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思 、批判和超越。后现代主义反基础 、反主客二分 、反对总体性 、反对理性，主张非确定性 、零碎性 、断裂 、非理性，将这种思想观念运用到政治上就是坚持多元主义政治。不过与已往的多元主义比较，后现代多元主义不是现代思想家提出的主权多元论，而是通过对现代文化的反思而建立起来的局部政治论。

一 局部政治的立足点：“生活世界”的政治

后现代主张局部政治论是和对现代社会“物化”特征的揭露联系在一起的。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现代社会是“物”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以“物”作为社会的支撑点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巨大飞跃。它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是以往任何社会都无法比拟的。然而由于以“物”作为中介，使得人的一切社会和政治行为都最终化约到了“物”的获得和财富的增长上，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人和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成为了人们征服的对象，从自然要财富构成了以“物”为中心的社会的法则。人们征服自然，向自然实施权威，不仅带来了生态环境的危机，而且也导致了地区间的冲突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以“物”为中介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分裂的 、原子般的、契约性的 、外在的。在这种人际关系环境中，缺少的是人们之间的感情和亲情。以“物”为中介的社会管理和政治组织在把人视为是“公民”，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也把人视为是“物”。因为残酷的市场竞争决定了社会在组织编排上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的要求，在这种条件下，也就需要将人和“物”一样纳入到一套统一的科学规则管理下。人成为了整个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有物而无人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进入到了后工业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物质财富的富裕，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人生活得离自然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少与机器和物品打交道；社会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以及各种媒介沟通系统的广泛运用，加速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人际关系成为了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目标。“生活世界”这样一个被现代思想家所忽视的问题就成为了后现代思想家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

生活世界理论是由20世纪现象学理论的创立者胡塞尔建立的。此后这一理论成为了许多思想家和流派 、特别是后现代思想家所探讨的重要的内容。什么是生活世界，各派有不同的观点。但从总的倾向上看，它是一个和人们的文化传播与沟通 、与人们的生存紧密相连的交往与沟通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语言交流和沟通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建立在生活世界基础上的政治也就无需哲学为基础，无需先验的规则为依据，而完全依据人和自然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厘定：

1，重新确立人和自然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把人从不可一世的“自然的主人”地位上拉下来，重新告诉人“人类是地球上生物圈中的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自然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传统的观点往往以人对自然征服的程度来衡量人的价值，以财产作为人格的基础。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的价值不应放在对自然的征服上，而应看其对自然贡献了什么。（2）人要通过和自然的相处，维护人类世界存在的自然基础。

以这样的一种观点为指导，后现代生态学家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应再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生存的目标，而应基于对自然整体和生态平衡的维护作为前提。由于生态本身具有各自的特点，自然资源本身具有自己的限度，因此在发展经济上不顾经济区域的特点，追求超大规模甚至跨国经营都是不可取的，相反，经济发展区域化和经济规模小型化不仅有利于人类的家园免遭破坏，而且将抵制政治上一切集中化和集权化发展，为人们直接地参与本区域的共同事务铺平道路。

2，注重人们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后现代主义接受了新解释学的观点。他们否定了任何哲学和任何先定原则的权威，而将自由秩序纳入到了对话中来，主张人们根据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从某种教条出发来进行对话。这里所谓的对话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独白，而是指现在与过去 、解释者和文本 、解释者和解释者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时专制的，而是平等的。因此，后现代主张生活世界的意义就是主张面向所有的人，倾听一切人的声音，哪怕是最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专家的声音与外行人的声音都要倾听。要通过人们之间的广泛的对话，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狭隘观点，同时通过这种对话达成人们之间的理解，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为民主政治培育一个和谐的 、民主的环境。

