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发生在清代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战争对清朝政府和嘉绒藏族地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欲利用史料仅对第一次金川战争还以历史原貌。

　　发生在清代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战争被自誉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视为其“十全武功”之一，在清朝历史上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此，作者只是欲利用所读史料，仅对第一次金川之役进行历史事件的还原，并无意对战争作任何评价。不妥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四川西北部地区，明清以来，先后分设土司，令其各守疆界，互相牵制，以为羁縻，并借以捍卫边圉。正因为土司众多，彼此之间，常常因为承袭土职，或疆界纠纷而发生械斗、仇杀事件。金川地区在隋朝时开始设置金川县，唐朝设置羁縻金川州，元朝时属吐蕃等处宣慰司统领，明代册封颶拉（小金川之藏语音译）土司为金川寺演化禅师，隶属杂谷安抚司，清初沿袭明朝旧制，照例颁授印信。雍正元年（1723年），因金川土司率兵随清朝官兵征剿羊峒部有功，更为了削弱颶拉势力，另授促浸（大金川之藏语音译）土司为大金川安抚司，习惯上称颶拉为小金川。于是，有了大、小金川之别。大、小金川接受清朝政府的册封后，经常打着朝廷的名号，恃强凌弱，势力日益强大，使边境不得安宁。乾隆皇帝以大、小金川近接成都，远连卫藏，是内地联系西藏、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的桥梁和咽喉。其长期蚕食邻封，不安住牧，一方面打破了川西北地区各土司的均势，另一方面更是威胁到内地的安全。为了边境永保太平，乾隆皇帝决定兴师进剿，乃有大小金川之役。
　　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以联姻之计，囚禁小金川土司泽旺，夺其印信。十二年（1747年），又攻打其西南部的革布什咱土司（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境内）及其南部的明正土司（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四川巡抚纪山以大金川“小丑跳梁”相责，一面奏闻请旨，一面派兵弹压，却遭到大金川土司的伏击而宣告失败。川陕总督庆复奏请用“以番治番”之法，暗令小金川、革布什咱、巴旺等与大金川相邻的土司发兵协助，对大金川进行围攻，屡试无效。乾隆帝决计惩创大金川，调云贵总督、征苗良将张广泗补授川陕总督，谕令“以治苗之法治蛮”，务令“铲除根株，永靖边圉”。张广泗调集三万余众，从西、南两路，兵分七路进攻弹丸之地大金川。第一次金川之役开始。自乾隆十二年三月至十四年（1749年）正月，历时近三年，先后调集东三省、京、陕、甘、两湖、云、贵、川等省兵力，共计八万余众，耗银千余万两，最后，以岳钟琪率数十轻骑深入土司官寨，受金川土司色勒奔细的顶礼叩拜而和平解决，金川初定。
　　从整个战役的过程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庆复、纪山在四川总督、巡抚任内对金川采取的“以番治番”政策；第二阶段是乾隆帝派张广泗、讷亲统兵进剿金川；第三阶段是乾隆帝派傅恒、岳钟琪领兵平定金川。
　　一
