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在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上使该领域研究水平较上年有所提高，但也存在某些问题重复研究，研究视野狭窄等情况。兹分述如下。
总体性论述 抑商问题始终是先秦秦汉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齐秀生认为，抑商政策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表现出一贯性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是抑商政策的形成阶段，秦汉时期是定型阶段，而魏晋以降则是抑商政策的推行阶段①。袁林认为中国古代作为经济政策的“抑商”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中国古代“抑商”政策对交换环节影响甚小，而对分配环节作用较大。②周春生等强调，2000多年来在如何处理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的主导思想与政府政策经历了从农本工商末、农本俱利，到重本轻末、禁末，再到三者皆本、并重的二次重大转变。③柳思维认为夏商至春秋时期，中国并未产生明显的轻商思想。战国时期轻商思想开始形成。轻商思想在中国的长期延续与自然经济的根深蒂固和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直接相关④。魏明孔指出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七个特点：家庭副业手工业一直比较活跃、官府手工业自始至终相当发达、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前店后坊模式比较普遍、合伙制具有近代企业的某些特征、民间手工业生产者有土地投资偏好、工匠身份变化比较大、工匠技术的传授主要通过父子相承或兄弟相承⑤。
小农经济研究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关注。程念祺认为，从战国到秦汉，中国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低投入和低产出。在其后的中国经济史上，由于高额的租税剥削，低投入的情况甚至变得更加严重。中国经济史上“枣”与“桑”的并称，反映出粮食替代品生产对维持农民生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重要性，导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种种的制度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史而忽视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过高地估计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以及过高地估计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水平⑥。张翔迅认为古代农业财税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解决纳税不均和逃税等问题。历次改革所制定的农业税政策，都是遵循“什一而税”的标准，从不逾越。历代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不是正税，而是苛捐杂税、纳税不均和地租重等问题。就先秦秦汉而言，该时期共进行了三次农村财税的改革⑦。何平也论述了从先秦到清代我国历史上部分重要的税收负担思想⑥。张守军论述了西汉时期减免农业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⑨。陈世英认为在不同时期，黄金的作用各异。在殷商及西周时期，黄金主要作为装饰品；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的作用多样，除了用作货币外，还用于送礼、贿赂、赏赐之用；秦至西汉时期，黄金作为货币日益盛行；东汉魏晋南北朝至隋，黄金主要用于贮藏和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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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齐秀生：《浅析中国古代的抑商政策》，《理论学刊》2004年第3期。
② 袁林：《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研究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③ 周春生等：《中国历史上的农本工商末思想与政府政策的嬗变》《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④ 柳思维：《中国古代轻商思想的产生及其延续的探讨》，《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⑤ 魏明孔：《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文史哲》2004年第6期。
⑥ 程念祺：《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一一生产与生活》，《史林》2004年第3期。
⑦ 张翔迅：《历代农税改革探讨》，《古今农业》2004年第3期。
⑧ 何平：《论中国历史上的税收负担思想》，《税务研究》2004年第1期。
⑨ 张守军：《西汉的减免农业税思想》，《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第10期。

唐宋时期，黄金的货币作用又上升；元朝以后，黄金的货币作用消失①。
农业 游修龄结合基因研究新成果重新思考了农业起源问题，从人种迁徙的角度，结合考古发现，追溯我国原始农耕人的来源以及南北农业如何起源和交流②。游修龄不同意《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一书中所提出的范蠡《养鱼经》为范蠡所作以及该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的观点③。熊燕军对游修龄与曾雄生二人关于“却走马以粪”释义的分歧提出新的解读．赞同游修龄对曾文“拉屎粪田说”的质疑．但同时也对游修龄的“骑马播种说”提出异义，认为“却走马以粪”应该是“让好马去拉粪车运粪肥田”的意思④。李庆典等论证了种芋法的渊源、历代传承关系以及技术演进的脉络⑤。周昕对古代农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耦”做了新的阐释，认为历史文献中的“耦”字，多数情况下不是指农具，而是“耦耕”一词的缩写，是指耕作方法，而且是不断变化着的耕作方法。在中国农具史上，在局部时空范围内可能出现过名称为“耦”的农具，但没有形成定型的农具传流下来⑥。黄今言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汉代在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领域中都出现了专业户。汉代专业农户的出现，不仅从一个侧面标志着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且也通过其产品的市场化，积极推动着商业的运动⑦。

