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是每个国人和每届政府的愿望和目标。通常认为，中国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按照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中国GDP总值为121103.8亿元（按官定汇率约合1.4万亿美元），人均GDP9371元（按官定汇率约合1100美元）。从这个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仍属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就算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大为不及。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公布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的2003年中国GDP总值为14098亿美元，人均GDP1087美元，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本一致；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03年中国GDP总值为63538亿美元，人均GDP4900美元，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大相径庭，相差接近5倍。而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中国的人均GDP也远远不止1000美元。世界银行的两套计算方法得出的统计结果差距如此之大，显然是难以想象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国内的一些学者近几年作了很多相关研究，也引发了许多争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找寻新的视角对GDP核算方法进行探讨，并通过与其他方法的相互印证，得到中国GDP的合理区间。

疑惑：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按照世界银行的两套统计方法，中国在整个国际社会的排名发生了重大差异。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2003年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七，为1.41万亿美元，不到日本GDP的1/3；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达到6.35万亿美元，接近日本的两倍（两种方法统计的世界经济实力前十位的国家相关数据见表1）。由于两种方法的统计结果差别过大，我们有必要具体描述一下两种结果的由来。
名义汇率法是在各国统计部门所公布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之上，按照官定汇率将其折算为美元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焦点在于汇率如何确定。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上普遍建立起了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波动非常剧烈。为了防止由于汇率波动带来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的无谓变动，世界银行采用了通过三年期汇率的平均值来平抑汇率波动的方法，如下所示。


这东西看着很麻烦，其实很简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汇率在短期内的波动除掉，但实际上是除不掉的。它只有三年期，所以三年以外的波动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那种大幅度的汇率升值和贬值是除不掉的。所以这种方法本质上依靠的是汇率，只是对汇率有一些小修小补。
由于中国采取钉住美元浮动的汇率制度，所以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近年来变化不大。因此按照名义汇率法核算的中国GDP，是世界银行在中国官方数据的基础上折算得到的，基本上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一致。
购买力平价法，简而言之，就是在国家之间相互比较时，由于各国所使用的货币单位的不同，要通过一个价格折算因子将这种差异剔除，而对实物量进行比较。打个比方，在中国的麦当劳餐馆，购买一个汉堡包需要10元人民币，在美国的麦当劳餐馆购买一个同样的汉堡包需要10美元，如果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由这一个汉堡包而带来的美中两国GDP差了8倍还多，但事实上，一个汉堡的价值量是固定的，只是由于计价货币的差异才导致了GDP的差别，实质上由这同样的汉堡包带来的两国GDP是完全一样的。这是购买力平价的基本含义。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商品种类繁多，各种价格指数纷繁复杂，要想完全剔除由于价格差异导致的GDP变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来解决这一问题。
购买力平价的估算方法有从支出角度测算的支出法(ICP方法)法和从生产者角度测算的生产法（ICOP方法）两种，这是与国民经济核算的两种方法相对应的。世界银行也是通过对全球118个国家各行业产品和服务价格体系进行广泛调查后按照国际通行的核算原则进行计算的，这第二套排名的结果就是运用ICP比较的结果。ICP是联合国比较项目，是一个一个分开做的。因此凡是没有比较的年份用增长率外推，用本国货币计算的增长率外推，还有很多没参加的国家都是用这种方式推出来的。这里面有两个外推，一个是时间的外推，一个是空间的外推。中国没有参加ICP，数据是用的任若恩和陈凯在86年做的那个比较结果外推的。世界银行最后做出的GDP63538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的结果就是在此基础上得来的。这样相隔几近20年的外推时间实在太长，而且中国这20年正是改革深入开展，各种指标体系变动激烈的时期，这种计算方法必定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但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参加ICP，没有新的结果来替换它。
由此可见，中国2003年6万多亿美元的GDP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更好像是别人出于种种目的而强加给你的光环，而1万多亿美元的GDP总量又似乎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呼声甚嚣尘上的关口上显得过于单薄，孰是孰非，确实如雾里看花，迷茫一片。