　　与大小金川接壤的有杂谷、瓦寺、沃日、木坪、明正、革布什咱、巴底、巴旺、绰斯甲布等土司。这些地区山高水深、山多地少、气候严寒多雨雪，只出产青稞、荞麦等，生活在此的藏民人口仅数万，且生活条件艰苦。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各土司之间常常互相攻杀。乾隆二年（1737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霸占革布什咱土司的辖地，双方即纠众格斗。乾隆四年（1739年）七月，杂谷、棱磨、沃日等土司又三次攻劫小金川；同时，大金川也三次发兵攻打革布什咱。为此，川陕总督鄂弥达上奏称：“土司性嗜报复，若不慑以兵威，愈无忌惮”，要求“勒兵化诲”。乾隆皇帝在其奏疏上批道：“卿其相机料理。总之，待此等人，不可不使之畏天朝兵威，亦不可但以兵威压服，而不修德化也”。这反映了乾隆皇帝并没有将维护地方稳定和安宁的职责单纯的寄托在 “兵威”之上，而是希望以“修德”化之，即是用较温和的手段，从政治上来感化藏族上层。这显然是较为明智和符合时宜的，他的这一思想也影响了地方官员对这一地区的管理。

　　乾隆七年（1742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病故，次年十一月，清朝任命其弟色勒奔细承袭土司职。色勒奔细上任不久，即把侄女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性情懦弱，受制于妻，阿扣则私通泽旺之弟土舍良尔吉。乾隆十年（1745年），色勒奔细勾结良尔吉，袭取小金川，生擒泽旺，夺取小金川印信，小金川地区由良尔吉管理。对于大小金川的矛盾与斗争，川陕总督庆复和四川巡抚纪山都无意派兵介入，仅仅以檄谕相告，以求息事宁人。庆复在给乾隆皇帝上奏中认为：金川地区地势极险，运粮无路，其“自在土司内相扰，并非干犯内地，若轻议讨剿，似非得计”，建议采取“以番治番，自可无劳兵力”，乾隆皇帝十分赞同此意，但要求庆复“不可不留心也”。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色勒奔细释放了泽旺，交还土司印信。然而其扩张野心不死。十二年（1747年）正月，色勒奔细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土司所辖的正地，二月，又发兵侵扰明正土司所辖的鲁密、章谷等地，距离打箭炉仅四日路程，迫近进入内地的南大门。此时，乾隆皇帝仍无意出兵。他在二月的降谕中说：“如仅小小攻杀，事出偶然，既非侵扰疆圉，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彼穴中之斗，竟可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罪之师。如其仇杀日深，势渐张大，则当宣谕训诲，令其息愤宁人，各安生业”。直到三月，当乾隆皇帝得知大金川攻占了鲁密、章谷，坐汛把总李进廷不能抵御，退保吕里后，一反过去概不发兵的态度，先是令庆复前往川省，驻扎要地，令纪山亲赴番地总统，相机而动；后又连降两道谕旨，召庆复回京，调云贵总督、征苗良将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以治苗之法治蛮”，并令发兵进剿大金川，“务令逆酋（金川土司）授首，铲绝根株，永靖边境”。金川之役就这样开始了。
　　二
　　四月下旬，张广泗衔命入川，希图再建奇功。他认为在大、小金川地区的现有汉、土官兵两万余人各怀二心，观望潜藏，而官兵势力单弱，攻守难以支持，遂于贵州各营兵中再调兵两千。张广泗在进剿之初确实有所进展，先后收复了大金川所占的毛牛、马桑等地；小金川土司泽旺也闻风投诚，并出兵攻剿大金川。张广泗自以为稳操胜券，他向乾隆报告：“征剿大金川，现已悉心筹划，分路进兵，捣其巢穴，附近诸酋输诚纳款，则诸业就绪，酋首不日可殄灭”。乾隆帝也以为战争可以速胜，谕示张广泗应兵贵神速，指期克捷。但是，无论是张广泗还是乾隆皇帝，对于战争的估计都是脱离现实的、盲目的，而且过于乐观。
　　大金川的主要据点一在勒乌围（也译称勒歪或勒叶乌围），由色勒奔细亲自把守，另一个在刮耳崖，由色勒奔细的侄子郎卡父子把守。这两地都在大金川河的东岸，相距120公里。为了攻打这两个据点，张广泗分兵两路，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西路又分四路：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统兵由丹坝进取勒乌围官寨；参将郎建业等带兵由曾头沟、卡里进攻勒乌围；威茂协副将马良柱率领汉土官兵由僧格宗进攻刮耳崖；参将买国良、游击高得禄率兵由丹坝进攻刮耳崖。