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术论文共有291篇[1]。从数量上看，较1997年有所增加[2]，从质量上看，也较1997年有显著提高。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仍然存在，但研究新问题的论文明显增多。其研究分布，从历史时期看有后移趋势，对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有所增强，论文数目达107篇，较上年增加35%[3]。从研究主题看，农业经济史成为重点，有关论文达54篇，占全部论文的19%。

1998年的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方法论受到重视

1996年，吴承明发表了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论文集《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引起了经济史学界对方法论的重视。1998年陈支平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4]一文，指出：“‘封建社会’是舶来名词，与中国二千年来固有的历史称述并不相符。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为了把这种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套用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想尽了种种的论证方法，但总是有些不尽如人意。”他提出五点疑问：1.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下的阶级划分完全合理吗？2.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基础吗？3.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是对官僚专制还是对农民专制？4.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能够实行经济的高度集权吗？5.地租、赋役、利息可以用“阶级剥削”一言蔽之吗？最后，作者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农业古国，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西欧的历史发展规律，只能对中国的历史研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不能把中国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一个个地对号入座，如果完全套用西欧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研究中国历史，就难免出现‘削足适履’的窘境，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研究历史必须从事实出发的唯物史观的”。高德步则撰文，探讨经济史的指导理论[5]，指出：“不论是经济学还是经济史学，都不可能改变经济史的客观性。但经济史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叙述史实，史实本身并不是史学，而仅仅是史学的原料，就如砖瓦沙石对于高楼大厦，仅仅是建筑材料而已。”“经济史研究重在求证,也不可偏废推理,这是因为人不能尽知天下事,必须推理以求之。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作用，就在于它决定着用什么观点考察经济的历史，用什么方法理解和阐释经济的历史”。“经济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也应有自己的独立范式。但是，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其范式必然介于两者之间，既有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又带有史学范式的特点。但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史学，它与史学的共同点仅仅在于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叙述方法上有一定的时序性，以及用史料说话，但在研究者的信念、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采用的理论模型上，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的”。作者指出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痼疾:“基本上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目前的经济史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方面是由于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出身于史学界，所接受的经济学训练比较少，在他们的头脑中还较少经济思维；另一方面，也由于经济学家大多不屑于经济史研究，忽视了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作用，所以，还没有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没有实现与历史学的良好结合，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史学范式”。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要建立或重建经济史学范式，首先，必须在世界观层面上明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统治地位，作为经济史家具有的共同信念；其次，明确经济史学的任务，即为经济理论提供证实与证伪；第三，坚持以经济史实为实证依据，以经济学理论为逻辑出发点的分析方法，特别强调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第四，采用共同的经济史语言、工具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经济史家的共同研究与合作群体，以及为追求科学而争论的各个经济史学派”。

无疑，高文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没有明确经济史研究必须主要以经济学作为指导，没有明确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以至迟滞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经济史学界与国外同行的交流。这也是低水平重复（史料堆砌）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但高文只强调了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结合，显然也含有片面性，在这方面，吴承明的观点更为全面。他指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晚期才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本世纪50年代有个重大变革，即不仅研究经济的发展变化，还须结合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分析。首先是与经济学相结合，继而与社会学相结合，近年有个文化热，又从文化思想上来研究经济史。又因专题不同，人类学、民族学、农学、科技、地理、气候、生态等科学也纳入经济史研究，这就形成许多学派、专业”。“在我国，大体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偏重不同，各有独具匠心之长，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同时，也必然对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产生不同观点。应当说，这是件大好事。要促进学科进步，必须百家争鸣。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我们的经济史学就要寿终正寝了”。吴承明强调：“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不同方法都各搞各的。同一问题也可有不同结论。这才是‘百花齐放’。但是，不同理论、不同方法可以交流，交流的好处是开阔眼界，促进了解。交流并不妨碍各搞各的。了解了别人，仍然要按照自以为是的去做，不妨碍个人创造性”[6]。应该说，这是对经济史研究方法之争的最好总结。

