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是明使臣陈诚等西使中亚帖木儿王朝的记录。前者是明使臣陈诚等西行旅程的记录，后者则是对使团返程所历各处山川形势、风俗人情的考察。从《明太宗实录》到《明史·西域传》，有关帖木儿王朝史地之内容，多引用这两书。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多关注陈诚的《西域番国志》。30年代有谢国桢先生《西域番国志》跋；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明陈诚使西域记》和满井隆行的《明代陈诚的西使》（载《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文集》，1938年）。80年代以后，有鲁深先生的《关于李暹及其西行》、薛宗正先生的《陈诚及其西域记行诗》、王继光先生的《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的《明朝到内亚的两位使臣》（汉译为《明代到亚洲腹地的两位使者》，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主要依据《明实录》，论述了明初与帖木儿朝的交往史和陈诚三次出使帖木儿朝的经历。指出：明初陈诚等人的西使，不仅为明廷提供了大量的西域情报，而且还与中亚各国建立了和睦关系。此外继1983年罗沙比将陈诚的著作译成英文之后，1998年俄国学者潘克洛多娃亦将陈诚的著作译成俄文并加注释。近年李江先生先后发表了《陈诚出使西域事迹考》（《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2期）、《陈诚与<陈竹山先生文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对陈诚的西域之行和《陈竹山先生文集》作了论述和评价。后者依据的是江西省图书馆藏清嘉庆己卯（1819年）刻本，与王继光先生依据的甘肃省图书馆藏刻本一样。不过，最突出的成果当数周连宽先生校注的《西域行程记 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2000年重印，并与《咸宾录》合为一书，成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书目之一。本文试就周连宽先生的校注本作一些拾遗，祈方家不吝指正。

一、关于《西域番国志》版本
现在最通行的本子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下文简称《善本丛书》本）。据王继光先生研究，除《善本丛书》本外，《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两书现存的还有《豫恕堂丛书·独寤园丛钞》本。而《西域番国志》此外还有《竹山文集》本、《学海类编》本和《丛书集成》本。《丛书集成》本系据《学海类编》本过录刊刻，是简本，出自《明太宗实录》卷169，是史官对陈诚所进《西域记》的节录本，约两千余字。此节录本曾为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何乔远《名山藏》、谈迁《国榷》引用。
《善本丛书》本所据为“独寤园稿”，因其版心上有“独寤园稿”及“淡泉书屋”八个字。傅增湘先生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认为“独寤园”本即明代郑晓所藏的本子。[１]因此，《善本丛书》本和《豫恕堂丛书·独寤园丛钞》都可能是据郑晓所藏本抄录。但周连宽先生进一步推测为“其祖本则出自陈诚的家藏本”，笔者以为不妥。郑晓所藏本依据的可能是“进呈御览”、“诏付之史官“的正本。而非出自陈诚的家藏本。尽管两书均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但毕竟存在正副之分。因为《善本丛书》本与家藏本即《竹山文集》相比较，两者仍存在一些细微差别，以周连宽先生校注本（以《善本丛书》本为底本）为例：