南路军由建昌镇总兵许应虎统领，又分三路：参将蔡允甫率兵由革布什咱攻取正地、古交，然后与西路宋宗璋、郎建业会合，夹攻勒乌围；泰宁协副将张兴、游击陈礼带兵由巴底前进，与西路军马良柱、买国良会合攻打刮耳崖；游击罗于朝带兵会同土司汪结由绰斯甲布进发，攻取河西各寨。西、南两路七军共计汉土官兵三万余名，定期于六月二十八日各路同时并进。张广泗也从杂谷脑移驻小金川美诺官寨亲自指挥。乾隆皇帝传谕张广泗，对金川“不若尽兴剿灭”，“不必专以召徕抚恤为剪金酋之胜算也”。说明乾隆皇帝对剿灭大金川信心十足，盲目乐观。七月末，西路军打到距刮耳崖官寨仅二十里地；南路军攻得大金川碉卡数处，使金川番兵退守独松碉寨。但是，到了八月，在大金川的战碉面前，清军束手无策了。张广泗此时才意识到攻打碉卡之艰难，他在向乾隆皇帝奏陈中称，大金川四处皆山，陡峻无比。在隘口险要处皆建有碉楼，坚固难攻。乾隆皇帝只得传谕张广泗暂且移师向阳平旷之地，稍为休息，待春暖花开之时再战，并提出两种方案：以京兵换绿营兵作战；或是将大金川划归西藏管理。但是，张广泗求胜建功心切，并不采纳乾隆的方案，而是拟定新的作战方案，计从昔岭直下刮耳崖，拟于九十月内进取金川。其时，色勒奔细及其兄在大军压境下，屡次遣人乞降，都被张广泗拒绝。因此，乾隆皇帝的态度也从犹豫不决变得强硬起来。降谕说：“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一劳永逸，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但就在此时，前方形势突变。九月初五日，已投诚的土目恩错复叛，带领大金川兵抢占游击陈礼驻扎的马邦山梁，阻断清兵的粮道。十一月，又围攻副将张兴的营盘，张兴屡次请兵求援，张广泗斥其庸懦无能，拒不发兵。十二月十八日，张兴所部在断粮已久的情况下，与恩错讲和，却被大金川兵诱至右山梁沟底，除三百余名汉土兵丁先奔逃过河外，包括张兴、陈礼在内的五六百名官兵无一幸存。这是自金川用兵以来，最大的一次败绩，而张广泗却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张兴等人，使军中上下离心离德，共无斗志，嗣后，大军毕集而无寸功。张兴的溃败，使驻扎在河东及其山梁的参将郎建业部失去犄角之势，清军的进攻优势也丧失殆尽。十三年（1748年）正月初二，大金川兵攻占江岸的噶固碉卡，守碉的八十余名土兵开碉门随大金川兵渡河而去。十日，再攻取郎建业所立的卡伦七处，并杀游击孟臣。二十日，在大金川兵的追击下，郎建业率部退至巴底，总兵马良柱所部也撤退到了孙克宗碉寨，致使军装、炮位多有遗失。张广泗损兵折将，进攻大金川的计划完全破产。

　　但是，乾隆皇帝对张广泗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仍然按其所请拨兵增饷，只是对其指挥才能产生了怀疑，而辩解为“当此大兵云集，各路进剿，头绪繁多，虽张广泗才猷素著，而独立支持，恐难肆应，臂指之使，亦所必资”。对于张广泗，乾隆皇帝是既深悉其才，又量其力，将诸如陕甘事务、挽运粮饷等另遣黄廷贵、尚书班第专司，惟军旅之事，一以委之，而不分其权。这是乾隆帝加强前方指挥力量的新举措。班第在了解了当地情况后，密奏乾隆：“张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亟图进攻。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他认为目前与其增兵，不如选将，并建议起用废将岳钟琪，授予提督、总兵衔，统领军务，令独当一面。但是，岳钟琪与张广泗向来有隙，乾隆对此也是顾虑重重，他在批复中说：“此见亦可，但不知张广泗与彼和否？若二人不和，又于无益”。尽管如此，他还是倾向于起用岳钟琪，二月，降旨：“朕思岳钟琪，久官西蜀，素为川省所服，且夙娴军旅，熟谙番情……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属人地相宜。……著张广泗会同班第商榷，如有应用岳钟琪之处，即著伊二人传旨行文，调至军营，以总兵衔委用”。张广泗不情愿起用岳钟琪，但又不敢抗旨，复疏中对岳的评价充满贬义，反对任其为大将军，仅同意委以提督。因此，乾隆降旨岳钟琪以提督衔赴军前效力。同时，命班第留驻军中佐助张广泗。班第自知自己难以影响张广泗，遂又建议乾隆遣一员“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的重臣，前往军前料理。乾隆帝决定派领班首席军机大臣、果毅公讷亲为经略，赴金川指挥战事。