学术批评有所加强

多年来，近代经济史学领域学术批评之风衰微，甚至终年见不到一篇批评文章。这既影响了学术水平的提高，也造成了低水平重复的泛滥，甚至不讲形式逻辑，东拼西凑的文章也比比皆是。近年，一股清新的学术批评之风吹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首先，美籍华裔学者赵冈发表了《经济史上的相关分析》一文[1]。他指出，在经济史相关关系的研究上有误用现象，“第一，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两个变量彼此相关，并不一定表示其中某变量是原因，造成另一变量之后果”。“第二，若用数学表示，相关系数如果是零或接近于零，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两个经济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但如果用文字说明，则有人会使用似是而非，有高度误导性的词句来说明这种不相干的关系”。作者举了1983年发表的一篇分析中国历史上地主经济制与封建社会延续问题的论文以及用乾隆年间雇工人命案的增加反映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说明地主制与封建宗法关系及封建生产关系没有相关关系，而“举出资本主义萌芽，则是误认因果关系，也就是乱拉关系”。作者还举出50年代一本研究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之书为例，批评其“所举的相关关系倒是合乎逻辑，但是所取的变量却不正确”，“应该度量的是净产量(net output), 而不是总产量(gross output)”。作者最后指出：“细读这些著作，可以发现这些误用之实例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这些著者心中先已立下了结论，希望用这些相关分析来坐实他们预设的结论。为了要证明地主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主导内容，于是把不相干的两件事说成是高度的适应性和高度的灵活性；为了要坐实资本主义萌芽，便把雇工人命案件数拉上关系；为了要坐实经营农场的优越性，便把总产值充当净产值。如果没有这些预设的结论来推动，这些学者可能会更谨慎地推敲其中的逻辑关系。这类现象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学术研究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1997年，一篇署名“林众”的《不能为出书而写书》[2]的书评对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一书提出了严厉批评，指斥书中《三冬比户粮》一节从观点到行文方式都“挪用”徐晓望《清至民国福建粮食市场的变迁》[3]。1998年，王振忠撰写了《学术规范与批评规范》一文，通过“逐条比勘”，说明自己所引资料字数均超过《变迁》，并注明出处。而且《三冬比户粮》一节长达10115字，引用书目约28种，其中没有一条引自《变迁》的资料。

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4]一文则是较为成功的学术批评。葛文认为杨书《总论》对于已有成果的分析“空洞无物，苍白无力”,遗漏了台湾学者刘翠溶的《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和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正因为《研究》的编者不读或不认真研读与此专题有关的学术著作，所以他们对于自己从事工作的学术背景缺乏了解。他们不知道在何炳棣、刘翠溶等学者的研究之外，西方的一流学者也对中国人口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如施坚雅著《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得出的教训》的长篇论文”，“姜涛的《近代中国人口史》对于近代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考订，尤其是对于太平天国战后的人口统计数据有非常独到的见解，离开了姜涛的工作，对于这一时期人口数据所作任何整理工作往往显得滑稽可笑”。对于杨书“历代人口数据资料皆以官修正史和官书为主要搜集对象，在此前提下兼顾其他典籍和著述”的编辑原则，葛文认为：“这一原则的确定正是《研究》一书的最大失误。因为官修史书和官书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大部分已为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所收录。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本应在搜集历代人口数据的工作上超过前贤。为此，编辑者就必须‘从卷帙浩繁的典籍、方志、类书、册籍、实录、档案、家谱、学人著述之中’去搜集资料。主编先生认为这一工程浩繁而不可完成，因此就有了上述偷懒的原则”。“这一偷懒的原则的确定正是《研究》一书的编辑者不思进取的表现。它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创新的基本要求”。

相对于葛文的批评，杨书作者的辩驳则显得软弱无力。同年《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了杨书作者以《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编委会署名的文章《学术讨论应当是科学、积极和健康的--评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该文首先诉说了杨书由“资料汇编”改为“资料研究”的原委以及因缺乏出版津贴而被砍掉资料约200万字的苦衷；其次，又对“专业人员”的概念进行了商讨，指出：“就我们课题组的成员来说，既包容了人口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其中不少学者发表过历史人口研究的论文或专著，有的论著还获得过省（部）级的奖励。这些成员中既有资深的专家教授，也有文革前和文革后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且绝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机构供职。这样一支队伍完全能够胜任历史人口资料整理和编纂这一基础性工作。本书主编和各分册主编都是长期或较长期从事人口学、历史人口、经济学（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完全具备了驾驭本领域资料的能力。这绝不是用‘专业’、‘非专业’这一尺码可以界定清楚的”。杨书作者还指出，该书“‘清代编’主编是清史专业研究生，10多年前就读过何先生的英文原著，已有多种论著问世并获得奖励。我们有把握地说，他在清史特别是清前期社会史、人口史研究方面所下的功夫，远在葛、曹之上 ”。该文表示：“有的同志已计划就《中国人口发展史》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从上述批评和反批评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学术批评必不可少，但要规范学术批评，批评者应就实质性问题展开批评，怀抱与人为善，避免盛气凌人，尤忌尖刻、讥讽的语言；而被批评者也应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辩驳，不要节外生枝，随意纠缠。

