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随着京、沪两市建设步伐的加速，老房子的存与毁格外牵动人心。舒乙在题为《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一文中忧心忡忡：“随着危旧房改造迅速向市中心推进，随着商业大厦和行政大厦的拔地而起，老城区被大规模地改造，甚至成片地消灭。”......
　民居也是文化遗产
　　随着京、沪两市建设步伐的加速，老房子的存与毁格外牵动人心。舒乙在题为《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一文中忧心忡忡：“随着危旧房改造迅速向市中心推进，随着商业大厦和行政大厦的拔地而起，老城区被大规模地改造，甚至成片地消灭。”可是，陈建功却表达了相反的感受，他在一篇题为《“拆”》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的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被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向不便的告别。”
　　城市建设中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在上海同样备受公众关注。周国平在一篇题为《侯家路》的文章里伤叹：“我终于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然而，讽刺剧《七十二家房客》也描述了上海人的窘境：原本一家人居住的一套石库门住了那么多人，一块布帘隔开两对夫妻，一家三代人挤在9平方米的小屋，每天清晨倒马桶成了城市一“景”……
　　四合院于元朝开始盛行，通常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屋合围成口字形，中心是种植树木花草的庭院，连排的四合院之间的通道被称为“胡同”。北京明清旧城内的民居，基本上都是四合院。石库门则出现于19世纪中叶。当时上海老城内的居民和江浙难民大批避入租界。一种脱胎于传统四合院但占地面积较小、专供人租住的二层楼房应运而生，成为石库门的雏形。经过不断完善，这种建筑发展为由天井、客堂、厢房、灶披间、亭子间和晒台等组成的功能齐全的石库门住宅，数幢或数十幢为一排列，构成分弄，又以数条分弄组成大弄。
　　其实，北京的老房子并不止四合院，还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寺庙与园林建筑；上海也不止是石库门，还有大量蕴涵着海派文化的花园洋房和历史旧址。过去，人们并不重视对民居建筑的保护，近年来，这一情形发生了转折，就在各方人士为老房子的去与留较真儿的时候，两市相继出台了保护性计划。
　　北京一年前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范围，明清旧城内37％的地区将得到整体保护，其中绝大部分是四合院保护区。上海市两年前编制了《上海市中心区历史风貌保护规划（历史建筑与街区）》，对约1000万平方米具有历史价值的新旧式里弄和其它有特色的建筑进行保护。这表明，成片的民居建筑和历史街区，已被城市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
　　拆与保的“度”
　　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前不久就京沪两市民居建筑的保护提出：“对老房子应该尽可能多地保留，要成片成片地保留，而不是拆除。”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数据是，京、沪两市的建筑容量均已超过2亿平方米，而北京包括四合院在内的老房子现存仅约500万平方米，上海的石库门民居现存约3500万平方米。它们所占比重很小，却是城市历史与文化最为真实的载体。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说，“许多城市往往因为新的建设就轻易地把过去的老房子毁掉了，这是十分可惜的。”旅法作家华新民更表示：“现在这些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老房子已所剩不多了，它们不应再被拆毁，也不应继续实行拆多少、留多少的政策。事实上，几十年来，拆的力量早已过了‘度’。”
　　人们发现，在北京故宫周围，原来平缓开阔的四合院区域，不协调地突兀起一幢幢高层建筑。“这些高楼如不加以限制就很危险，进了故宫，看见周围都是高楼，故宫就破坏了。”贝聿铭指出。而在上海，大片大片红瓦屋顶的石库门所形成的壮观景象，本是最富本埠韵味的城市特征，如今也经常被参差其间的高楼打乱，被建筑界批评为“蛋糕上插蜡烛的尴尬局面”。

“社区建筑”现端倪 　　如何有效地保护民居文化，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有许多人开始把目光投入到对民居建筑进行小规模整治的改造方式上。
　　在北京市东城区，四处平房在规划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翻建，仍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改建资金主要靠居民自筹。住户们增加了居住面积，增添了卫生间和淋浴间。
　　在上海市静安区，发动居民参与的“有偿回搬”成为改变石库门命运的有益尝试。具体做法是，政府优惠一点，居民出资一点，建成后的楼盘作为商品房出售时再平衡一点。这三个“一点”的政策，使石库门的整治与改善成为现实。市民们不但增加了居住面积、拥有了独立的卫生间，而且还能够继续他们早已熟悉的里弄生活。
　　“让居民自觉地修缮旧房，是最经济、最有效也是最理想地解决危房问题及风貌保护问题的办法。”两院院士周干峙对此予以肯定，“危房改造工作必须从过去以开发为主体转变为以居民为主体，应制定合理的政策，提倡居民参与小规模整治。”
　 　“小规模整治还需与人口的疏散结合起来，应该把城市的一些功能拿到旧城之外集中建设，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格局。这样，人们就愿意到旧城外的这些地区去就业、居住，老城里的人口就会减少，而政府又能通过新区的土地开发获得更大财力，历史街区的整治与保护就能做得更好。”北京市政府顾问刘小石说。
　　京、沪两市近年来出现的居民自助型的小规模住宅整治方式，引起了建筑界的极大关注。有学者指出，这表明“社区建筑”活动在我国已现端倪。“实践证明，简单地用房地产开发的方式改造旧城是很难成功的。”两院院士吴良镛说：“如何组织好居民的力量，是解决危房问题的关键。必须承认，一个城市的活力正孕育在最为广大的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