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总目标,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就是要使中国产业化。产业化,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旧中国的统治者,从满清政府到国民党反动派曾经举办过一些工业,然而并没有使中国走上产业化的道路。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经有过产业化的主观愿望,然而,这些愿望也终归于失败了。1945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曾经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他接着说:“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①毛主席的指示,对于那些曾幻想在旧中国实行产业化的人,曾起过很大的教育作用。为了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需要温习历史。
早在19世纪的60年代,满清政府就有一批所谓洋务派的官僚创办新式工厂,如“火药局”“枪炮厂”等。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军火武器,以镇压当时的人民革命运动。80年代以后,官办工业逐渐扩充到一些有利可图的民用工业,同时对于刚刚萌芽的民间自办的工业,进行掠夺和侵占。
中国新式工业萌芽期,规模较大比较能获利的企业,首推棉纺织业。洋务派为了占领这类企业,就实行“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举例说,1890年开车的上海织布局,本来是纯粹商办的,经过呈请李鸿章核准,就被变为“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就是官方以不足商股二分之一的投资,掌握全厂的管理大权。1892年开车的湖北织布局,本来是纯粹官办的。后来因为资本的不足,不得不实行“官商合办”,但商股不但不能参与工厂的管理,并且连资本也被张之洞挪去办了湖北铁政局和枪炮厂,多年没有着落。1893年上海织布局被焚,李鸿章眼看纱利极厚,马上又办起一个纱厂来,定名曰“华盛纺织总厂”。把纯粹商办的裕晋、大纯、裕源3家纱厂收为华盛的“分厂”。这也叫做“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就是干涉分厂的营业,并强令分厂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以偿上海织布局的损失。这就是新工业萌芽期的情况。截至1895年止,中国共有纱锭17.4万余枚,没有一枚纱锭是逃得了“官”的掌握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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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81页。
② 以上见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1943年版,第87—88页。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洋务派“新政”的破产。洋务派把持工业的失败,给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有机会反对“官办”工业,以求自己的发展。维新运动的首领改良主义者康有为、胡燏棻代表了萌芽的资本主义,要求清政府“准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为讲求”;而支持变法的载湉,也就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中国的民间工业正式获得法律上的承认。但当时开辟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此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已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而且是这些国家输出资本的场所。从1895年到1914年的短短20年中,英、俄、美、日、德、法等国在中国工矿交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就达到10.7亿美元①。这一段时期中国新修了9700公里的铁路,其中有3900公里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中,其余的则因借款关系也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控制②。煤产量达到1280万吨,但有510万吨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中,其余也多半脱离不了帝国主义者的关系③。上海一地的发电量,计37000千瓦,有两个外国电厂便占去了27000千瓦④。上海纱锭计48.8万余枚,而属于外国8家纱厂的就达33。9万枚⑤。这一切说明了20年间,帝国主义的强大资本已经成为压迫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力量。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官僚政权又和帝国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妥协与勾结,而此时的民间工业,和封建官僚、买办的关系,非常密切;民间工业资本,有一半以上来自地主、官僚财产,许多创办工厂的人,本身就是接近大封建官僚的官吏、商人、买办⑥。他们缺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他们在反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上表现得软弱无力。20年间,在中国工业上所表现的,不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殖民地性质的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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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emer,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第83页。
② 交通史路政篇。
③ 李一诚:《历年煤产表》(未发表)。
④ 根据1936年上海市年鉴。
⑤ 见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11、117页。
⑥ 以中国征信所等机关调查的上海各业工厂成立历史及1922年以前成立的全国纱厂历史为根据(均未发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国家(除了日本、美国以外)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特别在轻工业方面,有比较迅速的扩充。如纱厂在1914年至1922年间,增加了54家①;面粉厂在1912年至1921年间,增加了117家②。但日本和美国的经济侵略,却更乘机加紧进行,互相掠夺其他国家在中国的市场。特别是日本,它以政治上的攻势为后盾,从东北到关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资本输出。除开直接投资于工业以外,还采取借款和合资的方式,楔入中国民族工业。在1916年至1919年的4年中,仅中日合资的煤矿就有11个单位③。在1917年至1918年的两年中,它在所谓“合办企业”中的资本,就增加了3000万元④。战争结束以后,各帝国主义都迅速恢复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在棉纺业上表现得最为显著。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在1921年至1922年的两年内,在上海就新设了6家纺织公司,在青岛新设了3家公司,此外,在原有的纺织公司中更增设了5家纱厂和1家布厂⑤。和这种情形相对照的,是在华商纱厂中,有4家厂为日商所兼并,2家厂为美商所兼并,3家厂出租出卖,8家厂清算改组⑥。整个民族工业迅速萧条下来。