3，降低科学规则的地位。后现代思想家指出，现代社会追求“物”的增长必然将科学作为了意识形态，国家和科学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依靠科学技术，实现经济上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科学技术一旦成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就会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成为一种组织化的原则。“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新的控制形式”。面对科学的统治，后现代提出必须将科学和国家分离开来，使“科学只是人们所发明以便应付他的环境的工具之一。”（3）是人类知识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它不能凌驾于其它意识形态之上，更不能代替其它意识形态的作用。“科学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强加的限制，对于为了有一个严谨的和有效的世界观，不是必要的。有神话 、有教义 、有形而上学 、还有许多的世界观的方法。”（4）所以必须打破科学的一统天下，使社会重新确立起自己的自由。这也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塑造他自己的心灵，按照他认为最合意的社会信仰生活；“所有的传统都具有平等权利和进入权力中心的平等机会的社会。”（5）任何观点，不管它多么“荒谬”或者“不正派”，都可以作为考虑的对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普遍标准，普遍观念，普遍定律。

二 局部政治的走向：差异的统治

后现代思想家也深刻地揭露了现代“物化”统治所表现出来的大一统特点。他们发现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追求同一性。启蒙以来的思想家继承古希腊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力求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求一种同一性，以此作为解释世界和安排世界的合法依据，而这种依据往往通过由权威支持和认可的“话语”表现出来，这种“话语”在后现代看来就是“元话语”。所谓“元话语”之“元”，“就是要成为凌驾万物之上的东西，而在科学领域的争夺中，人们总要试图成为‘元’的，也就是说，要凌驾于他人之上。”（6）在政治领域中，成为“元”的东西就是国家垄断合法性的符号。这种符号即为一种权力，它在一定的民族范围内，确立和强加一套无人能够幸免的强制性规范，并将其视之为普遍一致的和普遍适用的。

由于政治领域把同一性追求和元话语的建立作为基本的政治前提，从而与自由观念发生冲突。自由本身意味着解放，其自身就具有着批判和超越的性质。然而在将同一性作为社会追求目标的条件下，人们的一切自由意识最终都必须和某种预先设立的“话语”相一致。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完全要受同一性规则的筛选。由此同一性规则作用下的政治社会运行机制也就破坏了差异的多相性，“单向度”的政治思维取代了批判意识，人们的思维模式最终都纳入到一种给定的“话语”中。

后现代在对同一性的分析时也涉及到了对理性的批判。理性有不同的含义，就其基本意义而言，它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因此理性的特征就是以追求普遍性为己任。它首先要设定了一个界限，一个不可逾越的框架，要求人们的思维必须与之相应。只有这样，人们的思想和观点才有存在的价值。这就将人的思想纳入到了一个先验的原则下，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更为甚者，理性以追求同一性为目标，本身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政治上的统治和压迫。它可以借用“理性王国”的名义讨伐一切与现实不相吻合的思想学说，也可以以其价值观念是合乎理性为名而否定其它的价值观念。当今的西方国家正是以这样的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说三道四的。

后现代思想家指出，现代思想家表现出的这种对同一性的追求从本质上带有强烈的极权专制倾向。维尔修泽指出，向往同一性，在原则上就具有极权主义的性质。（7）德率兹和加塔利认为，否定差异 、只有同一的政治思维是国家秩序的理性基础，是维护国家秩序的工具，是为国家服务的，被国家雇佣的“官方哲学”，这种哲学从本质上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艺术。

面对现代对同一性的追求，后现代思想家给予了全面的批判。他们分析指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建立的这种元话语的统治已分崩离析。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不断更新否定了永恒的 、唯一规则的存在。所谓的贴上“人民”标签的“元话语”不过是一些专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认识”，没有什么可神圣的。正如利奥塔所分析的，在后工业社会中，把社会维系到一起的既不是共同的意识，也不是制度化的基础结构。社会纽带是一张由零散经验的丝线编织而成的语言网络，但又没有任何一根线可能把所有的线串联起来。个人就是这些经验相交的接点或“起始点”，同时参与着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社会中的一切处在流动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一种“总体性”的社会。

后现代不仅对要破除整体性社会的权威，而且对人也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在他们看来，社会本质上是由不同规则 、不同语言连接成的，而其活动的基点是个人。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人是理性的动物，是理性体系上的一个节，人应该按照理性的要求去思考行为。后现代认为，作为主体没有必要再保持他的同一性，也无须将自己看成一个有组织的躯体。以弗罗伊德精神分析观点为依据，后现代思想家如德率兹和加塔利把“精神分裂”式的人作为革命的力量。这种“精神分裂”式的人把欲望的运动从等级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政治思维上不再追求“共识”，而是追求“悖谬推理”，求异创新。如同游戏一样，人们可以充分地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以各自的声音来发言。

