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从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转移。数千万的农民大量的流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这种现象对我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就劳动力转移进城的方向，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作用以及影响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因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侧重点放在最后一个问题的研究上。

关键字：剩余劳动力 不确定性 风险

农民进城是一种历史趋势和规律。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就出现了规模高达数千万的农民进城民工潮，他们大量的流入城市，尤其是流入大城市寻求就业机会。据统计，全国农村在外流动就业的人数1998年达到4424万人。数量巨大的民工潮，不仅给交通运输和城市生活秩序造成压力和问题，而且大量农民因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而往往是无“工”而返，民工潮问题前几年有了一定的缓和后，在近年又有了一定的压力增加趋势。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那些特点，这种转移有什么作用，那些因素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些是本文将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劳动力转移进城的方向
（一） 城镇类型方向 在中国的城市规模类型中，小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它能够容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巨大。小城镇在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苏南，已经形成了市镇经济群带，不仅容纳了当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而且也吸纳了大量外地转移的劳动力。随着我国户口制度的改革，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已经基本被铲除，它将会进一步大量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我国在进入小城镇就业方面，尚存在着大量占用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小城镇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大中城市的发展，为吸纳农村进城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被称为“民工”的农民进城劳动力，大多集中于餐饮、零售、保姆、清洁等服务业、建筑业或制造业，他们的到来和加入城市劳动大军，填补了大中城市生活服务领域的许多空白，对城市的建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进入大中城市就业方面，存在着城市就业容纳的预测，民工进入的城市管理成本问题和农民进城就业权利有多大的规范经济学价值判断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二）职业类别方向 农村进城劳动力的工作岗位，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1 正规工作岗位 正规工作岗位包括建筑工人、工厂工人、商业售货员、餐饮旅店等服务业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人员等。这些人具有组织化的特点，一般属于正式雇佣的，其职业比较稳定。这是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2零散的工作岗位 包括从事小店铺、摊贩、家庭保姆、轻工业（尤其是服装业等）与手工业等劳动，或者在商场承包柜台，在一些个体工商户处（如餐饮，发廊等）无证打工，被包工头非法雇佣，倒卖商品，以至从事不良职业等等。这类人中许多人没有办理务工证而在城市就业，不少人是靠租借执照而从事经营的，许多人处于无照经营的状态。此类人的社会组织化程度低，其中不少人在职业问题上处于不稳定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3自行创立的岗位 一些农村劳动力进城进镇，投资经商以至办厂，这些人除了在城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还在拓展业务的同时，招用同地区的亲友老乡和其他地区的民工，以及招收所在城市的劳动力。一般说来，投资办厂经商人员以及他们招用的人员，比较注意在城市的“饭碗”，基本上处于有组织和稳定的状态。
二 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作用
（一） 填补城市要素的空缺 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都应当是具备的，均衡的。社会劳动的多样性和分层性，要求作为劳动者的人的劳动要素供给也是多样的，多层次的。
在城市的就业岗位问题上，农村进城劳动力进入的大多是城市人不愿意去的工作岗位，是对这些岗位劳动力供给短缺状态的积极填补。一般说来，农村进城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所处的就业岗位具有工作环境差，职业声望低，工资收入少的特点。例如建筑工人、城市保洁员、非技术工人等，也有相当多的外来人口自己摆摊开店，从事商业、餐饮、服务、缝纫等辛苦的服务性劳动。上述岗位往往是城市当地的劳动者不愿意从事的，但又为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所必须，即他们是在填补本地劳动力供给的空缺，显然这种补缺性就业对城市是有益的，是维持城市正常运转所必须的。
（二） 节约城市的人工成本 农村进城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往往工资低且吃苦耐劳，用人单位使用他们物美价廉，节约成本，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近年许多国有企业不景气，农村进城劳动力替代国企职工就业，降低了企业的人工成本，有利于维持生产和取得经济效益。
（三） 参与城镇某些就业岗位的竞争 农村进城劳动力对城市的就业有多方面的影响。应当指出，农村进城劳动力中有一些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专业职业技能，能与城镇中的一些素质不高的劳动力形成竞争。这种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也能促进城市的创业。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村进城劳动力，在城市就业过程中通过从业实践和各种培训，成长为熟练工人，与本地的技术工人队伍形成就业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大量从事服务业劳动的农村进城劳动力，也与城市的年龄较大，技能较旧的下岗职工之间存在着就业竞争。
在充分承认农村进城劳动力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城乡分割状况的彻底打破和国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和农村进城劳动力参与竞争的前景看，有可能对城市的就业局面造成较大的冲击，因此，必须对此进一步一起重视，作好中长期的规划，协调好城市本地劳动力供给与农村进城劳动力的关系，以利于市场就业体制的推进和就业形势的平稳。

三 影响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分析
