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标志着冷战后美国的全球霸权步入新的阶段。恐怖主义的冲击和布什的世界观交互作用，将霸权战略推向“新帝国”的高峰。霸权扩展在注重现实主义、硬实力、硬扩张和战略进攻的同时，也结合自由主义、软实力、软拓展和战略缓和；在突破传统战略思维的同时，也秉承美国大战略基本不变的要素。经过反恐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与重建的实践和检验，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进一步成熟并奠定未来的基本走势。
一、“9·11”事件的影响与布什的世界观
美国霸权的根源、霸权战略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要素等，决定了布什政府扩展霸权的总体模式。“9·11”事件的冲击和布什世界观所代表的战略思想等，则是导致美国霸权在新时期发生新变化和呈现新特点的重要因素。
“9·11”事件及其后开始的反恐战争，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就像1898年的美西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1991年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开启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或霸权的阶段性变化。首先，该事件明显削弱了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由此开始，对外政策成为政府的首要议程，保护本土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国家首要任务，国会两党变得十分团结并向政府提供坚定支持，舆论和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急剧上升，全国上下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大力支持介入国际事务以消除威胁。其次，这是自1814年英军火烧白宫以来美国本土首次遭受大规模袭击。它打破了“两洋”护卫下的世界超级大国本土安全的“神话”，使美国人非常强烈地认识到自身安全的脆弱性，感到自己生活的世界充满危险，并意识到美国必须保持警惕和采取行动并在需要时做出牺牲。正如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所说，“最具根本性的是，‘9·11’事件充分体现了美国的脆弱性”。[1]再次，它粉碎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幻想，使美国在苏联解体10年后再度面临一个明确的严峻威胁。一度因缺乏明确敌人而迷失方向的霸权重新找到了目标，并将恐怖主义这个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形成、在力量上与美国严重不对称并采用不对称手段发动攻击的“新型敌人”置于国家安全战略议程的首要位置。
布什的世界观主要体现着现实主义政治思维（确切地说就是霸权主义），也接受了威尔逊关于美国应在国外促进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这种世界观的核心有两个方面，其一主张美国勇于承担“神圣使命”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认为美国强大的实力以及不顾别国反对而使用力量的意志是捍卫其世界利益的关键；其二认为美国在民主的扩展中获利最大，应该利用美国现有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长期的民主和平。此外，布什对世界还有5个主要观点：（1）苏联崩溃使许多人只看到机遇而忽视了美国边界以外存在的危险，事实上世界仍旧充满恐怖主义、导弹和狂人的威胁。美国的独特地位使它最有可能成为敌对西方的国家或组织的攻击目标。现在美国处于近乎自然状态的危险世界，在这种状态下生存就是战争。美国不能依靠别人来提供保护，必须使用自己的超强力量改变世界现状并主动“到境外寻找和剿灭怪兽”。（2）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与黎塞留或梅特涅时代没有任何差别，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关键角色。国家要设法扩大自身利益而不是创造“不切实际的国际共同体”。没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势力就会萎缩。（3）即使在全球化的世界，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也最为重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优势是真实的也是可用的，使用力量的意志要坚定且只能符合自身利益，不能被别国的强烈谴责所阻止。（4）多边协议和国际机制既不至关重要，也不一定有助于美国的利益，相反只会束缚美国及其他守法国家，而无法约束决意损害美国利益的国家；摆脱国际条约束缚更能增进美国安全。但美国也不完全排除与国际机构合作，特别是服务于美国近期具体利益的多边机制。（5）美国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国，其需要符合所有人的愿望；它也决非一个“帝国”，其利益在于促进自由、繁荣与和平。这种纯净的动机意味着美国自信地使用力量只会威胁那些害怕自由和市场的国家，而不会疏远其盟友，也不会使遭受独裁统治的国家的民众失望。只要美国领头，其他国家就会尾随其后。布什本性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卤莽而非谨慎、先入为主而非反应性、敢于面对风险而非规避风险、注重采取行动而非无休止地争论的总统。他虽然善于听取幕僚的意见，但必要时却敢于推翻所有顾问的建议，最终依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策。更何况他的幕僚与他观点基本一致。