强大抑或落后：中国经济质疑回顾

近年来，在国际上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一种是中国威胁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独立于世界经济的低速增长而一支独秀，甚至有10年之内赶超美国的可能，；另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的数据是假的，中国严重高估了GDP，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针对两种论调，国内的学者们旁征博引，纷纷撰文发表评论，主要有国内研究GDP的专家任若恩、许宪春等人。
先说认为中国GDP高估的罗斯基。罗斯基（2001）以“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如果相信中国的GDP统计，风险可要自己承担”两篇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指出，在1997年到2000年之间，中国经济累计增长了24.7%，可是能源消耗下降了12.8%，国内航线的旅客里程数仅增加了2.2%。用这些数据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高估了GDP。他认为中国1998年的GDP增长大概只有2%，甚至有可能是负的。后来任若恩教授（2002）发表文章“中国GDP统计水分有多大”以1971—1999年间日本、德国、英国、韩国、美国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能源消费与GDP增长不同步为论据反驳了罗斯基的观点，指出罗斯基的研究由于方法的片面性，其结果是不负责任的。之后罗斯基（2002）又发表“近年来中国GDP增长核算：目前的状态”引经据典，表示任若恩的研究是脱离实际的，依然维持其关于中国GDP高估的观点。
那一时期关于中国GDP是否高估的争论热闹非常，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和衰退，何以中国能够独善其身，这引起了大家的“眼红”。这从罗斯基的文章中认为1998年中国公布数据的尤其可疑中可见一斑，因为国内学者也普遍怀疑1998年为了“保八”而公布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二是罗斯基的文章一直在能源问题上紧咬不放，原因在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有统计表明中国在1996—2000年间的能源消耗系数是下降的。如果接受罗斯基关于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观点，就相当于认为中国的能源消耗系数没有下降，那么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没有减少，中国就要负起承担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
再来看关于中国GDP低估的讨论。从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大幅度的向上调整（幅度达到34.3％）开始，GDP是否低估就成为一个重要话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竞争地位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排名又将中国推向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导致关于GDP低估的讨论愈演愈烈。针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专家，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许宪春先后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由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统计数据质量不高和体制性转轨等因素，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在其多年统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测算，中国的GDP并不象世界银行指出的有那么大的低估幅度，而是有的地方高估，有的地方低估，最后GDP总量变化不大，或略有低估。并且指出随着中国统计工作质量的提高，目前在方法体系上已与国际接轨，世界银行也基本认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学者王小鲁也认为“中国的GDP的统计过程中也存在相当多的漏洞，有很多没有算进去的部分。但总体来讲，在1990年代我们认为虚报的比漏报的情况严重。”，由此可见，国内学者的普遍观点还是认为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基本能够反映GDP的真相。至于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所得到的世界第二的排名，前面已经说过由于中国的数据年代过于久远，可信度不高。
为什么国内外在GDP低估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呢？从正常思维来看，向往富裕是每个人的共性，何以国外的一些论调将富裕的帽子冠于中国，而中国却坚持不受呢？事实上老外给你戴高帽是有原因的。如果中国真的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那么中国就走出了贫困国家的漩涡。在国人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时，低收入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能够享受的优惠待遇将不复存在，而我们的人均5000美元如果是被强加在头上的高帽，就更加得不偿失。所以，隐含在GDP低估问题争论的背后深层次原因无外乎是一些发达国家意图以中国走向富裕为由来直接增加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缴费义务，并使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获取优惠贷款以及在国际贸易中的一些特惠待遇受到影响。而国内学者也看破了老外的用意，从科学的测算角度以充分的证据证实了中国的GDP没有低估，对其论调还以颜色。
总之，不论是对GDP高估还是低估的争论，背后都隐藏着话外音，因此不论是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我们都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澄清。

