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论文约为250余篇，较1999年有大幅度减少，但整体水平有所提高。首先表现在创新意识有所增强；其次表现为较为注意理论与方法；第三表现为强调对于现实的干预作用。其研究重点移至财政金融，也凸显了经济史既干预现实生活，也接受时代影响的特色。
一、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
多年以来，“创新”并未成为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响亮口号，这是低水平重复和平庸之作屡屡出现的原因之一。近年以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警惕，“精品意识”开始深入人心，使近代社会经济史学论坛出现了一些喜人的新气象。本年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
王玉茹把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对中国工业化的研究。她指出：在传统经济学完全竞争的模型中，前提是完全的私有财产制度，而非私有财产制度和私有财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则往往被排斥于经济学的分析之外。但事实上，完全界定的单一的私有产权只不过是一种理论的假定，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来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的产权结构往往都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旧中国尤其是这样。所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适合于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国，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当所有者与其他有关人员，如经营者、劳动者对某一财产的权、责、利关系划分不清时，就会使所有者的财产权利及收益在不同程度上沦为他们之间的“共同财产”，这就损害了所有者的权益，因此必须把产权界定清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对产权立法的缺乏和不明确，所有人们通常的习惯是尽可能不把财产交给外人经营，而交由自己的亲属来经营；雇佣劳动者也尽可能由亲属、宗族、同乡、朋友中选择，以借助于伦理道德习惯来约束这些人的行为，从而保证自己对财产的权利不致受到损害。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中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遇到困难。这种选择经营人材的机制是落后的。文章还指出：在西方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工厂制度传入中国时，这种制度的弊病已十分明显。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很多政治精英，由于他们头脑中潜在的中国传统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始平等思想，在乌托邦式的理想的大同社会观念的掩盖下，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将这些由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的封建一齐废除，以避免中国再走西方那种贫富不均的老路。因此可以说，近代经济制度在引入中国后立足未稳，就已斗转星移，成为明日黄花了。文章认为产权制度未能在中国生根，是近代中国工业化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无疑颇有新意，对现实也有借鉴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李一文、王仁才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公式研究近代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贸易条件，其公式是：
其综合贸易条件指数表达方式为N=Px/Pm,当Px=所有进口商品的综合价格指数，Pm=等于所有出口商品的综合价格指数，则N为所有出口商品对所有进口商品的贸易条件指数，即通常所说的综合贸易条件指数。据此公式，文章首先计算出了主要进出口商品的单位平均价格和价格指数，然后对各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和价格指数进行加权平均，进而算出了中国对美综合出口价格指数和综合进口价格指数，最后算出了中国对美综合贸易条件指数。该指数显示：从总的趋势来看，近代中国对美贸易条件是逐渐有所改善的。以192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902-1920年中国对美贸易条件总趋势是恶化的，1921年以后至1936年，中国对美贸易条件逐渐有所改善。国际经济学家多认为：在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贸易条件在通常的情况下对落后国家是不利的，因为落后国家工商业规模太小，缺乏组织，情报信息不灵；同时，落后国家的出口大部分是农、矿等初级产品，这类产品的价格和需求弹性相对较低，这样便使落后国家的贸易条件在长时期内处于不利地位。但根据作者的研究，中美贸易似乎不符合这种说法。中美贸易同中英、中日贸易一起是旧中国对外贸易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中英贸易带有强权掠夺的性质，因此中英贸易的贸易条件不可能有利于中国。与中日贸易相比，中美贸易的背景也有很大不同。日本国内市场小，资源贫乏，工业兴起后缺少海外市场。在日本人眼内，中国是最理想的倾销商品的市场和获得廉价原料的产地。日本频频发动对华战争，因此日本对华贸易的背景往往是军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的中日贸易，其贸易条件显然不可能有利于中国。美国工农业发达，资源丰富，国内外市场均极广阔。故在美国眼中，中国的市场地位并不是头等重要的，远在美洲、西欧等美国传统市场之下。美国官方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又逊于美国实业界。所以，中美贸易与中英、中日贸易相比，有较多的自由贸易色彩。