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抗战史研究的深入，沦陷区的经济研究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但也有一些问题没有充分地展开讨论。这一时期，江浙沦陷区的蚕丝业受到了致命的创伤。日本不仅对蚕丝业进行无情地摧毁和破坏，而且还建立了蚕丝统制机构“华中公司”，对沦陷区蚕丝业的蚕种、蚕茧、生丝全面实行统制。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江浙的家庭制丝业在困境中奋力抗争，于1938－1941年之间为江浙蚕丝业的继续生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关键词]抗日战争；华中公司；家庭制丝业

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太湖流域一带，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栽桑养蚕，最为适宜，自古以来就是丝茶之府，鱼米之乡。在中国蚕丝业中，江浙两省的地位，几乎占着全国蚕茧总产量和生丝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有人曾赞美中国的蚕丝，认为它是“最纤细、最匀称、最坚韧，也是最光亮的纤维”。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成为生丝的生产国和主要输出国，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的蚕丝业尚处于形成阶段，但是日本很注意国际市场的需要，在蚕丝生产的标准化和机械化上下功夫，使得机械缫丝业发展很快。中国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开始受到日本的威胁。到1905年，日本的蚕丝出口总数已与中国的蚕丝出口总额差不多。1909年，日本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丝输出国。1913年，日本出口的蚕丝数量，相当于同一时期中国蚕丝出口数量的两倍。1915年，在世界蚕丝总产量中，日本占50.7％，而中国仅占三分之一左。[1]日本在世界生丝市场上已成为中国的劲敌。

一 华中公司对江浙蚕丝业的掠夺和统制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日本获得了一次对中国蚕丝业落井下石的机会，使中国的蚕丝业受到了致命的创伤。受害最大的是上海丝厂，几乎被战火摧残殆尽。随着战火的迅速蔓延，不久就危及中国制丝中心的太湖流域。这样一来，极其繁盛的江浙丝厂，或破坏，或烧毁，或倒闭，结果完全停止生产了。“江苏蚕区战时被侵占之八年内，丝产损失总额为208，000公担；浙江蚕区丝产损失总额为424，000公担。”[2]曾因蚕丝而富庶起来的江浙地区也因蚕丝而败落下去。

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不是一味破坏，而是企图在削弱中国的同时使自己获益，这就是日本经济力量运用的双刃剑。日本把削弱中国和掠夺中国合为一体。最初是尽量破坏，后来改变了方针，以日华“携手合作”为诱饵，建立统制机构，对我国的蚕丝进行掠夺。这样，既可攫取江浙的蚕丝业资源，又可打击中国的蚕丝业，使之无法与日本蚕丝业竞争。1938年4月，日本有关机构策划筹设“中支蚕丝组合”，这一组合的目的是“为谋日华蚕丝业之调整起见，至华中蚕丝业恒久经营组织确立为止，经营华中蚕丝业”（中支蚕丝组合规约第二条），从而“华中蚕丝业恒久经营组织确立后，即将事业交其接管而自行解散”（第十六条），作为掠夺江浙一带丝业的应急机构。它企图经营和统制整个蚕丝业，包括“一、蚕茧及其他蚕丝类的买卖处理，二、丝厂的经营，三、蚕种的制造及配给”（第五条）[3]1938年夏，春蚕登场时，日方又勾结汉奸，以华商合作名义，在无锡成立“惠民公司”，以廉价收购太湖地区的蚕茧。1938年8月，日本与伪维新政府实业部部长王子惠勾结，在上海成立“华中蚕丝株式会社”，中文名称是“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中公司”，继承了中支蚕丝组合的一切事业，并将 “惠民公司”并入其中。 “华中公司”资本总额为一千万元，八百万元的现金出资由日方承担，二百万元的实物出资由伪方出资，包括工厂、机械器具及其他设备等。“华中公司”虽然是以中日合办为前提，但事实上，则由日本人经营。该公司有两个系统组成，一为“华中蚕丝总店”，在店本部除设秘书及检查两处主任外，并设总务、经理、原料、工务、调查、研究等课室；另一为支店、出张所及蚕桑场，计有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支店。1938年9月29日指使维新政府公布《实业部管理丝茧事业临时办法》，赋予华中蚕丝株式会社蚕种制造业、茧行业、机器缫丝业的独占企业权。这样，江浙两省的制种场，可以说无一幸免于难，悉数为华中蚕丝公司掠夺。华中蚕丝公司还通过控制茧行，与行主订立包烘高收契约，掠夺蚕茧，蚕茧价格则由日伪的茧价评议委员会拟定。日伪收购蚕茧时，可以任意压价，这样一来，沦陷区的蚕丝业完全处于日本的严密统制下，直至1943年11月，由于外销断绝和日本在军事上屡遭打击，蚕丝生产急剧萎缩，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解散为止。