中国GDP被低估的证据

国内对GDP的研究由来已久，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得到的结果差异较大。笔者拟找寻一个新的视角对GDP进行讨论，并通过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的比较，找到GDP的合理区间。
GDP作为一个衡量一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重要变量，说到底是一个相对的的概念，在比较时应当找一个标尺，这个标尺就是各国所生产或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所包含的价值量，价值量的表现就是价格。让我们来看下面的公式：GDP = Ex ∙ ∑ P∙ Y。Ex表示汇率，∑表示求和符号，P和Y分别表示价格和产量。在这个公式中，产量是实在的，而价格的决定方式在各国是不一样的，汇率在本质上也是购买力平价，因此在GDP的决定中，价格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这里揭开各国价格水平巨大差异的面纱之后，我们会发现造成国与国之间产品价格差异的重要原因除了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以外，更加重要的是各国市场化程度不一所带来的定价模式的差异。由于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是各国在发展历史中由于各种原因长期积淀下来的，而且它造成的差别是价格体系所内在固有的，并不影响国家之间的相对价格；而市场化程度不一所带来的各国定价模式的差别则会影响到整个价格体系的合理性，从而使国家之间的相对价格水平失真。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行政干预、价格双轨制等手段会使整个价格体系扭曲，使得购买力平价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从而使得根据购买力平价进行衡量的GDP偏离真实水平。因此，本文拟从衡量各国市场化程度的角度来对世界银行用购买力平价所做出的GDP的真实性进行剖析，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国际上的一些专业机构近年来都进行了关于经济自由度的相关排名，排名的变量体系主要包括银行与金融、资本流动与外国投资、政府财政负担、政府规模、薪酬与价格、贸易自由度、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产权、监管及黑市活动等因素。我们可以拿经济自由度的排名结果近似地衡量各国的市场化程度。由于各机构在排名中选取的方法不同，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得分也各有不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 International, 2002）的“世界竞争力评分”评价2002年中国的竞争力为52分（以美国为100分），排在第31位（总共评价了49个国家和地区）。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Heritage Foundation, 2003）将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排在世界第127位（总共评价了156个国家）。美国的民间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在2003年发表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中中国位于90位（共评价了123个经济体）。由此可见，在这几套排名中中国在自由度方面均处于较落后的位置，尽管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对中国市场化程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都对国际上的排名表示质疑，但结合中国的实际以及国际上普遍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现状，本文中接纳美国卡托研究所对我国市场化程度的评价。
市场化程度的低下所引起的价格体系的扭曲会导致以购买力平价所衡量的GDP水平的失真。如果我们以各国的市场化指数和购买力平价指数（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GDP与名义汇率GDP的比值）做一个回归分析，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样，我们采集了世界上103个国家的市场化指数和购买力平价指数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图1所示。
如果我们以X表示经济自由度指数，以Y表示购买力平价指数，回归分析的结果为：lnY=5.92-2.74lnX。


计量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国的市场化程度与购买力平价指数基本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购买力平价指数就越低。这样世界银行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出的GDP和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出的GDP就越接近，关于GDP的争议就越小。而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在123个国家中仅居第90位，市场化指数较低，而购买力平价指数在4.6左右，说明世界银行按照名义汇率法所计算的中国GDP确实是有所低估的，它没有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上述分析是较为抽象的，下面我们可以通过找几个国家的相关指标来说明这一点。出于握资料的限制，我们只能使用2000年世界银行和《世界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数据。2000年按汇率法中国的人均GDP为852美元，这样，我们找到了几个在世界银行按照名义汇率法的排名中比中国靠前的几个国家，却发现他们的某些指标却落后于中国，说明世行按照名义汇率法的排名确实低估了中国的GDP。见图2-5。（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统计年鉴》）

中国GDP被低估的原因剖析——对两个问题的回答

关于GDP的核算中各种统计数据的差异，我们应该弄明白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在统计GDP的时候是不是采用了和国际上相一致的方法？这个问题回答的是以本国货币为单位的GDP数量的大小。换句话说，现在的工作到底跟1993年的SNA（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多大差异？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还是采用的1993年的SNA的方法，而我们也说我们在做各方面的工作尽量往1993年的SNA上靠。我们现在还有哪些方面没有靠上呢？这也就是说本国货币的GDP 在口径和覆盖范围上是否不具可比性？
第二个问题，当以本国货币计算出来的GDP在口径、概念和覆盖范围上都相等的时候它仍然是以本国货币做的。这时候有两个因素是不可比的，一个是不同国家的货币，一个是不同国家的价格。因此还需要找到一个换算系数来把一个国家本国货币的GDP转成一个国际可比的换算单位。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回答能够让我们看清GDP低估的原因。