土地制度 朱绍侯认为名田制是一种有受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西汉王朝通过此举培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土地长期占有逐渐转化为私有，并导致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汉代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名田制遭到彻底破坏。到东汉建国，名田制也没有恢复，历史进入豪强地主掌权时期⑧。于振波认为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宅制度是对秦制的继承与损益。名田制以军功爵制为基础，是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随着爵制度轻滥，人口的增加和垦田扩展的趋缓，名田制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一合法的土地兼并。当名田制度田制标准越来越脱离现实，又不能根据形势而变革时，占田过限的违法土地兼并也就不可避免了，名田制最终遭到破坏。但名田制度对魏晋以后的土地制度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⑨。于振波还认为汉代名田制与秦名田制虽有很大不同，然而其以户为单位并以爵位为基础的田宅等级标准，就基本原则而言，与秦名田制却是一脉相承的⑩。李炳泉认为汉代的“将屯”就是“将兵屯守”，不同意学界关于“将兵屯田”的传统说法。而“将田”的含义则是将兵屯田⑾。李翠丽强调西汉前期私营工商业经济的异常活跃与西汉实行授田制度和“弛山泽之禁”有密切关系。并认为汉文帝的“弛山泽之禁”不是山泽资源的私有化，而是复归以前“与民同财”即与民同利的政策⑿。
赋役制度与人口 张金光认为，秦代的“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皆有别。但“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⒀。段伟认为西汉瓠子河决20余年未能堵塞的原因是由于田蚡等人反对的观点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在于开始时汉武帝不了解河决的真实情况。等到汉武帝觉察到河决的严重性时，又因以前财政决策失误而没有足够的财力治理，致使问题延宕未决⒁。董平均认为诸侯的衣食租税应为“全租”而非“半税”。田租、算赋为诸侯之公用，山川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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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世英：《试论中国古代黄金的作用》，《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游修龄：《人种迁徙、语言演变与农业起源的思考》，《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③ 游修龄：《池塘养鱼的最早记载和(范蠡养鱼经)问世时间问题》，《动物学杂志》2004年第3期。
④ 熊燕军：《也谈“却走马以粪”的释义一一兼论“骑马播种说”之不能成立》，《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 李庆典等：《中国古代种芋法的技术演进及其对现代农学的贡献》，《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⑥ 周昕：《说“耦”》，《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⑦ 黄今言：《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与市场效益》，《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
⑧ 朱绍侯：《论汉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坏》，《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于振波：《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Ⅱ期。
⑩ 于振波：《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蟸测》，《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⑾ 李炳泉：《汉代的“将屯”与“将田”小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⑿李翠丽：《西汉授田制与汉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一“弛山泽之禁”新释》，《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⒀ 张金光：《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⒁ 段伟：《汉武帝财政决策与瓠子河决治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池市井之税作为诸侯的“私奉养”并未完全取消①。
周书灿就目前在先秦史人口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提出看法，认为目前先秦史人口研究中主要存在对有关史料缺乏细致甄别和深入分析，缺乏牢靠的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推断多于考证，主观臆测成分大等突出问题②。施卫青对秦代自商鞅变法后存在颇为普遍的逃亡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秦统治存在的疏漏与逃亡者有新的谋生之处是许多逃亡者未被捕获的两大原因③。王庆宪指出汉初、匈奴冒顿时期和西汉末年形成过几次人口自南而北的流动高潮④。袁延胜认为东汉初年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该时期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⑤。孟古托力对东汉时期东北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论述，认为东汉时期大量汉族人口通过不同形式、基于各种目的进入乌桓、鲜卑邑落中，突破了郡县管理人口的传统模式。在人口数量上，扭转了辽西多于辽东的局面⑥。

手工业 杨伯达认为早在距今6000年时就已经出现了东北、东南等玉文化区的“玉石之路”及其相互间为了交流玉石而形成的玉石之路网络⑦。屠恒贤、张培高认为我国的丝绸纺织提花技术大约形成于商周初期⑧。李超德认为先秦时期的染织纹样已经从商周时期的简约古朴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富于变化⑨。白云翔不同意传统认为铸造兵器的“美金”是指青铜，用以制造农耕具的“恶金”是指铁的观点。认为春秋时期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并不存在美与恶的认识与区分。并认为“美金”与“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青铜⑩。蔡锋就先秦秦汉手工业诸问题发表了系列论文，他认为原始手工业对当时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有极大的作用⑾。他还指出，商代酿酒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酿酒原料充足、酒类有所增加、酿造技术有所发展等方面。由此奠定了商人饮酒、酗酒的基础。但不能从商代因酗酒而亡的结果去否定商代酿酒业的发展⑿。