三 局部政治论的体制建构：基层民主

后现代局部政治论深入分析了现代国家由小国家走向大国家内在的逻辑。这种理论认为，现代国家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国家的政治活动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市民社会的活动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主要采取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从洛克到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分权的思想。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社会一体化的趋势。随着国家对经济的日益增多的干预，随着国家对社会的全面的管理，国家与社会不再像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截然分离，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明显，而是趋于重合。国家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延伸到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其它关系各个方面中。资本主义越来越趋向于“全面的行政管理。”（8）与其相应的，庞大的官僚组织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坚。政治事务日益成为了官僚政客和科技精英的事务，国家权力日益集中到了中央政府的手中。

由于科学技术取代人而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公平交换和企业自由崩溃，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加强，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解决了社会的功能失调，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然而这种变革所带来的技术性特点，导致国家将政治问题当成技术问题来处理，政治本身出现了非政治化。一方面，政治排除了价值问题，也即是排除了采纳什么作为社会公共生活标准的讨论，这种标准只能产生于人民大众参与的政治决策过程。另一方面，政治问题现在变成技术专家的事务，显然大众也就无需参与政治了。

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庞大的中央权力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社会多元化发展决定了地方政府在适应社会和市场的发展变化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为此，后现代思想家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地方政府应该要从对中央政府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以一种当家做主的精神来工作，不同的基层组织应该具有“独立的自治的权力”。（9）他们能够自我决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为了维护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权利，后现代强调地方和不同的基层组织通过行使抵制权来反对国家的集权。

后现代思想家深刻揭露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他们指出，西方民主政治从形式看是民主的，而从现实考察，事实并非如此。在自由民主政治的外衣下，不仅各种权力为少数人掌握，决定由少数人做，而且伴随着规范体化建立而产生出的大大小小权力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长着统治者的权力。因此这种民主尚不是“民”来做主，而是国家或国会来做主。民主选举不过是三五年换上一次政治领主。要改变这种国家的民主或国会的民主，就应像民权运动、生态运动那样到基层去寻找。对他们说来，所谓到“基层去寻找”是指任何一项决定，特别是涉及长远利益的决定“不应是作出的而应是形成的”。在这里，“作出的”就是由别人给予的。而“形成的”则是由每个人加入其中，共同参与建立起来的。显然这种基层民主不是少数“精英说了算，而要由广大普通群众去讨论。

后现代积极主张“公告空间”的建立。所谓的“公共空间”就是存在于社会中的自治的 、自由的公众参与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与人之间能够广泛接触、进行公开的讨论、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掌握必要的信息，以便能对有关问题发表意见；每个公民都能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显然，这种公共空间的思想和弗洛姆所设想的面对面的“小群体”同出一辙。即将古代社会曾经存在过的直接民主政治运用到当代条件下，通过人们之间的平等对话作出决策，进而影响中央大政方针的制定。

为了发展直接民主，后现代思想家主张经济领域的民主参与，使人们成为一切重要的经济政治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一切可能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都由他们自己做出，而不再是来自上边某一级部门的指令。同时，这也意味着人们必须对自己做出决定负责，因为它们是自己的选择。社会经济组织中的劳动组织不再是等级组织的活动，而是“通过非等级的比如以群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结构来组织劳动”。（11）这种群体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关系，也不存在从上到下的集中控制，生产者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关系。因此，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实质就是生产的民主化，即“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即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同上,499.）。

四 局部政治的实现：微观反抗

后现代思想家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政治特点。但这种反抗并不象以往政治思想家，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家那样主张一种全国性政治反抗，在他们看来，由于权力遍布于日常生活中，分布在不同的点上，由此决定，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反抗基地 、反抗中心 、反叛的根据或革命的纯粹的法则，所以存在着只是多元的反抗。后现代思想家也看到了革命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反抗为时太短，它如同闪电，要知道只有长久的而不是短时的反抗对自由才具有重要影响。为此他们对新社会运动推崇备至。在他看来，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这些发明和实验一直发生在由政党推进的社会和政治进程之外。”（12）因为这些运动无论在运动的成员构成，还是在组织形式上具有很强的分散化的特征，它通过分散的、小团体的为争取本团体的权利的斗争来反对现代工业社会所建立的种种机制。