第一个问题：以本国货币估算的GDP在口径和覆盖范围上是否与国际通则相一致？

中国的GDP核算，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从采用产生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到今天的将93版的SNA用于统计工作实践并参加IMF的GDDS（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tem），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在此之前是国民收入核算。在GDP核算体系建立的初期，主要使用生产法进行核算，之后又实行了支出法和收入法，而且在各种统计方法的核算中，均采用了现价和不变价两种方式进行。在发布程序方面，要经历初步估计、初步核实、最终核实以及历史数据调整等几个过程之后，才公布最终的统计数据。但是由于我国的GDP核算体系建立较晚，又受到经济转轨时期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产生了很多弊端。
其一，产业部门分类和支出部门分类太粗，满足不了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分析的需要，也满足不了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报送材料的需要。
如，小规模的工业抽样调查开展的时间较短，尚不能提供详细的产业部门分类需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个体户等经济形式大量涌现，他们一般都没有完善的财务报表体系，统计部门核查起来也较为困难，很难避免遗漏。
其二，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现象较为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处于转轨时期的特殊原因造成的
首先，核算范围不全。核算遗漏人所共知，但无人能够列全这些服务的清单，其中主要遗漏是企事业单位为职工提供各种免费或低费服务(如幼儿园)以及农村服务业等。而且，现行统计对金融、保险和证券业增加值的计算也很不完善。对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现有统计可以掌握其产出、中间消耗，以及用收入法计算增加值的各种原始资料，但是，对于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以及几乎全部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则缺乏必要的统计。律师、会计师服务、因特网服务以及其他新兴服务业，由于没有相应的统计，其增加值尚未计算。
其次，某些服务计价过低，其中房地产业最为严重。在市场健全的国家，住房租金占工资收入的比重很大，但我国过去住房近乎免费，即使住房商品化取得一定进展的今天，情况尚未根本改观。
再次，核算体系的缺陷。我国的服务业按照收入法估算，增加值应当包括四个方面：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本折旧。其中，前两项占绝大比重。有些行业如教育和医疗等由民间和政府同时提供，且目前以政府部门为主。由于政府提供服务不是盈利行为，不存在营业盈余，而劳动者报酬的核算又存在着严重缺漏。教师收入除国家支付的固定工资外，还有兼职收入、讲课收入、项目收入、办班收入、基于学生收费而增加的收入等，这些收入通常不少于固定工资。现行统计只能把握由国家财政负担的教师工资和由教师承担的国家研究项目收入，其他收入一概无法计算。至于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教育，除劳动者报酬外，还有营业盈余，由于缺乏相应的统计，其增加值基本上不予计算。医疗行业的情况基本相同。
其三，价格指数资料存在缺口，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存在薄弱环节
在统计中我们使用可比价格法，每10年定一个可比价格，上世纪90年代用的是1990年的价格为基期价格，目前用的是2000年的价格。由于时间的久远，许多当年的东西已经找不到了，这样找不到基期的价格，就只好用当期的价格，这样就会夸大实际的增长率。价格指数的缺失也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比方说，中国目前没有编制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在测算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时使用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对应服务项目指数，但某些服务项目如广告的服务对象不是居民，这时的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就只能找别的价格指数代替，必然会影响到数据的准确性。而且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薄弱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准确性带来影响。
其四，未被观测经济核算的不够全面
根据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的定义，未被观测经济包括非法生产、地下经济、非正规部门的生产等活动，这些活动容易被生产所遗漏。根据该组织提供的信息，被遗漏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澳大利亚为3%，意大利达到15%，而俄罗斯达到了25%。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虽然对一些未被观测经济（如农民的自产自用农产品的生产活动）进行了核算，但对于某些行业由于缺乏有效的统计手段和措施，遗漏在所难免。比如，我国的歌厅、酒巴、游艺、娱乐等行业，由于具有零星、分散、甚至非法等特征，现行统计不予考虑。但联合国1993SNA与1968SNA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对非法的地下经济也要估算其增加值。
第五，有些统计数据容易受地方的干扰
目前，统计系统的独立性不强，地方官员出于对政绩的考虑，对一些数据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的事情时有发生，造成部分统计数据的高估。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关于中国GDP的研究中指出，在工业增加值中，基层工业部门的虚报以及我国实施的可比价格制度均造成了工业增长率的高估；在许宪春的研究中，也指出了基层管理部门普遍存在的虚报数据现象导致了中国农村工业统计和农业统计数据的高估。
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中国GDP核算的真实性打了折扣。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工农业增长率的高估和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是GDP核算问题的主要方面。在许宪春的研究中，他将GDP核算中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居民住房服务的非市场化导致GDP低估3.3个百分点；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特殊的价格政策对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企业出售产品时卖低价，亏损部分由政府补偿）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对消费者的转移支付，企业并未因此获益，这会导致GDP低估约1个百分点；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为内部职工提供的如医疗、托儿、教育等低价或免费服务会使GDP低估约0.8个百分点；但在农村工业统计和农业统计中由于数据质量不高而导致的GDP高估约有3.5个百分点。这样，从总量上看，GDP仅低估了两个百分点。但是，由于核算的不准确就带来了产业结构的扭曲。从根源上说，上述导致GDP核算失真的原因主要是由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造成的。
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大量存在着价格管制性因素和市场准入壁垒，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从一开始就相对滞后，且步步滞后。尤其在服务业方面存在过多地国家垄断，比如金融业强大的市场准入壁垒，导致金融业的竞争低效率，不利于金融市场合理的价格形成。而且，大量国有企业的存在所带来的对职工的各项福利补贴，包括福利房的分配等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公开市场价格的形成。国家垄断和补贴导致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相适应，不论运用什么样的价格指数，都不能正确反映中国的供需条件。总之，价格和市场准入的限制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必须指出，结构扭曲有两个方面：一是核算性偏差，二是体制性压抑。前者需通过改进核算方法和调整统计数据解决，后者只能通过市场化改革消除，且核算性偏差也有体制根源。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市场化程度的老问题上，看来解决GDP核算问题的根本还是要归结于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体制转轨的进程。
上面是关于中国的GDP在核算中的一些问题，当然，很多问题不是中国有特有的，比如，服务业的覆盖范围不全、地下经济的统计手段缺失等在一些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至于转轨经济所产生的中国特色，我国政府也通过取消福利分房、进行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等方法尽量避免引起GDP数据的失真。经过多年的努力，1999年3月世行代表团来华访问，全面考察了中国的GDP核算和相关的统计工作以及价格体制等方面的情况，最后世行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认为中国具有高标准统计体系，世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代表团表示，世行将根据正常做法，在其出版物上公布中国人均GNP时直接利用中国官方数据进行计算，基本不再进行调整；同时，利用中国官方数据修订世行以前年度的中国人均GNP数据。
这样我们就回答了关于中国GDP的口径和覆盖范围是否与国际原则相一致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如何将本国货币计算出来的GDP转成一个国际可比的换算单位来进行各国综合国力的衡量？