蔡锋对周代私营手工业的类型也做了讨论，认为西周时期私营手工业主要分为独立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和大私营手工业三种类型⒀。蔡锋对秦汉王朝的手工业政策做了论述，认为秦朝的手工业政策沿袭战国时期的传统，实行发展官府手工业、抑制私营手工业(尤其是私营大手工业)、鼓励家庭纺织业的政策。两汉时期，在官府手工业政策方面，前后虽然稍有变化，但仍以发展官府手工业为主，而对私营手工业则采取了时抑时放、时弛时禁的政策⒁。朱红林认为周代“工商食官”制度是由当时的井田制度决定的。工商业者的组织形式正是井田制下农业组织在城市工商业中的翻版。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井田制度的彻底破坏导致了“工商食官”制度的最后解体⒂。周琍认为江南手工业在秦汉时期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并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但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手工业的影响⒃。吴小平认为汉代的工商政策对当时的铜器产生了重要影响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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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平均：《西汉诸侯“惟得衣食租税”考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周书灿：《先秦人口史研究中若干理论和方法的思考》，《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③ 施卫青：《秦自商鞅变法后的逃亡现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王庆宪：《匈汉两地间的人口流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6期。
⑤ 袁延胜：《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
⑥ 孟古托力：《东汉东北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2期。
⑦ 杨伯达：《“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
⑧ 屠恒贤、张培高：《商周时期的提花技术》，《丝绸》2004年第5期。
⑨ 李超德：《试论先秦染织纹样》，《丝绸》2004年第8期。
⑩ 白云翔：《“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文史哲》2004年第1期。
⑾ 蔡锋：《原始手工业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⑿ 蔡锋：《商代酿酒业及其饮酒、酗酒风气》，《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⒀ 蔡锋：《周代私营手工业类型略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⒁ 蔡锋：《秦汉手工业政策略论》，《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5期。
⒂ 朱红林：《周代“工商食官”制度再研究》，《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⒃ 周琍：《从考古资料论秦汉时期江南手工业与中原的关系》，《四川文物》2004年第2期。⒄ 吴小平：《两汉时期的工商政策对铜器的影响与评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4期。

商业、货币与市场 魏悦对先秦时期的借贷活动做了探讨，认为在西周和春秋时期以賑贫救急为主要功能的借贷居于主导地位。战国之后高利贷日益活跃，成为借贷活动的主要形式。从战国中期及以后各代借贷的整体情况看，除了高利贷之外，无息借贷甚至不用偿还的互助互济在民间及官府与百姓之间仍然普遍存在①。
王子今认为秦汉时期女子经营工商业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事实②。房占红认为秦始皇重视大商人的主要原因乃是富国强兵的需要③。崔锐认为秦汉时期的女性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中均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秦汉女性的社会地位后世女性难望其项背④。张弘针对战国时期商人的参政现象进行了论述，认为战国时期的商人之所以能够参政，其原因在于战国秦汉时期王朝的更替、国家政策的变通、国家经营与管理工商业以及卖官增收的需要⑤。张弘、李一对战国秦汉时期的知识商品市场进行了论述，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巫筮卜祝、星相日者、医者、相者、教师、鬻歌舞者等，构成了当时知识商品市场的主体⑥。朱红林从春秋时期诸侯国市场的分布与管理、诸侯国的商业政策、诸侯国之间的商业交流、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制度的变化、借贷制度的盛行等方面探讨了当时商业发展变化的特点。认为对春秋时期商业发展水平不宜估计过高⑦。
黄今言认为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体现在商品交换显著加强、都会市场呈现繁荣以及货币流通量相对较大三个方面⑧。王子今就两汉时期梁宋地区(以今河南商丘一带为中心的地区)的商路做了论述，认为“梁宋”地区与洛阳和陶之间有着特殊的经济地理关系。两汉时期连接“陶”、“洛阳”和“梁宋”形成的三角地区，是全国经济生活的重心地区。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相当活跃，“梁宋”地区的商路，在全国商业网络中是运营繁忙的主要干线⑨。赖琼认为汉代长安城市场的布局与管理制度既有对先秦时期的承袭，同时又有因时因地的发展与创造⑩。施卫青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狱市”的含义做了新的阐释。认为“狱市”的“狱”不是指牢狱，而是用作确定是非曲直的“确”。“狱市”不是指“大市”，也不是指“狱”和“市”二市，而是指具有司法权的市场管理机构①。
赵德馨从货币文化的视角考察了先秦时期的两种货币体系，从币材、币形、币文、币值等四个方面考察了楚国货币文化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化的联系与异同。认为先秦时期存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个货币体系，楚国的货币是长江流域货币文化的代表。这两个货币体系之间虽各具特色，形成两个体系，但互相影响，趋向融合，同多于异，共同组成中国货币文化⑩。查明辉对西汉时期五铢钱的数量问题进行了考辩①。徐基、刘家玉认为巴蜀国可能仍处于实物货币阶段，使用盐、帛(布)类为交换媒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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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悦：《先秦借贷活动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女工商业主》，《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