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两国贸易的商品构成和数量由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所确定。并且，除了鸦片之类绝对有害的商品以外，其他商品的贸易总会带来一定的比较利益。中美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贸易条件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一边的。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其贸易条件并非一定处于不利地位。文章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公式研究中美贸易条件，其结论也有理论创新。但其断定中英贸易带有强权掠夺性质，似应展开说明。因在一次大战之前，此说易于理解，而在一次大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遭到极大削弱，作为和美国同样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如何对中国进行强权掠夺，似有些令人费解。
赵新安的《税收弹性与税收增长—1927-1936年中国税收增长的相关分析》也是一篇利用经济学理论公式研究经济史的文章。文章指出，经济学中，税收弹性被定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可以用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来表示：
式中，Er-税收弹性；△T/T-税收收入增长率；△Y/Y-经济增长率；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税收弹性反映了税收对经济变化的灵敏程度，按上式计算Er＞1表明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或者说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这种税制称为富有弹性的税制；当Er=1时，税收与经济同步增长；Er＜1时，尽管税收绝对量可能增长，但税收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新增国民收入中税收集中度下降，这种税制称为缺乏弹性的税制。Er＜0说明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呈反方向变动，这种情况最为严峻，这表明政府对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处于失控状态，也不利于组织财政收入。税制设计应当使税收具有较好弹性。一般来说，应当使税收弹性大于1，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能与日益增加的国民收入同步增长，而无需通过调整税基和开征新的税种来增加收入。但需要说明的是，税收的弹性原则并不是说税收的弹性越大政府的收入越多越好，而是说税收收入应达到其应该具有的规模，以满足政府的开支需要为准。如果税收的弹性过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税基薄弱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伤及税本，阻碍经济发展。作者通过计算，确定从1927年至1936年的平均税收弹性系数为2.21，说明这一期间的税收制度总体上是富有弹性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是造成税收总额的绝对值越来越大，宏观税负逐年提高的主要原因。但作者通过计算，却发现税收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总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增量却表现出弱相关甚至说是负相关，这说明经济的增长不能带来税收的增加。作者认为，国民政府时期的税收弹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税率结构关系不大，税收的增长是政府不断完善税制，多次提高税率水平的结果，这样的弹性税制虽然也能增加税收收入，但必不可免地增加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损伤了税基。该文利用经济学理论公式，研究近代税务史，是个创新，但其中也不无矛盾之处，如谓国民政府的税制增加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损伤了税基，缺乏论证。就该文表1.税收收入与税收弹性系数表来看，1928年和1930年税收弹性系数分别为2.63和4.41，都远大于1，而GNP增长率分别为3.43和3.74，税收弹性系数增大了0.677倍，GNP增长率反而增加了9%，很难说是国民经济的负担，损伤了税基。
莫曰达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估算1940-1949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得出了1840-1949年，中国农业生产发展很慢并走向衰落的结论。110年间农业增加值从92亿元增长为99亿元，仅增长7.4%。这期间又可分为几个段落：从1840-1894年，增长17.3%，平均年增长0.3%；从1894-1911年，增长9.1%；平均年增长0.5%；从1911-1936年，增长24.6%，平均年增长0.9%；从1936-1946年，经过抗日战争，农业生产下降19.3%，平均下降2.1%；从1946-1949年，经过解放战争，农业生产再下降16.6%，平均年下降5.9%。1936年比1894年，粮食作物增长17.7%；棉花、油料增长要快得多，前者增长73.9%，后者增长165.3%。探讨我国农业的增长速度，意义极为重大。但该文所估粮食、棉花产量与巫宝三等和刘大中、叶孔嘉所估出入甚大，如1933年的农作物产量较巫等所估粮食少33.2%；棉花少30.2%；较叶等所估粮食少23.7%，棉花少60.7%，应多着笔墨，说明原因。再如牧业生产数字，该文以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数字为基础，未经考证，也有疏漏。如对河南30年代黄牛数量的估计，中央农业实验所几次估计皆为三百余万头，而据河南经济调查会的报告，全省养牛总数为八百零七万余头，其中水牛之数为十万余头，超过农情所估计一倍有余。最后，文章对中国近代农村副业生产做出评价是：“副业生产是近代中国农民在耕地不足，负担过重情况下维持生活的重要来源。农民负担愈重，收入愈少，副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愈高。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以副业生产弥补不足。副业收入在种植业收入中的比重，是随着农村经济不景气而日益增长的”。中国近代农业是否是“糊口农业”，正是当前经济史学界歧见分明，争论激烈的问题，而文章对近代农村副业生产的评价也与当前大部分深入研究近代中国农村副业的学者不符。这一点是值得文章作者在深化研究时认真考虑的。
