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现代史不可能回避"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红卫兵"曾一度主宰过社会。如今或是由于资料原因，或是由于政治高压，学术界对这方面甚少涉及。笔者对那一段历史的神秘始终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看了诸多学者有关"文革"的文章之后，对那段喧嚣的历史以及"红卫兵"这个辉煌一时的群体有了一些了解，谨作本文，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终结
　　对"红卫兵"的界定，官方与学术界意见比较一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红卫兵"是指"文革"时期由青少年组成的学生组织；广义的"红卫兵"则指"文革"中包括学生在内的各类群众组织。在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会指明自己研究的对象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红卫兵"组织。
　　从1965年开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烘托下，大学和中学校园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学生们普遍热衷于政治讨论。1966年5月，清华附中预科651班的一些学生就剧本《海瑞罢官》该不该"突出政治"这个话题，与校方发生争执，并引发了全校大讨论。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北大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宋硕、陆平、彭佩云当时是派驻北大的工作组负责人。在这张大字报的刺激下，5月29日，清华附中十余名高年级学生聚集在圆明园旧址，讨论当时形势和自己的选择，大家决定今后使用与会者之一张承志曾用过的笔名"红卫兵"来集体署名写大字报，取其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称"一个势如破竹的文化大革命将在中国兴起"。清华附中的这群学生立即响应《人民日报》的鼓动，贴出了有100多人签名的大字报，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北京许多中学的学生来看大字报，然后在本校也以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声援。

　　紧接着，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相继出现。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以及北京市第25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学生组织。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主席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此时，由于北京市委派驻大学、中学的工作组仍然对学生的激进行动采取压制态度，所以"红卫兵"组织被工作组看成是"搞地下，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革命活动"，"红卫兵"组织与工作组发生了摩擦。

　　1966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宣布推迟高校入学考试（后来实际上停止高校招生），以便让学生参加"文革"运动。这实际上鼓励了大、中学校学生的行动。"红卫兵"组织成员坚信自己会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于是一些人在7月28号写信给毛泽东，请江青转交，结果出人意料地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给这些"红卫兵"，在信中用了4个"热烈的支持"这样难得的表态。此信还被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毛的这一政治姿态实质上是在向全党全国宣布，对"红卫兵"组织及其行动只能支持不能打击。毛泽东运用个人崇拜营造起来的无上权威把"红卫兵"从"潘朵拉之瓶"中请了出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声称，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样的说法使许多"红卫兵"更加头脑发热，以为天下"唯我正确"，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此后，"红卫兵"组织立刻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大量涌现，"红卫兵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北京市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中共高干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把一个标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到毛泽东的手臂上，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对宋加以鼓励。毛泽东的这一表示通过报纸和广播立即传遍全国。《人民日报》宣称："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葆革命的青春。'红卫兵'的革命行为，是任何顽固的旧势力也阻挡不了的洪流。'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1]

　　"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鼓励下，政治狂热进一步上升。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们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充当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活动。同时，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制造了"红色八月恐怖"，组织了一系列抄家、揪斗"黑五类"、揪斗教师等活动，一些"红卫兵"不仅虐待殴打被揪斗对象，甚至无端打人致死。
　　9月5日中共中央为了组织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到北京交流学习"文革"经验，下达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和运输部门免费组织上千万人到北京。毛泽东从9月开始先后7次接见了上千万外地学生和"红卫兵"，给他们以巨大的精神鼓励。这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走出校门，迈向社会，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红卫兵""造反"运动。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毛泽东通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各地"夺权"活动的早期阶段，工人"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并肩战斗"。当他们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之后，"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之间争夺地位的利益冲突就全面展开。在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影响下，"红卫兵"们本来就习惯于把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和组织统统置于对立面，这种做法受到官方文件的鼓励[2]，再加上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运用没有具体标准和政策依据的政治"帽子"，按照毛及"中央文革"的需要，支持一部分群众组织，打击压制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并且让地方驻军介入支持某些群众组织，结果造成了各地群众组织之间严重的分裂和对立，"红卫兵"组织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对立之中。随着各地"造反派"因为"夺权"当中的分歧而对立、分裂，"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系"冲突愈演愈烈，甚至发展成武装冲突。不同"红卫兵"组织之间也出现了尖锐的摩擦冲突。