　　岳钟琪在雍正年间曾率金川兵进攻西藏，在金川有很高的威信。乾隆皇帝用岳钟琪是正确的，任用讷亲为经略，却是重大失误。讷亲，满洲镶黄旗人，姓钮祜禄氏，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之曾孙，康熙四大辅臣之一遏必隆之孙，乾隆十一年任首席军机大臣。其敏捷、清介之特点，颇为乾隆赏识。乾隆皇帝也就把平定金川的希望寄托在了讷亲身上。作为一个行政长官，讷亲应该是很称职的，但身为文官的讷亲既没有带兵经验，也缺乏指挥作战的军事经验，又因为是勋戚后裔，少年早贵，骄娇二气严重，这也是讷亲在金川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六月初三，讷亲驰抵张广泗驻扎的小金川美诺军营，次日，张广泗却离开美诺前往卡撒军营，可见，二人并未仔细商讨破敌之策。六日，讷亲也赶赴卡撒，会同张广泗察看昔岭等处地形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从昔岭的色尔力山梁突破，直捣大金川老巢刮耳崖，“讷自恃其才，蔑视广泗，甫至军，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十四日，署总兵任举、副将唐开中、参将买国良分兵三路进攻昔岭。结果，买国良、任举先后阵亡，唐开中身负重伤。经此次惨败，讷亲的骄气被打掉了，“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并决定立刻将战事转攻为守，奏请筑碉以与大金川共险。乾隆皇帝接到讷亲的奏报后，“披阅再四，不能解办理之意”，他已经意识到此策的荒谬，并在批谕中详细地分析了筑碉之策之不宜。首先，此策违反了攻守异用的原则，“彼之筑碉原以自守，我兵自应决策前进，奋力攻取，乃转令攻碉之人，效彼筑碉，是亦将为株守之计耶？”其次，兵力财力不允许，“今因彼守险，我亦筑碉，微特劳费加倍。且我兵已深入贼境，地利、气候素不相习，而守碉势须留兵，多则馈运难继，少则单弱堪虞……浮寄孤悬，客主之形既别，情见势绌，反复之虑尤深。师老财匮，长此安穷？”第三，后患无穷，“将来金川扑灭之后，其地不过仍归之番，是今劳师动众，反为助番建碉之举，恐贻笑于国人，跃治于番部矣……思之一夜，终非善策，不如速罢之为宜”。并提出调满洲及索伦兵替换绿营兵，建议讷亲“只宜持其大纲， 督令张广泗等各施谋猷， 以图速奏肤功”。对于讷亲以碉攻碉之策，张广泗“亦附和而无语，可见彼有推诿之意矣，讷亲不可不知也”，这更令乾隆皇帝忧虑不安。从此，讷亲对大金川束手无策，不敢再言进攻，且事事听张广泗调度，不再主持军事，临战则避于帐房之中，遥为指示，自然受人耻笑，军威日损。尚书班第、内大臣傅尔丹、提督岳钟琪亦都“未发一谋，未出一策”。 同时，乾隆帝命从八旗前锋护军中挑选少壮勇健者数百名，在香山演习云梯，以备遣用，这是乾隆皇帝加派云梯兵增援金川军营的最初考虑。后来，乾隆皇帝听说御史王显绪父子熟悉金川情形，则命王显绪征询其父王柔破金川之策。王柔到军营竟向讷亲建议请终南山道士用五雷法术以击贼碉。这恰恰反映出清朝上下对金川战碉的一筹莫展。

　　闰七月，乾隆皇帝接到讷亲、张广泗二人意见向左的奏疏。张广泗认为：“（大金川）目下已日食不继，将来必益无以为生，可以坐待其毙。……今冬明春当不难犁庭扫穴矣”。而讷亲认为：“我兵果能奋勇争夺数处，贼必内溃，然尚有不得不过虑者。贼巢食用果否至于匮乏，究难臆揣，而我兵攻剿以来，一无可乘之机，且卡撒、昔岭二路，尚系臣亲临督战，乃攻扑数次，未见得寸进，朝夕筹商，终无善策。迨至冬寒春冷，士气恐益不扬……如至冬间，尚然顿阻，似应减撤久役汉土兵丁，令留驻官兵时用炮击碉卡，则贼亦不得休息。俟明岁再加调精锐官兵三万，厚集军威，于四月进剿，则我兵丁足以分布直捣，扫穴犁庭最迟不逾秋令”。接着，讷亲又在另一奏疏中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来岁加调官兵，计增粮饷，需费数百万……若将我兵酌留万余名据守要害，相机随时用炮攻击贼碉，使之不得休息。