二、实证研究必须与理论分析相结合
历史研究有两个层次，其一是事实判断层次；其二是价值判断层次。事实判断层次主要是作实证性的研究，而价值判断层次则需进行理论分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历史研究离不开当代人的价值判断，说明价值判断是历史研究的更高层次。但当前的近代社会经济史学研究有停留在事实判断层次的迹象，正如林甘泉先生所说：“有些学者的研究工作走上了繁琐考据的路子”。其表现是回避重大理论主题，单纯进行细分化的实证研究。已故著名史学家李时岳先生曾批评过这种现象：“近年来年轻人往往绕过重大选题而选择冷门，虽有创获，但对传统旧说冲击不大。这种‘攻坚战’太少人去做，也是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李时岳先生是针对近代史研究而言，但无疑也适应于近代社会经济史。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恐怕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中国学术界历来有考据学的传统，近来又频频强调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强调实证主义并没有过错，但问题是应同时强调其与理论的结合），加之有些前辈、导师长于实证研究而弱于理论分析，影响后学甚大；二、进行单纯实证研究易于见功，不易于见过，而结合理论分析则易于见过，不易于见功。且学术杂志大都乐于发表四平八稳的作品，因此理论思考被弱化和搁置，呈现研究细碎化的态势。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勇于探索，致力于宏观理论研究。林刚《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即是实证研究结合理论分析的力作。中国理论界的传统观点认为：一、中国经济至目前为止，仍是二元的，即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二、二元经济的最终发展前景是现代经济取代传统经济，整体经济终将变为现代经济的一元化格局。林刚则提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状况不完全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前提和条件。长江三角洲现代化过程中呈现的不是传统与现代部门截然对立的二元现象，而是在传统部门中分化出与现代经济密切相关的新型成分，呈现出“三元结构”。“三元结构论”讨论的是现代部门无法吸收庞大的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前提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补互动。通过三元结构，中国经济现代化途径不是单向的由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而是多方向的、特别是通过传统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来消化劳动力，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协调发展提高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几年前，吴承明先生曾撰文，批评西方学者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在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社会看成是“二律背反”，指出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化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造后者，共同创造克丽奥之路。林刚的创新在于提出了近代三元结构论，并将其与当代三元结构论区别开来（以下简称“近代论”和“当代论”），即1.“当代论”认为：传统部门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是消极的，而“近代论”认为：经过改革后的传统部门本身就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2.“当代论”认为：现代部门的一元化是最终目标，工业化、城市化是标志。而“近代论”认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传统部门、中间部门、现代部门、家庭经营、企业经营、公司加农户式经营，可以共同现代化，互相补充，协调发展，绝不是一种部门或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3.“当代论”认为：当前的农村工业只是城市大工业的低级阶段，或称之为“近代工业部门”，它的发展前途应向城市现代部门迈进。而“近代论”认为：中国传统经济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中与现代经济相结合，已显示了巨大优越性和顽强生命力。在当前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重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经济的优越性可能较“工业化”时代具有更大优势和生命力，中国有希望走出一条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严重弊端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林刚的理论分析具有实证研究的支撑，他通过对近代长江三角洲棉纺织业和缫丝工业的考察，发现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即：现代部门尽可能使自己适应传统部门，从中寻求可促使自己发展的基础；传统部门同样尽可能使自己适应现代部门，以此发展和壮大自身。