“9·11”事件不仅证实和强化了布什的世界观，还为他据此发动一场对外政策的“革命”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事件发生的当天布什就表示，美国必须准备对新的敌人发动“新的战争”。次日他再度表明，美国必须做出足够强烈的反应，以使恐怖分子感到痛苦，并向世界其他国家表明美国的政策已经发生根本改变。
二、完整理解“新帝国”战略
“9·11”事件前后，布什首先在一系列重要演讲中逐步提出对外战略的主要观点。这些演讲包括：2001年7月17日在世界银行的讲话、2001年9月20日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2002年1月29日发表的国情咨文、2002年3月14日在美洲开发银行的讲话、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等。同时，政府发表的相关文件也充分体现着他的观点。这些文件既有侧重于军事领域的《四年防务评估》（2001年9月30日）和《国防报告》（2002年8月15日），也有综合性的《国土安全战略》（2002年7月）和《国家安全战略》（2002年9月），还有直接针对美国首要战略任务的《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2002年12月11日）、《反恐怖主义国家战略》（2003年2月14日）等。这些讲话和文件从不同角度共同阐明了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
作为布什世界观的体现，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无以伦比的军事实力和作为自由、民主化身的影响力结合而成的权力。该战略判定，美国处于“一个恐怖分子、独裁者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面临混乱、不安全、充满来源不确定的威胁的国际环境。正如布什所说，“我们具有一个比消除威胁和遏制仇恨更大的目标。我们谋求超越反恐战争，建立一个公正而和平的世界。”[2]因此，美国要光大自由和创造安全，“向恐怖分子和独裁者开战来保卫和平，同大国建立良好关系来维护和平，对每一个大洲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加以鼓励来扩展和平”；也就是利用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使世界变得更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利益。为此，美国将努力“开创一个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力量对比态势”，创造条件以使所有人都能选择民主和自由，进而促进“所有国家和社会都能自主选择和应对政治、经济自由带来的回报与挑战的条件”。[3]美国面临的主要障碍或危及生存的最严峻的威胁是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这个威胁与美国在内战、二战或冷战时期面临的威胁同等重大”。[4]该战略明确提出“先发制人”主张，认为恐怖主义者和独裁者决意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决不会让它们的企图得逞，将加强对弹道导弹和其他运载工具的防御，同其他国家合作来消除、遏制和削弱敌人获取危险技术的企图，并在威胁完全显现之前就采取行动加以铲除。换言之，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在“无赖国家”及其庇护的恐怖主义者能够威胁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友之前阻止它们。同时，“9·11”事件使美国人认识到，像阿富汗这样的脆弱国家也能像强国一样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巨大威胁；贫困不一定会使穷人变为恐怖分子和杀人犯，贫困、软弱的机构和腐败却可能使脆弱的国家难以抵御恐怖主义网络和犯毒集团的渗透、发展。因此，美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恐、反扩散、打压或改造“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等。
用布什的话来说，美国全球战略由三根支柱组成，即反恐、建立稳定的大国关系和扩展民主。究其实质，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新特点和新内容的核心是“促变”。“在布什政府看来，世界不能停滞不前。没有美国的强烈干预，国际环境对于美国及其价值观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采取强烈的干预行为却能帮助增进全球的安全，并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5]扼其要义，就是“打击”、“改造”、“整合”、“新秩序”四个词，即打击恐怖主义和独裁者，改造“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地区甚至文明，促使现有国际机制、世界政治结构乃至世界历史朝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演变，最终整合出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即单极霸权体系。正是这些“新意”使深受冲击的世界强烈感到布什政府在近乎激进地实施一场“外交革命”，并将它宏大而野心勃勃的战略规划冠以“新帝国”战略之名。
三、战略的内在延续性