《西域番国志》（下同）：渴石，“四面（《文集》本作西南）多水田”，“中有台（《文集》本作“楼”）殿数十间，若如斧齐（《文集》本作“如斧截齐”）”，“始（原无“始”字，据《文集》本补）出峡”，“口有门（《文集》本作“峡口有关”）”。比较而言，《文集》本的遣词用句要比《善本丛书》要精确一些。此种情况在周连宽先生校注本中比比皆是。出现此种情况可能是“进呈本”因陈诚回国后很快就递交了（据陈诚《历官事迹》，永乐十三年冬至北京。回朝之日，奏进《西域记》一本，《狮子赋》一本，《行程记》一本），文字方面未及细加推敲，而家藏本因陈诚居家较久可以细加修改。《竹山文集》本补“葱岭”、“蔷薇露之说”，可证陈诚在家曾修改其进呈本。
又如养夷城，“荒城遗址，年久湮芜，盖其地界乎别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间，与回鹘（“与回鹘”三字原缺，据《文集》本补）更相侵犯。故人民无宁，不得安居（此二句《文集》本作“故人民岁无宁居”）”。《文集》本增加“与回鹘”三字，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养夷与回鹘相侵犯。若此，作为荒城的养夷，戍卒数百人何以与回鹘相争？[２]笔者认为，添加的“与回鹘”可能添错了，当时可能是别失八里与蒙古部落（即瓦剌）相互侵犯，致使养夷荒芜，因其地重要，派数百人镇守，可起预警作用。郑晓《皇明四夷考》作“养夷在赛蓝、撒马儿罕、亦力把里、蒙古诸部落间，数相侵扰，以故人无宁居”[３]，则养夷地处诸部之间，非仅与回鹘相争。且郑晓的记载不同于《明太宗实录》中的记载，亦与《善本丛书》本有异，更不同于《竹山文集》本。就养夷位置而言，郑晓已加上了他自己的理解。
家藏本因陈诚归休后曾经修订过，应当说比较可靠。但就传播而言，首先传之于世的是进呈本。据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二记，《奉使西域行程记》“古三卷，题行在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陈诚、北京苑马寺清河监李暹谨进。前有正统十二年国史总裁王直序，后附胡广、周孟简、邹缉送行诗序”。由此可知，进呈本至少在正统年间已经外传，进呈本中可能还附有送行诗。又如：《寰宇通志》卷之一百十六“撒马儿罕”、“哈烈”，据作者言，“俱依陈诚《使西域记》”。稍后成书的《大明一统志》，这方面的内容基本沿袭了《寰宇通志》。而《明太宗实录》的修撰者亦将陈诚《使西域记》加以节录（本文简称实录本）。天顺以后，有关帖木儿朝史地的著作不少承袭实录本和《大明一统志》。郑晓写《皇明四夷考》可能有感于这两书的记载过于简略，于是抄录了藏于官府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此抄本即《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
家藏本即《竹山文集》本。关于《竹山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75《别集类存目二》著录《陈竹山文集》四卷本，为江西巡抚采进本。“分内外二篇，内篇二卷，皆其奉使时所撰述，仅文十余首，诗一百三十余首，外篇二卷，则皆当时投赠诗文。”现在流传较广的是清嘉庆己卯年（1819）的重刻本，此是明崇祯间陈诚后人根据家藏旧稿编成的陈诚文集。中华书局的版本说明中说，是书“仅见于甘肃图书馆所藏”，然据李江《陈诚与<陈竹山先生文集>》一文介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他在江西省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嘉庆己卯重镌、题署“板藏仁厚里”的《陈竹山先生文集》。全书分内、外二篇，各为两卷。内篇两卷计有《奉使西域复命疏》、《西域山川风物行程纪录》、《与安南辨明丘温地界书》、《狮子赋》以及《西域往回行诗》92首、《休居诗》46首和《新居上梁文》、《像赞》、《历官事迹》、《题萧元汀公界本堂记》。外篇有胡广《送陈员外使西域序》、周孟简《送陈员外使西域序并诗》、邹辑《送陈郎中重使西域序》以及《缙绅赠使西域往回诗》41首。又有方孝儒、解缙、吴勤、王达、吴溥、杨荣、曾棨、周宽、周述、梁寅、易庵等人赠其还乡的序文和记其休居林下之事。可见，与甘肃图书馆所藏一样，均无《西域行程记》。因此，《善本丛书》本因其有《行程记》而非源自家藏本。此外，又有北京图书馆藏《奉使西域行程记》，为清抄本，内有“拜经堂”印章一枚，是为吴氏拜经楼所藏之抄本。《拜经楼》本抄录于《竹山文集》。