③ 房占红：《从“封倮誉清”论秦始皇为何重视大商人》，《渤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期。
④ 崔锐：《从经济活动看秦汉女性的经济地位》，《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⑤ 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参政现象探析》，《理论学刊》2004年第2期。
⑥ 张弘、李一：《战国秦汉时期知识商品市场述论》，《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
⑦ 朱红林：《春秋时期商业发展的几个特点》，《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⑧ 黄今言：《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征与局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⑨ 王子今：《两汉时期“梁宋”地区的商路》，《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⑩ 赖琼：《汉长安城的市场布局与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1期。
⑾ 施卫青：《“狱市”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⑿ 赵德馨：《论先秦货币的两种体系一一从货币文化的视角考察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的异同》，《江汉论坛》2004年第9期。
⒀ 查明辉：《西汉五铢钱铸造量问题之考辩》，《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2期。
⒁ 徐基、刘家玉：《也谈巴蜀货币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04年第2期。
⒂杨华星、缨坤和：《试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与商品经济》，《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杨华星、缪坤和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是国家独利的一种直接专卖形式。这种专卖形式控制了大宗商品的流通和生产两个环节而又影响了商品的消费，使大宗商人和小农均退出了商品流通领域，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商品经济发展高峰也因此而结束①。秦开凤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了汉武帝时期工商制度变迁的原因②。明成满就西汉前期的重商政策做了浅析③。
区域经济 张爱冰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探讨了淮河流域史前时期的家畜起源情况④。吴小平认为，福建原始农业出现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晚期。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刀耕火种型的农业经济始占主导地位。西汉早期仅在靠近内地的闽北和政治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才发展为锄耕和犁耕农业，这说明福建的农业经济长期落后于周边地区⑤。王颍根据包山楚简资料相关内容，对战国中晚期楚国经济状况做了论述。认为当时楚国的土地私有已经合法化，农业、制盐业、关税制度都由国家调控和规范，商业贸易高度繁荣，货币经济高度发展⑥。张莉红认为经蜀王开明、秦蜀守李冰先后开凿都江堰工程，穿成都二江后，给成都地区的航运和灌溉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显著⑦。李奔、王雯、赵常兴等认为，关中地区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开始于秦始皇，而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发达的农田水利网络则是在汉武帝时期⑧。王勇认为，从秦定都关中期间，关中的农业生产重心就逐渐向东北方向倾斜⑨。张泽咸认为，先秦时期浙江丘陵地区的生产方式仍是火耕水耨，处于荒野未辟状态。直到西汉盛世时期浙江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仍然发展有限，以前通行的火耕水耨、与渔猎采伐并存的情况亦未发生根本变化⑩。陆建伟从人口聚居、水利兴修、次中心点的形成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论述了该时期苕溪流域开发情况⑾。蒋晓春根据考古发现及相关文献对两汉时期三峡地区的耕地、农具、农作物、水利设施等情况做了探讨。认为汉代是三峡地区农业的第一次飞跃时期⑿。区域手工业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也引起学者关注。杨权喜认为，我国出土的早期铁器大都集中于楚国。春秋中期，楚国开始冶铁、用铁，已有了锻造的铁器；到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到战国中期，精工铁器和铜铁合铸的铁足铜鼎流行⒀。聂菲对战国秦汉时期漆器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巴蜀地区的漆器产地、漆器的形制、品类、制作工艺以及出土器物铭文等方面的特点进行了考证⒁。李昭和也对战国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髹漆工艺进行了论述⒂。蒋廷瑜通过考古的方法对先秦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青铜冶铸业进行了探讨⒃。孙华根据现场考古发掘，认为在商代晚期以前，渝东地区应当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陶器制盐的发展过程。渝东地区的专门化盐业生产有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⒄。朱永刚认为，东北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进人青铜时代，虽然时间并不比中原晚，但整体水平不高⒅。

经济思想 傅光成认为，管子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思想主要表现为“顺道”、“重人”、“守信”、“求实”，而其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人和”方面⒆。陈新岗从轻重论、财政收支理论及对外贸的宏观调控等三方面论述了<管子》宏观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⒆。张建军认为《管子．轻重》提出了系统的重农抑商思想⒇。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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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开凤：《汉武帝时期工商制度变迁原因的分析》，《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5期。
② 明成满：《浅谈西汉前期的重商政策》，《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4年3期。
