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中国经济学家伴随中国改革成长的历程，历数诸多为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进行过艰苦的理论和思想探索的经济学家；并通过具体实例说明经济学家通过对于现代经济科学认识的深化，在改革的重大关头和事件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科学的要求愈来愈高，经济学的新课题层出不穷。因此，本文提出亟需加快我国经济科学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经济学家 经济学 中国改革

感谢本届中国经济学年会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与学友们共同探讨我们这门学科面对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感谢年会邀请我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这个讲台上做主题发言，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走过的历程，意义更非同一般。

我浏览了大家提交给大会的论文题目，它们涉及的方面如此广泛，精彩的议论纷呈，实在是可喜可贺。这不禁让我回想起了25年前的1977年，为了拨乱反正，我的两位老师于光远教授和苏绍智教授发起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那时，经济学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禁锢，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热情和理论勇气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经济学家对许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正是从那时开始起步的。

如今，时过境迁，我深深地为中国这二十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也想与到会的经济学界朋友们共同回顾改革的历程，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其中的作用，从而明确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1． 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中成长

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在“左”的政治路线的统治下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它是在改革中获得重生的。

不过，即使在那风雨如磐的时代里，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

顾准（1915-1974）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50年代中期“左”风肆虐的日子里力排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1]（顾准，1956)。在那样的年代有这样的独立而深刻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旋即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的学术观点更被断定为异端邪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湮没无闻。

在195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放权让利”，特别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为指导的，在这种“体制下放”的改革思路对往后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体制下放”的思路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2]孙冶方主张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或者说向企业放权让利。然而即使这样的主张也不能见容于当局。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3]”的“修正主义者”而受到批判和迫害。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还有马洪（1920—）、蒋一苇(1920¾1993)。例如，马洪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4]的主张，就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热烈支持下得到了一些政府领导人的采纳。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时对放权让利作了较之1958年和1970年的行政性分权更宽泛的解释。全会《公报》指出，旧经济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便“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5]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思考的范围比企业改革更宽。80年代初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我国改革理论已经逐渐超越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际措施的范围，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当时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1904¾）、杜润生（1913¾）、廖季立（1915-1993）、刘明夫（1915-1996）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例如，中国左翼经济学界的宿将、解放后又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在1979年出版的、对当时的改革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企业（包括集体经济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基层经营管理单位；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所谓“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经济体制，就是当时被婉转地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6]

长期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于光远从恢复马克思主义原义的角度批评斯大林、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他和他的追随者更多地倾向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提出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的经济体制。

应当承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并不是按照经济学家的某种理论指引进行，而是由千百万农民在明智的政治家的保护和支持下赢得了在“包”（即租）来的公有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的权力，从而迈出了扎扎实实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为农民私有农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作的理论论证和消除政治障碍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中，杜润生和一大批集结在他周围的年轻经济学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研究，曾经辅佐过被毛泽东批评为“十年一贯制”地“右倾”的中国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1896-1972)[7]。他广泛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主张建立市场制度，从80年代初期推行农村承包制开始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经济学家，也运用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政治智慧，为争取改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了努力。例如，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林子力（1925—）的《论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书，就为承包制作了系统论证。他还在参与政府文件起草时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定的一个算例，用以论证个体工商业者雇工8人以下仍旧不是以占有他人劳动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因而保持着个体劳动者的身份。这种说法在政治上获得通过，雇工在8人8人，成为划分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界线，为城镇私有小企业争得了某些合法生存的空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场已经通过“包产到户”的形式得到恢复，城镇民营工商业也开始成长，如何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以便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这个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恢复家庭农场制度只需要农民对千百年相传耕作制度的切身体验和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的政治睿智就足够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完全依靠自发的演进，它的建立和建设至少需要几十、上百年的光阴。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然而由于在“左”的路线下经济学备受摧残，使其完全不具备为经济制度的这一革命性演进提供理论支撑的能力。

我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上大学的。一年以后，英语课程被取消了，理论经济学课程也被取消了。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设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等，采用的是苏联教材。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学风，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8]，却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意见的学者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就使不少经济学家把进行经济学研究视为畏途。在那以后，经济学就变成了现行政策的描述或颂歌，学者的言论如果违反苏联教条或者不符合现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帽子，也会被指摘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西方经济学”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即使1976年“文化大革命”完结以后，在部分高等学校恢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专题讲座式的课程，现代经济学也经常是被当做批判的靶子，谈不上作为理论基准和分析工具来加以运用。

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热心于补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希望从中汲取新鲜知识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

更大的冲击来自1980-81年间已经移居西方的两位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W·布鲁斯（1921-）和O·锡克（1919- ）的讲学。在当时中国经济学家还停留在把改革看作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时，他们把改革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使许多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9]由此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提升学术水平的愿望。在北京大学等重要学府中重新开设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创建比较经济学学科的努力。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荣敬本等都为这方面的进展作出了贡献。

在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再学习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分析和评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2．经济学在中国市场制度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认识的深化有关。

否定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论据之一，是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完全自发的演进过程，人们的自觉努力，包括经济学的理论思维都不可能对这种自然演进过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论据之二，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80年代流行过一句话，叫做“不能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其实从50年代中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我国改革和发展走过的弯路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的奴隶。”[10]