我们知道，世界银行用名义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两套方法用美元对各国GDP进行了比较排名，而且前面关于各国市场化指数和购买力平价指数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世行运用汇率法测算的GDP确实有所低估。我们就来看一下汇率法到底为什么造成了中国GDP的低估。
按照GDP的计算公式GDP = Ex ∙ ∑ P∙ Y，这就是世界银行通常采用的汇率法。汇率法中包含了4个要素：汇率、求和符号、价格和产量。偏偏这四个要素都有问题，都有争论。
第一、价格差异产生的偏差
比如，陕西的小米很便宜，陕西农民卖10000斤小米，折合为美元还买不到一台电视机。在美国，拿1000斤小米就可以换一台电视机。如果拿电视机作参照物，美国农民和陕西农民生产相同数量的小米，美国小米的价值就比陕西高了10倍。价格不一样，不仅绝对价格不一样，相对价格也不同，那么能不能用一个价格体系来讨论各个国家的情况呢？那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价格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资源的稀缺性。西方国家总体来讲资本过剩，所以劳动力就比较贵，工资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是充足的，而资本短缺，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水平比较低。只要我们还有巨大的剩余劳动力，那么工资水平在短期内就上不去。这样的差距就使得我们简单的把价格作为一个向量放在里面就会产生偏差。
第二、并非所有产品都进入国际贸易
江西、湖南农民酿制米酒，自产自销，绝大部分都被本地人喝了。米酒在本地销价极低。日本也生产类似的米酒，但产品商品化了，价格很高。同样是米酒，价格差距很大，这是价格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扭曲。因为江西、湖南的米酒没有进入国际贸易，拿它的价格乘上产量，再乘上汇率，那显然就是一种扭曲。
第三、统计范围不同导致的扭曲
这个问题大概是最严重的。哪些算哪些不算，从历史上的研究一直到现在都存在着差异。为什么在西方有些服务业比如律师业，它可以计算出它的产值？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纳税体系。律师不管给谁打官司，对方付给他的一定是支票，这样他就非交税不可，否则就是严重违法。所以根据律师一年交了多少税，再按税率计算，就可以计算出律师的产值了。
中国的税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税制是非常不健全的。目前在中国很多的服务是无法计算产值的。
第四、产品或服务质量上的差异
我们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不得不放弃机械制造产品，因为质量不一样，像汽车工业，奔驰和夏利相差大了。服务业也缺少可比性，律师打官司，名律师打一个官司的报酬和一般律师的肯定不一样。这样要是讨论不同质的产品或服务值多少钱就会无休无止。这也使得我们在讨论GDP的时候会造成一些扭曲。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从中能够看出用汇率法核算GDP所造成的扭曲。
按照人民币来算的增长率是大家公认的。84年的汇率是2.796，但是人民币一路贬值，贬到了8.290，相差了3倍多。这是好事，因为人民币贬值改变了我们国家的生产结构，大大增加了出口，所以GDP增长上去了，GDP的总值一直在上升，增长率一直很高。但是如果拿美元来算，会很奇怪，一会正一会负，原因也是在于汇率的波动。汇率贬了，本来增长了可是一换成美元就好像没什么增长了。人均GDP变得更多，好像相当长时间几乎没有增长，这完全是不符合我们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了解的。这也说明以美元核算的中国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在由汇率决定的情况下，是无法反映GDP的真相的，因此汇率法必然带来扭曲。有学者也对1984—2000年间日本汇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做了分析，最后发现以日元衡量的经济增长率和以美元衡量的差别甚大，主要原因是日元对美元在这一阶段时而升值，时而贬值，日元升值时以美元衡量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一般大大高于以日元表示的真实水平，日元贬值时以美元衡量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则小于以日元表示的真实水平，从而使以美元核算的GDP被假象所掩盖，汇率法给我们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误解。(见表2)