家藏本《西域番国志》流传亦较早。杨士奇[４]曾为《西域记》写过跋，内称：“右《西域记》一册，吏部郎中吾郡陈诚子鲁著”。陈诚任郎中是在进呈《使西域记》之后，该书很可能是陈诚《使西域记》的又一抄本，由陈诚送给杨士奇。而杨士奇也是一位藏书家。
从研究明与帖木儿朝交往史角度看，陈诚的《西域纪行诗》、《奉使西域复命疏》和《狮子赋》价值较高。换句话说，《陈竹山文集》的重要性应引起我们重视。明与帖木儿朝是如何接触的？明人对帖木儿朝的认识如何？帖木儿朝人对明人的态度如何？这些问题在《陈竹山文集》中都能找到答案。而学术界对这些尚重视不够。
新近查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六（齐鲁书杜，１９９７年），内收《陈竹山先生文集内篇二卷外篇二卷》，为江西省图书馆藏清雍正七年（1729）刻本。书后有雍正七年高乃德写的叙。卷首先有明正统十二年（1447）资政大夫吏部尚书兼国史总裁泰和王直序，其后是崇祯十七年（1644）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刘同升写的叙。编辑者为陈诚从曾孙汝实，嗣孙大纬、起泰重梓。此版本早于嘉庆刻本九十年，且刻印较好，如陈诚西域纪行诗之铁门关二首，周连宽校注本所附甘肃图书馆藏本对此脱漏严重。周连宽先生已知脱字，认为“天地无心生想彩云边”，应为两句[５]，其实远远不止二句。雍正七年本是：“天地无心生险要，君王有德浑华夷。野人击柝惊秋鹘，关吏开门听晓鸡。往古来今知几度，荒城空白锁寒溪。”又，“有客西游绝域还，星轺晓度铁门关，杀风解冻添新水，朔雪开晴露旧山。行李萧条心自得，梅花零落腊初残。临时一盏除年酒，邨市沽来欲醉难。”除夕二首：“承恩辞北阙，奉使越西胡。人争有终日，客程无尽途。几惊时节改，两见岁华徂，五十明朝过，愁添白发踈。”又，“阅历岁云暮，乘槎人未归。葡萄春酒熟，橘律晚羔肥。醉后忘忧乐，年来觉是非。南州有慈母，相忆泪沾衣。”乙未新年二首：“腊尽春回欲曙天，征人何处庆新年，屠苏酒泛葡萄水，安息香焚俺把烟，使节暂停荒野外，心旌悬想彩云边”。后接周连宽校注本所附诗。王继光先生曾对陈诚的生年作了考证。若读上引缺漏诗《除夕二首》之一“五十明朝过”一句，我们便知，永乐十二年（1414），陈诚已有五十岁了。因为“乙未新年”是永乐十三年（1415）。此可佐证王继光先生的推算。

二、关于《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的作者
《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的作者，《善本丛书》本影印明抄本署名是“行在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陈诚、苑马寺清河监副李暹”。此署名表明《善本丛书》本抄录自陈诚进呈本。前已述及，据陈诚《历官事迹》，永乐十三年冬回至北京，回朝之日即奏进《西域记》一本，《行程记》一本、《狮子赋》一本，得到明廷赏赐。十二月初十日升除吏部验封司郎中。陈诚进呈时还任吏部员外郎，进呈后升任郎中。从陈诚头衔来看，进呈本成于永乐十三年十二月初十之前。又据《明太宗实录》卷169，永乐十三年十月癸己陈诚上《使西域记》，以此为据，进呈本成于永乐十三年十月。进呈本副署名李暹[６]亦在此时任苑马寺清河监副。尽管《西域记》、《行程记》是陈诚主写，但李暹年少时留心文史，又入过太学，同行者中文字功夫可能仅次于陈诚。陈诚进奏前，或许请其阅览补充过。陈诚退休后，读《河源记》、观《广记》，写成《葱岭》、《蔷薇露之说》，说明他是西域地理风俗的留心者，但也说明他在这方面的知识犹有不足。

三、 关于陈诚的西域之行
关于明朝使臣陈诚的西域之行，学者们论述较多，但多集中于陈诚的行程及其《西域番国志》的研究。其中尤以王继光先生的《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论述甚详，该文初发表于《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后周连宽先生的校注本用之代为《前言》。本文在王继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试就陈诚在明朝与帖木儿朝交往中的所发挥的作用及其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论述。