　　自从"红卫兵"组织逐渐发生分裂或变成"派性"组织，就有一些"红卫兵"成员开始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摩擦冲突的发展，他们逐渐了解到这场运动的残酷性和盲目性之后，日益清醒过来，对"文革"产生怀疑，不少人因此受到打击和迫害。

　　总体上来看，"红卫兵运动"自兴起之时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工具，青年学生之所以戴上"红卫兵"的"桂冠"后就所向披靡，其权威和力量并非来自青年人自身，而是源自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史无前例的顶峰状态下，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把毛个人的无上权威转化成了无数"红卫兵"个人行动的权威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也决定了"红卫兵"的命运，"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几次出现分裂，不同派别力量的兴衰，都与毛泽东操纵的政治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当毛泽东借"红卫兵运动"之手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夺权"的目的之后，"红卫兵组织"开始被冷落。

　　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外出串连的师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整顿思想、作风、组织，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但不少"红卫兵"不愿意返回校园，而是继续在各地参与派系斗争。在一些地方，"红卫兵"们参与了抢夺武器的行动并与其他群众组织发生武装冲突。1967年10月，毛泽东表达了他对"红卫兵"的不满。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要求大、中、小学校复课的通知。此后，中学"红卫兵"基本上回到学校，但在一些大学里"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冲突仍然继续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清华大学两派"红卫兵"组织在校园里的武装对垒，最后毛泽东只好派"工人宣传队"去控制局势，但遭到"清华井冈山兵团"的抵制，清华大学的这一派"红卫兵"甚至开枪射击，打死工宣队员5人。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谈话要点以"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为题向全国发布。自此，"红卫兵运动"逐渐沉寂。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所有学校开始了"军宣队"管理下的"军训"，"红卫兵运动"基本结束。自1968年秋天起，绝大多数大学生被送到工厂或农场劳动，各地城市里应届毕业的中学生则多数被强制迁往贫穷的乡村或艰苦的边疆定居，号称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革"中一度如"天之骄子"的"红卫兵"至此落入了社会的最底层，"红卫兵"在中国彻底消亡了，这一代曾经非常活跃的城市青少年沦为终日艰难劳作也难以自养的农民。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与1965年以前历年被强制迁徙至农村的城市青年统称为"知识青年"。

　　官方文件对"红卫兵运动"的性质作了如下界定："红卫兵运动是发生在6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在错误路线指导下适应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需要的千百万学生、青年的造反活动。"这个说法比较客观，但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整个"红卫兵"运动的种种具体特征，并且用对群体活动的概括性表述掩盖了这场运动中某些人的个人责任。但研究"红卫兵"的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则往往带浓厚的感情色彩和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因此往往更接近事实。如印红标对红卫兵运动的解释是："整整一代学生青年在真诚地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同时，也带进了他们之间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3]"范明强和魏纹则把"红卫兵"看作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青年运动，是对中国青年运动优良传统的扭曲和反动，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驱动下的青年运动，是灾难性的破坏运动[4]。
　　笔者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一场发生在6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的一场由错误路线指导并发动、服务于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有千百万学生、青年参加的造反性活动，具有鲜明的反现代性色彩，是青年学生在政府指导下从事的一场破坏社会秩序和自我摧残的行动，从各方面来讲它都不是一种理性的进步文明行为，而是邪恶的倒退和社会灾难。但是，要了解"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和演变，还是得结合其所处政治社会环境，考虑到包括从国家领导人到"红卫兵"本身各方面因素，并参考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认识。

