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罗斯总统普京自上台执政以后，以复兴俄罗斯为目标，在规划对外政策的同时，频频展开首脑外交，显示出了特有的“昔京色彩”。本文从俄罗斯的文化背景、国家实力以及地缘现实等方面分析了支配普京外交政策的强国意职和现实主义的内在取向，揭示了普京外交思维的特点和实质以及对中俄关系未来走向可能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 外交思维 普京 强国意识 现实主义

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以后，在前后半年的时间里先后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和《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三个纲领性文件，全面阐述了俄罗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确定了全面均衡的大国外交方针并重新恢复了“核威慑”政策，显示出一副“大国”和“强国”的姿态。在实践上，普京上任后立即展开首脑外交，频频出访欧亚各国，多层次、全方位地构筑俄罗斯的外交网络，以维护或增进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和经济利益。普京的对外政策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也不完全等同于叶利钦时代，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显示了具有“普京色彩”的外交思维。

一　根源于传统俄罗斯思想的强国意识和爱国主义是普京外交思维的导向和目标

普京出任俄罗斯国家总统以后，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俄罗斯不仅过去、现在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大国。在2000年7月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曾经指出．“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 [1] 。普京还说：“今天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忆过去。” [2] 这充分体现了他复兴和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强烈愿望和理念。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普京强调要用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一致目标来凝聚俄罗斯民族，这是俄罗斯复兴强大的一个先决条件。普京认为，正是俄罗斯人“所固有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使俄罗斯的团结更加紧密” [3] ，俄罗斯“无需特意寻求民族思想，这一思想本身就在我们的社会中孕育着” [4] 。普京还说：“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党派纲领也各不相同，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能够称之为团结的人民。” [5] 普京对于俄罗斯传统民族 思想和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同由此可窥一斑，而这正是其强国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存在的沃土肥壤。

俄罗斯民族思想，即通常所说的“俄罗斯思想”，是指俄罗斯民族诞生以来全部思想文化的积淀，是俄罗斯民族在其全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有的精神财富，蕴含着对俄罗斯民族命运抑或是发展道路的深入探寻。“民族的自我意识产生于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发生‘碰撞’的时候” [6] ，这种“碰撞”往往会引起一个民族的自我历史定位，对本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以评判。俄罗斯由于其横跨欧亚大陆、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不可避免地经常与东西方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俄罗斯历史上“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以及“欧亚主义”的角力正是这种碰撞的写照，它们在俄罗斯发展史上曾经交替成为俄罗斯的外交主导思想。17～18世纪的彼得大帝改革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开启了19世纪“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旷日持久的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使20世纪20年代的“欧亚主义”盛行一时。1991年苏联解体和新俄罗斯的诞生再一次造成了剧烈的“碰撞”，俄罗斯精神又开始了崭新一轮的打造，经历了从“西方主义”到“欧亚主义”的变化，同时，以大俄罗斯为核心的“斯拉夫主义”也有一定程度的抬头。三个流派之间的争论固然激烈，但它们都蕴含着浓烈的强国意识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也正是传统俄罗斯思想的精髓所在。

在俄国，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基本定义是：“俄罗斯民族是信仰东正教的民族” [7] ，“滋养俄罗斯民族思想的情感是：俄罗斯是上帝特选的民族，是体现上帝的民族。” [8] “上帝特选的民族是各民族的救世主，是负有救世使命和天职的惟一民族” [9] 。这种救世意识“从第三罗马演变成莫斯科王国，以后便成为帝国，最后则变为第三国际” [10] 。它“经过全部俄国历史直达共产主义” [11] 。这种救世学说至今仍为俄罗斯学者和政客所津津乐道。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俄罗斯所要解决的不仅是自己国内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世界文明的问题，尽管在这方面它只走了半步，但却先于世界文明，它指出了道路，或者相反，提醒人们不要步它走错之路的后尘。由此而产生出特有的俄罗斯的弥赛亚观念，包括革命的弥赛亚观念” [12] 。

