙，六胡州的粟特聚落最终消失。
姜维东的《唐朝东征高句丽时的粮运措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一文，指出唐朝在讨伐高句丽时，由于陆路和海路的运输线过长，军队所需的军粮成为了唐朝讨伐高句丽的主要困难之一，给唐朝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巨大影响。唐朝为了解决运输上的困难，采取了就近筹粮，提前运输、因粮于敌、驱赶牛羊、制作干粮等措施，从而解决了军队的用粮问题，为讨高句丽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朝贡贸易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通贡”应主要指周边民族和外国派遣使臣向中国进行“贡献”，也包含中国向这些地区派遣使臣的活动。通贡可以说是经济贸易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周伟洲的《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深入探讨了以往学界研究不多的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论述了南海诸国向唐朝朝贡的情况、性质、特点；南海诸国的贡品及其朝贡贸易的主要特征；唐朝使臣至南海诸国的情况等问题。
明朝与帖木儿时期的朝贡贸易问题，张文德的《中亚帖木儿王朝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2002年8月12－14日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韩儒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元代政治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认为朝贡贸易是维持帖木儿王朝与明朝频繁往来的物质基础。并指出中亚帖木儿王朝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以娟马交易为大宗，除马匹外，帖木儿朝还宝石和珍禽异兽，得到明朝的优厚赏赐；明朝的丝绸、娟布、瓷器则是帖木儿朝人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他的《<明史·西域传>失剌思考》（2002年11月13－1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伊朗学在中国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一文，通过对失剌思的地望、史料来源等加以考订，探讨了帖木儿统治下失剌思与明朝的关系问题。认为中亚帖木儿王朝统治下的失剌思多从陆路与明朝贸易往来，失剌思的马和明朝的瓷器在双方的贸易往来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为的《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清代中朝朝贡贸易制度的形成、内容以及缘起、影响等问题。指出清代中朝两国之间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宗藩关系，朝鲜使团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清代朝鲜使团的主要贸易形式是“八包”贸易。清朝给朝鲜使团给予最优厚的政策，而朝鲜方面对朝贡贸易进行了多方限制，“八包”定额、用银等制，抑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

三、宗教、文化史研究

（ 一）、中亚宗教文化
刘永连《突厥丧葬风俗汉化问题述论》（《唐都学刊》，2002年第1期，第74－76页）一文，认为突厥在与中原地区的密切交往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汉族文化。比较东西突厥可以发现突厥丧葬习俗在中原汉文化影响下逐步演化的历史过程。葛承雍的《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欧亚学刊》第3辑，2002年4月，第150－162页）一文，根据中外考古资料研究，认为在唐前期皇帝陵墓制度中，唐太宗昭陵和唐高宗乾陵的陪葬蕃人石刻雕像，受突厥丧葬习俗的影响。
周耀明的《从信仰摩尼教看漠北回纥与粟特人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15－22页）一文，认为7至8世纪，摩尼教由粟特人传入回纥汗国境内。
张文德的《中亚苏非主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一书，以苏非派推动中亚伊斯兰化为重点，着重探讨了中亚苏非派的三大教团亚萨维教团、库布亚维教团和纳合什班底教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与游牧民族或地区政权的关系，并对苏非主义在中亚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作了适当分析。韩中义的《略述新疆苏非派对内地的影响史》（《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5辑，南方出版社，2002年8月，第283－298页）一文，对新疆苏非派对内地影响的时段、苏非各派对内地的影响及其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早期新疆苏非主义对内地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方面；新疆主要派别如、白山派、黑山派、伊玛目热巴尼派促成了内地相应的苏非门宦派别；新疆苏非派对西北地区——甘宁青的影响超出了其它地区；新疆苏非派对内地的道统世袭、教阶等次等产生了影响。
陈国光的《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10－15世纪）》（《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第页）一文，认为10－14世纪，伊斯兰教在高昌回鹘汗国传播发展的速度及其缓慢，这与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有关。在佛教兴盛的吐鲁番地区，伊斯兰教占据统治地位是在东察合台汗国前期完成。在东察合台汗国和卓家族的兴盛和苏非派的发展是当时伊斯兰教最突出的特点。尚衍斌的《吐鲁番绿洲文化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5－10页）一文，对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在吐鲁番地区交融聚合的过程、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作了探讨。

（二）、中西文化交流
基督教传入中国 基督教是世界性宗教，它在中国的流行曾经有过漫长的历史。基督教传入中国前后有四个时期，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是聂斯脱里派，中国成为景教。邱树森、王秀丽的《唐代景教之流行及其消亡》（《历史教学》，2002年第6期）一文，指出自贞观九年（635）东方教会派阿罗华来华传教，景教迅速在华传播，但景教在当时的传播是艰难曲折的。会昌五年（845），在佛教和道教的斗争中，武宗下令灭佛，祸及景教，景教徒被驱散，景教在中国内地逐渐灭绝。邱树森的《唐元二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暨南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指出研究基督教早期传入中国的历史，对于了解唐元二代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一文，指出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灭绝后，景教徒纷纷迁居中亚地区，并在漠北蒙古地区继续传教。漠北各部中，克烈、乃蛮、汪古各部广泛流行景教。元代，蒙古兴起并统一漠北各部后，景教开始在蒙古部中流传。另外，他还有《元代基督教在大都地区的传播》（《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和《元亡后基督教在中国湮灭的原因》（《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等论文。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 吴伯娅的《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一文，根据清代档案记载，探讨了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与传教士的关系问题。谭树林的《清初在华欧洲传教士与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历史教学》，2002年第6期）一文，指出中国人到欧洲留学始于清初，发起者为在华欧洲传教士。这些留欧学生在海外学习西方语言和基督教理的同时，也向所到国家适时介绍有关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谱写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他的《北京传教士团与俄国早期汉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认为北京传教士团是18世纪初沙俄政府直接派驻北京的东正教会组织，目的是搜集各种情报，窥测清政府的政治动向，为沙俄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依据，实为沙俄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正是它负有的这个使命，使得俄国早期的汉学家多出自北京传教士团教士和留学生中，他们的汉学研究为后来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一定作用。木拉提·黑尼亚提的《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建堂历史考》（《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瑞典传教团在新疆的活动情况。他的《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根据外事档案和外文史料，对伊宁、霍尔果斯、呼图壁、玛纳斯和乌鲁木齐的天主堂的建立、发展及对各教堂的历任堂主、传教士到堂时间、教堂学校、医院、教堂地产和纳税情况进行了考释。
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万明的《16－17世纪中叶澳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中西初识》二编，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一文，认为在明朝对澳政策确定和明朝地方政府的管辖下，澳门成为16－17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发展，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走向了世界市场，对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李金明的《清代前期澳门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中西初识》二编，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一文，认为澳门实际上已成为广州的外港，对广州港的对外贸易起到了一种保护与中转作用。汤开建的《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洋音乐在澳门的传播与发展》（《学术研究》2002年第6期）一文，指出澳门是西洋音乐传入中国的发祥地。明中叶以后，西洋音乐随着欧洲商人与传教士的东来，传入中国。首先在澳门，并经澳门向中国内地进行传播。他的《澳门——西洋美术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站》（《美术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指出从16世纪中叶开始，西洋画即已传入澳门，到16世纪下半期，西洋美术在澳门获得较广泛的传播，并创办了西洋美术的教育机构，西洋画通过西方传教士逐渐传入内地。到17世纪初，澳门发展成为西洋美术的传播基地，设立专门生产西洋画的画坊，生产的画销往中国内地及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