由此，在中国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以自给性粮食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部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以及具有两部门共同点的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部门和新型经济结构，即近代三元结构。近代三元结构论符合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这已经为一些经济史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它对当代三元结构论的批评也具有现实意义，有利于调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珀金斯认为，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黄宗智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是中西学术界都承认的“规范认识”。而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虽有增长而无发展等现象，又是对规范认识的“悖论”。中国明清以来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压力条件下产生的，不能引起近代化质变的“过密型商品化”，亦即“没有发展的增长”。行龙认为，黄宗智把“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中国农业有无发展的唯一标准是不合适的。他指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有各类技术农作物、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等收入。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应当计入这些生产项目的收入，然后按总产值确定其是否发展。事实上随着人口压力的加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农业生产中除粮食作物的收入外，农民的其他收入日渐增多。且不说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很难精确计算的指数，把粮食作物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排斥在外，显然是欠妥当的。行龙提出，以近代华北农村的具体情况而言，在严重的人口压力驱动之下，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以副补农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这些都可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 。
胡成的《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其影响——兼论小农与经营式农场衰败的关系》是抓住重大理论主题，从研究薄弱的环节进行突破的范例。在以往研究中国农村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理论框架中，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场常被视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但一个颇富挑战性的问题是，江南向为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化发展的繁盛之地，也被以往研究视为“资本主义萌芽”成长最充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为什么相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北方，江南地区的经营式农场始终未能发展起来，至近代甚或日见衰败？作者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经营式农场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不在于小农家庭式生产的劳动力比雇工更加便宜，更具竞争力，而在于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不论对有较多雇工的经营式农场主，或仅在农忙时少量雇工的小农家庭来说，单纯依靠农业都无法生存。而实际上，就兼业而言，相对于拥有较多田场的富余农民，小农家庭生产也更具积极性和多样化。再看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换，与经营式农场相比，所谓“船小好调头”，小农家庭也更具主动性和灵活性，更能适应商品和市场化的发展。由此，再联系到近来有学者对14-16世纪英国租地农场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与农民经济相容而非相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于小的农民家庭农场之内，大的租地农场不是农民经济发展和突破的唯一出路和方向。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小农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胡成的文章由小见大，是实证研究结合理论分析的成功之作。
三、求实崇真是评价历史的重要准则
不可讳言，几十年里，历史研究曾和政治宣传有过一段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此，如何把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区分开来，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仍是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关键。在这里，左和右，激进和保守，前卫和守旧都不是评判的标准，评判学术研究唯一的价值标准仍是求实崇真。