在民族工业普遍萧条的状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再一次感到了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它参与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但随即退出了革命,附和了背叛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幻想依靠国民党来扶植他们的工业。后来,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膨胀,危害到他们的生存,于是又幻想以“民营”与“国营”的配合发展来保存自己。然而这一切幻想都破灭了。问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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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56页。
② 根据1928年经济讨论处的调查。见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第630页。
③ 李一诚:《历年煤矿开设改组表》(未发表)。
④ 樋口弘:《日本の对支投资),第121页。
⑤ 见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45—146页。
⑥ 1927年5月纺纱厂宣言,见《国闻周报》,第4卷第19期。
民族资产阶级附和国民党以后,封建的束缚不是解除而是加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减少而是加深。从1914年到1931年这一段时期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矿、交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由10.7亿美元上升到24.9亿美元,几乎增加了一倍半①。1931年,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东北的经济完全殖民地化了,内地经济殖民地化的程度也一天一天的严重。下表是1933年1O种重要工矿产品中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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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emer,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第83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许多工矿业部门中,外国资本的势力是大大超过民族资本的。而且,外国在华工厂的生产,是质量比较高的产品,表中的数字如果全部以产值计算,外国资本所占的比例还要提高。同时,外国工厂的生产,又是带有垄断性的大规模生产,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发电量,相当全国各华厂发电量的总和①,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产量超过所有华厂的产量②,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生产,占华厂产量的一半③,必须考虑到这一些事实,才能充分理解外国资本对民族工业的压迫程度。而“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国民党政府,对民族工业并没有任何保护,相反,它以税收等方式加重地摧残了民族资本(如卷烟统税率在1928年至1931年间由22.5%增加到50%)④,保护了外国资本(如棉纱统税外厂负担轻于华厂)⑤,如果我们以1927年至1937年作为一个阶段,要说明这一阶段中民族工业是繁荣还是破产,那么只需把这一阶段和前一阶段作一比较,事情就很清楚。因为在前一阶段的最萧条时期。纱厂停工纱锭达到40万枚⑥,而在后一阶段,停工纱锭则曾经达到159万多枚⑦。1927年以前,中国卷烟厂集中在江苏一省的达到182家⑧,而至1932年则缩减为60家⑨。“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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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市公用局统计年报》。
② 《统税物品产销统计》。
③ 《中华民国实业名鉴》,第695页。
④ 《财政年鉴》(第一编),上册,第949页。
⑤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册,第238页。
⑥ 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56页。
⑦ 同上书,第176页。
⑧ 《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412页。
⑨ 同上。
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①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有过依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发展中国工业的想法和做法的人,应该从毛主席这一段历史的总结中得到应有的教训。
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北部和东南部的工业区,大部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变成了它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块广大殖民地上,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它独占了63%的华北煤矿产量和55%的华北煤矿资本(1943年)②,62%的华北工业生产和61%的华北工业资本(1942年)③。它把剩余的中小工矿,名义上作为“中”日合资企业,实际上是使“中”资受着日资的控制。一些丧失民族大义的资本家,就在殖民地上公开和日本帝国主义合作起来,以图取得合资企业中49%乃至妄想51%的投资。在殖民地区域作为宗主国附庸的工业,虽然有了一些发展,但是那些和宗主国“相克”的工业,却被禁止扩充。
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官僚资本发展、膨胀以致垄断整个后方工业的时代。国民党官僚资本之伸人工业,是随着国民党的统治同时开始的。在抗战以前,它的势力还来不及迅速扩充。但截至1935年止,官僚资本在全国工业中所占的比例,已达到10%以上④。抗战以后,官僚资本迅速膨胀,使后方工业面貌发生了激烈的变更。以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为中心,官僚资本垄断了煤、铁、电力、机械、化学以及有色金属等重要工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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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版,第145页。
② 佟哲晖:《战时华北煤矿》,载《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
③ 汪馥荪:《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载《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
2期。
④ 根据国民党实业部之调查,转见翁文灏:《中国工商经济的回顾与前瞻》,载
《新工商》,第1卷第1期。
门。官僚资本在大后方工业中所占的比例,仅国民党中央各机关,省、县级政府,奋战区机构以及四行所经营及投资的工厂,就迅速上升到70%,其中机器制造工业高至73%,化学工业高至75%,电力和电工器材工业高至89%,冶炼工业高至90%(1942年)①,汽油、煤油, 以及有色金属如钨、锑、锡、汞、铜、锌的生产,完全为官僚资本所独占②。抗战胜利以后, 日伪工矿企业全部为国民党接收,官僚资本所垄断独占的面积更加扩大。除了重工业以外,轻工业中如棉纺织、缫丝、制糖、制纸等部门,也渗入了庞大的官僚资本。以棉纺织业为例,国民党的中纺公司在1946年就独占了全国49%的纱锭,68%的布机,39%的棉纱产量,74%的棉布产量③。官僚资本在这一时期的迅速膨胀,从下列10种重要工矿产品中官僚资本所控制的产量的增长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表中数字,1941年只包括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系统下的企业,1946年只包括资源委员会和中纺公司系统下的企业)。
资料来源
1941年:国民党经济部编:《后方重要工矿产品统计》。