三、“四新”论著明显增多

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提出要破“四就”（即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不能就事论事），立“四新”（即要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使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四者兼备最好，但至少要有其一）。

1998年，“四就”痼疾有所破除，“四新”论文明显增多。研究新问题的论文达225篇，占全部论文的77%。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慈鸿飞《20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1]、李鸿基《台湾光复初期的经济问题》[2]和高伟强、陈茵《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文化精神特点》[3]。慈文论述了20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晋、冀、鲁）农村商品的长距离贸易、地方市场贸易、农村集镇和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据此对以往有关学术观点提出质疑。该文指出：“黄宗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先后发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及《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得出的著名结论是：商品化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强化，是非趋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即‘过密型商品化’，实即‘没有发展’。在论到华北农村时，他认为华北经营式农场也‘未能导致农场生产力发生质的改变，则说明了农业经济的停滞’。黄的著作实际上很多与农村市场问题有关，但他没有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重点只在农民的生产方式上，主要方法似乎是‘解剖麻雀’，仅仅根据满铁几十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和他自己对几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就对近代中国农村几百年的历史下结论，这是否也算是黄宗智自己所批评的那样太过‘模式化的研究’呢？”该文认为：“20世纪前期华北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农民私有产权的建立”。据笔者所知，这是国内第一篇直接对西方学者所谓中国小农经济“内卷化”或“过密化”以及“悲观论”提出挑战的论文。

李鸿基的文章认为，导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关键在于“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应该是主要的原因”。“一、高度的经济统制政策扼杀了生机，导致生产萎缩，民怨沸腾；二、国民党政府的搜刮、掠夺、官员贪污成风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三、严重的失业问题；四、物价飞涨，米荒严重，民不聊生”。作者最后指出：“导致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出现诸多严重问题的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人为主观的。”“客观的原因主要为二战后期美军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光复后，台湾由原来日本殖民地经济体系转变成中国经济体系一部分所造成的暂时脱节；以及接收后，由于原材料、设备及技术力量的匮乏造成的工厂复原困难等等。至于人为主观原因，首先要提到的当然是行政长官公署的财政政策”，“其他诸如以接收为名，无偿攫取台湾的糖、米、煤炭等资源运往大陆，用于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以及引起强烈民愤的相当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等也是造成光复后台湾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人为主观原因”。

高伟强、陈茵的文章认为：“由于历史原因，近代民族企业并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社会性的企业文化模式，但在一些企业里初步形成了企业精神文化的重要概念。”“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既是近代民族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近代民族企业文化精神的主要特点；第二，管理思想上‘贵和’，并用‘和’的思想来协调企业内部关系，增强企业的活力；第三，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对企业的作用，并成功地运用于企业的生产管理活动之中；第四，注重激发企业员工的敬业精神；第五，注重用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职业道德来培育员工的营销道德观”。作者最后指出：“近代民族企业家重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利用、改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精神，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们借鉴和学习”。无疑，用经济文化学研究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文化精神特点，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还有一些文章，研究的是老问题，但提出了新观点。虞和平认为：“自明代出现以会馆（后来亦有称为公所的）为形式的城市同乡组织之后，到清代已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传统的城市同乡组织保持几百年不变，直到清末民初，随着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移民数量的增加和移民素质的改变，才开始发生变化”。他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从会馆、公所到同乡会；从“救死”到“救生”；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说明“现代化的同乡会组织自民国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渐普及开来，而且使传统的同乡会馆、公所逐渐引入同乡会的组织体制和功能，既表现了近代中国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也反映了传统同乡组织经过改造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有益于旅外同乡的利益自维，而且有利于旅居地及故乡的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4]。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马俊亚根据他对近代江南工业资本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研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工业资本在近代江南地区帮助农村改良了农作物品种，引进了新的经营方式，提高了农村的商品化程度，也使大工业获得了适宜的原料。江南工业资本对土地的投资，虽在形式上具有落后色彩，但在当时环境下，土地收入构成了工业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尤其在企业处于困境时，土地是向银钱业押款的最好抵品，可收意外效果；工业资本设立的义庄，对于消除农村贫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工业资本对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手工业、加工业的兴起，以及整个农村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江南工业资本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促动农村同步发展，而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5]马俊亚这一结论，不啻是对西方学者的中国近代农业“有增加而无发展”的“悲观论”的侧面攻击。