1经典模型与新时期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工业化的理论和经验表明，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在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最早采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对这种城乡人口流动行为进行研究的是，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转变模型”，该模型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资本积累——工业部门扩张——二元结构转变”的机制。但由于若干理论假设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结论的重工轻农倾向，其理论已渐为人们所冷落。而上世纪70年代问世的拖达罗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流动的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
拖达罗指出，农民是否迁往城市取决于他们对城乡收入差别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别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别和进城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即就业概率）之大小。当城乡实际收入差别不变时，就业概率越大，城乡预期收入差别也越大，对农民进城的吸引力越大，城乡人口迁移规模也越大。而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城市失业率的大小，另一方面取决于城市新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多少，还与迁移者在城市中停留时间的长短有关。在拖达罗看来，较高的城市失业率和较低的就业机会创造率无疑会对农民进城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城乡收入差别十分显著的情况下）随着农民进城逗留时间的延长，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因此，即使城市失业率相当严重，农民仍不断涌入城市。为此，拖达罗指出，与其大力发展城市现代制造业等部门，进一步拉大城乡经济差别，不如转而重视发展农业和农业经济，通过缩小城乡经济差别，减缓城乡人口流动。
拖达罗模型对城乡人口加速流动与城市失业并存这一矛盾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因而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赞同。该模型在关于城乡人口流动原因的解释方面有新的突破，模型所提倡的关于发展农村经济的主张也日益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重视。但是，拖达罗模型仅考虑收入差别而忽视了迁移风险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因而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当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行为。此外，拖达罗虽然提出了减少城乡差别，缓解城乡人口流动的思路，却将其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所在，显然有悖于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因此，下面研究一下不确定性（风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以及如何减少不确定性（风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阻滞作用和负面影响。
自从1978年以来，伴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转移。这种转移主要经历了二个阶段。开始时以“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为主。这一时期，本地区的城市非农产业和农村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由本地区劳动力的供给来满足，而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尚未出现。1992年以后，开始出现跨地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进而形成所谓的“民工潮”。这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源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城乡非农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此外，东部沿海地区市场体系的建立，也使企业用人方式日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包括外资、合资以及私营、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劳动用工机制的市场化进程。由此，妨碍地区间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也逐步被清除，从而使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得以实现。当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的转移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南部经济特区转移，其中尤其以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转移为主。这一现象，一方面可以看作发达地区对临近地区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拖达罗的迁移成本理论得到解释。那就是，由于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到迁移成本的大小，显然，邻近地区劳动力迁移的成本较低，故得以优先转移。
20多年来，我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农业产量的逐年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也上升，农民收入相对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日渐拉大。然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因此大量无序的涌入城市，导致所谓“城市病”的产生。这就不能不使人关注我国劳动力迁移的特点。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中，彻底脱离农业和农村并定居于城镇的较少，相当多的转移人口采取临时就业于城镇，而定居于农村的形式（即所谓“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兼业户）。例如，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南京市辖区的纯农业户只占总农业户的26.4%，非农业户占原有总农业户的20. 6%，而兼业型农户则占总农户的53%。应当说，这种人口流动模式及其特征是拖达罗模型始料未及的。因此，用现有经典模型来解释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无力。那么，在我国目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城乡人口迁移的决策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2不确定性与我国农业劳动力迁移决策