西方主义者则从另一角度阐述了俄罗斯的强国意识。面对俄罗斯严重落后于西方的严酷现实，“西方派”充分肯定自彼得大帝以来的俄罗斯西化运动，反对“斯拉夫派”西化运动会削弱俄罗斯民族性的观点，认为“任何民族性的实质都存在于它的实体中。实体是人民精神中的一种恒久的东西，它本身虽不会改变，但却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它完整地和不受损伤地走过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 [13] “因此，“西方派”主张俄罗斯强国之路只能是与西方的完全融合，他们完全肯定彼得大帝时期的改革，为彼得之后俄国地理空间的持续扩大感到无比自豪。” [14] 现代“西方派”则认为，俄罗斯的衰落正是西化进程中断的结果，除重新“西向”，俄罗斯振兴别无他选，这也正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完全倒向西方的心理背景所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争论尽管激烈，但双方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即如何使俄罗斯强大起来。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就曾把两派的关系比作是“具有两副面孑L的雅努斯神和双头鹰，它们共有一颗心脏，其中涌动的是对俄罗斯的爱。” [15] 这一事实经久未变。

20世纪兴起的欧亚主义则直接起源于斯拉夫主义，它强调俄罗斯民族性的独立价值，但也不忽视俄罗斯文化的极为重要的“亚洲”因素。其基本含义有如下几个层次：从地理环境来说，俄罗斯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它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亚洲，它可以称为“欧亚洲”；从历史和文化来说，它既受过欧洲文明的影响，也受过亚洲文明的熏陶，但并非二者的简单相加或机械结合，而是“一种与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对立的中间性质的欧亚文化” [16] ；从民族来说，“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一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 [17] 正是基于上述地理和文化的特点，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应当是起融合东西方世界的桥梁作用，担负起缔造新型文化的使命。其背后隐藏着的“救世”观念仍然不难识辨。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仍在滋生蔓延。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罗斯的未来》一文中就曾写道：“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全人类的利益迫切需要恢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强大的欧亚地缘政治集团，而复兴后的俄罗斯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其核心。” [18] 当代欧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A．巴纳林同样声称“俄罗斯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中心，这不仅是从地缘角度上说的，而且也是从历史角度上说的。它不仅是东方与西方在空间意义上的连接点，而且是其在形态时间意义上的连接点”。把俄罗斯视为欧亚地缘政治集团甚至是地球的“核心”的想法反映出俄罗斯人根深蒂固的大国心态。

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三个支流在强国意识和爱国主义问题上的交汇，为普京的外交思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精神。普京的大国外交和强国政策之所以深得人心，其深层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二　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外交和以地缘政治利益为中心的大国均衡外交是普京外交思维的核心内容，反映其现实主义取向，实质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国家利益可分为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其中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而经济利益则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19] 。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内部目标应高于外部目标。切实的国家利益，其中包括经济利益，理应成为俄外交家的法则” [20] 。而国家根本利益的认定总是以国情认知和国力定位为基础的，这既是普京外交思维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也是普京外交思维现实主义原则的一个根本体现，即对俄罗斯有一个相对客观的历史定位。

普京虽然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大国，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被自己的大国之梦所俘虏，恰恰相反，他对俄罗斯积弱的现实及其在世界上的位置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俄罗斯正处于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可以说，最近200—300年以来，俄罗斯第一次面临处于第二梯队国家、有时甚至是第三梯队国家的实际危险。” [21] 普京并非在危言耸听。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经济即进入了持续7年的严重衰退，尽管自1999年3月份以来，俄罗斯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但由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俄罗斯经济面临的困难仍是主要方面。在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GDP几乎下降了50％，目前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10，中国的1／5 [22] 。俄罗斯的人均月工资为82美元，而占总人口35％～40％的5 100万左右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月最低生活费在38美元以下) [23] 。