在历史研究上，求实崇真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要有学术勇气。对于前人研究结论中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方面，勇于推翻，但这种翻案文章必须建立在大量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前人得失评判要注意掌握分寸，立论要全面、客观、公正；其二是抛弃功利主义。学术上没有捷径，舍难就易，不可能做到求实崇真。学术是孤独的事业，古来圣贤尚寂寞，何况孜孜众学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乡村借贷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当时虽为社会各界所瞩目，然而时人和今人对其社会经济效果颇多微词。迄今虽有部分成果问世，但对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尚缺乏全面的分析，尤其对合作社的重要业务——借贷活动鲜有探讨。李金铮和邓红通过深入的实证考察，对合作社借贷的社会经济效果做出了辩证的评价。作者认为，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的借贷，以及银行资本通过合作社的农贷，都是乡村关系转型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其力量不论多么弱小，其缺陷不管有多么明显，它总是一种新的借贷形式，总是对旧式借贷格局的一点突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合作运动，仅此一点，就可以对其做一定程度的肯定。合作社放款的效用，表现为两点：一是主要用于生产经营之上，二是对高利贷利率有些微的冲击作用。作者也指出了合作社借贷的不足：一、贫苦农民所得实惠较少；二、地富士绅操纵合作社，甚至高利转贷农民；三、合作社借贷远未动摇高利贷在乡村借贷关系中的统治地位。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二三十年代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是近代中国乡村经济组织的新生力量，也可以说是乡村借贷关系近代化的初级阶段，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是颇可注意的一章。但要说明的是，在整个的社会经济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合作社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也不可能达到“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目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和海关史的研究者大多将赫德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界定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称它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周熊撰文，提出对赫德如何评价，是我国经济史、海关史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中国海关发展的认识，而且也关系到借鉴历史经验，构筑我国新型的现代海关制度的大目标。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正确评价在中国近代推动洋务运动的赫德与中国海关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赫德任总税务司，标志着中国海关关税自主权与管理权的丧失，而周文认为，赫德应清政府聘请，到中国海关任职时，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关税自主权已部分丧失，海关管理权已有大权旁落之势。但这些变化，与赫德到中国海关任职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周文还认为，赫德在总税务司任内，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管理制度，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洋务运动，创办了近代实业和社会福利，为我国新兴工业和科技传播做出了一定贡献。文章还指出，赫德在为清政府效力的同时也为英国的利益服务，但另一方面，他通过创办新型海关，把西方一整套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介绍到中国，实现了中国海关的严密高效，为清政府集纳了大量税收，极大地缓解了清王朝的财政困难，也为中国在近代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四联总处，即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历来被看作四大家族垄断金融、剥夺全国人民的反动机构。以往论者皆强调其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罕有肯定其正面作用者。杨菁《四联总处与战时金融》一文，考察了四联总处成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及其在抗战时期巩固法币信用，维持货币金融体系，推动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推动中国金融业发展等正面作用，认为四联总处通过对战时金融的管理，稳定了战时金融、经济，充实了国力，支持了抗战。同时，文章也指出，由于国民政府政治的腐败与权力的高度垄断，四联总处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之积极作用，相反，它的活动还给国统区金融、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首先，蒋介石统治集团借此加强了对全国金融、经济的垄断，这种全面、高度的垄断，不仅阻碍了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助长了贪污、投机活动的风行，扰乱了金融市场，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其次，作为高度集权的财政金融机构，四联总处由于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了决策失误率的增高。四联总处虽有一套较为合理的组织机构与工作程序，但在实际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仍存在非民主化、非程序化的问题，许多权威性政策主要是依靠寥寥几个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和经验而制定。