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创新”或曰“综合与创造”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这是张岱年先生在三十年代初就揭示的。即综合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造民族的新文化。当时先生称之为“综合与创造”。在尔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一以贯之，不断丰富发展，八十年代中期，以“综合创新”四字出之，这就简明而又完整地概括了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科学地论证了，不论是“华夷之辩”、“欧州中心论”，还是“独尊”，都悖离了文化发展规律。揭示出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哲学成熟的标志。可惜这么重大的思想成果不仅在三十年代，直到今天也未引起“有国者”，甚至学界的重视。“道既已大修而不用”，非哲人之丑也。

文化发展的规律最终被东方哲人揭示，这并非偶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一开始就是由生息在广褒的中华大地上的许多部落逐渐融汇发展为炎黄文化，进一步发展为以夏、商、周为中心的三代文化，又繁衍为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三晋文化、胡族文化等。孔子综合三千年的华夏文化而创新为儒学，进而引发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先秦百家争鸣。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它的主体的儒学生来具有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的品格。所谓综合创新，既站在人类的立场和历史的高度对待传统文化和他种文化，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反对自我中心和自以为优越，妄想征服、取代他种文化，实行文化殖民主义；又主张每个民族都要站在本民族和传统文化立场以传统文化为主，综合他种文化而创新民族新文化。所谓以我为主综合他种文化，是以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本、为体、为“语法”；并且从“语法”意义上去综合他种文化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成就。既非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

文化的产生和交流都有具体的时空条件。从表面上看，儒学是宗法封建社会的产物，比之近代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西方文化，它落后了一个历史时期。这一点应该承认，特别是秦汉以来直到近代，后儒沦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但从根本上说，儒学是炎黄文化经过两三千年的不断综合创新，对天命观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反思的过程中，为回答人性发展、社会进步这个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孔子在发现人的个体人格，揭示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具有人类意义和永恒价值，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体系，如果西方同胞认为西方文化是较之他种文化（包括儒学）为优的人道主义体系，葡萄并不酸，我们不仅没有异义，而且十分赞赏西方同胞（孔子的弟子子夏教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的这种自尊和自信，这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近代以来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这种自尊和自信。如果真是这样，这不仅是西方同胞之福，也是全人类之福。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学而》）所以也是中华民族之福。东方文化不会因为有某种文化比它更优秀而妒忌，或自甘落后，反而会因为有个可供学习的参照系而奋进。生来就具有综合创新性格的儒学，在历史上从没有、现在更不会实行文化侵略，当然，我们再也不会“全盘西化”了，再也不会自我文化殖民地化了。

我的这种观点西方同胞是应该能够接受的；但也很可能有一部分人感到不舒服。因为，虽然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但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文化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说，思想家比较容易站在民族长远利益，甚至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看问题；而政治家则比较多地站在民族当前利益，甚至采取狭隘民族主义、文化本位主义、宗教蒙昧主义立场。而这两种观点的影响，又往往是政治家的远远大于思想家的，并且权力和舆论工具又操在政治家手中，更何况西方文化本来就片面强调斗争。当然，“西哲东哲，心同理同”。西方文化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体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强调矛盾双方的斗争是它的特点，也未尝不是它的优点。问题只是片面夸大斗争性，特别是当它处于强势地位，斗争对它有利的时候。几个世纪的发展，西方文化内部的斗争大於东西文化的斗争，西方同胞应有自食其果的切肤之痛。虽已太晚，但毕竟已经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整体反思。强调矛盾双方和谐均衡发展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优越性已初步展现，并在逐步摆脱被动的劣势地位。特别是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规律已被揭示，所以，东西文化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相互学习，优势互补，每个民族皆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主，综合创新民族的新文化，进而共同综合创新人类文化的时代也就到来了。人类新文化必然是集一切优秀文化精华之大成；而又消除了在历史异化途程中，由于时代、民族、国家、阶级、地域和宗教信仰等原因造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只有基于人的本性的永恒目标全面深刻的人道主义。值此之际，适逢世纪之交，千年之始。这个时代在呼唤着能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超越东西文化，能为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的人类思想家；而不是抓住异化低谷时期的遗毒的文明冲突的现象，而刻意炫染，以维护某一国家，某种文化的优势地位的谋士。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有两次。一次是汉末以来的佛教东传，一次是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佛教外传本来也是争正统，做国教为目标的。当时中国虽然内乱外患频仍，但总体来说，社会处于发展阶段，传统文化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对外来文化采取了包容欢迎态度，这就使中印、儒释两种异质文化基本上按照中国文化的方式实现了交流。佛教在中国大地扎了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参与了以儒学为主的综合创新，促进中国文化发展到新的理学阶段。而佛教本身也在本土衰微的情况下，不仅免于中绝，反而在中国得以生存发展（如密宗）、新生和再造，它也以我为主综合中国文化而创新为中国佛教；使佛教既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又发展到新阶段；形成新的佛教中心。这是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

