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A．麦迪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总产值水平的比较，1700—1980》，见[美]《经济史杂志》1983年3月号，第30页。表中数字是一国农、林、渔、工业和服务业五个部类的生产实际数值综合指标。

①P．贝洛赫等编：《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的差距》，1981年版，第7页。

表中数字所反映的每一年代各国人均产值的相对地位可能大致是正确的，但我不同意他所说的几个不发达国家(至少是就中国来说)在18世纪内人均产值只达到英国或法国一半左右。理由十分简单。这就是他和我们一样提不出1700年或1760年的中国国民产值数字，而从这两个年代到1820年，时间相隔120年或60年，其间中国人口从13800万(1700年)或26800万(1760年)增长到了38100万(1820年)，他怎么能用1820年的人均产值去同英、法18世纪的数字相比拟呢?又怎么能断定18世纪中国的人均产值同样低于英国或法国呢?不过尽管如此，表中数字所表示的中国经济从18世纪以后愈来愈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趋势是十分清楚的。从1820年到1950年，英国和法国的人均国民产值都增加了3倍半，美国的人均产值增加了7．6倍，而中国的人均产值只增加了8％，比巴西、印度或墨西哥的发展速度还低。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剧吗?那么由于什么原因呢?

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产值是在产业革命中开始增长的。产业革命革新了生产技术，改变了国民经济结构，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总产值。工业、交通运输和其他服务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而农业比重降低。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直到解放的时候(有的方面甚至到今天为止)，与历史上两汉魏晋南北朝相比，没有多大差别。很具体的例证就是，我国多数农民每年的生产劳动，从耕种到收获、如犁地、耙地、插秧、收割、打场所用的工具，与中国古代农书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插图上画的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甚微，旱地作物停留在两汉，水稻种植超过两宋不多。这也就是说，在解放前，中国不曾经过产业革命，国民经济结构没有改变，主体依然是小农经济。这样，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始终停留在十分低下的水平，人均国民收入自然上不去了。

(二)落后的原因

18、19世纪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和日本的产业革命可以大致区别为三种类型：一类是英国大约在1750—1830年间的产业革命，其特征是：(1)私人资本的比较缓慢的自发性发展；(2)本国首创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管理方式；(3)从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掠夺积累起来的资本。一类是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在19、20世纪的发展。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在英国之后，因此，既有利用英国先进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管理经验的有利条件，也有必须抵制英国产品市场竞争的不利条件。从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于产业革命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们的企业规模和产业革命发展的声势都比较大。还有一种类型是法国。法国在18世纪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但到了19世纪，由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就落后于德国、美国和日本了。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不论是哪一种类型，大概凡是比较迅速的经济发展或产业革命，有三个方面的条件是必须具备的。这就是：(1)一个统一稳定的政府，对内能维持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身家财产安全和生活劳动经营企业的自由，对外能够维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保护本国的资源和市场免受外来的掠夺侵略；(2)具有或能够取得非传统的或非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3)一定数量的资金。这三方面可以说是任何产业革命都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18至20世纪各国的产业革命所以形成不同类型，只是具备这些条件的时间和方式各有不同。上面我们简单说明了中国历史上所以不能发生英国类型产业革命的原因。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以前，中国也没有任何私人经营过机器生产事业．中国开始兴建新式民用企业是在19世纪70年代，与日本和俄国的产业革命差不多同时，比英国晚120年，比美国、德国晚四五十年。所以就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管理知识来说，已可以从几个国家去引进。比较成问题的条件是政府和资金，特别是政府。

就维持国内和平安定秩序来说，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清王朝政府基本上是成功的。乾隆年间的多次人民“聚众滋事”和武装起义，大半是地方性的，规模不大。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4)，范围也只限于川、陕、豫、鄂四省，对于全国震动并不太大。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太平天国革命，连同捻军、回民等起义战争，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清王朝利用地主绅士武装并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了这些起义，朝廷政权却从此旁落，终至民国以后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和内战不已的局面。在1912—1937年的四分之一世纪内，前15年是军阀之间争城夺地的混战时期，后10年是蒋介石妄图武力统一中国、残民以逞的内战时期。