农业剩余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到城市，实际上是一种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所谓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对未来信息知之甚少，难以估计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例如，农民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对其进城后能否找到工作，能否定居在城市，以及未来的收入情况，均无法确定。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者只能依据自身的判断作出选择。由于每个决策者自身的知识与文化素质，判断能力和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其最终决策和选择的结果也不同。
设农民在决定是否进城时，可供选择的行为方案为aj（j=1，2，3），其中，a1表示完全务农，a2表示完全务工，a3表示忙时务农，闲时务工。设其行动空间为A，则A ={ a1 a2 a3}。
设农业劳动力进城求业的结果为pi(I=1,2)，即找到工作的概率为p1=p,找不到工作的概率为p2=1-p。设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自然状态空间为θ，则θ={ p，1-p}。
设农民采取兼业状态时务农所占用时间的比率为t，则务工所占用时间为1-t。设务农收入为y1，务工收入为y2。则一般情况下y2> y1。
设农民的收益函数是vij,vij=v(pi,aj),该函数表示农民采取行动方案为aj,进城求业结果为pi的收益。设c为迁移成本，当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时他将蒙受迁移成本的损失。
农民的收益函数如下表所示：




不同行动方案下的农民收益函数表
状态空间θ 行动方案(A)
a1 a2 a3
p y1 p y2-c y1 p y2(1-t)-c
1-p y1 -c y1-c
从表中可以看出，农民采取何种行动方案取决于农民对务农收入y1，务工收入y2和找到工作的概率p的判断，以及自身原有的经济状况（主要指对迁移成本和遭受损失的承受能力）和对待风险的态度。
在不确定条件下，风险厌恶型的农民，将采取完全务农的方式，即a1。这样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可确保务农的收入。这部分农民采取的是完全稳健的决策。此外，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农民也会选择a1：一是对务农收入已十分满足；二是由于农民人力资本或劳动技能的约束，他无力胜任非农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三是农民所处环境极度封闭，对外界信息知之甚少，因此，完全缺乏迁移的诱因和刺激。
忙时务农，闲时务工是一种折中方案。在这里，农民既不愿放弃农闲时的机会成本为零的进城务工及其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p y2(1-t)-c），又不愿意承担太大风险而彻底放弃务农。这部分农民所能承受的风险极限为y1-c。这样，即使他们在进城后找不到工作又回到农村，其基本生存条件也不至于出现太大的问题。所以，农民希望通过务农以保证其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同时，通过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改善其收入。显然，农民希望保持其基本生存和避免较大的风险是其选择兼业方式的重要动因。
从表中还可以看出，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兼业农民务农的时间比t将不断变小。行动方案a2和a3，他们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收入差异为：
（p y2-c）-（y1 p y2(1-t)-c）=p y2 t- y1
随着t越来越小，两种方案的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小。当t= y1/(py2)时，两种行动方案的收入完全相同，而选择行动方案a3却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损失更小。所以农民将不断调整t的大小，在风险不变的的情况下增加收入，直到t= y1/(py2)为止。当t> y1/(py2)时，农民甚至会雇人种田，以获得风险不变情况下的超额收入；而当t< y1/(py2)时，单位时间务农的收入大于务工时的收入，农民将增加务农的时间。可见，农民闲时外出打工，忙时回家务农，其目的在于调整务农和务工的时间比率（即调整t的大小）以获得最大的收入。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什么一半以上的农民选择兼业方式，以及即使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也不愿意退出所承包的土地的原因，因为拥有对一定数量土地的使用权，是农民规避风险的重要保障。
t= y1/(py2)还说明，农民务农的时间比率t及其收入y1为正相关。所以，当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务农收入随之下降，农民将减少务农时间。这也部分解释了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的“抛荒”现象。
选用方案a2（即完全务工）的农民作出的是最乐观的选择。这表明他们有良好的承担风险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拖达罗模型就是对这种最乐观状态下农业劳动力转移情况的描述。而本文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的迁移也并不象拖达罗所描述的那样，即先进城后找工作。有关研究显示，在山东省济南市的迁移人口中，本省迁移人口的74%在迁移前已经找到工作，外省迁移人口在迁移前找到工作的比例也达30%以上，把迁移前找到工作的和迁移后一个月之内找到工作的加起来，占全部迁移人口的95%以上。这就是说，农民在决定迁移之前通常事先已经找到工作，或者至少确信有了较为肯定的就业机会。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理性思考及其判断和选择，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重要依据。
3不确定性（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导致迁移结果不确定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农民进城能否成功就业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Ⅰ城市就业概率；Ⅱ迁移者的择业能力；Ⅲ有关制度因素的影响等。
从根本上说，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情况。经济的高速增长将带来就业的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本保持着高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就业也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有关资料显示，1978——1994年，我国仅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就净增加了1.6亿。当然，经济低迷和不景气也会给就业带来不景气。例如，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频繁波动，就给就业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它不仅表现为“民工潮”的一度“退潮”和大量农民工返乡，而且表现为城市国企职工的大量下岗。另外，根据拖达罗模型，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还取决于城市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多少。