正如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查克·黑格尔所说，对外政策“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桥梁”。[6]布什政府的“新帝国”战略虽然强调新威胁、新现实和新对策，也摒弃了不少传统的战略思想观点，但总体看仍然是继承多于改变。许多战略思想、主要战略原则、战略目标都具有很强的内在延续性，将贯穿于未来美国对外战略的演进。
从战略思想上看，虽然始终存在各种“主义”之争，但“美国的对外关系史并非如人们通常描述的那样是权力和理想斗争的历史，而是二者相互混合渗透的历史。美国的理想总是蕴涵着它的利益。美国的意识形态也总是被调整，以便同美国对领土和市场的渴求保持一致。简言之，权力、意识形态和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状态。然而，这些关系却比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更加微妙和复杂。权力有时受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的争斗以及某个关键州的幕后势力所束缚；对外扩张被国内政治的紧急状态、种族态度及共和意识形态所制约；同盟关系和多边战略如果有助于促进美国的利益，也可能被采纳，单边主义就会因此得到调和。因此，如今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许多方面都比大多数人以为的更坚实地植根于历史，也比支持者或批评者认为的更复杂和更自相矛盾”。[7]例如，颇具争议的“先发制人”战略就不是新概念。早在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就单方面确认美国在西半球进行军事干预以维护秩序的权力。随后美国先发制人，先后干预了古巴、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和海地等国。布什政府只是提升了这一思想的战略地位并明确宣布。
从战略内容看，克林顿政府后期已开始调整安全战略，布什政府正是沿着同样的方向前进。1999年国防部任命一个两党成员组成的委员会，研究美国在21世纪的安全战略。民主党人加里·哈特和共和党人沃伦·卢德曼担任委员主席。该委员会在“9·11”事件之前很久发表的报告就判定世界已经变得比较混乱。报告认为，一些国家内部会分裂；一些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会失败；种族和宗教暴力活动将增多；被压抑的民族主义会迸发出来；恐怖组织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将扩散。因此，美国本土将越来越难以避免遭受敌对势力的袭击。报告强调，在这种安全环境下，美国不能再依靠传统的同盟关系；威慑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奏效；美国需要发展具备秘密、快速、活动范围广、精确打击、致命打击、战略机动性、尖端情报、制胜意志和能力等特点的军事力量。同年12月克林顿政府发表的《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就充分体现这些观点。该战略认为，“美国所生存的安全环境是动态和不确定的，充满各种威胁和挑战，这些威胁和挑战有可能变得更加致命”；并且强调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危险技术的传播和失败国家等威胁。[8]如果将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布什政府发表的一系列报告相对照就会发现，在相当程度上，布什政府与其说是提出一个新战略，不如说是进一步扩充、完善、提升和强化了克林顿政府提出而尚未得以实施的战略，并变本加厉地付诸实施。正如历史所证明的，共和党人一旦掌权，就采取民主党人已经规划好的战略逻辑。
从战略目标看，小布什只是改变了实现目标的方式而没有改变目标本身。前民主党议员汉密尔顿·李指出，无论哪个党上台，都将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这既是美国国内政治运作的结果，也是美国对外实行经济扩张和获得贸易、投资自由，进而增进美国民众福祉的需要，还是确保其全球霸权地位进而维护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的需要。在美国人看来，只有建立“美国版本”的世界新秩序，美国才能充分履行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先锋队的神圣使命，改变全球格局，使美国自身的主导地位永久化；也才能“指导”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掌控世界的开放和一体化进程；同时长期维持超强的军事优势和全球部署能力，确保在世界每个战略意义重大的地区享有主导地位，进而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权”。
从制定战略的依据看，决定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最根本的依据之一仍然是力量分布和地缘政治这两个因素。力量分布是全球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在美国大多数战略家眼里，冷战后世界的力量分布就是单极结构，这个特点是美国制定全球战略和选择政策的基本依据。在美国实力经过10年发展而进一步凸显其单极强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另一个根本因素是地缘政治。“实际上，美国的大战略就是在辨认地缘政治的断层线，找出潜在全球性力量将要出现并相互冲撞，进而产生最终导致重大战争发生的矛盾的地点和方式。挑战不仅在于判定这些断层线所在的位置，还在于要找到克服断层线的方法——或者至少要找到降低断层线的破坏潜力的方法。”[9]“9·11”事件后，反恐虽然是布什政府“新的大战略”的首要任务，却不是基础或组织原则。未来的政府将继续重视反恐，把反恐当作战略基础或原则的可能性同样不大。
四、战略走势
