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制度角度对“李约瑟现象”进行了解析。说明了中国古代“官科技”的起因与具体表现。特别是阐释了它对中国古代与近代科技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巨大作用，对李约瑟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李约瑟现象 官科技 科学技术史 官僚政治

李约瑟博士曾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提出这样一个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八世纪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①“为什么近代科学(如我们所知道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起)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间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②由于李约瑟博士的特殊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以及这一命题本身内涵的博大精深和极强的扩展性，使它在中国乃至更大范围内，多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和丰富这一命题并给予各种各样的解答。比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 J．D．贝尔纳很早就提出：“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③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哪一个外国学者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受到广泛的尊敬，也从来没有哪一个问题像“李约瑟现象”那样受到广泛的关注，更从来没有哪一种思考在问题本身以外让我们获得如此多的扩展。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更是林林总总、多姿多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科技史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古代及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本文将从一个比较具体、比较直接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解析。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活动有一个较为特殊(相对同时代的世界各国而言)的特点与现象，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习、传播、科技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多以官方为主，古代科学家多数同时又是政府官员，④他们进行科技活动的目的，常常是为统治活动服务或邀宠于皇帝，“集中统一”的特征明显。我们称这种特点与现象为“官科技”。

“官科技”现象及其制度化存在，在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多方面的表现和巨大的影响等都与李约瑟现象的形成有着极为直接、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李约瑟现象是中国古代(影响到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果性表述；“官科技”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体制性、事实性表述。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全面的剖析，对我们深刻地解读李约瑟现象大有益处。

一、“官科技”产生的历史缘由

科技活动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大环境中进行的，它和这个大环境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并受这个大环境的制约、影响甚至规定。尽管产生我国古代“官科技”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无非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方面考虑。

第一，“官科技”首先产生于官方组织、领导农业生产的需要。

中国古代社会，说到底是一个农本位 官本位的社会。农本位与官本位的结合是国家管理者最主要的职责，也就是组织与领导农业生产，并因此而组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中国古代三大科学中的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研究活动。这是中国古代官方建立天文气象、地理等研究机构的出发点。可以说，从早期的公共管理机构到后来的国家机构，其构成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具有相关技术的人员得以进入管理机构。

在我国古代原始氏族公社阶段，氏族首领往往是农业及其有关科技知识的掌握者。如舜的先祖“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⑤就是说幕有候风知识，有预报气象的本领，有助于农作物因时顺季获得丰收。此后，候风知识成为舜的世袭家学，并成为其家族各代世为虞君的重要因素。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组织、领导农业生产都是官府的核心工作，并使与之相关的官方科技活动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的核心内容。

可以说，农业的需要是古代中国“官科技”特点形成的最初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皇权的需要。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的基础，皇权是国家的集中体现。皇权的需要明显地表现在为皇帝的神化和皇族生活服务方面。

中国古代，造神运动与皇权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清康熙，都被赋予神的力量。最初，人们只是出于对杰出首领的敬慕而将其神化，后来，统治者们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而制造出“君权神授”的理论。由于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是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的，所以必须取得天文学方面的根据。因此，我国古代的天文学除了具有指导农业生产的实用性外，它还是维护皇帝“天子”神话的工具。我国古代的历法从来都是由皇帝来颁布的，它也是皇权的象征。

除为皇帝“天子”神话服务外，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还被用来为皇室的生活服务，如医药、建筑、陶瓷技术等。我国古代的中央政府都设有太医院、御药房一类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为皇室成员服务，有时也在皇帝的指派下为大臣们服务。我国古代辉煌建筑成就的主要代表也是古代皇宫和皇家园林建筑。在当时，掌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一般都设有营造司等机构专门主管宫室建造缮修工程事务。而中央政府机关中的工部也有修建宫殿、园亭为皇室服务之职责。如清代世袭的建筑设计官“样式雷”家族，就是主要服务于皇室的。可以说，当时的官方手工业主要是为皇室服务的。

第三，“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

以中国古代发达的制图学为例：在我国古代的政府行政活动中，地图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主要表现为它被用来作为征收赋税钱粮的凭据和行政区划管理的工具。如：秦汉之际，萧何在刘邦攻人咸阳之时，“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⑥(图书即地图、户籍)，掌握山川险要、物产分布、经济虚实、郡县户籍的数字等，因而在楚汉战争中圆满地完成了输送士卒、粮饷的任务。