二 江浙家庭制丝业的抗争

这种行径，遭到中国人的抵制，不少工厂拒绝与“华中蚕丝公司”进行“合作”，有的迁避上海英法租界，有的被迫停产。大量缫丝工人不甘过牛马生活，转移到农村从事家庭手工缫丝。从而，“战前从事斯业的职工的百分之七十，和应由斯业消化的蚕茧的百分之七十，都无人需要，处在低廉状态下，……其结果，当然也闲置着几乎同样多的制丝设备，对利润很敏感的小资本家和小商人们，当然就利用这些条件从事经营起家庭制丝社来。”[4]另一方面，欧洲战争爆发后，军事用丝量猛增。早在1938年上半年，德国即大购华丝，每担生丝价格从1000多元，连连上涨，最高时达6000元左右。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养蚕农户拒绝卖茧而自缫土丝的日益增多；家庭制丝社也开始产生。到 “1940年，仅湖州 、嘉兴 、海宁、 德清、 崇德、 嘉善等县就有四十多家农村家庭手工缫丝工场。” [5]（见表1）苏南一带家庭制丝业也迅速发展，如无锡一县，一时达三百家之多。

表1： 江苏浙江家庭制丝社场数和釜数统计（1940年）

地 区|工 场 数|釜 数

江苏省无锡|330|5，053
常州|1|60
江阴|4|68
其他|3| 104
计|338| 5，285

浙江省已调查|21|1，114
未调查（估计数）|20|1，400
计|41|2，514
合 计|379|7，799

资料来源：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卷, 中华书局1962年,第83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家庭制丝业都集中在无锡地区，而浙江省只不过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这里的原因是和这两处养蚕地带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紧密相关的。对外贸易的刺激促使新兴养蚕业的地区的生产最迅速地发展，而在比较发达的传统养蚕业地区，受对外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弱。一些新兴的养蚕业地区对技术改革的反应更为灵敏。

浙江虽盛产蚕茧，但是这一带的养蚕本来就是以缫丝为目的的，当地民间缫制土丝的历史悠久。土法制丝主要是农民家庭手工生产，大都采用木制的脚踏缫丝车，结构简单，加热的灶，有用竹为筋涂以粘土的泥灶，砖砌成的砖灶和利用缸改制成的缸灶等。灶上置普通铁锅，配以脚踏转动的木制丝框。这是产土丝地区的农民常用的三绪土丝车。

法国于1828年发明利用蒸汽为动力的缫丝车，意大利对这种缫丝车进行了改进，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为提高。但当时，我国缫丝业还停留在手工缫丝阶段，所产土丝质量逊于厂丝，因此到了清朝后期，土丝的出口价格和销路日渐不如厂丝，浙江制丝业走上了改良土丝的道路，即将旧式缫丝车加以改良，甚至把分散于农家的土丝车适当加以集中，以工场的形式来进行缫丝，这就是手工缫丝工场的出现。但由于浙江民间缫制土丝的历史悠久，农民不肯轻易放弃，致使手工缫丝工场发展缓慢，开办机械丝厂反而迟于上海、江苏等地。甚至在上海机械缫丝厂已经建立的20世纪20年代，浙江蚕丝的大多数仍然是在家内缫制的。大约在1926年，浙江的土丝用茧为900000担，厂丝用茧240000担，厂丝用茧所占百分比为21.1％。[6]因此，在缫丝厂遭到日军严重摧毁的情况下，蚕农开始转向他们熟悉的土法制丝，是很自然的选择。