下面再来看一下购买力平价法。

购买力平价无非是找一组商品，看看花同样的钱，按照你的购买力能买到多少东西。前面我们已经举了麦当劳汉堡的例子，从那个例子中我们几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现实生活中产品种类的纷繁复杂，价格体系的庞大以及产品质量的衡量方法等等各种各样的限制击碎了这一希望。让我们看看下面的研究结果。
同样是购买力平价法，萨默斯和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差了一倍还不止，这在统计上是不多见的，它使得我们对GDP的研究无所适从(见表3)。 前文已提到由于中国没有参加ICP，世界银行对中国GDP的购买力平价统计是在1986年数据的基础上外推出来的，准确性不大。因此我们想通过购买力平价法得到对中国GDP的正确认识是很困难的。
综上，中国GDP低估的原因有我们自身在核算方法和核算体系上的不完善，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世界银行所采用的汇率法的固有缺陷将这种低估放大了。遗憾的是，理论上非常行得通的购买力平价法出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给人带来令人信服的结果。

低估的修正—中国GDP的合理区间3000-3600美元

基于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市场化指数法

我们采用前面根据市场化指数与购买力平价指数做出的计量检验的结果来对中国的GDP进行估算。
首先，我们对中国的基础数据进行修正。前面关于中国GDP核算体系上的缺陷已经讨论了很多，这里我们采用许宪春的研究结果，即在中国官方公布的2003年人均GDP1100美元的基础上上浮2%，结果为1122美元。
然后，我们根据前面做出的计量模型lnY=5.92-2.74lnX，将中国的市场化指数5.7代入模型，得到修正后的购买力平价指数为3.14，这样，我们认为中国的人均GDP的合理值约为3523美元（1122*3.14），GDP总量为45526亿美元。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采取的方法的基础是购买力平价法，只是从市场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修正。由于统计工作的质量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我们认为进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时，从这个角度对购买力平价进行修正的结果是可信的。
当然，对于这个容易产生假象，通常令人疑惑不解的问题，仅仅采用这一种方法对其进行估算是不够的，同时使用别的方法对我们的结果进行佐证是非常必要的。在目前的GDP研究领域，有多位学者的研究都力图对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进行修正，较有影响的有徐滇庆的加工深度系数法和赵海生的真实比价法。