其接壤土司，令各于本境自为防御，似狡寇亦能坐困。第久驻终非长策，若俟二三年后，再调集官兵乘贼疲困，全锐进捣，自必一举成功，此二三年内，或有机会可乘擒获贼酋，亦未可定”。同时，还奏告张广泗偏袒贵州籍将领，“其好恶每多不公，人心不能悦服”，且“兵虽四万有奇，分路太多，在在势微力弱……臣与督臣势难共事”。可见，两位主帅之间的分歧很大，对敌情的估计不一，对战略选择和战争进程的看法都不尽相同，以至有了很难共事的无奈表白；讷亲前后所奏不一，已是胸无谋略，方寸大乱，而且把劳师糜饷的责任全部推到张广泗的身上，作为经略，却似毫无责任可担，其原因则是 “与督臣势难共事”。
　　乾隆皇帝阅过奏折后，既气愤又忧虑。他批到：“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贼，添兵费饷，朕所不惜。如以为终不能成功，不如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始终。”又说：“览所奏军营现在情形各折，几于智勇俱困，金川小丑，不意负固难于剿灭遂至于此。官兵攻扑进不能前，退不能守，即小小获胜，尚未伤彼皮毛……卿等身在戎行，目击不能确有成算，游移两可，朕于数千里外，何从批示？何从传谕？且大兵有四万之众，彼止三千余人，何以彼应我则觉有余，而我攻彼惟虑不足？日久悬望军营消息，而奏到乃复如是，殊非所料”。乾隆皇帝对平定金川的必胜信心开始动摇了，对讷亲更是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大学士心膂重臣，诸务资其赞襄，岂可久留远徼，即如所云，须俟一、二年后成功，亦无在彼坐待一、二年之理，应即还朝办事”。在此，乾隆皇帝给爱臣一个十分合理的台阶，欲让讷亲从金川军务中极合机宜地、及早地抽身出来，也给自己的用人失误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对于金川军务，乾隆皇帝只能焦急而又无可奈何地关注和等待着。
　　八月初八，乾隆皇帝接到岳钟琪两份参奏张广泗的奏折。其一，奏陈总督张广泗调度错谬且不分兵予他；其二，张广泗重用小金川叛逆良尔吉和汉奸王秋。同时，乾隆皇帝又接到了讷亲、张广泗战败的奏报。乾隆帝得悉后，批道：“今据奏进攻喇底二道山梁，统领之副将、游击等员，仅至沟口而止，带兵之备弁，又复落后，忽闻贼番数十人应援，我兵三千余众遂俱奔遁。闻之数为骇听。凡为将弁，理当身先士卒，乃畏缩不前，转至落后，无怪士卒之不能催锋陷阵。即使从后督战，亦无见险而止，身住沟口，但令士卒前进之理，又无怪其令之不从矣。即不能以一当十，亦何至以三千之众不能敌贼番数十人，而至闻风远遁，自相蹂践。此事实出情理之外……卿等在彼日久，岂彼中情事，竟不得其虚实耶？……今览奏又失所望，将来此事兵力何所倚仗？军务何所调度？日复一日，师愈老而气愈怯，岂能久顿坚碉之下，坐待成功？” 乾隆皇帝对讷亲、张广泗彻底失望了。九月初十，乾隆帝传谕召讷亲、张广泗驰驿来京，川陕总督印务命傅尔丹暂行护理，所有进讨事宜会同岳钟琪相机调度。十三日，又命尚书班第即赴军营，与傅、岳同办军务。

　　从乾隆十一年六月以来，金川用兵两年有余，兵至四万有余，耗银几及千万两，而对付不了一个方圆不过数百余里，丁壮约七八千的土司。乾隆皇帝对张广泗、讷亲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他决定惩办主帅，以震军威。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以“玩兵养寇，贻误军机”的罪名将张广泗革职，拿交刑部审理，令侍卫富成押解至京。十二月七日，乾隆帝御瀛台亲鞫张广泗，五天后，斩立决。十四年（1749年）正月，乾隆皇帝以“退缩偷安，老师糜饷”之罪，将讷亲缚赴军营，以乃祖遏必隆之刀斩首于军前。在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就命协办大学士傅恒署理川陕总督，前往金川军营，会同班第、傅尔丹、岳钟琪办理一切事务，务期犁庭扫穴，迅奏肤功。平定金川的重任就落在了傅恒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