有不少人把近代农村手工业与古代等同看待，认为近代农村手工业仍然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不到近代农村手工业中发生的巨大变革。史建云通过对华北农村手工业的考察，说明在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近代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中，除了传统的家庭副业外，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家庭式作坊、手工工场和小型工厂，有些由一户农民独建，有些由几户农民合作；有的使用旧式工具，有的使用改良工具或机器；有些仍然保持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形式，有些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有些是季节性生产，有些成为长年生产。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其内部都出现了分工和协作。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6]。这对黄宗智商品化了的手工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7]的观点自然也是一个极有力的反证。看来，随着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但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缺乏理论”的讥讽会不攻自破，而且会进一步暴露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简单化倾向。

1998年，“翻案”文章也明显增多。毛华敬认为：“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请准了十年专利及减免税厘的特权，为此他长期受到人们的责难。其实，李鸿章此举并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一开始便具有封建垄断性’，‘一方面扼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扩大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开通了道路’，而是恰恰相反，它不仅使中国民族资本机器棉纺织业得以产生并奠定了初步发展的基础，而且有力地阻止和抵制了外国资本对这一领域的渗透，结束了洋纱布独霸中国市场的历史，实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宿愿。因此，应该积极评价李鸿章的十年专利。”[8]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历来为中国人民深恶痛绝，引为奇耻大辱。但吴士英以辩证的观点，分析了租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令人耳目一新。他指出：“租界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但也促进了中国城市的成长及近代化；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但同时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扩散基地；它既是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加紧经济掠夺的基地，又有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它既是罪恶的渊薮、藏污纳垢之地，又是进步活动中心；它在中国战乱之时宣布中立，比平时更像一个地道的独立王国，但同时也给中国人躲避战火提供了避难所；它既是列强对华进行思想渗透，加强精神奴役的据点，又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转站”。因此，“租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对资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略活动，理应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9]。

对于国民政府在1927至1937年的工业政策，近代经济史学界历来持否定态度。王卫星根据丰富的资料，对其重新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王文指出：“综观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发展政策与措施，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发展工业的基本思路，即在财政、货币统一的前提下发展国营基础工业，鼓励民营轻纺工业的发展，并使工业发展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同时通过裁撤厘金，提高进口关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外商在华设厂等措施，减轻民族工业的负担，保护民族工商业。1927-1937年中国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是分不开的。虽然某些政策和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偏差，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些政策与措施的进步意义”[10]。

计量分析的方法在1998年的研究中崭露头角。刘巍和刘丽伟接连发表了《对1930-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的简单数量描述与分析》[11]和《1927-1936年中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初探》[12]两篇文章。前文利用马歇尔和麦金农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方程式）计算了1930-1936年的中国货币需求：“1930-1932年，事前货币供给大于事前货币需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国民收入增长投资额增加和价格指数涨跌，达到了事后均衡。既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又实现了实际经济增长。1933-1935年，事前货币供给不足，通过市场机制的协调，造成了国民收入下降，最终达成了经济衰退的事后均衡。这是由于世界市场银价升腾破坏了中国的金融环境，因此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1935年11月，中国放弃了银本位，实行纸币制度，银根松动，货币供给充足，流通速度加快，因此出现了1936年价格上升、投资额大幅度提高和国民收入明显增长的良性事后均衡”。后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概貌进行了数量描述和推断。该文的计算尽管不一定准确，但这种探讨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显然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