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日元升值综合征

《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
作者：[美]罗纳德·I·麦金农 [日]大野健一 王信、曹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关于美日两国经济的相互作用，永远都是引人入胜的话题。50年代中期，日本从战争废墟中站了起来；从此，直到整个80年代，其经济扩张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取代了美国在世界制造业市场的霸主地位——首先是纺织、消费品等轻工业，然后是诸多需要第一流工程技能的领域，如汽车、电机等。即使在1992—1995年，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是日元升值综合征的部分特征，本章将加以解释)，日本高科技工业产品的贸易顺差仍强劲增长。

大量书籍、杂志和新闻报道都试图对日本在贸易上的成功找到解释——并判断这是否将威胁美国特定产业，抑或整个美国经济。在七八十年代，许多作者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等情况，与日本的“不公平”作法联系在一起，他们指责日本利用工业、商业、汇率及国内金融等手段，阻止广大不同种类的外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本书的重点在于，研究5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美日两国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按照产业部类回顾国际贸易的发展变迁。日本出现工业生产率与出口相对高增长等“问题”以后，两国的工资、物价总水平、利率如何相互进行调整？五六十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固定时，这些变量的调整与1973年开始实行无平价的浮动汇率制后的调整有否显著区别?为了寻求一些答案，我们考察了以下方面：美国储蓄短缺；80年代初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以及在过去20年日本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同时，我们还研讨了1985年开始出现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其中包括80年代末日本的资产泡沫，1991-1992年美国的信贷危机，以及1992—1995年日本严重的通货紧缩。

但这些内容似乎过于庞杂。我们需要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使分析能够有的放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平价制度下，从1949-1971年初，日元一直平稳地保持在1美元兑360日元(增减1％)的水平。自此直到1995年中，日元对美元不断攀升，时有波动(图1—I略)。到1997年初，1美元甚至只能兑换120日元。本书第一个突出特征是，将日元兑美元及其他主要货币的劲升与美国的贸易压力联系起来，之所以产生这种压力，是因为两国爆发商业争端，贸易关系紧张。相应地，1995年中至1997年初，日元贬值与美国放松贸易压力密切相关。第11章符分析这一重大事件。

经济学家的传统作法是，将国际金融研究(即研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汇率决定有何影响)与贸易流动、商业政策及贸易争端的研究相分离。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在大多数时候适用于大多数国家。然而，我们认为传统的二分法无助于理解1971年以来美日宏观经济关系的持殊性。至少到1995年4月，商业冲突，时不时还以贸易战相威胁，是推动日元升值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当1995年夏天威胁警报解除时，日元便贬值了。

我们研究方法中第二个异乎寻常的方面是，将日元汇率的变化视作决定日本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而过去认为货币政策独立地决定汇率水平。这一点在五六十年代十分突出，当时日本银行因为必须维持日元兑美元的固定汇率而将其国内信贷扩张政策置于从属地位(Suzuki 1986)[1]。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70年代日本银行收紧银根，实在是受到日元升值的制约，第7章、第9章对此将进行计量分析。反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自主决定通货膨胀水平。

本书的许多分析都贯穿着两个重要的、但尚未为人所知的因果关系链条，即从贸易压力到日元汇率，再从汇率到日本货币政策。

大多数研究汇率及国际收支调整、并著书立说的学者(如Bergsten，Cline 1985；Krugman1991； Henning 1994)都把名义汇率视为调整变量而不是决定变量。自主的货币(及财政)政策使各国通货膨胀率存在差异，汇率应据此进行调整。此外，这些作者认为，大幅度调整实际汇率可有效地调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也就是说，能确保资本从A国净流入B国。因此，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固定的名义汇率上去。

在许多重要情形下，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理论是有效的，对那些软通货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依靠通货膨胀税来增加收入，必须让货币继续贬值下去。传统理论也适用于未遭受长期通货膨胀之苦、但经济十分封闭(指贸易及资本流动未能与外部世界完全融合)的国家。第6章指出，汇率调整有助于管理国际收支。

但我们相信，对那些商品和资本流动向国际市场高度开放的硬通货国家来说，名义汇率的不断变动是有害的，这说明各国的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在微观经济的层面上，汇率波动会干扰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没资效率(第3章)。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两个紧密相联的经济体之间名义汇率的波动不利于两国相对工资增长、利率及价格水平的长期平稳调整(第4章)。1970年后的25年间，日元震荡上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中期看，汇率高估可以引起严重的经济衰退(第3、5章)。如果未来汇率不确定，那么资本更不容易从一国平稳流到另一国(第7、8章)。尽管本书作者之一麦金农(McKinnon)1996年出版的姐妹篇对这些问题作过更全面的研究，但当前对日本和美国的案例研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经验证据。说明相对货币价值变动的代价会何等高昂。


1、1 商业争端的来龙去脉


从70年代初汇率开始脱离平价自由浮动以来，美日两国的商业争端是决定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核心要素。由于它影响两国政府的行为，因而理解争端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就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美日之间的商业冲突会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严重呢?