在此，我想例举在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学理论发挥作用的几个实例。

第一个实例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中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以后，长期是依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进行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1970年又一次大规模下放。直到1976年 “文革”结束，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抛弃用“行政性分权”调动地方政府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就能提高经济活动的想法和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过“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过“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这些做法一方面可以使民营企业可以利用地区之间竞争缝隙作为自己生存和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割据、保护主义等至今仍然危害市场统一性的消极后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在计划体制下放权让利的局限性的消极影响，才对从“行政性分权”转向“市场性分权”（又称“经济性分权”），建设国内统一市场（integrated market），以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的必要性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从而推进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家庭农场、城镇私营工商业等J•科尔奈所说的“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11]（科尔奈，1999）已经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约1/3的比重，如何为这一部门的进一步成长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就成为一件关系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如果继续坚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目标，私有部门只能作为国有部门的“补充”而存在，全面建设私有部门发展的市场条件的任务就根本不可能提出。

经济学家的工作对于把改革的目标重新确定为市场经济，从而把为私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纳入改革的行动纲领，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如同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研究人员的集体研究成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12]对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所起的作用。而“商品经济”的目标一经确立，建立私有部门发展不可或缺的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经济学研究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所起的作用，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

第二个实例是稳定宏观经济方针的确定。

在正确确定转型期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4-1985年期间进行的“通货膨胀是否有益”的大讨论。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13]则对这场讨论作出了总结，并且使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深入讨论，特别是美国学者J×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精湛分析，会议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这对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正确地规定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14]

第三个实例是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税、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一设计在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也是人们公认为的我国改革中的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是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1991-1993年期间，我国有大批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以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外，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就各国政策选择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15]。在研究过程中征询过国际知名专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拉迪（Nicholas Lardy）等的意见。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6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国鼎（K. T. Li）、刘遵义（Lawrence Lau）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作了反复的论证。改革的成功是与这种理论上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第四个实例有关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从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国营企业改革的问题以后，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沿着“放权让利，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线进行。一直到80年代初期才由北京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厉以宁教授和两位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青年经济学家吴稼祥、金立佐提出了引进现代公司制度来改造国有企业的观点[16]。但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不少人都表示同意在国有企业中采用“股份制”（许多人心目中的“股份制”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但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并不甚了了。只是在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等外国专家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中国专家参加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上，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与国企改革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从现代公司的基本治理架构到养老金基金持股的社会意义等有关现代公司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7]以后，才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的新观念，并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的误区和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1994年召开的，有国际知名学者哈特（Oliver Hart）、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刘遵义（Lawrence La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18]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多方面问题。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并付诸实践，有些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有些至今尚未实现，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方向、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此外，经济学家在参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中的作用也是很好的例证。刚才韩正市长在致词中讲到，上海市目前正努力把自己建设成四大中心，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而上海的这一“多功能城市”和“四大中心” 的战略功能定位，正是来源于1984年一次大规模经济调查和学术政策讨论的成果。当时，在老工业基地要“永葆青春，加速老企业技术改造”的指导思想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8月，派出以宋平、马洪为首、由30位经济部门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组成的“振兴改造上海调查组”，对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召开了为期七天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术大型研讨会。在会上，薛暮桥、宦乡、徐雪寒、杨纪珂、于光远、张宣三、蒋一苇、童大林、吴明瑜、许毅、李宝恒等数十位经济学家对于上海发展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19]。在这些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文件，在1985年初经国务院批转下达。[20]

3、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近年来得到了本国培养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大批新锐的补充。然而也应当看到，经济学家的队伍无论从数量方面看、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科学的要求愈来愈高，而且经济学的新课题层出不穷，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对加快我国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根据我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课程和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教授MBA课程的切身经验，我国学生有一种追求“前沿”而忽视基础的倾向，妨碍了他们对经济学理论的透彻的理解和对经济学基本分析工具的正确把握。纠正这种偏向的方法是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并在教学中强调掌握基本理论和进行基础训练的重要性。

我想特别强调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训练。经过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研究努力，现代微观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学问。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如果没有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思想免不了混乱。因此，我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学好微观经济学。我与同学们讨论问题时，也特别注意不时地把他们拉回到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来。学习经济学，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经济学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考方式。而学好微观经济学正是把握这种有用的认识工具的起点。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有失偏颇的认识：一种是认为21世纪新古典经济学穷尽了微观经济学的真理，经济学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直接套用在中国实际上面，通过简单的推导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另一种则是认为，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像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等更加逼近于现实，使新古典经济学的旧原理变得完全过时。后者往往不理解，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是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对现实作出的理论抽象；在放松某些假设（如完全信息假设）情况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些原理作为理论基准（benchmark）的重要意义[21]。上述这种认识偏差妨碍我们对经济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比如对于资本市场的看法就是如此。有的人认为，只要放开股票市场，资本资源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有效的配置；也有的人说，股票价格的高低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都全在于市场炒作技巧的高低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大小，而全然没有规律可循；还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交替使用这两种理论；造成了不少混乱。