③ 张爱冰：《淮河流域史前动物驯化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④ 吴小平：《先秦两汉时期福建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⑤ 王颍：《从包山楚简看战国中晚期楚国的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⑥ 张莉红：《古代成都的水利工程建设及其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期。⑦ 李奔等：《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农田水利》，《陕西农业科学》2004年第1期。
⑧ 王勇：《秦、西汉时期关中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⑨ 张泽咸：《汉唐间浙江丘陵农业生产述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⑩ 陆建伟：《秦汉时期浙江苕溪流域的开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
⑾ 蒋晓春：《三峡地区两汉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5期
⑿ 杨权喜：《试论楚国铁器的使用和发展》，《江汉考古》2004年第2期。
⒀ 聂菲：《巴蜀地域出土漆器及相关问题探讨》，《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
⒁ 李昭和：《战国秦汉时期的巴蜀髹漆工艺》，《四川文物》2004年4期。
⒂ 蒋廷瑜：《先秦两汉时期岭南的青铜冶铸业》，《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2期。
⒃ 孙华：《渝东史前制盐工业初探一一以史前时期制盐陶器为研究角度》，《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⒄ 朱永刚：《东北青铜时代的发展进程及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⒅ 傅光成：《简谈〈管子〉市场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影响》，《管子学刊》2004年第2期。
⒆ 陈新岗：《〈管子〉宏观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及现代价值》，《管子学刊》2004年第2期。⒇ 张建军：《〈管子·轻重>重农抑商思想特色》，《山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


环境思想是研究者较多关注的问题之一。蒲沿洲认为孟子的生态环境思想主要表现为爱护物产、保护环境以及协调天人关系等①。蒲沿洲也探析了商鞅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一些思想措施②。余卫国对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做了论述。认为自然和人的关系问题，是先秦儒家和道家讨论的中心论题。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③。刘厚琴对先秦儒家与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论述，认为儒道二家整体思想虽然迥然相异，但是根植于自然经济的儒道在自然环境保护上却是殊途同归④。赵载光也对儒家礼制文化中蕴含保护生态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进行了论述⑤。刘厚琴对先秦儒家的农业管理思想进行了论述⑥，认为在儒家思想中，重农意识十分明显，其加强农时管理、大农业系统管理、田间管理、林业资源管理、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等一系列见解，形成了先秦儒家系统的农业管理思想。何晓蓉对董仲舒的“薄赋省徭”、“限民名田”、“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等赋税思想进行了论述⑦。刘蕴之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做了分析，认为司马迁主张让社会经济生活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行政干预的思想与儒、道、法三家俱有渊源。他较多地吸取了管子、老子与荀子的学说，而把孟子与韩非子的思想当作反面的参照系。而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主要与他的经济思想有关⑧。唐凯麟等认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⑨。于运洪就司马迁的商品经济创新思想进行了论述⑩。吕庆华认为司马迁的商业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商业的社会经济职能及发展商业的政策主张、商业经营者的基本素质及管理、商业经营者的致富诀窍等三方面⑾。张弘、王力军、范翠红认为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善因”论、桑弘羊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的思想、贤良文学的重农轻商、放任发展的思想奠定了封建社会工商管理思想的三种基本模式⑿．赵永春、赵燕不同意学界提出的班固经济思想不如司马迁经济思想进步等观点。认为班固既重视农业，又重视工商业的“食货二本”新思想是班固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⒀。赵玲指出，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是围绕义利关系展开的⒁。张坤对汉代的消费伦理及其与儒道之间的关系做了论述．认为无论是司马迁的“三富论”、还是董仲舒的“调匀论”，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还是道家的均富思想，均是汉代财富消费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⒂。

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 近年来灾害史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一些成果颇为引入注目。陈业新的专著不仅对两汉灾害概况、灾害发生原因、两汉灾害思想都有详细论述，而且对灾害与两汉社会经济、灾害与两汉文化气象以及灾害与两汉君主专制都有较为深入论述⒃。 卜风贤认为在周秦两汉时期形成了结构复杂的灾害链和灾害并发现象，其中以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最高，霜灾、河决、低温灾的发生频率最低，水旱灾害依然主要是周秦两汉时期危害性最大的农业气象灾害⒄。李辉总结了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下转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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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蒲沿洲：《论孟子的生态环境思想》，《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蒲沿洲：《孟子的生态伦理和环境保护思想浅析》，《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蒲沿洲：《商鞅生态环保思想初探》，《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余卫国：《先秦儒家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④ 刘厚琴：《先秦儒道生态伦理的相通性》，《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⑤ 赵载光：《论儒家礼制文化的生态思想》，《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刘厚琴：《先秦儒家的农业管理思想》，《齐鲁学刊》2004年第l期。