50年代初以来，日本制造业平均生产率及产出增长远高于美国(第2章)，两国出现严重的商业冲突。日本的增长很不平衡：电机、汽车及家用电器制造业膨胀十分迅速，远远超过其他产业。整个日本经济(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增长：1964年日本出门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但到了1995年，已大大超过3／4。因此，无论国际金融机制运行多么平稳，无论两国外交官为政治和谐如何不辞辛劳，两国之间仍不免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

但两国政治经济的一些不良趋势也使经济调整复杂化了，第2章对此有所涉及。就日本而言，政府过久地依赖“极权开发主义”(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参见第2章的定义)，或简单地说是“开发主义”(Murakami 1992)来推动工业部门的发展——其力度已远远超过使经济从战后废墟中复苏可能需要的程度。几十年来，政府有意识地扶持几个大产业发展，帮助它们获得国际竞争力，但目标未完全选准，难以尽如人愿。为了防止政策倾斜过度扭曲国内收入分配，政府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管理机制，扶持或保护许多“劣势”产业——通常是制造业部门以外的产业，使它们免于遭遇国际、国内的激烈竞争。

由于日本多个官僚机构联手对市场进行管制——这股势力往往通过日本工商企业组成的贸易联合会起作用，因而给试图打入日本市场的外国人设置了可怕的障碍，而且还可能保护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串通一气。因此，越来越多的作者认为日本进行了“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1996年任克林顿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劳尔·泰森(Laura Tyson)出版的一本书，名为《谁冲撞谁？高科技产业的贸易冲突》(1992)。该书用数个章节描述了美国半导体、移动电话、超高速计算机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制造企业在打入日本市场时，所遇到的极度苛刻的管理障碍，以及冲突可能引起的紧张的政治对抗。之后泰森总结道：“美日之间贸易竞争的案例……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说明，日本市场一直存在着结构性及政策性障碍。虽然日本主要在美国的压力下逐步解除堂而皇之的保护，但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仍不利于外国供应商与占据天时地利的日本对手进行竞争。”(第266页)在一本更全面地研究日本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的书《差异能否弥合？——关于美日经济冲突》(1993)中，c·费尔德·伯格斯顿(c．Fred Bergsten)和马库斯·诺兰(Marcus Noland)得出结论：

除农业以外，日本不存在明显的高关税及配额限制。但是，世人皆知日本制造业产品市场实际上是紧闭着的。进品管制的方法有：关联公司(Keiretsu)的网络是排外的；政府官员对进口中间商进行行政指导；滥用海关程序、产品标准、检测及合格证的发放程序来限制进口；没有严格保护专利权及商标权；政府采购偏袒国内供应商；限制进品产品的销售渠道等等。仅列举几例就足够了。(第72页)

机场报刊亭充斥各种消遣性读物，绘声绘色地描述日本公司如何在国际贸易中串通一气，试图削弱美国经济。虽然日本放宽许多更为苛刻的限制，允许更多外国企业在其市场上销售商品——如设立大型让利零售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5)，但积极卷入贸易冲突的外国人脑海中总残留着这样一种印象，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太过分了。

对美国来说，同样残留着过去年代的有害物，贾迪什·巴格瓦蒂(Jadish Bhagwati 1993)称之为“巨人萎缩综合征”(thediminished giant syndrome)。在五六十年代，美国一方面一统世界高科技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又是自由世界抵制共产主义发展的坚固堡垒。随着1947年关税总协定、1948年马歇尔计划及1949年道奇(Dodeg)计划的启动，美国摆脱了国内目光短浅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利益，促成以市场开放、经济自由为原则的国际多边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为了鼓动欧洲各国及日本共襄盛举，美国在50年代愿意承受西欧国家对美国商品实行的过渡性贸易歧视，以鼓励这些国家相互进口产品；同时，允许日本实行(过渡性)隐蔽的贸易保护主义，时间之长，令人惊异。例如，直到1964年，日本才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的第八条款义务，到80年代初才差不多实现了资本账户可兑换。

但是，正是这项伟大事业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巨人萎缩综合征”。因为当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技术水平足以和美国相媲美时，美国精密制成品市场份额的下降已经无可挽回。这与19世纪末的英国何其相似。

英国在世界经济中风光不开，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结束英国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呼声渐高。现在美国也步其后尘。与19世纪英国的情形相似，今天美国主要把气出在新近崛起的对手身上。当年英国的对手是美国和德国，现在美国则主要针对环太平洋国家，日本更是首当其冲。(Bhagwati 1989，第48-49页)

尽管美国不像英国那样受到军事威胁，但巨人萎缩症状暴露得更加明显。八九十年代，世界金融市场实际上已经开放丁，美国储蓄率下降使其出品相对下滑的局面更趋恶化(第2章)。美国不得不引进世界各地资金，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和贸易项目都出现巨额逆差，美国在世界各类制成品市场中的份额加速下降。