加工深度系数法

徐教授认为，不论用汇率法还是用购买力平价进行核算，在产品选择、价格、产品质量、汇率变动方面，都存在一些难以统一，引起争论的地方。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就必须选择完全相同的产品，要让产品质量基本一致，要采用同一组价格，做到完全不受汇率影响。比如，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生产一吨钢就是这个价格，生产一吨煤就是这个价格，不受汇率影响，不受相对价格影响，因此我们在选择产品时要选同质性最高的产品。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就是工业原材料和基本农产品。美国生产的小麦和中国的小麦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的煤和美国的煤也区别很小，特别是石油，各个国家的石油区别是很小的。同样，像农产品中的棉花、大豆、玉米…，工业产品中的发电量，烧碱，粗钢等等都不存在重大的质量上的差别。因此，选取一组原材料和农产品作为统计对象就可以避免因产品质量和选取统计样本不同而产生的误差。因为大多数国家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都生产这些东西。所以挑选出这些原材料来作为统计对象，对各国来说，大体上是公平的。
用这种方法，他创造了一个“虚拟原料价值”。由于世界各国的原材料价格各不相同，如果采用各国本地的价格仍然会掉进歧义的陷阱。为了克服这个弊病，选取一组虚拟的国际市场价格，用这个价格来乘以各国的原材料产量，得出一组数据。用一个固定的价格来乘以各国的原材料产量，徐称其为虚拟原料产值。在这里面，不论产地在美国、中国还是津巴布韦，每类产品只对应一个价格，此价格参考芝加哥期货市场价格得到。用此方法的衡量标准是原材料和农产品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比重越高，意味着该国的工业化程度越低，反之工业化程度越高。方法确定后，徐选取了37个经济部门比较完整的国家，选择了17类农产品和13类工业原材料进行比较。在他的研究中，假定别的国家的数据准确，以便找到衡量的标准，然后以中国在发展水平上肯定低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但肯定高于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菲律宾等国家为根据，推算出中国GDP的合理范围。
徐教授通过对1998和2000年加工深度系数（等于虚拟原料产值除以GDP）的比较后发现，不同年份的加工深度系数呈现稳定性的特点，工业国较低，仅为0.02，而落后的国家如津巴布韦为0.24，因此中国的加工深度系数一定在0.02—0.24之间。那么中国究竟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呢？首先这个方法并不能告诉你中国有多少，这个方法只是告诉你中国最低的底线在哪。底线怎么算？用津巴布韦来算。假定中国的加工深度系数和津巴布韦一样，中国有多少。按照这样说的话，津巴布韦的加工深度系数是0.2367，中国的虚拟原料产值是2847.97亿美元。如果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和津巴布韦的一样，中国用这些原材料就能生产出12131亿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98年中国GDP为78345亿元，折合9554亿美元。这样的话中国的GDP底线要在汇率法数字的基础上至少向上调整27%。这个是底线，不能再少了，因为中国比津巴布韦强多了。如果我们跟菲律宾差不多，菲律宾的加工深度系数0.1052，而中国肯定比菲律宾强，中国能做很多东西菲律宾做不了。中国的电子行业、机械加工行业、汽车行业都比菲律宾强。但是如果用菲律宾的加工深度系数0.1052，那么中国的GDP是27380亿美元。德国GDP为21440亿美元，日本为3940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菲律宾相当，中国GDP就超过了德国，居世界第三位。徐认为我们比菲律宾强，按照菲律宾的加工深度系数我们第三。在98年，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是12.47亿。按照上述算法，平均到每一个人头上的原材料国际价值是230美元，如果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菲律宾差不多，那么中国的人均GDP可能在2200美元左右。
按照徐教授的推算，中国98年的人均GDP为2200美元，按照这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2003年的人均GDP约为3223美元。