布什政府的“新帝国”战略的前景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又如共和党参议员查克·黑格尔所说，“对外政策是美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所以，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大战略的走向。
第一，国际战略力量的制约。冷战后，国际格局无论被称作“单极世界”还是“一超多强”，最突出的特点均为美国的超强优势。小布什推行“新帝国”战略尤其是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或防御性战争，在增进美国强势的同时也增添了其他战略力量的担忧。如何因应美国已成为它们的重大战略挑战。从俄罗斯、欧盟（特别是德、法、英三国）、日本、印度等战略力量的应对看，它们对美主要采取抵制和接触两种对策。前者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在可能的情况下削弱或防止美国势力扩大；后者通过加强合作寻机扩展自身利益，并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虽然它们因时因事各有偏重，但多是同时推行两种战略，尽力避免直接与美对抗。即使它们有对抗美国的意愿和决心，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把美国从霸权地位上拉下来，把世界上其他权力中心的地位提上去，超过了现阶段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能力，因而是不现实的。”[10]至于世界普遍存在的反美情绪，在相当时期内也难以对美国形成强有力的牵制。“对美国霸权反应的升级，从怨恨到异议再到反对直至最终的集体对抗，尚需假以时日”。[11]总之，美国遭受其他大国联合一致的共同抵抗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能为所欲为。从矛盾发展的本质看，美国越是坚决重塑世界，它可能遭受的反抗就越大。如果美国不调整政策，那它面临根本性的反击就只是时间问题。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斗争看，超强的美国并非万能，它包括反恐、反扩散、促进经济繁荣等大多数目标，都需要别国的合作方能实现，否则就得付出它不愿意承受的代价。这就为其他国家影响美国的政策提供了可能性。“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也许不能阻止华盛顿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当美国非常需要它们帮助时，它们却不一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事实上，其他国家越是质疑美国的力量、目的和议程的优先秩序，美国的影响力就越小。如果其他国家寻求抵制美国并使它的权力丧失合法性，华盛顿要想达到它所期待的同一个目标就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假定它最终还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其他国家袖手旁观，让华盛顿按照它认为适当的方式处理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那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会增加。这种前景的危险在于不仅将破坏美国在国外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且会削弱美国国内对介入世界事务的支持。”[12]加上美国当前面临的反恐这个首要任务和它战略重心所在的“大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都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布什政府的“新帝国”战略显然将面临不少战略障碍。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布什政府调整策略，由“帝国特色的霸权”转向“自由特色的霸权”，即从偏重单边主义、强迫性主导、不遵守公认或共同商定的游戏规则，转而借助多边主义、同盟伙伴关系、合作安全等，那美国受到的制约就可能减少。因为“美国越是表明它有意通过国际社会普遍赞同的规则和机制行事，其他国家就越有可能选择同美国接触而非抵制。反之，美国越是表明它将摆脱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并要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单边行动，其他国家就越有可能选择抵制而非接触美国。”[13]也就是说，美国仍然有能力影响别国的因应之策；外界如何应对美国，将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倾向。这就为布什政府调整“新帝国”战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也是它政策调整可能采取的方向。
第二，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以历史的眼光看，美国孤立主义的影响远胜于国际主义。珍珠港事件的冲击和苏联共产主义的“重大威胁”曾使国际主义的影响持续了较长时期。如今，在“9·11”事件的强大冲击以及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极端主义与危险技术相结合的“严峻威胁”下，布什政府强力重塑世界。但孤立主义始终在影响“新帝国”战略的实施，并可能导致美国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帝国的勉强”甚至变得“内向”。单边主义作为“新帝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就与孤立主义在思想渊源上“同出一门”。