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2004）提出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金融发展的依赖路径研究提出了新的指引方向。苏宁（2005）则指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徐诺金（2005）在结合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后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化，指出金融生态即“指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并指出金融生态具有“生命性”、“竞争性”和“自适性”的生态特征。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的研究。
　　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似乎更应当着力于“生态（相对静态）和演进（动态）”的研究；我们的视野也不应当仅仅停留在“金融生态”这样一个更静态的范畴上，而需要致力于建构更加动态化的“生态金融”观。换言之，未来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怎样的金融，答曰：生态金融。
　　于是，我们发展金融时，不能再简单拷贝成熟市场，瞄准西方的金融生态，去复制我们自己的金融生态。换言之，生态金融研究的首要命题就是，真正立足中国的实际，深刻体认中国金融演进中的问题和难题，遵从生态演进规律，给出中国特殊市场条件下的生态金融发展模式。而不是模仿、模仿，赶超、赶超，企图用十年时间走完西方百年的路程。这显然与生态金融观是相悖逆的。
　　显而易见，对于生态金融的研究，需要我们把握好如下问题：1、自然生态是怎么演化的，遵从什么样的规律，如何从自然生态演进规律中获得启发；作为社会生态的金融业的特殊性是什么，进而归纳出生态金融演进的基本特点。2、对应上述生态金融特点，中国金融业有悖生态金融演化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之，当前的着力点在哪里？囿于篇幅，笔者重点讨论后者。

　　一、生态金融研究的核心内容

　　中国的金融业相对于当前的经济而言，无疑是落后的。因此，我们需要追赶，一方面力求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但是怎么追赶才能更加有序、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则有必要从生态金融的思维中求得答案。
　　就金融领域，我们也许会认为某种金融产品或者制度在西方很好，于是移到国内。然而水土不服的事情恐怕不在少数。怎样才能让我们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更有章法呢？笔者认为要确保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协调运行，即必须尊重当前中国的现实，不要急着用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百年的历程；二是金融体系自身的竞争性均衡发展，不要厚此薄彼，确保市场竞争。这正是生态金融研究最终目标，也是其核心内容。

　　二、逻辑地自然演进、稳固的信用基石、均衡协调地发展是生态金融的三个基本特征

　　为什么美国、德国的金融体系运行相对良好，而东南亚、拉丁美洲的金融体系却比较脆弱？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作了相对比较系统的考察和思考，认为自然演进、信用基石和均衡发展是建构生态金融，进而实现金融与经济协调运行，金融体系自身竞争性均衡的根本。
　　(一)非自然演进的中国金融体系
　　应当说，中国金融业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实现了惊险一跃（金融业复位），但是这惊险一跃很快浮现了有悖于生态金融的三个重要问题：非自然演进、非均衡性与信用缺失。以上问题交互影响加剧了中国金融业的脆弱性。
　　其具体表现为：金融与经济发展缺乏协调性，与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性不对称（最没有活力的国有企业却占据了最多的金融资源）；金融内部发展严重不均衡；大量引进外资，而国内金融资源却存在严重的闲置；一再强调发展农业，农村金融资源却存在枯竭的危险，等等。
　　中国经济发展的非自然演进、非均衡性与信用缺失特征，使得中国除了存在一般国家普遍存在的风险外，还存在具有很强经济外部性的金融生态失调可能引发的风险。正是因为中国金融业无法按照传统意义上的轨迹逻辑演进，因此，政府立足战略高度，服从市场要求，自觉地拾遗补缺，促进金融生态的尽快复位，就是非常必要的。
　　(二)货币——资本之路有多长：信用体系的构建
　　生态金融最基本要求就是要使得各个层次投融资主体能够有序对话，从而促进货币向资本的效率转化。然而货币之所以会成为资本的最重要条件在于“筹资主体的信用增级”，即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效率依赖于社会信用体系，尤其是信用增级机制的完善程度。
　　然而要想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首先，必须完成产权革命，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其次，光解决产权问题还不够，还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增级机制（比如现在股市上劣质的上市公司，就是一种国家担保下的信用增级和信用创造过程）。

　　于是我们说，所谓生态金融的信用基石问题，正如自然生态中的空气和水。金融业没有信用基石，就如同自然界没有了空气、水。
　　(三)供求对接重构金融生态：谋求自然演进与均衡协调
　　经济全球化要求资本全球化、适时化，而居民财富增长又导致边际风险承受能力提高，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这些都直接促成了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就直接融资而言，股市和债市应当分别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却需要我们通过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市场参与主体整体的资本结构（权益与负债的比例）的考察，尽可能定量化、动态研究股市、债市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重要程度。为此，需要将政府和中央银行也视为市场参与主体，从而匡算国家整体的资本结构。在这一框架下：1、股票市场绝不仅仅指所谓的主板等各个“板”市场，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必须在全国形成一种“股份精神”，让权益资本的各级供求者都能够在相应的有形、无形市场中有序对接和流动，即便是在一个高度封闭的农村，同样存有类似“市场”。于是我们就没有必要将太多的社会功能赋予现有沪、深两个交易所，也无需采用所谓“积极的股市政策”，企图引发“财富效应”；而是将上述两个交易所定位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导向器（上市公司所有制结构、上市选择机制、股本规模均衡、退出机制，以及有效反映中国经济结构），而将筹融资功能交给各级有形、无形的市场。
　　2、理论上看，债券市场发展的前提必然是市场筹资主体首先拥有权益资本，而后以此作为信用的保证，借得债务资本。然而金融生态却要求决不能等到股票市场完善后再求发展，否则合理的社会资本结构就不会形成，金融效率、经济效率就不可能提高。

　　三、生态金融的深化：衍生及其他相关市场的发展与金融风险的防范

　　(一)衍生市场犹如自然界生物链的下游，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必须具备一个规模庞大的上游“食物链”，否则不仅自己难以生存，而且可能竭泽而渔，毁灭其“上游食物链”
　　事实上，衍生市场对于其基础市场而言，既有平衡对冲基础市场风险的正效应，也可能有放大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负效应。因此，在中国基础市场——股票、债券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勉力发展衍生市场是值得商榷的。现阶段发展衍生市场的重要命题是研究如何创新化解金融市场的风险。
　　(二)金融生态中的资金流动：能量转移
　　资金在金融体系中的运动就像能量在自然生态中一样。以资金为对象，动态监测资金在各个金融子市场（当前股市、债市、期市关联度相对较强）内部的结构性流动和市场之间的流动（是否存在虹吸现象），分析市场分割带来的种种问题，可以为生态金融的复位和正常演进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据，也为防范和化解风险提供更为充分的信息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