二、"红卫兵运动"产生原因解析
　　徐友渔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成果相当多。他在"文革"中有亲身经历，为了研究"红卫兵运动"访问过不少当年的"红卫兵"，大量系统地阅读了"文革"期间的官方文件和"红卫兵"小报。他在一篇文章中追溯了"文革"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那时学校里的教育与社会风气都是"革命至上"的革命理想教育，"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青少年的价值观。当时全国流行"学雷锋"运动，他认为，正是"学雷锋运动"所倡导的"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甘当革命螺丝钉"和"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等观念，导致了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一系列以"革命"的名义所从事的暴力行动。而当时党和政府发动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则产生了对毛泽东的高度个人崇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把一个人是否革命的标准，从以往强调的忠于事业、忠于人民乃至忠于党，最终变成了忠于最高领袖个人。徐友渔还分析了当时中国的自我封闭的社会氛围，认为那时人们生活在一种政治神话中，以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受苦受难，而中国不但是个生活幸福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在等待着"革命"的中国去"解放"，由此青年一代产生了狂妄自大、反理智和反文化的心理，藐视人类文明与人性。整个社会受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影响，形成一种"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的社会氛围[5]。再加上当时盛行的"阶级路线"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文革"初期"血统论"的盛行[6]。

　　徐友渔认为，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造反"的动机虽不排除个人利益，但总体来说比较单纯，其中青春期激情占了很大的比重。他引用依斯瑞尔"从历史角度看红卫兵：中国青年运动的连续性和变化"中的语句："想当红卫兵的诱惑有多种因素，因人而异：参与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的愿望，在受教育和就业的无情竞争中得到好处的前景，享受同志情谊，共同冒险和集团权利感，以及串联历险的机会"。其次，徐友渔认为，阶级斗争教育是诱发红卫兵运动的一大原因。在"文革"以前学生中就产生了潜在的分裂。再次，他认为人们起来"造反"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家庭出身，而是因为毛泽东的号召。其四，"文革"发动者使用了策略手段。其五，基于当时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范明强在"'红卫兵'政治思潮的成因及其特点"中分析了"红卫兵"思潮形成的原因。他认为，"红卫兵"思潮之形成有其历史条件、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历史条件是指政治社会化；思想条件是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如"反修防修"、"大民主"与"治乱观"等，同时还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组织条件是指"红卫兵"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组织。高皋和严家其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特殊作用的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政治前提。[7]"徐友渔在自己的一本书中曾列举了大量西方学者的观点[8]。唐少杰还归纳出"红卫兵"的8大情结："造反"情结、准救世主情结、革命实用情结、泛敌意识、迷信领袖、暴力崇尚、血统出身、英雄主义情结[9]。

　　笔者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三个角度分析，认为"红卫兵运动"是在60年代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封闭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青年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与社会交互作用的必然产物。

　　1. 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红卫兵"诞生的历史大环境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区域内，那他就不可能知道在他这个小世界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大世界，在他的观念中只存在关于这个小小世界的认识。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选择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除了与苏联东欧集团国家的交往外，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外交往来，陷于孤立状态。同时在国内大搞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从此，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以外，接触不到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基本上不了解国际社会的真实变化。从1962年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国又切断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原来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改成单一的毛泽东思想教条的灌输。人性、母爱、温情等被说成是腐蚀革命的毒药，人道主义被批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到了1966年，毛泽东语录铺天盖地般出现在人们的视听中，全国各大中小报纸、广播电台言必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语录被印成"红宝书"，上至副统帅林彪、总理周恩来，下至小学生，都"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对待毛泽东语录的态度被看成检验人们是否忠于革命、忠于领袖的试金石。