真实比价法

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价格是价值的反映，但是价格并不时时刻刻与价值保持一致，而是经常偏离于价值，即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有时低于价值；从长远来看，价格是围绕价值这个中心轴上下波动的。对价格进行无数次平均，其均值就等于价值。汇率与真实比价的关系，恰恰如同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一样，即汇率与真实比价经常不一致。同样，对汇率进行无数次平均，其均值就等于真实比价。在这里需要注意到一个前提，这里指的“价格”，应当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影响后的可比价格。这就要求用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NI）减缩（或紧缩）价格指数来校正汇率。在他的研究中，通过将研究的年份尽量拉长来排除汇率的无谓波动对GDP的影响。他认为，当研究区间为1年时，他的方法就是一般的汇率理论；当研究区间为3年时，就是世界银行采取的名义汇率法；而当研究区间为无穷时，计算结果就是“绝对真实比价”。当然，无穷大的研究区间是做不到的，但只要我们能采集到自有准确数据统计以来的最大样本，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接近于绝对真值的“准真实比价”。
沿着这条思路，他采用了1869—1938，1949—2000共122年的数据对中美两国的货币的真实比价作了分析，并以两国间的真实比价为基准，对中美两国的GDP总量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以2000年当年价格国际元计算，中国GDP总量约为美国GDP的41.5%；中国的人均GDP为3230国际元，约合2000多美元。这样，按照他的方法，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也在3000美元以上。
综合上述两种方法和我们的研究结果，可得到2003年中国人均GDP的合理区间为3000—3600美元，而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人均GDP为4900美元。这说明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出的中国人均GDP有一定程度的高估。

下面我们通过中国与其它几个国家相关指标的比较来对我们的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同前面的比较一样，出于可掌握资料的限制，我们也选取2000年世界银行和《世界统计年鉴》公布的统计数据。2000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DP为3823美元，我们选取了排名比中国靠后的国家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比较，发现了中国在几项指标上还较他们落后，这说明中国的GDP有所高估。见图6-9。（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统计年鉴》）



新的经济平台下的思索

上面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其他方法的佐证找到了中国GDP的合理区间，即人均3000—3600美元之间。这既不同于中国官方所公布的1100美元，也不同于世界银行所公布的49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既不是国际上近几年所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是有人所认为的“中国崩溃论”。
首先，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肯定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均得到了大幅提高，在国际经济中我们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这使得“中国经济会陷入衰退”的担心显得多余。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剧，据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并且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也许正是我们目睹在大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收益的同时，又不得不忍受中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停滞，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原因所在。目前，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花大力气去缓解，则下步中国的发展会陷入制度僵滞，那时候这个社会上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因此，人均GDP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自信心，但是从长远来考虑我们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
其次，中国目前已经加入WTO，已经在各个方面全面加入国际竞争，我们应当根据我们在国际上的正确位置行使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该我们履行的缴费义务我们决不推辞，但是不该我们承担的我们也坚决不予接受。我们认为中国的合理GDP是3000多美元，这样的水平依然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按照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我们应当享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优惠待遇和其他优惠措施，但是环顾我们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前景并不乐观。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案此起彼伏；某些行业的非关税壁垒层层阻隔；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整个国际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日趋严厉。对于这样的发展环境，我们必须严阵以待，正视自身在国际上的位置，坚决维护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从我国的产业政策来看，我们正在致力于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一方面发展新兴的高精尖行业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用现有技术改造传统行业以提高其生产效率，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能源、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本文中得到的研究成果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中国人的消费还是很有潜力的，这给了我们继续大力发展房地产、汽车、教育等行业的理由，一些耐用消费品的升级换代也为我们的供应商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当然，这些行业的发展一定要与大众的消费能力相匹配，我们只是得到了宏观的分析数据，具体到各个行业需要通过细致的市场调查来进行规划。比如现在的房地产业，在各大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泡沫，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措施来对其进行限制，但我们的宗旨是要谨防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恰恰是为了它的健康发展。还有汽车业目前也陷入了低迷，但通过统计数据的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依然处于很低的水平，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汽车业的前景依然看好。
最后，再回到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上来。文中我们用大量篇幅说明了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市场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我们目前也确实在下大力气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我们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大幅提升我们的竞争地位。与此同时，我国的统计工作也会更加透明，质量大为改善，那个时候，GDP能够更真实的反映我们的国力，也会减少我们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