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库珀钱所阐释，虽然“在表面上，它们代表着相互矛盾的主张，孤立主义者呼吁脱离世界，单边主义者支持不受约束的全球领导权。但事实上，它们是同一个硬币相反的两面。它们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源，都源自美国的担忧，即卷入世界可能损害其自由和主权。美国应该尽最大努力回避国际接触，但若卷入，它就应该以维护本国自主性的方式行事。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还共同源自美国例外主义理念，这种理念促使美国将自身与国际体系隔离起来，也促使美国按照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重塑这个体系。准确地说，正是由于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如此深刻地植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它们才对自由国际主义构成双重威胁，导致美国即使是在谋求按照自己的模式重塑世界的时候也会从全球舞台上撤退。”[14]
从国内政治现实看，推行“新帝国”战略势必带来某种“帝国过度扩张”的危险。目前，美国已在世界45个国家拥有395个大型军事基地和大量小型基地，部署了25万人；还将在中亚、南亚等地谋求多种形式的军事存在。军事开支连续大幅上升，从2002年的3950亿美元涨到2003年的4740亿美元，预计2005年将超过5000亿美元。虽然布什宣布将大幅调整海外军事部署，但尚不足以缩减军事开支。同时，布什政府承诺为比较庞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项目增加资金，并不断实施减税计划。这势必加剧政府预算赤字问题。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资料显示，2004年预算赤字将超过5千亿美元，占GDP比重5.5％左右。而且，如果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庞大利益集团政治势力随之显著上升，将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产生消极影响。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曾尖锐地指出，任何“被迫将大量资源和每年大部分财富产出投入战争，准备战争并为过去的战争付出代价的”国家，都要冒变成为斯巴达城邦的风险；斯巴达城邦的非军事和文化机构都被变成了“为军事目标服务的工具并具有军事倾向”。[15]也就是说，如果实施“新帝国”战略不能给美国民众带来安全，相反还使美国人为此承受越来越大的经济负担和生命代价，割让个人民主权利，甚至损害他们推崇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不能带来经济繁荣和提高生活水平，那么美国民众肯定将对这个战略提出质疑。因为“美国民众没有任何控制殖民地或管理一个全球性帝国的愿望”；[16]“美国总体上已经证明自己不太愿意对那些不选择成为其公民的国家或民族实行长期的正式管制”。[17]就像美国《新闻周刊》评论所指出：“只要经济在发展，预算充足到足以涵盖所有领域，美国人就能容忍美国在世界上承担的义务。但若要在大炮和黄油之间做出选择，毫无疑问美国人会选择什么。”“如果历史有指导作用，那么目前大家所目睹的不断增加的联邦预算赤字意味着美国将大幅削减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投入。我们将看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像越南战争后那样被迫收缩。”[18]
这些不能不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产生影响。共和党参议员黑格尔曾写道：“成功的对外政策必须明确而全面，并具有灵活性，能够因应对外政策的日常事务中的不确定因素、微妙因素和不可控制的因素。……共和党在21世纪的对外政策的要求超出了传统实用主义政治和均势政治学的范围。我们政策的成功不仅将取决于我们的实力水平，而且取决于对实力的局限性的深刻领会。历史已经教育我们对外政策决不能偏离神圣的使命。它必须激励我们的盟友与我们共同履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使命。”[19]它作为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各种要素可能在不同情势下形成不同的组合，产生不同的政策。例如，布什政府在强调“先发制人”的同时，也表示这不是首要的政策选择；在注重使用军事手段的同时，也认识到武力不足以“治本”；在推行单边主义的同时，也看到多边机制有助于争取别国支持，并强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和寻求“志愿者同盟”。国务卿鲍威尔在《外交》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确实表示我们会在某些有限的条件下先发制人。我们坚信这个观点，其新颖之处多表现在人们看到的形式上，在实质内容上却较少。但先发制人不是我们战略的全部内容。总统的战略首先是一种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明确肯定北约和美国其他盟国——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伙伴关系是本届政府的美国战略的关键词。伙伴关系不是遵从其他国家，而是同它们合作。除了继续坚持我们所继承的伙伴关系，总统还寻求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来应对新的挑战。”[20]