近代西方文化东渐，它以强大的商品经济和先进武器为后盾，改变了初期天主教和平传播文化的方式，进而想强制推行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战胜和取代东方文化，变中国乃至东方为文化值民地，进而变为殖民地。这理所当然地受到一向奉行中庸之道和文化宽容态度的中国人的警惕，被迫针锋相对地采取斗争的方式与之对抗。

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改良、立宪、革命相继失败，一群群迫於救亡而激进的“精英”为现象所惑，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方针，这就使救亡大业悖离了传统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大道。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被抛弃，西方文化的真精神也不可能得到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剩下的只有两种文化的糟粕：西方文化的唯斗争论和中国人的拿手好戏窝里斗杂揉在一起的胡折腾。全盘西化派内部分成欧美派和全盘苏化派，展开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争。本来共同的目的都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到头来目的变成手段，手段变成了目的，中华民族的处境反而每况愈下。这就是百年来中国人抛弃文化盲目学习西方文化的恶果。

总结两次文化交流的经验教训，应该抛弃西方的文化冲突的交流方式，而采用中国文化兼容并蓄，以我为主综合创新的交流方式。当然，文化交流采取何种方式，往往由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决定。处于劣势的文化，即使在本土也往往被迫适应外来文化的交流方式。

西方文化主宰世界数百年，它的优点发挥得淋离尽致，它的缺点、片面性带来的问题已危及它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并且不可能用西方文化的方式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日本和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的成就，特别是新加坡尽采东西文明之长而去其短，取得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同步发展的辉煌成就，为束手无策的人类提供了希望。不少人在预言，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或华人的世纪。只是中国本身，外来文化的主导优势地位还存在；但它的危机已定；而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复兴已势不可挡，并必将恢复其主导优势地位。

总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东西文化进一步交流提供了比较正常的环境。但数百年来习惯於西方文化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政治家有危机感和恐惧感，害怕中国强大，特别是害怕中国统一。九三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说，未来的世纪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主要是儒教和伊斯兰教联盟）冲突的世纪。主要的还是害怕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挑战。在西方这种观点可能仍占主导地位。这还是西方中心论者用西方思维方式看问题的庸人自扰。其实，中国统一了，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即使二十一世纪真的成为儒学和华人的世纪，也只能促进而不会危害他种文化和国家的发展，因为儒学的核心是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它不希望，更不谋求和西方文化冲突，而是力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近三个世纪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世纪，二十世纪更是美国的世纪。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件好事，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西方文化和西方同胞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这是近代东方文化所不及的。

季羡林先生说：“到了二十一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明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亲爱的西方同胞们：让我们变东方文化冲突为东西文化协调，相互促进和平竞赛吧！至于二十一世纪到底是谁家的世纪，这并不重要，只要大家都遵守人类公德，“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颜渊》）不以邻为壑，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如果二十一世纪仍然是西方文化的世纪，或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好！届时我们一定给你们贺电，不过我们也满怀信心，只要能复兴儒学，用传统文化统一中国，中华民族的振兴指日可待。以儒家思想为世界观的中国人和全球华人，不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则二十一世纪不仅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而且是全人类共亨大同的人类世纪，届时咱们相互祝贺，普天同庆，岂不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