⑦ 何晓蓉：《董仲舒赋税思想及其启示》，《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
⑧ 刘蕴之：《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一一兼论其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天津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唐凯麟、陈科华：《“善者因之”一一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⑩ 于运洪：《论司马迁的商品经济创新思想》，《潍坊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⑾ 吕庆华：《司马迁商业经济思想探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⑿ 张弘等：《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思想》，《济宁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⒀ 赵永春、赵燕：《论班固的经济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⒁ 赵玲：《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精神解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⒂ 张坤：《汉代财富消费伦理与道儒思想》，《学术论坛》2004年第4期。
⒃ 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⒄ 卜风贤：《周秦两汉农业灾害系统的要素构成》，《农业考古》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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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两汉时期自然灾害具有多发性、群发性、间隔性、不规则周期性等显著特点②。李辉还认为两汉时期抗御自然灾害的措施主要是针对水旱虫疫等灾害采取的对抗措施。其中还包括祭祀消灾活动③。刘厚琴认为两汉统治者面对比较频繁的自然灾害，提倡灾前主动预防，临灾迅速救济，灾后补救等举措，这就形成了社会系统对自然灾害的抑制作用④。陈业新认为，秦汉时期政府行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所谓少府、水衡都尉、将作大匠等生态职官的设置、秦汉政府的人口政策、移民屯垦和兴动土木工程等对生态所产生的影响等几个方面⑤。王卫平对先秦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进行了研究⑥。鄢圣华对老子“祸福相依”的社会福利政策进行了论述⑦。李亚光认为战国时期荒政有了飞跃发展，集中表现在防灾能力大大提高方面⑧。

其他 沈建华认为商王朝建立的贡赋合一的模式表明了商代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⑨。李云泉对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做了探索，认为先秦朝贡制度具有原始性、非对等性、礼仪性和典范性等主要特征⑩。周永生、杨丽华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外交问题⑾。祝建国认为国家意志是春秋战国时期科技进步的主要动力⑿。刘蓉认为先秦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依附关系⒀上官绪智、刘玲娣对学界一直存有争议的秦汉时期士兵的衣服是官给还是私备问题进行了考辨。认为秦汉时期士兵的衣服应以官府供给为主⒁。臧知非根据张家山汉简中所记载的相关内容，论述了西汉初年的马政及其相关问题。认为西汉马政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西汉王朝强干弱枝的政治方针⒂。王裕昌、宋琪对汉代统治者大修马政、鼓励和支持养马业的发展以及由于政治变革所导致的马政波折进行了论述。并认为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养马高峰时期⒃。
① 王志胜：《唐代家财的管理制》，《齐鲁学刊》2004年第4期。
② 李辉：《试论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③ 李辉：《两汉时期抗御自然灾害措施初探》，《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④ 刘厚琴：《略论汉代抑制型防灾减灾机制》，《烟台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⑤ 陈业新：《秦汉政府行为与生态》，《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⑥ 王卫平：《大同理想与先秦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3期。
⑦ 鄙圣华：《老子的思想与社会福利政策》，《新东方》2004年4期。
⑧ 李亚光：《战国时期荒政的特征》，《渤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⑨ 沈建华：《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⑩ 李云泉：《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Ⅱ期。
⑾ 周永生、杨丽华：《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外交及其启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⑿ 祝建国：《国家意志是春秋战国时期科技进步的主要动力》，《黄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
⒀ 刘蓉：《先秦依附关系的演变》，《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刘蓉：《春秋依附关系探析》，《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⒁ 上官绪智、刘玲娣：《秦汉时期士兵衣服是官给还是私备问题考辨》，《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⒂ 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汉初马政及相关问题》，《史林》2004年6期．
⒃ 王裕昌、宋琪：《汉代的马政与养马高峰》，《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