从现实角度来看，如果说启蒙时代思想家注重人权的永恒性的方面，后现代思想家注重了人权的非确定性方面。在他看来人权是不固定的 、不确定的。他们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新的权利，如工作的权利 、获得平等报酬的权利 、免除工业污染和核破坏的权利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表达。这些斗争表现出的断裂化和分散化构成了当代西方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是这种斗争中的各方不是联合的，构成单一的 、团结的整体。他们经常攻击国家，或者要求它作出回应，但是他们从来不是通过征服和解构国家来寻求他们的利益。这种新型的斗争并不在于掌握国家权力，并且与国家权力相一致。他们更多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自治 、或者获得相互权利和自由的认同。

后现代思想家以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作为了宏观政治领域的基础，微观领域的状况决定着宏观领域的政治走向。他们不赞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认识特点，他们只从国家 、公开的政治压迫以及资本积累所引发的危机等方面来认识现代国家的政治压迫和极权主义，实际上政治压迫和极权的根源来自人自身就有的法西斯主义。因此要反对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关键还应从微观社会生活作起，从社会生活的局部开始，展开对国家喝彩全局领域中存在的政治压迫和法西斯主义。

在反对当代国家的政治压迫和极权主义斗争中，后现代思想家贬低知识分子作为阶级代言人的地位，否定政党的领导。在他们看来，由于“元叙事”旁落，“整体”瓦解， 作为“普遍主体”的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是领导者，而只是各个具体专业部门中的一个角色。正如福柯和德率兹等人所分析的，“从事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某种主体，不再是某种典型的或者有代表性的意识。对于那些正本清源在行动和斗争的人们来说，一个窃取权力的政党或工会，虽然以他们的意识为圭臬，但已经不再代表他们。”（12 ）历史事件表明：“群众不需要他们（知识分子——引者加）来获取知识，群众完全清楚地掌握了知识，甚至比他们掌握得更好；而且群众能很好第表达自己。”（13）他们来讲，“再也没有什么代表性了，只有行动”。（14）为此他们要和列宁式的普遍主体的知识分子 、先锋队政党以及极权化的组织模式实行决裂。他们认为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可以为自己发言，为此他们抛弃了诸如社会主义政党 、共产党 、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等传统左派政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演变为官僚式的，他们和左派政党要求去层级化的思想是背道而弛的。他们试图用一种能够使自由 、民主以及创造性得到最大化的非中心化的组织形式来取代传统左派政党。

五 评价

后现代思想家深刻地揭露了当代国家的极权主义倾向，深入地反思了现代文化的局限性，这对于人们充分认识现代意识的弊端，了解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后现代局部决定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局部从集中化和官僚化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使其发挥更大的主动地位，以适应后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后现代的局部决定论也改变了以往民主政治理论中表现出来的国家化色彩，而将民主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以此来推进当代国家的民主改革。

后现代局部决定论存在着理论上的不足。这种理论否定整体 、集中 、统一和权威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在局部的存在和发展是和整体 、集中 、统一 、权威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使信息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多元发展和社会的一体化的发展是相伴随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脱离开对方而存在。

后现代思想家的局部决定论坚持了解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他们对现代性主要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甚至对现代性的进步性方面采取了一种完全抛弃的态度。没有看到现代性对于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建立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后现代政治思想又带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这种政治思想在实践中不仅不能有利于西方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反而会加深了国家所面临的危机。

注释：

1，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1997年，第37页。

2，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局1996年，第7页。

3，4，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217，180页。

5，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81页。

6，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局1998年，第250页。

7， 木田元：《海德格尔之后的存在主义》，译文载《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2月号。

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9，罗伯特·E·古丁：《绿色政治学》剑桥1992年英文版，第68-69页.

10，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11，J·西蒙：《福柯与政治》罗利基1996年英文版第103页。

12，13，14，《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205，205，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