无锡养蚕业的真正发展出现在20世纪，那时它成了机器缫丝厂用茧的主要产销中心。同样在1926年，江苏的土丝用茧45500担，厂丝用茧则为499500担，厂丝用茧所占百分比为91.7％。[7]“无锡一带的养蚕业与杭州、湖州、盛泽、震泽等地的养蚕业不同，没有他们那样悠久的历史，而是在上海制丝业兴起以后，作为其原料蚕茧供给地发达起来地。因此，与那些地方相反，那些地方本来就是把生产蚕茧作为生丝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为制丝而养蚕，无锡则本来是以生产蚕茧为其最终目的的。从而，尽管这一地带产生了过剩的蚕茧，也很难转向土法制丝。换言之，在这一地带，蚕茧对于农民完全是商品，丝的生产与茧的生产本来就是分工的。”[8]现在，由于上海丝厂和茧商在战乱漩涡中不能收购蚕茧，加之蚕区普遍处在炮火之下，治安极其恶劣，农民要想卖掉自己的蚕茧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两难情境中，无锡一带的农民只能运用残存的缫丝设备，转而组织家庭手工制丝工场。这就是家庭制丝社集中于无锡一带的原因。

在日伪的魔爪下挣扎生成的江浙家庭制丝业，其处境和条件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一切因陋就简，将住房稍微改装一下，便变作工场。燃料用砻糠，煮茧用老虎灶，夫妻儿媳，全体动员，真所谓名副其实的家庭化丝厂。” [9]按照1939年维新政府公布的《实业部管理手工制丝业暂行办法》中规定：“凡小型制丝工场之设备，应以旧式木车为主，惟关于增加生产及改良出品，得采用机械。但每一工场设备，不得超过二十釜”。[10] 因为家庭制丝社的设备拥有五十釜以上，其产品可以与一般机制生丝毫无区别地进行交易，但在二十釜以下设备简陋的那些手工制丝场，规模小，就不可能生产上等细丝，其品质大都与土丝毫无区别，也不可能讲求生产效率，这一点对处于幼小阶段的家庭制丝社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江浙的手工制丝场便始终不能与日本经营的大丝厂竞争，这是其一；日本之所以允许二十釜以下的手工缫丝工场存在，是因为华中公司丝厂恢复得很少很慢，从而造成了蚕茧过剩，那么，家庭制丝社大量出现于养蚕地带，把过剩蚕茧吸收掉消费掉，这比蚕茧流进租界丝厂，其破坏统制的危险性就小的多，这是其二。当然，任何想法都是和日本的 “以战养战”政策所相符合的，那就是考虑其在中国占领区的复兴问题。

虽然规定每一工场设备不得超过二十釜，也规定“独资或二人以上合资经营小型制丝工场，不得同时经营两个以上之小型工场，亦不得与其他同业合作，或用厂屋及设备。”[11]但是事实上，在敌伪控制薄弱的地方一百釜以上的丝厂也是存在的，他们在名义上分割为不满二十釜的几个丝厂去登记，其实私下里，这几个丝厂共同使用着一所房子，动力装置也是共同使用着。但以上情况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的家庭制丝社不仅规模小，其条件也与机器缫丝厂无法比拟。“其工场内容，多狭窄挤轧，污秽不洁。刮毛选茧，缫丝摇经，并集一处。被毁工厂之残余机器，以及无锡铁工厂所造之新机，意大利式，日本式，铁制，混杂拼合，杂乱异常。甚至通热气之水管，发生小孔有喷水泄气者。女工自十六七岁小姑娘至六十岁以上的老婆婆，皆有之。盆工（即煮茧釜中理茧丝头绪者）有九岁之幼女加入者，十岁之男童亦有之。”[12]而其生产设备极其陈旧，煮茧方法也相当原始，如使用老虎灶和煮茧锅就是在木箱里蒙上铅铁板，以盛热水，放茧进去，用扁常的木棒敲打，或者把茧装在铁丝筐里去煮。（见表2、3）