事实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大获成功的“新帝国”战略已在伊拉克重建的挫折中以及大选政治的影响下有所调整。例如，布什政府以出让部分权力争取联合国等在伊拉克重建中提供更大帮助；以主动协商和尊重他方意见的低调政治姿态换取八国集团及重要伊斯兰国家支持“大中东倡议”；强调以和平手段解决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等等。这些侧重于多边主义和重振“软实力”的变化都是“新帝国”战略的批评者所希望看到的。也就是说，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在朝中间路线发展。
当前，美国国内正经历建国以来第三次对外战略大辩论。从两党主张的激烈交锋看，双方在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反恐）、战略重心所指（大中东）、 全球战略部署调整（增强对大亚太的关注）等方面并没有重大分歧，差异主要体现于具体政策和策略等微观方面。这就意味着无论谁当选下一届总统， 美国现行的对外战略基本框架都不至于发生重大改变。
注释：
[1]Condoleezza Rice,“A Balance of Power that Favors Freedom”, October 1, 2002, http://www.manhattaninstitute." TARGET=_blank>http://www.manhattaninstitute. org/html.
[2]The President’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Washington D.C.,January 29,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 TARGET=_blank>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3]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4]Condoleezza Rice,“A Balance of Power that Favors Freedom”, October 1, 2002, http://www.manhattaninstitute." TARGET=_blank>http://www.manhattaninstitute. org/html.
[5]Robert Jervis, “The Compulsive Empire”,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3, p.84.
[6]Chuck Hagel, a U.S. Senator from Nebraska, “A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4, p.65.
[7]Melvyn P. Leffler, “9/11 and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79, 5(2003), pp.1050—1051.
[8]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999, p.2.
[9]Charles A.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fred A. Knopf, 2002, p.26.
[10]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28页。
[11]塞缪尔·亨廷顿：“一超多极世界的转变”，《新华文摘》2003年第10期，第164页。
[12]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Bush’s Uevolution”,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2003, p.375.
[13]G. John Ikenberry, “Strategic Reactions to American Preeminenc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Unipolarity”, July 28, 2003, http://www.cia.gov/nic/comfreportsstra" TARGET=_blank>http://www.cia.gov/nic/comfreportsstra react.html
[14]Condoleezza Rice, “A Balance of Power that Favors Freedom”, October 1,2002,http://www.manhattaninstitute." TARGET=_blank>http://www.manhattaninstitute. org/html.
[15]Charles A. Beard, The Open Door at Home (New York,1935), p.241.
[16]G. John Ikenberry, “Illusions of Empire: Defining the New American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p.154.
[17]Eliot A. Cohen, “History and the Hy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4, p.54.
[18]Fareed Zakaria, “Guns, Butter and the Deficit”, Newsweek, February 16, 2004, p.13.
[19]Chuck Hagel, a U.S. Senator from Nebraska, “A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4, pp.66—67.
[20]Colin L. Powell,“A Strategy of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4, pp.25—26.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