这种以地图为行政管理工具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大多如此。就是因为制图与国家管理关系重大，致使中国古代有一些名臣钻研制图学。如我国古代创造“制图六体”的著名地图学家裴秀就是晋武帝时的“司空”(相当于宰相)。

第四，“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国家军事、政治活动的需要。

仍以制图学为例：制图学在国家军事活动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管子·地图》记载：“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在我国古代，掌管军事的兵部都设有职方司(或类似机构)掌管军事地图的制作与日常管理。

此外，地图还具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早期的分封活动中，地图被作为领土的象征而被授予各领主。而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地图也作为领土的象征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凡投降国或归附于中央的小国总是以献地图作为投附的象征。

总之，“官科技”产生于各种官方活动对科学技术的需要。而这种官方需要表现出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性，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以实用技术为主。

二、“官科技”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作为农业国家管理的工具，表现在权力机构的设置与科学技术活动的关系上。

早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部落联盟中就设有有关科技的公职。天文学在原始社会是所谓“带头学科”，自颛顼始，部落联盟设立了观天的职事。如《国语·楚语下》载：“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尚书·尧典》又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据考证，古籍所载的这些司天的人员，皆为部落显贵之后。这表明，观象授时的知识，都被担任公职的司天人员等所垄断。

在我国古代国家机构渐为严密之后，科技机构的设置也更为明确。以《周礼》上的记载为例：《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有掌医之政令的医师，并设有食医、兽医等专门医疗机构；《周礼·春官·宗伯》中有掌握历法工作的冯相氏，有掌握观测天象和占星术的保章氏；《周礼·夏官·司马》中有掌管六牲的牧人等，有掌管地图的职方司，有掌土圭之法、进行大地测量的土方；《周礼·地官·司徒》中有掌识别土壤和根据不同土壤施肥的草人，掌农田排灌和耕作的稻人；等等。后世的历朝历代，都在国家机构中设立有相类似的科学技术机构和职能部门。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官员曾属于国家最高领导阶层的范围内，如大司农等。但在封建社会后期，此类官员的地位有所下降。以清代为例，清代的科技业务机构一般属官僚机构中的中、下层，钦天监监正为正五品，太医院院长官为正五品，其他有关官吏的品秩皆在此之下，更有甚者，御药房与寿药房的业务人员名为“苏拉医生”，其地位与差役“苏拉”相近。

第二，我国古代的“官科技”还表现在官方对科技人员、技术工人的控制上。

中国古代的官方科技人员多为世袭，一般不得脱离。尤其是专业性强的部门，如太史、巫(医)师掌管着天文历算、医药等知识和技术；司徒、司空等垄断着农业和手工业知识和技术等。这些官吏多是子就父学、世代相传的“畴官”，如清代的雷氏家族世代为皇家建筑师。而技术工人则世袭为“匠户”等。官方控制科学技术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世袭官僚、官匠掌握科学和技术。我国古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府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冶铁技术也控制在官方手中。而铁器的革新也多出白官方工匠之手，并通过官方加以推广。

第三，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官方性还突出表现在“学在官府”，科技知识的传授工作主要由官方进行。

我国古代教育以“经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科技知识的教育只占较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科技知识的教育主要为官方垄断。官办科技教育的内容主要有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其掌握者多是与之有关的衙门，如太医局掌管医学教育，算学与天文学属太史局、司天监掌管等。而且这种教育多是为培养这方面的官吏，即所谓职官性的学校教育。这种官方的科技教育规模之大，条件之优越，是私办科技教育所无法比拟的。

第四，我国古代“官科技”还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礼记·王制》记载：“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清楚地说明了儒家学说中的官科技思想。

此外，这种思想还存在于我国古代科技巨匠们的思想意识中。我们以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巨匠李时珍为例：李时珍不恋富贵，曾辞去太医院院判一职。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摆脱官科技思想的樊篱，临终之时，还嘱咐后人将其刚刚完成的巨作《本草纲目》献给朝廷。这种将自己的科技成果献给皇帝的做法在当时十分普遍。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其一生的主要科技活动都是为官家服务的，其成果多是他自觉地献给皇帝，《玉海》卷十四载：“元祐三年八月丙子，沈括赐绢百匹，以括上编修天下州县图故也。”类似的记载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还有很多。总之，中国古人的官本位思想在其科技活动中也有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