而高度集权，缺乏集思广益，又没有一定的监督机制，很可能造成政策制定的随意性，使错误的政策得以出台。如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由于政策之制定与推行者未能充分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又不听经济学家的劝告，终于导致了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第三，由于蒋介石统治集团控制了决策前之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过程，又独掌了政策之选择与制定之诸种权力，结果，四联总处的金融、经济决策往往服从于该项统治集团本身的利益，而忽略了政策的社会影响和整体效益。最后，作者指出，四联总处对战时国统区经济、金融史的演变，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这是考察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作用时，必须考虑的。
同样，对于国民政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长期以来，无不认为其祸国殃民，奚有好评，而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组建的国家资本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更是人言藉藉。然而朱婷《战后国民党政府对纺织工业强化国家资本政策的评析》却以深入的实证研究，确凿的统计数字说明，利用日资企业的良好基础，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集团，是补充财政收入和稳定战后经济局势的需要。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中纺公司”把日资遗留的全部企业接收下来加以整顿，并在短期内恢复了生产，使之因战争创伤残破不堪的纺织工业得以迅速复苏，其巨大的生产能力，不仅客观上对中国纺织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当时处于破烂不堪的中国近代工业也是一种复兴。最后，文章辩证的、客观的、全面的评价了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政策。认为，战后国民政府强化国家资本政策，在初期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是起过积极作用的，象“中纺公司”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企业，虽然对私人纺织企业的发展有独占性的排挤，却也对战后纺织工业的恢复、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国家资本政策造就的庞大国家垄断资本，客观上为新中国建立后形成强大的国营经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确立其国营经济在重要行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便利。总之，发展国家资本政策是国民政府出于政治、经济双重需要制定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在战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强化，从发展阶段看，战前，这一政策处在形成阶段时，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和负面影响都是局部的；战时，因全民抗日的需要，国民政府在国统区施行全面经济统治，对抗战和国民经济产生有利的作用和影响占主导地位；战后，借接收敌伪产业之机，国家资本政策走上了极端，形成了社会经济全方位的垄断，随着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的统治走向全面反动，国家资本政策促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终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这一结果主要是国民政府的政治腐败造成的，致使原本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蜕变成为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
四、干预社会生活是经济史研究的本务
改革开放初期，曾对历史研究应否干预现实社会生活有过一番讨论，当时因对四人帮影射史学心有余悸，大多数学者对历史研究干预现实噤若寒蝉，结果讨论不了了之。1981年，胡绳同志提出：“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研究”，又拨动了一些经济史学者的心弦。联系现实，有感而发的作品开始重见叠出。其实，近代社会经济史本身就是从社会经济生活而来，贴近现实经济生活，在经济变革的大潮成为社会主流的今天，吸取社会经济史的经验教训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年，一些社会经济史论文发出了干预现实社会生活的强音，其中以闵杰的《论清末彩票》最为突出。闵文回顾了彩票在近代中国泛滥的历史，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赌博土壤同时禁赌法令十分严厉的社会里，彩票是怎样从非法变成合法的，为什么会失控，社会正义力量又是怎样扼制了这种过度赌博的势头的。文章最后指出，清末彩票是一种吸引社会资金的有效手段，可以不需要投资仅借助其赌博性就能刺激社会公众狂热参与，从而在短时间里筹集到大量资金。但这不是一种正常的集资方式。各省争办常年发行倚为财政支柱，是一种典型的变相搜刮。这首先表明国家缺乏吸引民间资本以扩大财源的正常渠道，不能凭借此种低级的聚敛手段应付各种要需；其次表明官场腐败的不可救药，任何官僚都可以利用权力放手诱民以赌，而上级部门直至最高统治者无力干预，坐视之，故息之。晚清彩票的风靡全国，绝不是政策的开明，恰恰相反，它是清政府权力衰微，不能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的一种表征，是法律无力监管人们行为的必然结果。追根溯源，则是国家的政治腐败。闵文具有强烈的警世意义。当前我国彩票发行方兴未艾，而其中黑幕迭爆，引起广大人民不满，亟待规范管理。闵文提供的历史教训值得注意。