陈诚，江西吉水人。出生于一个世儒之家，其父陈同早年“挟赀遍游江湖，南极岭海，北抵燕赵，如是者数年”。经商数年，赚有财富。有子六人，皆择师而教。陈诚即其次子。世代业儒而又非风望显达的家庭环境，其父“壮游数千里，览山川之奇胜，都邑之雄壮，人物之富盛”的经历，对日后陈诚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陈诚于洪武二十四年（1401）中秀才，二十六年成举人，二十七年登进士，选除行人司行人，正八品。行人司“职专捧节、奉使之事。凡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诸番、征聘贤才以及颁赏、慰问、赈济、军旅、祭祀，咸叙差矣”。[７]陈诚在最初三年履职期间，“诏往北平求贤、山东蠲租、安南谕夷，皆能不辱命。”[８]其间洪武三十年初到安南，谕安南王陈日焜，责其侵夺思明府事，是陈诚第一次奉使出国，初步显示了他作为外交家的才华。陈诚与安南王往复辩论地界书，后与《使西域记》等一道进呈给明成祖。其中陈诚四道辩论书充分显示了陈诚具有博古通今、处事有理有节的外交才能。尤其是当安南王辩论不过，遣人餽黄金二锭、白银二锭、檀香沉香笺香各二里时，陈诚大义凛然，坚却赠物，体现了一个外交官的良好素质。回京后，得到明太祖的嘉奖，升翰林院检讨，从七品。洪武三十四年（建文三年，1401），奉命往迤北塔滩里招抚夷人，回京后，升广东布政司左参议。永乐十年（1412），升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十年内未曾出使，陈诚似乎远离了外交。然而，永乐十一年，早在三年前出使帖木儿朝的使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回京，随其来贡的哈烈、撒马儿罕等地的大批使臣及其所带来的贡物，给“锐意通四夷”的明成祖带来了极大的惊喜，遂决定遣中官李达等人送帖木儿朝使臣归，并择廷臣中能文武长才者佐其行。曾任行人、奉使过安南、撒里畏兀儿、鞑靼等地的陈诚，成为众臣推荐的理想人选。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的胡广记此事说：“永乐十一年秋，上遣中使劳来之，择庭臣之能者以佐其行。众推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子鲁才可当之。子鲁在洪武间以名进士为行人，辙迹遍四方，尝使于沙里畏吾儿，立安定、曲先、阿端五卫；又使塔滩里，提携胡虏；最后使安南取侵地，以书反覆晓其王，厥声甚彰。然则是行也，舍子鲁其谁欲？”[９]而陈诚是欣然乐于从命，告诸寮友曰：士生明时，得委身于朝，苟可效涓埃之忱，虽冒寒暑，历艰险，固当鞠躬瘁力，无所逊避。[１０]陈诚这种不畏艰苦，乐于为国献身的精神在其西行诗中亦有所反映。如，《马上》，“老骑官厩马，宁似少年时。报国心逾壮，挥鞭力渐衰。白云亲舍远，银汉客槎迟。髀骨应消尽。还家自有期”。[１１]展现了其驱马奔赴帖木儿朝完成王命的心情。在其《过川谣》中，他写道：“仰看斗柄昏建寅，离家已是秋复春。万里迢迢去乡国，寸心切切思君亲。君亲恩重何由补，丈夫壮节当勤苦。苏武边庭十九年，烨烨芳名垂万古。”在“漠漠平沙连断碛，人烟草木无纖须。黑石磷磷穷远眺，恍若空原经野烧。寒日凝火军铁色明，朔风掷地龙鳞皱”的瀚海，保持一种艰苦不屈的大丈夫气慨，足以令人敬佩，而其“寸心切切思君亲”的人间关怀充分体现了一位杰出外交家的铁骨柔情。
作为一位外交官，陈诚是如何与帖木儿朝交往呢？其《西行诗》对此有所反映。如《至撒马儿罕国主兀鲁伯果园》：“加趺坐地受朝参、贵贱相适道撒蓝。不解低头施揖让，惟知屈膝拜三三。饭炊云子色相兼，不用匙翻手自拈。汉使岂徒营口腹，肯教点染玉纤纤。”诗中言帖木儿朝不分贵贱，见面都互称“撒蓝”，即阿拉伯语Salam。施礼不会低头作揖。初使帖木儿朝的陈诚对“手抓饭”似不适应，因担心弄脏了手只好饿肚子了[１２]。其诗展示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
与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一样，陈诚一行途经渴石城时，曾拜谒帖木儿的故居。令人惊讶的是，克拉维的参观帖木儿行宫时，行宫修建近20年尚未完成，克拉维约对其描述到：“宫门高大，入内则见两旁庑廊皆镶砌金碧色之琉璃，两边各有客厅一所，满地皆铺以蓝色瓷砖”。入第二道宫门，“宫门两厢壁上亦镶有金碧色琉璃”，其后“迎面为一座四方形大殿，此殿系专为起见臣属及使者之处。殿内四壁镶砌金碧色硫璃，天花板上装点有金星，殿后宫房衙署之多，不可胜数。房顶皆复有耀目之琉璃瓦”。[１３]仅仅过了十年，陈诚所见到的行宫是：“金饰尤鲜明，铃甃半倾覆。阴屋魈火微，白昼穷猿器”。陈诚对此感慨万千：“废兴今古多，低头较荣辱。”