在对外关系上，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还能从巩固自己朝代统治的目的出发，坚持闭关自守政策，对于英国屡次要求扩大贸易市场始终深闭固拒。也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战争和外交上的屡次失败，中国逐步丧失了领土主权的完整独立。沿海内江外国船只得以任意航行游弋，全国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都洞开无遗，上海、天津等城市的“租界”甚至成了外国冒险家的东方乐园，他们能在那里猎取世界上别的地方猎取不到的暴利。

更为严重的是，民国以后，外国金融资本势力通过政治贷款和军事援助，勾结中国大军阀官僚，支持地主阶级统治，延长国内战乱，从而一方面取得高利贷利息，另一方面扩充势力范围，作为后备侵略场所甚至殖民地。北洋军阀政府在1913—1927年间所借的97600万元银币的外债中，64600万元，是军政经费借款，其中25000万元是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给予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13000万元是日本银行对段祺瑞的“西原借款”。这些借款除一小部分用来作为政府行政开支以外，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进行军阀之间的内战，妄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如果不是这些外国借款，1913—1916年的袁世凯政权或1917—1920年的段祺瑞政权就不可能那么猖狂；如果没有外国军火，中国军阀们也不可能那么勇于穷兵黩武。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连国内的统一和安定秩序都不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自然也就不可能去考虑保护工商业者的企业经营自由，考虑抵制外来的商品侵略和投资侵略。但军阀割据和内战频仍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大祸害，还不在于战争地区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直接破坏，而在于这种局面直接间接使得国民收入节余(实际的和可能的或潜在的)采取军事耗费、私人贮藏等非生产形式，进而流人外国人手中，成为他们的侵略资本，而中国人自己反倒没有资金可以投入生产事业。特别是在19世纪末，中国如果真要发展经济，这就不仅要同英国，而且也要同美、德等国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也不能只靠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或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少数几家企业，而是从一开始就需要许多资本家同时从轻重工业、交通运输和能源开发等多方面大规模地进行。但这样做所需要的资金是大量的，并非英国式的原始积累所能供给，而需要从社会上广泛筹措。那么，在19世纪、20世纪，在解放前，中国社会有没有这样的剩余呢?

前面说过，解放前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小农经济。农民劳动生产率低，即使是自耕农民，一年辛勤劳动所得除自给之外也很少能有剩余。在一般人印象里，农民总是很穷，同时国家财政总是困难，人不敷出。于是我们一般人总觉得中国民穷财竭，不能有什么剩余。另外，工商业资金困难，借款利息很高，一个工厂兴建以后，不论是否已经生产，有没有赚钱，都要对股东付至少年息一分的官利。这似乎都说明，中国当时资金缺乏，不能有什么节余储蓄来投资于生产。事实上，那些年全国用于生产投资的节余也确实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根据巫宝三统计，1933年我国的总国民收入是2004400万元，而当年的消费总额却达2044100万元。这就是说，1933年我国不但没有新投资，并且还消耗了旧投资39700万元①。根据刘大中估计，1933年中国有51000万元的新投资，占本年国民收入290亿元的2％②。情况虽比巫宝三所估计的略好，但数目也少得可怜。

中国真是这样穷困，完全不能有节余来发展经济吗?恐怕不是．还在解放初期，从1950年到1958年，新中国的基本建设投资达到895亿元，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74亿元③，共1369亿元，占这些年国民收入总额6826亿元④的五分之一。由于这大量的建设投资，新中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初步建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那么这大量的资金是哪里来的呢?基本上是通过统购统销和工农业产品差价调动来的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品的价值。解放初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显著提高，而一般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城市居民略低，但比解放前要高得很多，所以这里国家从农村所调动出来的经济建设投资实际上只是土地改革以前的地主富农收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旧中国我们并不是毫无或很少国民收人节余可以用来投资于经济建设，而是存在着大量的节余。据巫宝三计算，1933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为法币46元，而当时国内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一年的人均生活费用至多不过40元左右⑤。如此，如果其他人口的平均消费也限制在这个数目，郑这一年中国就应有26亿元，即相当于总国民收入13％的节余可以用来投资于生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根据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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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5页。