　　1966年"文革"高潮时期，书店里只剩下毛主席著作、林副主席著作和鲁迅的书。在民众自发的互相监视下，很少有人敢交换传看被称为"封资修"的国内外经典作品。从该年秋天开始，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与此同时，各种"群众组织"自行编印发行的小报却满天飞。广播电台只播送政治宣传材料和"革命歌曲"。在这种高度封闭的文化环境里，报刊广播以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政治符号高频率地反复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同时充斥着"阶级斗争"的社会控制系统又阻止了信息在民间的自由传播，人们只能接受被灌输的信息，结果导致中国人、特别是正处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年一代的蒙昧无知。那时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主体人格，人云亦云，缺乏对社会的独立看法，对官方灌输的一切说教又深信不疑，即便极少数人有探索精神，也苦于找不到多少可以启蒙的资料，何况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允许人们保留独立于当局的想法。在接受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理想、革命传统教育之后，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激情必然会引诱他们把心中的所想变为现实，这是"红卫兵"产生的主要原因。

　　2. 畸型的政治氛围──"红卫兵"诞生的政治前提
　　当时中国在封闭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实行了近20年的政治高压，这导致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畸型的政治氛围。"文革"前多次搞政治运动，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1963年开始的农村"四清"运动，几乎接连不断。其中单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把55万人打成"右派"，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纷至沓来的政治运动不但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如果说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下层民众变得蒙昧无知的话，那么毛时代的政治高压则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发表不同于官方声音的言论。公共生活的"泛政治化"进一步导致个人行为的"泛政治化"和犬儒主义盛行。许多人变得在政治上对"领导"无条件地盲从，争相向"领导"显示自己"表现积极"；与此同时，以"靠拢组织"的名义打击同事、同学，向"组织上"告密出卖同事、同学乃至亲属以换取"组织上"的信任，也成为一种受到"领导"鼓励的"正当"行为。
　　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对"组织上"的信任又进一步演变成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效忠。毛泽东利用从40年代以来积累的权威，在中国推动了"现代造神"运动，形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极度个人崇拜。中国长期的封建文化传统是这种"现代造神"运动的"根"，这场"造神"运动只不过多了一层现代"泛政治化"的色彩。当时"誓死捍卫毛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之类的口号流行全国，人们不以为怪，反而认为这就是人类最进步的观念。正是在"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名义下，"红卫兵"把种种"打砸抢"行动都"正义"化了。青少年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极易形成"政治化人格"，人们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其言行举止都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这在当时的青少年中尤其明显。

　　3.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异化──"红卫兵"一代的社会化过程
　　在青少年成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他们主要受3方面的影响，即社会、学校和家庭。上文分析了社会政治环境对"红卫兵"一代的影响，接下来分析当时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影响。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观念成为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也转入"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教育，尤其是通过设置政治课向学生灌输意识形态，"端正"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使之成为绝对服从党的驯服工具。学校在发展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的过程中也努力培养"政治积极分子"，鼓励青少年学习"革命先辈"的"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青少年本来就非常看重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在学校的支持保护下，学生"积极分子"行为的"泛政治化"无疑对其他同学起了"示范"作用，也构成了同伴压力。青少年原本就激进，而当时学校内的"泛政治化"气氛又进一步加速了青少年中激进倾向的蔓延。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选择"红卫兵"作先锋，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影响下的青少年具有容易冲动与无条件盲从的特质。

　　在60年代前半期紧张的社会政治气氛中，不少家庭的内部关系也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阶级感情"被放到了维系正常家庭伦理关系的血缘亲情之上，一些政治上"表现积极"的人在家庭内部也用"阶级路线"划分家庭关系，导致夫妻、父子等亲情被异化。很多青少年为了表示自己"要求进步"、"表现积极"，不再接受父母的家庭教育，甚至要与有"历史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这样的家庭气氛无法缓冲社会和学校教育"泛政治化"的影响，相反还强化了青少年的激进情绪，为后来的"红卫兵"造反埋下了种子。

　　青春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随着生理上的发育，青少年的自我意识趋于成熟，希望独立地探索人生和社会，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渴望，也充满了理想和激情。他们一旦形成了某种想法和意念，就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可是他们单纯，社会经验少，需要而且崇拜偶像，却未必能对社会现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太容易被人利用而茫然不知。可惜，当时的学校教育所施加的影响恰恰把他们推往政治上激进冒险的方向，而家庭教育又被"泛政治化"的社会气氛压缩得无法起到必要的矫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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