哈烈是陈诚一行西行的目的地。陈诚《西域番国志》以哈烈为首，记“哈烈”的内容最详，约占全书的一半，三千余字。然多述山川风物，却难得见帖木儿朝国主沙哈鲁是如何接待中国使臣的描述。我们只能通过陈诚的其他记载知其大概。5哈烈期间，陈诚等人不仅递交了国书，写好行程记，而且对哈烈的山川风物细加察访，得知其地有狮子、花兽等物，并敦促沙哈鲁遣人朝贡。最后，哈烈、撒马儿罕、失剌思、俺都淮等地各遣使贡文豹、西马、狮子、花兽及其他方物。永乐十三年十月，陈诚一行终于回到京城。回朝之日，陈诚除了进献了《西域记》、《狮子赋》、《行程记》之外，还进了西马七匹。以往学者未曾注意。陈诚此后曾两次成功地出访帖木儿朝，每次回来均进献马匹。永乐十六年四月回京后进马十五匹，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回京后进马三十五匹。每次进马都得到朝廷的赐钞。永乐十三年，赐钱钞四万七千贯，紵丝二表里，其中包含马价。永乐十六年，赐马钞五万五千贯。永乐十八年给马钱钞十万二千贯，赏紵丝三表里。[１４]陈诚的献马是越来越多，得到的赏赐也越来越多。此事表明，即使象陈诚这种官方的正式使臣，亦有私下买马献给朝廷之举。与帖木儿朝来华使臣一样，明朝出使帖木儿朝的使臣，亦同时兼有贸易使臣的身份。当然，陈诚之父是个商业大贾，此对陈诚可能亦有影响。明廷对使臣买马进献是欢迎并予以奖赏的。
尽管初次出使帖木儿朝的陈诚是使团中负责应对文书的书记官，是中官李达的副手，然陈诚每次出使帖木儿朝回国后，均官升一级。永乐十三年官升吏部验封司郎中，正五品，散官奉议大夫，永乐十六年升除广东布政司右参议，从四品，散官朝列大夫，永乐十八年升除广东布政司右参政，从三品，散官亚中大夫。明朝出使西域的使臣中，陈诚是迁升较为顺利的一个。永乐二十二年（1424），已是六十高龄的陈诚最后一次出使西域，行至肃州将出塞间，明太宗去世。仁宗即位，诏赦天下，停止四夷差使。陈诚中途返回，未达西域。次年考核，放回原籍。听候取用，宣德三年致仕。陈诚最后的官职是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明史稿·陈诚传》称他累官右通政，不知其依据，或许与曾任通政的李暹混淆。美国学者罗沙比《明朝到内亚的两位使臣》一文称陈诚最后的官职是右通政（right transmission commissioner），[１５]依据的是富路特（L.C.Goodrich）写的“陈诚”传。富路特在《明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中称陈诚最后的官职为associate transmission commissioner，[１６]意为“通政侍郎”。此即罗沙比的right transmission commissioner。《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2期载刘坤一摘译的莫里斯·罗沙比的《明代到亚洲腹地的两位使者》一文，将其译成“都转运使”，明都转运使掌盐监之事，此与原意不合，应译为右通政。明通政司掌收呈状，付刑部审理。富路特援引史料有误，汉译更错。遗憾的是，晁中辰先生写《明成祖传》时，亦采用“都转运使”，原文是：“永乐十八年（1420），陈诚第三次奉明成祖之命出使西域，进一步促进了中亚各国同中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这次出使回国后，陈诚升为都转运使。”[１７]此两句原封不动地照录在张维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第280页上。[１８]
明朝出使西域的使臣，陈诚很可能是唯一出身于进士的人。在众多明朝使臣中，其学识水平最高。可以说，他对帖木儿朝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明朝儒臣的观点。