（2）学科建设，重在形成严谨求实的学术规范和惠风和畅的宽松讨论氛围。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在保证学术自由和确立学术规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经济科学进步赖以发生的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80年代后期，我以前在北京中欧管理学院(CEMI)的同事波以索(Max Boisot)教授曾经告诉我他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印象。他说，有些经济学教授对经济学教科书上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讲的具体问题统统都知道，但是他们对于市场制度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却并不清楚，也就不能够把关于市场经济的系统知识传授给学生。现在的情况虽然由于有大量经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的加入而有了改善，但是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我在自己的教学中深深感到，为人师表，需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才能提高教学水平。

今年11月我参加了《比较》杂志主办的中俄转轨经验比较讨论会，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学者包括普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A. Illarionov）在内大多出生于70年代，他们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接受经济学教育，写出来的论文中规中矩，严谨规范；同时，他们也在俄罗斯的研究机构兼职，能够对俄罗斯的现实问题发表中肯的见解。这种情形给那天到会的中国学者很大的震动。中国也有大量经济学家在海外学习和工作，如何能创造一种机制，吸引他们回国为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是在座诸位大学院系和科研机构的领导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应当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不拘一格地引进和使用人才。

（3）要加强经济学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

一千八百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经指出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他所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风气，[22]早已是中国文化界的痼疾。经济学界似乎也不能避免这种传统的影响。为了发展经济科学，我们必须与这种不良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

在国外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容或有对国内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深透和不够具体的缺点，但是他们一般受过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又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长期生活，他们由此取得的知识无疑是建设中国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另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的经济学家常常难以超脱现实的政治社会条件钻研学术和汲取新的知识。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的作用。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评论，说某一位学者学术上没有贡献，甚至于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价值。这也是有失偏颇的。

至于有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这样或那样的“派别”，甚至用“文革”手法制造事端，给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随意扣上“代表复辟势力”、“为外国势力服务”之类的政治帽子，更是不能容许的。这种种作为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环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

中国改革和建设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努力发展经济科学，为中国的改革和中华的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杜润生：《杜润生文集（1980-1998）》，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 顾准(1956)：《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科尔奈（1999）：《<通向自由之路>出版十年之后的自我评价》，《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 楼继伟主编：《宏观经济改革——1992-1994背景 设想 方案 操作》，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5年 马洪：《马洪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 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等编著（1992-1994）：《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版 吴敬琏、周小川等著：《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 薛暮桥：《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 注释： [1] 顾准(1956)：《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页。 [2] 孙冶方（1961）：《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29-242页。 [3] 利别尔曼是苏联经济学家，他在1961年提出的对苏联经济改革的建议，被认为是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理论基础。 [4] 马洪向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扩大企业自主权》，载《马洪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8-245页。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6]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 [7] 邓子恢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担任负责农村工作的主要官员。他曾经因为主张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实行雇工、借贷和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在五十年代中期反对合作问题上的冒进和在大跃进失败后主张包产到户，一再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8] 见陈振汉、徐毓旃、罗志如、巫宝三、宁嘉风、谷春帆：《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 [9]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 [10]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0页。 [11] 科尔奈认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两种战略。其中，战略A是有机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Organic Development）,其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自由准入、保护私有产权等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bottom-up development）。战略B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the Strategy of Accelerated Privatization)，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参见科尔奈（1999）：《<通向自由之路>出版十年之后的自我评价》，《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第1-2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我认为，这种分析不仅对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也同样有重要意义。 [12] 马洪（1984年7月）：《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公开发表于《经济研究》1984年第12期。关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经过，可以参看《百年潮》（1998）：《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争》，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第318-33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版。 [13] 这次讨论会于1985年9月2日至7日在长江旅游客轮“巴山”号上召开，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国际知名专家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James Tobin）、曾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K. Cairncross）、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时任联邦证券抵押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中方的参加者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廖季立、项怀诚、高尚全等经济官员，刘国光、戴园晨、吴敬琏、赵人伟、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经济学家。会议开始以前，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见了与会外方专家。会议的主要文献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 [1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85年9月） [15] 其中部分研究成果汇集在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等编著（1992-1994）：《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6]厉以宁于1980年在有关劳动工资和就业问题的会议上提出实行股份制问题，1984年在安徽所作《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该报告收入《厉以宁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277页。吴稼祥、金立佐1983年写有《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发表在《经济日报》1985年8月3日。 [17] 在会上管理学大师P. 德鲁克除对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问题作了论述外，还特别介绍了他在《看不见的革命：养老金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起源》（The Unseen Revolution: How Pension Fund Socialism Came to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中提出过的关于以养老金基金持股为主的现代公司制度观点，给与会的中国经济学家思考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问题很大的启发。 [18] 参见吴敬琏、周小川等著：《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9] 参见《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全国关心世界注意》，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9月24日 [20] 国发[1985]17号《国务院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的通知》。 [21] 本文作者同意许成钢在《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一文中对他所说的“经济学的五个‘不相关性’理论基准”的分析；见《比较》第1期，第6-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7月。 [22] 曹丕: 《典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