程素仁、程雪云的《晋商股俸制及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回顾了作为晋商商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股俸制的历史。指出，晋商股俸制是山西商人创立的一种很有特色的、集团性很强的劳资组织形式。其中人身顶股制的创行开历史先河，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晋商股俸制的实施，增强了晋商在同业中的竞争能力，同时也骤增了财东的利润。山西商人独创的股俸制，通过银股吸收资本，扩大了商业资本，加快了资金流通；通过身股把各种商业人才吸引进商号，为财东们励精图治，并把商号伙友与商号紧紧维系在一起。股俸制有效地处理了东伙之间劳资对立的矛盾，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文章并说明，在晋商故里——山西太谷县，有许多中小企业大胆活用了晋商顶身股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山西太明化工工业有限公司股俸分为国有资产股和职工集体合股两种，职工集体合股中职工个人股以厂龄折算，一年厂龄折算一股，其中二分之一由工人投资入股，另二分之一为公司根据厂龄为职工折成“身股”，也称“劳力资本”。经过改制，公司摆脱了困境，成为太谷县明星企业之一。太明化工工业有限公司的复兴充分说明了股俸制在企业改制中的活力，说明经济史研究干预社会现实经济生活是有广泛的历史传统基础的。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除美国外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引进外资的途径将更广，规模将更大，因此借鉴历史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郑会欣《引进外资的新模式及其特点——以成渝铁路借款为例》为我们介绍了成功的历史经验。经验主要有三点：一、借款方式不同。自从十九世纪末列强对中国竞相投资、兴建铁路以来，各国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提供铁路借款。铁路借款大致上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设借款，多在本国或中国发行长期债票，是一种投资方式；另一种则是以购买车辆或其他运输器材所构成的材料借款，即所谓“料债”或“料款”。其共同特点就是所订的合同大都涉及到路权，除了政府的各项税收以外，借款亦多以铁路的收入为担保；而且合同中大都包括债权人有监督铁路财政、委任工程、财务人员的条款，帝国主义就是这样企图通过借款来达到控制中国铁路的目的。而从浙赣、成渝铁路开始，中国对外借款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即由中国的金融界负责招募国内建筑方面的用款，外国财团则担任所有铁路材料的费用，这种新的中外合资方式既能引起中国金融界投资国内铁路的兴趣，又能发挥其吸引外资的导向作用。因为有了中国金融界的共同参与投资，即可免除外国财团投资风险的忧虑，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兴建中国的铁路。二、合作形式不同。历来中国铁路借款的债权人不是外国政府就是外国财团，而债权人则无一例外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出面。但成渝铁路的借款改变了这一固有模式，债务人是新成立的，以商办形式出现的川黔铁路特许有限公司，再由中国建设银公司出面，担任法国银团的委托人。采取这一形式的目的很明确，除了此时中国建设银行正积极筹划以商办的形式经营铁路建设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在于希望藉此而解决外国财团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铁路这个沿袭已久的历史问题。因为以商办公司出面承借，日后即使在还款付息方面出现问题，也不致因此而涉及到铁路的经营与管理诸项权限。这样既达到了利用外资发展实业的目的，又进一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三、参与者不同。铁道部为了发挥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在修建浙赣、成渝铁路计划中特别提出组建铁路公司，实行中央、地方和金融界三结合的方针。正是由于铁道部与中国建设银公司先后同广东、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省政府分别成立了广东、川滇、湘黔、湘桂等铁路公司，掀起了一个既借用外资又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修建铁路的高潮。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共修筑铁路3793公里，而1936年初至1937年7月的一年半时间中所兴建的铁路就达2030公里，是前八年时间筑路数量的6.5倍。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这一进程，但战前推行的这种借款方式却为以后寻求外援开辟了一条新路。抗战爆发后，中国建设银公司就是援用这一方式，联合法国银团借款共同兴建南镇、叙昆铁路，为开辟国际通道，争取外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0年的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显著的进步，但从整体上看，弱点也较为明显。首先，价值原则始终未能确立，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价值观和方法论不可能完全一致，但相对的统一是必要的，否则难以形成交流的基础。其次，学术批评的规范未能建立，缺乏公认的学术批评的理论、目的和准则，使学术批评和反批评难以收到效果。第三，未出现持各种观点、方法和理论的学派。学派是理论成熟的标志，学派之间的交锋才能促进理论、方法的发展，而学派未形成只能说明近代社会经济史学尚处于过渡阶段。
近代社会经济史学决定了当前活跃在经济史坛的人物都是过渡性人物，而作为过渡性人物却不应当使我们妄自菲薄。过渡性人物承担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任，作为奠基人，将在近代社会经济史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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