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这次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与会的领导、各位学者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并且通过与会的同志们，向在全国各地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专家，致以衷心的敬意。
我们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同志们，这些年来，在这门学科暂时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情况下，坚守岗位，默默无闻地努力耕耘。在当前经济学界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急功近利和浮躁气氛的情况下，我们搞经济史研究的同志们难得上电视，也很少机会得到优厚的出场费，但是都还在坚持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地从事经济史的研究。有的时候，要挖掘出一份有用的资料，写出一本比较有分量的著作，需要多年的努力。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每一次评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总是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以至于有的同志讲，为什么每次一等奖都是经济史的，而不是搞现实问题研究的。其实，这正是因为经济史的著作比较有分量、比较扎实，是真正的学术成果。在我这次来开会的前一天，院务会议刚刚通过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共七项，其中第一项就是吴承明、董志凯同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
昨天经君健、董志凯同志都要我多讲两句话，这让我比较为难。作为一个挂名的经济史学会的成员①，我讲的内容不能完全离开经济史，而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外行，我又怕讲太多的外行话。所以我今天就讲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史研究，包括中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史，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从过去不受重视的学科，成了一门显学，主要因为我们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也就受到重视。但这个受重视的情况，好像没有光临我们经济史研究，相反，我们很多高等学校还取消了原来设立的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课程；很多经济史、学说史的著作不容易出版；一些年轻人本来在我们这个学科搞研究、搞教学，后来也离开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我想从客观上看，有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建设方针发生很大变化，从搞计划经济到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对于我们从事经济建设的干部、群众来说都不大熟悉，大家都需要补市场经济这一课。于是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的学科都成为重要学科，比方说金融学、财政学以及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国际贸易等等，凡是文化革命以前不是很受重视的部门经济，在这个时候都受到重视。确实，现在经济学科的大学生需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学外语，要学西方经济学，要学金融，要学很多东西，甚至我们从事经济学领域教学的老师，也要补很多课。这么一来，史学这方面相对来说受到的重视就少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从客观上说的。
从主观上说，我感觉我们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乃至我们教育主管部门，总体来说，在经济学方面存在着重视应用学科、比较忽视基础学科的倾向。我这样说不是指责，因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比较重视应用学科。目前确实有很多东西要学、要补课，重视应用学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基础学科被忽视了。本来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在大学的经济学科来讲，是专业基础课，但是现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和我们主管部门对这方面强调不够、重视不够也有关系。这样一种忽视、这样一种不重视，将来会付出代价的，而且现在已经在付出代价。因为历史是割不断的，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在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中国和外国历史上发生的很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如果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跟不上的话，人们就会从别的地方寻找历史知识、历史根据。譬如说，很多企业家其实都很关心经济史，但是由于这方面的知识他们很难得到，于是就从文艺作品、电视电影中去寻找。南方的老板喜欢看《胡雪岩》，北方的老板喜欢看《大宅门》。一个南方的企业家对我说过：“《胡雪岩》对我来说是一本教科书，我反复研读，从里面寻找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这就说明，人们并不是不关心历史上的东西，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连现在出现的一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他们也要看当时黄金荣、杜月笙在上海是怎么搞黑社会组织的。所以我们对经济史、思想史不够重视，现在已经付出代价，因为现在很多这方面的通俗性的介绍是违背历史事实，是没有抓住要点的，甚至是歪曲的，这种现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会误导很多人的看法，甚至会对我们经济建设进程产生消极的影响。

对我们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同志们来说，是不是自己也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也做出我们相应的努力。现在我们确实是很困难，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克服这个困难，也要做出一些相应的努力。我们能不能就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也提出我们的看法，开一些有关的研讨会；对很多历史现象，特别是重大的历史问题开展讨论，澄清看法。举例来说，现在有的同志在研究引进外资问题的时候，提出重新讨论买办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讨论?我认为是可以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把官僚资本、买办资本作为革命的对象，现在有人想重新对买办做出评价，不是不可以讨论，但应当是客观的、科学的讨论，应当是尊重史实的讨论，应当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出发，并且经过讨论以后应当形成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
再比方说，上世纪30年代开展的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当时已经形成定论，即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在也有文章想推翻这个看法，我想这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是讨论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十分严肃、慎重，如果那个时候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么我们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对这样一些热点问题，我想我们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同志是有责任、有义务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的，应当积极地参加讨论，从而推动学术的进展，间接地也有助于我们经济建设的推进。
还有一个建议，是不是今后我们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和外国经济史的研究能够结合得更紧密一些。我们过去念大学的时候，中国经济史的课程和外国经济史的课程是各上各的，搞研究的同志也是各搞各的，但是现在经济建设的形势，特别是全球化的迅速推进，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同时，也对照研究外国经济史。确实我们经济建设中间的很多情况、很多问题，也要求我们既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也要去深入地研究外国的情况。比如说，最近中央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社会上争论很大，争论的双方都拿日本做例子。赞成宏观调控的，就说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应该引以为戒，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也是房地产之类的泡沫先搞起来的，应该引以为戒。而反对宏观调控的，也拿日本作例子，说日本在60、70年代高速发展的时候，投资的年增长率比中国现在还要高，但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因此没有必要担心经济过热。这就牵扯到日本经济史的研究，后来我请日本研究所的同志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日本60、70年代高速增长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情况。他们写了一个报告，事实证明，把日本高速增长的情况搬到中国来，说明我们现在可以投资过热，这个说法是缺乏根据的。日本的情况和我们很不一样，而且它的年投资增长率也没有那么高，没有有些人讲的那么高。为了印证这一点，我还特意请教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金融学家，他说我们当时的情况和你们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而且日本高速增长以后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日本的朋友倒是警告我们，说你们千万要注意，不要重犯我们80年代后半期泡沫经济的错误。这样一个情况说明，我们经济史的研究绝不是脱离现实的，决不是和经济建设没有关系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如果我们把中国和外国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那么一定会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对于我们的经济决策有很大的帮助。
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经济史的研究，目前处境是有一定困难，但是这个困难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们经济史的研究会得到应有的重视，会在学术界占据应有的地位。希望我们的年轻同志能克服暂时的困难，坚守岗位，接好老一辈经济史专家的班。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经济史学界能够努力多培养一些经济史研究的接班人，使我们这个学科能够继承和发扬原有的优良传统，为我们的学科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