1946年:棉纱、棉布:《纺建要览》;电力:《中华年鉴》,第1538页;《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丁25页。其余七项: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编:《附属事业历年主要产品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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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国民党经济部统计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第5、12页。
② 国民党经济部统计处:《后方重要工矿产品统计》,第3页。
③ 中纺数字根据《纺建要览》,第54—55页;全国数字根据《纺织工业》,第
42—43页。
必须指出,这种庞大的官僚资本在工业上的独占是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工业独占,是在扼杀民族资本、扼杀全国人民生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业独占。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进行工业独占活动的主要机构——资源委员会,最初就是直接隶属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下面。它一开始就带有军事的性质。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系统下的工业所出产的钢铁、机械、电工器材和有色金属大多为满足兵工上的需要。例如电工器材厂和电机厂主要装配军用电机和电话机①,钢铁厂大部由兵工署主办②,铝、锌的生产90%归兵工署直接支配③。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预算中,在“建设专款”的掩饰下,以巨大的款项从事军火生产,积极准备内战④。这说明国民党进行工业独占活动是为了在军事上巩固它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工业。
国民党独占工业的买办性,从它自始就依靠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附庸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事实上,就可以看出来。资源委员会的资本来源就是以稀有金属矿物为抵押向美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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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源月刊》,第1卷第1期,第13页。
② 《资源委员会季刊》,第6卷第1、2期,第102页。
③ 同上,第55页。
④ 《财政年鉴》(第三编),第3篇第2章,第19—27页。
义借来的。其最初创办的企业,如炼钢、炼油以及电工器材等,就不得不求取德国、美国乃至瑞士的“合作”①。日本投降以后,官僚企业从资本、技术以致器材供应,都完全以美国为靠山,和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可以说并没有两样。在这种情形下,官僚企业的生产,只是满足帝国主义的需要,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上面提到的被官僚资本所全部独占的钨矿、锑矿,每年都大批输至美国,而中国所需要的钨丝、合金钢,则需仰赖美国供给。这就可以证明官僚资本只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工业边界”,而不能使中国工业得到独立的发展。
国民党的工业独占,又是在扼杀民族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官僚资本在其成长的初期,就已开始对民族工业资本进行了残酷的兼并;另一方面,国民党对民营工业,无论在生产上,在运销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统制办法,窒息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排斥民族资本进行工业独占以后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本身却变得非常糜烂腐败。所有官办工厂,在只知搜刮剥削的官僚们的经营下,生产能力日益减退。以中纺公司为例,它所属的38个纱厂,每日产纱率,只达到标准产纱率的37%,比抗战前华商纱厂的平均产纱率,还要低57%②。只须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官僚资本是多么腐烂的了。
总起来说,国民党官僚资本在工业上的独占,只能使中国人民生活更加痛苦,社会生产力更加衰落,它把中国历史的车轮向后推转,它是历史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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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昌照:《两年来创办重工业的经过及感想》,载《新经济》,第1期。
② 根据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及《纺建要览》所载之数字计算。
这就是中国近百年来许多人“工业化”的空想所遇到的残酷现实。历史的现实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的结论,教育了中国人民,只有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得到真正的产业化。
在推翻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后,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没收了国民党官僚资本使之为人民所有,完成了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和工厂中的民主改革,改变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城乡物资交流,创造了广大的国内市场,由此有了完成我国产业化的理想的条件。产业化,这首先要求重工业的发展,要求以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曾经历的速度来发展我们的工业。新中国工业三年来的恢复和发展已充分表现了它的优越性。仅仅三年时间我国许多基本工业,除了煤只稍低于过去最高年产量之外,其他都已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量的比例已开始发生变化。过去生产手段的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很低,而1952年生产手段生产的比重已增至43.8%。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明显的发展,中纺公司在国民党手中。每个锭子每天只能出纱0.4磅,在人民的手中就迅速提高到1磅,而且还在继续提高,这只是新中国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一个例子。生产力的解放,使我们有可能迅速从国内、从企业内部累积我们所需的建设资金。今年国家预算中的国民经济建设支出,已经超过国民党最高一年的“建设”支出的12倍①,我国国营企业的收入,在过去三年中提高了7倍,已经成为国家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一切,说明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民主、官僚资本主义以后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说明了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的中国的不可战胜。祖国的产业化对于我们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让我们满怀信心,努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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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1937年的数字折算。参见《财政年鉴》(第三编),第3篇,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