②见刘大中、叶孔嘉；《大陆中国的经济，1933—1959》，1965年英文版，第66、143页。

③见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第46页。

④据《统计研究》1958年第1期及其他材料推算。

⑤ 见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5页。

的历史经验，认为这些国家经济起飞时期的生产投资，一般都从国民收入的5％提高到10％以上①。如果如此，从潜在的国民收入节余来说，中国是具备这个条件的。问题是如何去调动到生产投资上来。

西方国家和日本产业革命过程中调动社会节余的办法主要是通过银行贴现和政府财政拨款。中国在晚清时期也有银行机构，不过因为很少有人有见识、魄力和愿望来经营现代企业，这才使得江浙钱庄满足于一地一时的商业信贷，山西票号成为汇划官款和代理捐纳的官商。到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时期，官私银行更如雨后春笋，也不是没有经营存放贴现和生产投资的能力，而是在内战频仍国无宁日的条件下，不得不群趋于买卖政府公债和在外国租界做房地产之类的投机生意。

至于政府预算拨款，从清王朝到蒋介石统治时期，政府一贯都是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用商业(包括手工业)税捐、关税、盐税、统捐等等来挹注财政收入，而从来不曾也不可能加征田赋来津贴补助工商业，更不必说大规模的生产投资了。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所发行的31亿元内债，更是把原来可以用作生产投资的国民节余浪费到内战军事上去了。

所以总起来说，由于国家的阶级性质，由于连绵不已的国内战争，旧中国应有的或潜在的国民收入节余，除了有一部分变为金银贵重物资贮藏起来，一部分流人大城市成为投机游资以外，可能主要是用于进口外国军火和外国消费品，存人外国银行，购买外国公债或股票了。关于这方面，最近有一篇文章说，根据日本人的调查，1941年英商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总行在上海)有存款500万元以上的华人存户77户，共有存款至少650百万元(当时币值法币)②。该数字不一定完全可信，当时法币币值如何亦不确知，但天津汇丰只是一个分行，吸收华人存款为数已经如此之巨，可以想见上海的汇丰银行和全国的外国银行所吸收的华人存款，会大到一个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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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经济成长的阶段》，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9—55页。②《天津文史资料》1980年第9辑，第73页。

中国这个时期由于这样大量的资金浪费或流入外国人手里，所以只有国民收入的2％，甚或没有多余国民收入用作新投资。也就是说，中国并不具备经济起飞的必要资金条件。而这又主要由于中国没有具备一个统一稳定政府的最必要政治条件。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政府可能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不能有任何产业革命的主要原因。在德国、日本的产业革命中，企业经济管理和职工科技教育都是重要的。但从过去不少华侨和近来许多外籍华人在国外企业中的成就来看，假如国内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安定政治环境，假如人民的智慧才能得以自如发挥，我相信他们也一定能成为大企业家的。又从过去马尾船政局或江南制造局的经验来看，中国农民成为操作机器的能手，并不是什么难事。

这一时期外国侵略势力，确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极大阻力。他们投资进行的机器生产、轮船航运和铁路火车，固然也对中国有启发示范作用，但绝不能同它们通过战争和暴力掠夺，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勒取的赔款、高利贷债息和高额贸易或投资盈利相比拟。仅就对中国政府的高利贷债息一项而言，据外国人自己，如美国里默(C．F．Remer)教授估计，1902—1930年间中国政府实收外国贷款(法币)1136百万元，而从中国汇出的借款本息则达2276百万元，恰是贷款的一倍；同一时期外国资本从中国汇回的投资利润也超过它在中国企业投资的70％①。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延长了军阀统治局面和助长了军阀之间的内战。如果不是外国势力的介入、操纵和支持，中国的这种祸乱局面不可能持续得那么长久。当然外因还是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借外债、买外国军火来打内战的地主军阀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产物。近一百来年中国经济所以落后，中国所以根本不能出现产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可能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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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1页引用的数字和汇率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