表2江浙家庭制丝社生产规模情况

无锡县釜数|工场数|江苏省（无锡除外）釜数|工场数|浙江省釜数|工场数
10釜以下|27|10釜以下|1|10釜以下|2
11—20|38|11—20|4|11—20|6
21—30|13|21—30|0|21—30|0
30—50|12|30—50|2|30—50|5
51—100|8|51—100|1|51—100|6
101釜以上|1|101釜以上|0|101釜以上|2
小计|99|小计|8|小计|21

资料来源：彭泽益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卷 ,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87页。

表3江浙家庭制丝社煮茧设备情况


地 名|使用老虎灶（煮茧灶）者|使用煮茧锅者|使用煮茧机者|情况不明者

江苏省无锡|15|78|5|2
其他地方|0|3|2|3
计|15|81|7|5

浙江省|0|11|4|5

合 计|15|92|11|10

资料来源：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8页。
在敌伪时代，华中公司为了削弱我国丝业与日本丝业间的竞争，不惜摧残压迫，使江浙地区的家庭小丝厂处处受限制。而且这些家庭小丝厂如此的规模和设备，即使采用机械缫丝，它对于产丝量的增加部分而言，仍旧是属于土丝而不属于机器丝，这对华中蚕丝公司来说是正中下怀，既可以借家庭制丝社阻止租界丝厂的发展，又可以降低中国的生丝出口质量，真可谓一箭双雕。

江浙地区的家庭制丝社，是走投无路的蚕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由一家一户或者几家稍稍联合而发展起来的，它的资本额和正规的大型机器缫丝厂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从华中蚕丝株式会社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就可窥见一斑：“1941年无锡地方的家庭制丝厂，调查过的95个厂，按资本额分类，资本在3000元以下的占45％，3000元到5000元的有22个厂，占23％，资本在5000元至10000元的仅15个厂，占16％，资本在10000元以下的占84％，10000元以上的15个厂，其总资本只占全体的46.7％。无锡家庭制丝厂的平均资本不到6300元。”[13]（见表4）

表4 无锡家庭丝厂资本额调查表（1941年）

资本额分类（元）|工场数（家） | 百分比％ |合计资本额（元） | 百分比％
1000以下|12| 12.5| 10，800| 1.8
1000以上至3000|31| 32.6| 74，500 | 12.5
3000以上至5000|22| 23.2 | 105，450| 17.7
5000以上至10000|15| 15.8| 127，000| 21.3
10000以上至20000|14| 14.8| 239，000| 40.0
20000以上至50000|1| 1.0| 40，000| 6.7
合 计| 95| 100| 590，750| 100

资料来源：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卷 ，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6页。

这样的资本情况，其本身的发展就已经很成问题，更何况华中公司在原料茧的来源和生丝的出售方面提出许多限制。在蚕种统制方面，规定华中方面的蚕种，均归华中蚕丝公司统制配给，蚕种的生产、配给的数量及价格，也由该公司制定。于是，“华中公司”获得了“江苏省二、一六三、○○○张制造能力的九十五个蚕种制造场，浙江省一、二一二、○○○张制造能力的三十四个蚕种制造场，即共计三、三七六、○○○制造能力的一二九个蚕种制造场的经营许可”。[14]在蚕茧的统制方面，规定华中方面所产出之茧，经“维新政府”实业部茧价评定委员会公定价格后，统归华中公司收买，以资统制价格及配给；因治安及地方状态，而华中公司实地收买之区域，当委托特约者代为收买。[15]江浙两省沦陷区内三百多个茧行，都被置于华中蚕丝公司控制之下。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收茧，对蚕农进行掠夺，如“1941年秋茧收购价格，每担伪币八十元，仅及1936年的五分之一。同时，对蚕农售茧只付三分之一的现款，其余出给票据，票据规定要等到将茧缫成生丝出售时才可兑现，在物价暴涨的情况下，蚕农持到期票证兑现，几乎是一束废纸了。”[16]如此这样，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就拥有独占的不准别人染指的茧行利用权，或阻止统制圈外的丝厂成立，或将它收到自己的系统之内。蚕茧的启运则凭日军特务机关所发的“搬运许可证”，更可恶的是，华中公司还定出了不付现款的毒辣办法，就是茧子已经运送到城中，而茧款还分欠在各农户身上，农民卖出了茧子，所拿到的只是一张“联票”，而且往往无法兑现。这样，切断蚕茧的来源，使租界丝厂无法存在。在生丝统制方面，规定所有机制丝业，均归华中公司统制经营及一手贩卖，但家庭缫丝工场，指定其适当数量配给茧料，其产出之丝由华中公司贩卖，严格禁止生丝自由运销：“家庭缫成之丝，亦需经敌伪之手，方可运至上海。每丝一担，并须预纳税捐，另加运费，俟到沪后，即抑价迫售与敌商丝厂。”[17]切断他们与其他外国出口商的关系。这样一来，许多家庭制丝社纷纷面临困境，因为他们资本小，要获利，全靠周转得快,而且战争时期，治安又差，堆积大量的丝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无奈之下只能低价出售给日伪丝厂。