帖木儿朝使臣来华，毕献方物，是明朝皇帝“圣德之潜孚、和气薰蒸之致也”。（陈诚《狮子赋》）陈诚等人之出使，则体现了“皇上柔远之仁”。当时的朝臣多持此看法，如翰林学士胡广认为：帖木儿朝使者相续于道上，“盖非有所逼逐而使之，实感慕德化所致耳”。翰林侍讲邹缉亦认为帖木儿朝来贡是“今上皇帝恩威诞布遐壤”的缘故。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明朝使臣都以大国使臣自居，对其所使西域诸国从内心里仍持轻视态度。陈诚在其《西行诗》中多次表明此种态度。如《土尔番城》：“九重雨露沾夷狄，一统山河属大明”。参观了帖木儿在渴石的荒城故居后，“远人笑相顾，开樽酌醒绿。酒后发狂吟，刚风振枯木，”对哈烈的风磨不以为然：“明朝木静风姨去，好笑胡人拙计穷”。
陈诚的西域报告中，对山川形势，气候物产、宗教民俗尤其是商品经济、集市贸易、货币、衡器、税收等记述甚详，而对其驿站制度、军事制度的记载甚微，陈诚初使帖木儿朝临行前，翰林学士胡广嘱咐说：“子鲁宜考其山川，著其风俗，察其好尚，详其居处，观其服食，归日征诸史传，求有合焉者”，“他日国家修纂志书，稽诸西域以见声教之达，其有待于子鲁之行乎？”由此可见，陈诚的西域行纪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史官修史用的，并没有给国家提供军事情报的明确意识。尽管他在《西域番国志》中曾提及帖木儿朝与别失八里、蒙古部落相互争斗的事，在《西域行程记》中提到别失八里马哈木王西迁之事，但这些记载均非常简略，是一种客观描述。这充分反映了明帖木儿朝的交往是以贸易往来为主的和平交往。莫里斯·罗沙比指出：“永乐年间有20次使团来自撒马儿罕和哈烈，32次使臣来自中亚其他城镇，44次使臣来自哈密绿洲西北部附近。有些其他的中亚商人和官员只到达中国西北边境的居民点，未计在这个数字之内。即使如此，永乐在位的二十一年中，这些使团平均每一年多达四次以上，可见明与中亚各地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无疑是陈诚这些高度成功的和受到很好接待的出使促成的。”[１９]他的这一评价是正确的。
陈诚三次到达哈烈、撒马儿罕等地的时间依次是：永乐十一年九月至十三年十月；永乐十四年六月至永乐十六年四月；永乐十六年十月至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对这三次西使的时间、活动，王继光先生已作了专门探讨。现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陈诚第三次由哈烈回到北京的时间与《明太宗实录》中相关记载。据陈诚《历官事迹》，永乐十六年十月往西域诸番国公干，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回到北京。此次前往西域的时间，在《明太宗实录》中得到印证：永乐十六年九月戊申，哈烈沙哈鲁、撒马儿罕兀鲁伯使臣阿尔都沙辞还，遣中官李达等赍敕及锦绮、沙罗等往赐沙哈鲁、兀鲁伯等。[２０]九月下达差遣命令，陈诚十月二日由吉水启程，中途会合使团，前往西域，时间上是吻合的。[２１]问题出在回来的时间上。《明太宗实录》没有记这次使团回来的时间，却有这样的记载：“永乐十八年（1420）六月己酉，广东布政司右布政陈诚为右参政。命同中官郭敬等使哈烈诸国。时哈烈、撒马儿罕、八答黑商、于阗诸国皆遣使贡马，故遣诚等赍敕各赐彩币等物”。[２２]而据陈诚《历官事迹》，他于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才回京，六月尚在返国途中。未曾复命，断无再次出使之理。《明太宗实录》这方面的记载可能有误，原因如下：其一，陈诚是由右参议升为右参政。《明实录》记其右布政升为右参政，明显笔误，因为右布政高于右参政，岂能由高官“升”为低官！且陈诚终身未至右布政这一官职。其二，据《历官事迹》，陈诚是在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升除广东布政司右参政，对于升官晋职之事，陈诚一般不会记错。而据《明实录》记载，陈诚是在六月得到提升，此时他尚在途中，未曾复命，何由升职。再次，据《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帖木儿朝使团到达北京的时间是在1420年12月14日（回历823年12月8日）此时间与陈诚所记十一月（农历）初一日相差数天。汉文与波斯文记载两相印证，说明陈诚的记录是正确的。笔者怀疑，《明实录》中的“六月己酉”可能是“十二月己酉”之误，十二月己酉即“十二月十五日”（查陈垣《中西回史日历》，此日是1421年1月18日）即在陈诚升职之后五天，明廷命他与中官郭敬往使哈烈诸国，即送使臣回去。王继光先生说，这可能是明廷当时的一个计划，实际并未成行。但陈诚尚未回来，计划又如何提出呢？笔者以为，计划是可能的，因为陈诚本人就记载，十二月初十升职后，“复拟西域之行，听候间”。问题出在《明实录》记载的年代有误。至于这个计划未能实行的原因，陈诚明确指出：“四月八日夜火灾，延烧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十一日大赦天下，停止四夷差使”。此与《明实录》和《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等记载是吻合的。