美国很早就开始关注来自迅速强盛起来的政治盟国的贸易压力。早在1956年初，美国政府就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对进入美国市场的棉纺织品实行“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2]1966年，美国又劝说欧洲国家及日本对出口美国的钢材实施“自愿出口限制”，1970年该限制扩大到特种钢材。1968年，美国电视制造商针对日本制造商提出反倾销诉讼，1971年美国政府向进口的日本电视机课以沉重的反倾销关税。60年代末，美国国会提出许多全面保护制造业企业的严厉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最终流产，但还是给政府施加了压力，敦促政府“有所行动”，帮助美国制造业(Robert Baldwin 1988)。

只要布雷顿森林体系汇率平价保持稳定，并且美国经常项目出现盈余，如同五六十年代大多数时期的情况那样(参见第7章)，美元汇率就不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这是支撑汇率平价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1968年以后．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批发物价相对于德国和日本不断攀升，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增强(第4章)。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坚持要求美元对其他主要工业国货币贬值。同年12月，美元对日元贬值约17％。尽管当时人们还未充分理解，但该行动实际上已说明美国不再承诺稳定汇率平价。

但是，美元一次性贬值不能缓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70年代未，美国政府对进口钢材实行“触发价格”(triggerprice)。此举与“自愿出口限制”到期后，美国钢铁公司提出的大量反倾销诉讼紧密相联。这些诉讼针对所有外国钢铁制造商，尤其是日本制造商，前后贯穿整个80年代，并延续到90年代。随着日本工业产品日益复杂化，在贸易领域，美国政府的目光越来越集中在日本身上。日本对出口美国市场的自愿限制激增，70年代开始影响电视机产业，70年代至80年代波及机械工具，80年代轮到汽车。美国商业部的一系列作法，使美国公司越来越容易证实其针对外国企业，特别是货币升值国家[3](如日本)企业的倾销指控是成立的(Krueger 1995)。

80年代中期以前，各国政府为缓解对美贸易压力进行协商，结果“自愿”实行专门的出口限制。这明显违背关贸总协定的宗旨，但却没有与其中任何一项具体条款相冲突。同样，民间的反倾销诉讼可能会与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相一致。但是，美国商业部评估外国商品在美售价的程序过于繁杂，反倾销诉讼(无论输赢与否)给外国公司造成难以置信的账面损失，以及判定美国制造商遭受损失的标准一降再降，这些都与关贸总协定的精神不相符(Krueger 1995)。

但到了80年代末．由于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对美国经济与军事不再构成威胁，美国总统更难以压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国会有势力强大的代言人。到1988年．美国越来越飞扬跋扈，自行其是，把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现在人们通称的“超级301条款”在贸易法中固定下来。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悲剧》(1995)一书中指出：

1988年的《贸易与竞争综合法》将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纳入其中，从而大大扩展了所谓不公平贸易作法的范围；使之远远超出关贸总协定的原则。特别是，国会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将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作法记录在案……每年5月末要向国会递交有关报告……1988年的贸易法还授权美国贸易代表，一旦未能通过谈判要求相关国家改变受到指控的不公平贸易作法，可以对这些国家的进口进行报复。(第64页)

301条款为美国贸易代表扫清了道路，他们可以单方面要求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向美国商品开放本国市场，而美国无需提供互惠待遇。一个结果是通过所谓的“自愿扩大进口”(voluntary import expansions)，详细规定了美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中所占的份额。1986年就头一项“自愿扩大进口”协定展开谈判，以确保外国生产的半导体(据认为主要是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占20％的份额；协定还有附加条款，要求日本保持足够高的价格，以保证美国制造商在国内及第三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进入90年代出现了许多反指控，导致重开谈判，议题是日本是否违反上述附加条款(Itoh 1994)。

克鲁格注意到，1990年超级301条款到期时，布什政府并没有加以延续。但她同时指出：


到1994年冬，在克林顿政府“数量目标”的压力下，美日双边贸易关系又趋恶化。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以政令形式重新启用超级301条款。他坚持认为，对日双边贸易平衡状况以至日本进口的具体项目数量都应该进行双边谈判。他扬言，如果日木不认真纠正导致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的“不公平贸易作法”，未能使美国满意，美国将施以报复(很可能是惩罚性关税)。(第67页)


1995年头4个月，以美国重新动用超级301条款为基础，美日两国就日本向美国企业开放汽车及零部件市场问题展开艰苦卓绝的谈判。整个过程扣人心弦。其间，美国谈判代表威胁，将不经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可，对日本出口的豪华小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同时，外汇市场上日元急剧升值。最后，1995年6月，两国政府终于勉强达成协议，要求日本增加美国汽车及零部件的进口(第11章将解释美放松对日商业压力如何影响汇率变动)。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在1994年宣告结束，随后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但美日两国商业政策上的紧张关系早已根深蒂固，可能还会长期持续下去。那么，它对金融已经造成、还将继续造成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