而城市部门实际创造就业机会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城市部门尤其是现代制造业及其使用技术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的性质、程度和发展趋势。所有这些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构成农民进城就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迁移者择业能力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迁移者自身人力资本素质的高低以及与此相关的信息收集和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与其对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适应能力有关。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较低的人力资本素质不仅妨碍了他们对信息的收集、识别和判断，也使农民缺少参与城市就业竞争的信心和能力。这些因素使得他们大多数只能进入城市现代制造业部门以及其他服务性部门，由于缺少必要的教育和培训他们往往只能从事简单的搬运或装配线工作以及其他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并且他们时刻面临着被竞争者替代的潜在危险。另一方面，农民对土地及其使用权占有的依恋，以及农村中某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也使农民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往往作出保守的选择。
相关制度因素的影响，主要指目前仍维持着我国城乡分离格局的户籍制度，城市部门歧视性的劳动用工制度和教育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将全体公民强行区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即使在城镇里，城镇居民和农村迁移进城的新移民，也在诸多制度性二元结构体制下面临不同的待遇。农民无论进城定居多久，都很难改变其身份，并最终与城镇居民获得相同的就业、求学、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待遇。例如，在劳动用工和报酬制度方面，农民工往往在企业生产一线从事脏累差和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而其报酬却远远低于从事同种工作的城镇居民。并且，一旦企业生产滑坡或面临不景气，农民工则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裁员的对象。此外，对迁移者子女在就学或受教育收费方面实行差别待遇，也增加了迁移的直接成本。最后，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结构，是迁移者与城镇居民在最低生活水平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待遇。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农民进城的直接成本、心理压力和危机感，从而增大了迁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为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不确定性（或风险）的诸方面因素，可采取以下对策和和措施：
首先，要提高就业概率。如前所述，就业概率的提高从根本上说，依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充分的就业机会，而且引起了其他地区，尤其是较相邻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问题是，仅靠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还不能满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只有中部和西部广大地区经济共同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减少城乡人口迁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快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此外，就业概率的提高还取决于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而后者又有赖于经济增长方式（或路径）的选择，即是走一条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和运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非农产业发展道路，还是走一条密集使用稀缺资本、运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发展道路，这将对城市部门就业机会的创造能力产生极大的影响。
就业概率的大小也与迁移者自身择业能力的大小有关。而择业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人的受教育程度、知识文化水平。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常常可见大量待业大军与一些较高级就业岗位空位待聘并存的矛盾现象。这说明，我国城乡人口迁移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原因——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造成的人力资本短缺。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全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是缓解劳动力供给矛盾，减少农业劳动力转移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向。
其次，我国的户籍制度、城市部门歧视性的劳动用工制度和教育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导致我国城乡人口迁移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制度方面原因。工业化的一般规律表明，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大量农业和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转移的过程。因此，任何妨碍这一规律和进程顺利实现的制度性障碍都应被逐渐消除。只有消除这些制度障碍，才能减少城乡人口流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工业化与人口的城市化同步进行。
综上可见，只有实施正确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提高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素质，消除阻碍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制度障碍，减少城乡人口流动中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才能得以顺利转移，从而充分发挥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建设大中城市中的作用。
参考资料
国家统计局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务司：《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郭熙保：《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胡荣华：《农户兼业行为研究》，《农业经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0年第7期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