经济的持续衰退直接导致了军事实力的下降。尽管俄罗斯仍然拥有120万人的常规部队，位列世界第三，但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军事预算急剧减少，2000年的军事预算比1994年下降大约3／4，而其中大约70％的开支用于供养武装力量，致使项目拨款严重短缺，军工科研、试验和生产都受到严重影响，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比重已经减少到20％，五年后将下降到5％，军队战争准备和战斗能力都大大下降。从核力量上讲，俄罗斯无疑仍是惟一可以和美国进行抗衡的超级核大国，在美国真正部署NMD之前，这种平衡不会彻底打破，俄罗斯之所以修改军事学说，恢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威慑政策，军事实力的这种变化也许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普京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正是基于上述历史判断的自然结果，它首先体现在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外交方面。显然，复兴经济是普京执政后所面临的最紧迫、最艰巨的任务，而要实现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是要靠投资的驱动。据估计，俄今后20—25年的时间里，至少需要25 000亿美元的投资，才能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其中1／3的资金应当来源于外资，即年均至少需要26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 [24] 。但是，由于俄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不高，许多投资者仍在坐等观望；俄罗斯已经欠下了高达1 650亿美元的外债。目前，美国新上任的布什政府对俄奉行日趋保守的政策，进一步加大了俄国获得国际援助和贷款的难度。所以，全方位开展经济外交，扩大并增加俄的投资来源，开拓商品和能源市场遂成为俄罗斯外交基于现实的一种理性选择。事实上，早在叶利钦时期经济目标就已经成为俄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普京上台以后，经济目标被明文列为俄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是俄国官方的一个共识。俄罗斯副外长伊万·伊万诺夫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俄罗斯外交》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经济外交的意义与日俱增，“多数国家发展的速度和性质，乃至政治活动家和商业资本的命运都取决于经济外交的成功与否”。因此，俄外交的“第一项和主要的任务”就是在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为此，俄外交部与俄罗斯企业家建立起了提供经济信息的渠道，并在商品市场、资本引进和能源开发方面发挥“内引外联”的积极作用。俄外交部还主动提出了经济外交的设想和计划，比如俄联邦与欧盟关系中期发展战略(2000～2010年)、里海战略方案以及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合作的构想等。

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下降使俄罗斯可资利用的国内外交资源大打折扣，因此，俄罗斯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是以“保持其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条件之间的合理均衡”为基础的，这也是普京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一个具体体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一些国际机制和国际机构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作用的强化，地区大国的军事政治竞争及分离主义、民族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加剧等趋势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因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保障手段的有限而加重，因此，“俄罗斯联邦成功的外交政策应当建立在使其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保持平衡的基础之上”。为此，“集中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及其他手段解决外交任务应看其是否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而参与国际事务应当真正有助于加强国家地位。”在国际秩序方面，俄罗斯强调，在21世纪联合国应当仍然是调节国际关系的主要中心，反对企图忽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做法。在国际安全方面，俄罗斯坚持认为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是战略稳定的基石，反对美国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此同时，俄罗斯还主张进一步降低武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国际调解是解决武装冲突的有效工具，违反联合国宪章动用武力的做法是非法的，以“人道主义干涉”和“有限主权”论、绕开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单方面武力行动进行辩护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以上政策主张表明，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将坚持独立的立场，注重双边或多边框架，不寻求单边对抗——特别是不同美国对抗的现实主义态度。普京外交思维的现实主义原则还体现在俄罗斯的全方位平衡外交方面，这是俄罗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而做出的战略性选择。《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明确指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特点在于其平衡性，这是由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地位要求最合理地分配各个方面的努力。这种地位决定了俄罗斯对维护世界安全，无论全球性质的，还是地区性质的安全所应负的责任，要求俄罗斯发展与加强双边和多边基础上的外交活动。”这种平衡性首先体现在俄地缘政策的制定方面。《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依据俄罗斯的地缘战略需要对俄罗斯外交的优先地区进行了全面规划，对其战略腹地独联体地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面是发展与独联体所有国家的睦邻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保证与独联体国家进行的多边和双边合作符合国家安全的利益；对于战略上毗连的欧洲地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目标是建立全欧安全与合作的稳定的民主体系，寄希望于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能够在各方面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经济上谋求与西欧国家的合作，但仍然反对北约向中东欧的扩张；亚洲是俄罗斯的战略侧翼和后方，俄罗斯希望搭上亚洲经济腾飞的快车，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滨海地区的经济。俄罗斯外交的平衡性，还表现在其全方位的大国外交。在俄罗斯的大国图谱中，欧洲联盟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与美国的合作是国际形势好转和保障全球战略稳定的必要条件；与中国在国际政治问题态度上的原则性一致是地区稳定和全球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加强与印度的传统伙伴关系则有助于南亚问题的解决并加强地区稳定以及欧亚大陆上的战略平衡。此外，俄罗斯还有意加强与日本、伊朗以及非洲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真正体现了全方位和多层次外交特色。