家庭制丝社在这样多方面的压迫下，虽然力图冲破困境，“化整为零”地分别奋斗，然而最终还是难以抵抗现实的压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生丝在美国的销路随即断绝，茧价过渡低落。而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加紧搜刮粮食，粮荒一天天严重，与其他各种物价比较，粮食价格腾涨的很快，大米价格，1941年时每担279元，1944年涨至7300元。这样，与其生产较贱的蚕茧，靠养蚕收入来购买粮食，还不如减少养蚕而专心致力于直接的粮食生产。况且，当时燃料亦极其紧张，于是太湖地区农民纷纷连根挖除桑树，以充燃料，把桑园改种粮食。于是，江浙两省的桑园面积，1940年为2，005，595亩，到1942年仅1，403，917亩，两年之内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三十。同样的，这一地区的产茧数量也从1940的768，365担减少到了411，500担。[18]江浙两省蚕茧生产的萎缩，使上海租界丝厂于1941年年末由于原料来源困难而完全停工了，而 1938年末产生，1939年后达于全盛的江浙家庭制丝业，由于丝业的不景气和统制的加强，到1941后开始衰落了。

蚕丝业一直以来就是江浙地区的经济命脉和出口贸易的支柱，然而，日本侵华战争无情的炮火将它摧毁了。战前的缫丝厂，倒的倒，毁的毁，战后代之而起的家庭制丝社，由于处处受欺压，苦撑了三年，在战争厮杀地最疯狂的时候，终于跨了，倒下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家庭制丝业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它的存在，不仅对华中公司的蚕丝垄断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而且使一大批蚕农和缫丝工人有了一个继续谋生的机会，使江浙的蚕丝业得以一息尚存。

注释：

[1]【美】李明珠著：《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2] 浙江档案馆藏：《抗战期间蚕丝损失调查》浙江省蚕丝管理委员会。
[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四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72页。
[4]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四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82页。
[5] 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
[6]【美】李明珠著：《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21 页。
[7]【美】李明珠著：《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21 页。
[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四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5页。
[9] 吴雨苍：《我国蚕丝问题的总检讨》，《经济周报》，第2卷第16期，第11页，1946年4月25日。
[10]《工商部管理小型制丝场暂行规则》，《工商公报》，第七号，第9页，1940年4月15日。
[11]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0页。
[12] 潘吟阁：《最近我国蚕丝工业一瞥》，《中国工业月刊》（上海出版）第2卷，第2期。
[13] 钱耀兴等：《中国蚕丝史上的一次灾难性浩劫》，《丝绸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4]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5页。
[15] 浙江档案馆藏：《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1963年3月发行，第4页。
[16] 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
[17] 张毓华：《我国蚕丝业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经济汇报》，第11卷第6期，第63页，1945年6月。
[1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四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105页。


Family's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Abstract: 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enemy-occpied area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 was fatal wounded. Japanese not only destroyed silk industry ,but also set up "Central China"company and control silkworm seed,silkworm cocoon,raw silk in enemy-occpied area . In so difficult way, family's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resisted silk's dire straits and did their bits for the continue existence of silk industry form 1938 to 1941.

Key words: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Central China"company； Family's Silk Reeling Indus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