[１]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史部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453页。
[２] 此回鹘不知何指，距养夷城一百里有回回阿儿哥，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或有可能指帖木儿帝国信奉伊斯兰教民众。
[３] 郑晓：《皇明四夷考》，《吾学编》，明隆庆元年（1567）海盐郑氏刊本。万历二十七年（1599）郑心材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6册。
[４] 杨士奇（1365－1444），江西泰和人，号东里。建文初入翰林，永乐初入内阁，仁、宣朝及英宗初年，长期主持内阁。著有《东里文集》、《文渊阁书目》等。
[５] 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中华书局，1991年，第135页注。
[６] 李暹（1376-1445），字宾晹，长安人。洪武中举于乡，卒业太学。永乐中受户部主事，使西域，凡五往返，遍经诸国，咸得其欢心。升郎中，官至户部左侍郎，正统十年卒。
[７] 《明史》卷74，《职官》三，第1809页。
[８] （清）彭际盛、胡宗元等：光绪《吉水县志》，卷三十四，宦业，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
[９] (明)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中华书局1991年，第164页。
[１０] 翰林编修周孟简《送陈员外使西域序并诗》，同上引书，第166页。
[１１] 本文引陈诚西行诗均见《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中华书局1991年。
[１２] 此据陈得芝师提示，“玉纤纤”指玉手。
[１３] 《克拉维约东使记》，（土耳其）奥玛李查译，杨兆钧汉译，第118页。

[１４] 陈诚《历官事迹》，《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中华书局1991年，第152-153页。
[１５] 莫里斯·罗沙比：《明代到内亚的两位使者》（Morris Rossabi, Two Ming Envoy to Inner Asia, T’oung Pao , Vol. LXII ,1-3 , Leiden, 1976.）,汉译《明代到亚洲腹地的两位使者》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
[１６] L.C.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145.
[１７] 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１８]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80页。此部分为晁中辰先生所写。　
[１９] 莫里斯·罗沙比：《明代到内亚的两位使者》，页28。
[２０] 《明太宗实录》，卷204，页1。本文所引《明实录》，均采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２１] 王继光：《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
[２２] 《明太宗实录》，卷225，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