三　普京外交思维取向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普京外交思维的强国意识和现实主义的内在取向和原则是，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方面同西方发达国家反复碰撞和摩擦之后，俄罗斯内外政策和国民意识再度整合变迁的反应，其实质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归。这种民族主义固然是俄罗斯实现其大国复兴战略完全必要而又行之有效的凝聚国民思想的精神力量，但是，由于传统俄罗斯思想的源头与斯拉夫主义的“民族救世说”有着须臾难分的渊源，所以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归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潜在的负面因素，即有可能推动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历史上俄罗斯屡屡奉行民族沙文主义政策就是例证。近年来，随着中俄远东经济交往和人员交流的增加，俄罗斯国内“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已经再度泛起，俄罗斯亚洲问题专家瓦列里·扎伊采夫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国家已经觉察到一种“中国威胁”。“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但人口稀少，这自然成为(中国)可以拓展的地方”。这种情绪的滋生和蔓延，无疑是中俄维持和进一步发展两国业已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种潜在威胁。

经济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是自叶利钦时代中俄关系就明显存在的缺陷，中俄两国的领导人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这种缺陷也早有共识。但是，由于俄罗斯市场经济自身的不够完善以及两国贸易需求的结构性差异，中俄经济关系发展滞后的现状至今仍然没有大的改观，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多年来一直徘徊在50亿～60亿美元的水平上，近两年虽有较快发展，但与两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极不相称。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对发展中俄关系特别强调了“俄罗斯将努力发展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互利合作，主要任务仍是进行与政治关系水平相符的大规模的经济合作。”这反映了普京对华外交实用主义性质的强化。因此，可以预见，随着俄罗斯经济的逐步恢复和俄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以及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规模和领域必将持续扩大，经济因素在两国关系中的份量将会逐步加大。但是，必须保持清醒的是，经济关系持续顺利的发展固然符合两国的利益，有利于巩固两国间业已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情况如果相反，中俄经济关系仍然长期维持目前滞后的局面，那么注重实用主义的普京外交必然会做出政策的某种调整，给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负面的，至少是消极的影响。

大国平衡外交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外交选择，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的潮流中，为了抵制美国的单极统治以及美国通过北约东扩等手段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图谋，维持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是俄罗斯大国复兴途中的一个较长时期的战略选择。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平衡外交是多维性的，中俄关系虽为俄罗斯构筑亚太战略的核心，但普京同样没有忽视东亚的经济大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南亚地区的传统盟国印度，同时，普京还撇开意识形态的干扰，恢复了与朝鲜和越南的关系，希望恢复俄罗斯在朝鲜半岛、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的传统影响，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地缘政治和军事预测中心主任阿列克谢·格奥尔基耶维奇·阿尔巴托夫在《多极世界中的俄罗斯国家安全》一文中毫不掩饰地表述了制衡中国的构想，强调“除了采取根本性措施改善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之外，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任务是与中国和日本建立更为平衡的关系。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否则日本就会大规模地重新武装起来(包括拥有核武器)，并把俄罗斯远东变成两个亚洲大国争夺的对象。尽量扩大俄罗斯同日本的合作与联系，将在亚太地区形成更加均衡而稳定的体系，这不仅可以消除中国与日美对峙的危险，而且可以消除中国把压力转向北部的威胁。” [25] 因此可以判断，普京主政期间的中俄关系将会基本维持主体的良性发展，但是随着俄罗斯实力的恢复和民族主义的复兴，中俄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困难和障碍可能会逐步增加，对此需保持客观清醒的认识，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障碍多做工作，保持两国关系的健康、良性发展。

注释：

[1] 普京国情咨文：《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俄新社2000年7月8日。
[2] [3] [4] [5] 同上。
[6] B.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0页。
[7] 同上，第253页。
[8] 同[1]，第260页。
[9] 同[1]，第276页。
[10]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中译本，三联书店1995年8月第1版，第9页。
[11] 同上，第8页。
[12] (俄)久加诺夫：《十月革命的含义和事业》，《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11月6日。
[13] 同[1]，第57页。
[14] 同[1]，第59页。
[15] 同[1]，第15页。
[16] 同[1]，第18页。
[17] 同[5]，第2页。
[18] (俄)久加诺夫：《罗斯的未来》，《我们同时代人》1999年第1期。
[19] 参见阎学通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第23页。
[20] 新华社2000年4月29日讯。
[21]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22] 同上。
[23] (日)木村汎：《现行归还两岛的前景——2001年的日俄关系》，《时事解说》2000年12月22日。
[24] 参见陆南泉：《俄罗斯经济：能否留住春光》，载《世界知识》2001年第3期。
[25] (俄)阿列克谢·格奥尔基耶维奇·阿尔巴托夫：《多极世界中的俄罗斯国家安全》，载(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