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管理报酬契约中对会计数字的依赖,分红计划假设显示经理人员具有机会主义会计政策选择的强烈动机,但往往效率性却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在一系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作用下,会计政策选择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方式。基于此,我国上市公司管理报酬契约的设计除了要保证报酬契约方案本身具有激励兼容的功能之外,加强上市公司内外治理也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管理报酬契约　会计政策选择　机会主义　效率性

一、管理报酬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

在企业契约理论的架构中,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契约的连接点,其功能在于通过界定各利益集团取得其于企业中分配现金流量与其他资源的权利,来规避各利益集团出于自利行为而导致的利益冲突。现代公司制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企业经理和股东之间存在潜在利益冲突,而管理报酬契约因其可调和经理与股东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而成为企业众多契约中的一种。这一契约通过对经理人员报酬的构成作出约定,激励经理去选择和实施可增加股东财富的活动,从而控制经理人员道德风险来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管理报酬契约也因此成为控制代理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

签订管理报酬契约的关键在于确定业绩衡量的标准。如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对于风险中性的股东而言使用固定工资是最优的选择。但如前所述,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东要观察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到经理人的回报。根据代理理论,让代理人分享部分回报则可以是一种次优合同。这里,回报是业绩衡量的标准。由于回报通常是以净收益表示的,这就给会计系统提供了报告净收益的机会。这样,管理报酬契约应当是一种依赖企业净收益变量的线性报酬方案。实践中管理报酬契约通常由固定工资、分红奖励及长期奖励构成,而分红奖励与企业净利相挂钩,因此,企业的会计数字就成为管理报酬契约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依据。

瓦茨和齐默尔曼(1986)认为,财务会计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为企业中各类契约的订立与执行提供相应的数据,以界定契约关系。然而,由于财务会计信息是对企业过去的情况进行反映的一种历史性信息,倘若仅仅依据当期净收益确定经理报酬存在着严重缺陷:净收益对经理努力所带来的全部经营成果的反映是滞后的,并导致经理经营的短期问题。例如,对研究开发项目的投资可以提高未来期间的盈利,但却导致了当期的费用增加和利润的下降;对当期赊销出现的损失也只能估计,而赊销政策是经理人员当期努力的组成。基于此,为了克服这种以会计信息计量业绩而带来的经营短期化现象,有必要将会计信息之外新的信息作为变量引入报酬契约中。常见的变量是股票价格信息。当然,我们又不能将管理人员的报酬完全建立在股票价格基础之上,因为股票价格受到诸如利率变化、汇率波动等系统风险的影响,同时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使股票价格甚至无法完善地收集公共信息。以股票价格作为经营成果衡量标准使管理人员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最理想的报酬契约应将股票价格和净收益共同作为业绩衡量标准,这也已为众多经验研究成果所证实(ＢｕｓｈｍａｎａｎｄＩｎｄｊｅｊｉｋｉａｎ,1993;ＫｉｍａｎｄＳｕｈ,1993;ＦｅｌｔｈａｍａｎｄＸｉｅ,1994)[1]。

在证券市场有效的前提下,股票价格将“恰当反映”当期经理决策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量的变化。一个有效的市场可以“洞穿”会计数字而不被“愚弄”。因此,在管理报酬契约同时利用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信息的情况下,经理同股东一样,成为分享企业剩余的索取者,对企业剩余的分享一部分来自于分红,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因企业股票价格变动而导致的个人财富的变动。当然,最有效的效用标准或组合标准有赖于公司的组织结构和所处的外部环境[2]。

由于管理报酬契约中分红计划对会计数字的利用,我们预期经理人员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会产生浓厚的兴趣,经理人员有动机利用会计准则容许的会计政策选择权,选择那些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会计政策来达到改变契约中会计数字的意图, 这便构成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分红计划假设。分红计划假设认为,若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经理人员更有可能采取可提高当期报告收益的会计政策(Ｗａｔｔｓａｎ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1986)[3]。这样,通过提高报告收益的现值可提高经理人员报酬的现值。对分红计划假设细节的检验结果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内涵(Ｈｅａｌｙ,1995)[4]:(1)如果盈利低于支付红利的最低目标盈利水平,则经理人员便有进行“巨额冲销”(ｂｉｇｂａｔｈ)的动机,即通过提前确认费用或递延确认收入,以进一步降低当期收益,从而提高未来期间盈利;(2)若实际盈利高于目标盈利的上限,则经理人员存在通过递延盈利来降低报告收益的动机,因为超过上限的盈利将使他们永远失去获得这部分红利的机会;(3)仅当企业盈利界于分红计划的上下限之间时,经理人员方会如分红计划假设所言,篡改盈利额来提高分红的现值。同时,如果经理人员的分红计划中包括了认股权,则他们更愿意选择平滑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股票价格的稳定增长。总之,不论怎样,经理人员总是试图操纵能够纳入分红计划的收益来提高自身的报酬。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和效率性西方实证会计理论

研究成果表明,会计政策选择在理论上大体可以分为机会主义型或效率(有效契约)型,前者假设经理人员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后者假设经理人员利用会计政策选择降低契约成本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分红计划假设及有关经验数据显示了经理人员有很强机会主义行为的印象,即通过增加经理人员自身的财富而降低了股东等外部人在企业总价值中所分享的份额。但也不尽然。一方面,在资本市场有效的情形下,外部股东通过预期经理人员的会计政策选择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他们因购买经理管理才能而愿意支付给经理的报酬,因而经理的这种机会主义式会计政策选择所导致剩余损失依然由经理承担(ＪｅｎｓｅｎａｎｄＭｅｃｋｌｉｎｇ,1976)[5]。另一方面,假定经理因报酬契约的存在而成为企业的剩余索取者,经理有动机采取那些增加企业总价值的会计政策。由于企业的总价值因这些会计政策的采用而得以增加,因而经理可以在不减少企业其他参与者财富的基础上实现自身财富的增加,因此这类会计政策的选择是有效率的。这一效率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体现:

(一)理论上,内部管理所用的会计信息与对外报告的会计信息不必强求一致,但由于信息系统的成本问题,实际上在更多的场合,二者往往是相同的。因而恰当的会计政策可以改善企业的管理。如与固定资产经济寿命与使用方式更为相关的折旧方法,可以帮助企业的管理人员做出较优决策。

(二)会计政策选择可以起到降低税负的作用,许多减少收益数的会计方法,如存货流动的后进先出法、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等,即可实现这一效果。

(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重大的不确定性,但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契约无法预计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的出现,使得契约双方很难就新情况重新修订契约。赋予企业经理人员在会计政策选择方面具有某些灵活性,能够使企业对其环境和不可预见的契约后果做出灵活的反应。

(四)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信号的性质。高素质的企业可能采用多种稳健的会计政策,依然报告出较高的利润,倘若低素质的企业采用类似的会计政策则在账面将会出现亏损。因而稳健的会计政策向市场传递了经理人员对企业的前景充满信心的信号。

一个理性的经理究竟采取机会主义式的还是有效率的会计政策选择,将会在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价值所产生的影响及因管理报酬契约的存在对经理人财富影响之间权衡,具体到某一企业中则纯粹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问题。根据克理斯蒂和齐默尔曼(1994)的研究成果,即使在接管目标企业之中,尽管存在着一定的机会主义式的会计政策选择,但效率性对这些会计政策选择却有着更强的解释力,从而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性应该是起主导作用的。

三、我国上市公司管理报酬契约的设计

当前,随着我国会计规范体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企业会计制度》及《企业会计准则》为主要内容的规范体系,同时伴随会计准则国际化步伐的加速,我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公认会计准则这一“通用契约”愈来愈多地体现出“灵活性”多于“统一性”的特色,这便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了广阔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同时,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的效用函数更加紧密地与会计数字相联系,部分上市公司(如深天地、深特力、深石化)开始对董事长和(或)总经理等经营者试行“年薪制”这类管理报酬契约,诸如净资产收益率、净收益增长率等会计数字在对经理的奖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主板市场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以及行将推出的创业版市场上市公司中,推行股票期权这类薪酬制度已是大势所趋,这些都将驱使上市公司经营者具有了会计政策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的强烈动机。因而,我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将会呈现出比以往更为复杂的情形。

研究表明,在经理人员激励兼容的报酬方案、有效的证券市场、竞争的经理市场、有效运作的接管市场及公司内部健全的治理结构等一系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作用下,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范式(吴东辉,1998[6];白云霞,2000[7])。因此,设计出一种有效的管理报酬契约,激励经理人员更多地采用有效率的会计政策,而不是驱动其一味地选择机会主义政策,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改变管理报酬契约的报酬结构,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短期激励与以市场价值信息为基础的长期激励相结合。如前所述,单纯以会计信息作为管理报酬契约依据下,经理有着更大的动机来采取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如果在管理报酬契约中恰当地引用股票价格信息,这可驱动经理人员偏好于以提高企业总价值为目的来采取有效率的会计政策。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结构不合理、形式单一,主要由工资和奖金构成,很少涉足利用股票价格作为依据的长期激励措施,西方极其普遍的股权激励的报酬形式更是少见,不可避免地造就了高管人员经营短期化的现象。利用股票价格信息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股票的回报率作为确定奖金的依据;二是直接以股票或股票认购权作为对经理的激励。运作日趋规范的证券市场为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股票价格信息作为激励依据提供了现实的土壤。(二)改革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持股制度,逐步推广股票期权计划。前已述及,在管理报酬契约中引入股票价格这一信息变量,旨在使经理人员因管理报酬契约而成为企业的剩余索取者,将经理人员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捆绑在一起,从而达到长期激励的目的。我国上市公司现存的高管人员持股制度无法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偏低,不能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①;第二,持股制度从其诞生伊始便存在问题:一方面是定位不明确,作为一种福利制度安排,剩余索取权产生的激励效应荡然无存②;另一方面是持股制度僵硬③。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公司的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魏刚,2000)[8]。因此,改革现有的高管人员持股制度,使其发挥出应具有的激励效果已势在必行。(三)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给管理人员以适当的约束,使其行为符合股东的利益,并且股东对其经营行为不满意时有能力解除不称职的管理人员。股东和监事会的监督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管理人员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行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现状亟待改变,但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有赖于产权制度的改革,有赖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和各方面的完善,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治理过程和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严格执行“先改制、后上市”的规定却是至关重要的。

(四)培育有效且稳定的外部治理机制。通过激励竞争的外部市场所实施的间接控制,是对管理人员会计政策选择最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这包括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和兼并市场等等。如若经理人员经营不善,在资本市场上公司股价会下跌,在兼并市场上公司将成为被其他公司接管兼并的目标,而经理市场则提供了一个成本较为低廉的对经营者的惩罚机制。这些外部市场压力都可能驱动理性的经理人员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

四、结语

单纯以会计信息作为管理报酬契约依据的情形下,经理有着强烈的动机采取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如果在管理报酬契约中引入股票价格信息,则可驱使经理人员以提高企业总价值为目的采取有效率的会计政策。因此,在一系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作用下,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范式。我国上市公司已有的管理报酬契约存在诸多缺陷,无法起到对经理人员有效率的激励效果。针对这样的情况,如何为上市公司设计出一种更为合理的管理报酬契约,防止公司经营者采取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过度地利用其控制权来操纵会计信息系统,除了保证报酬契约方案本身应具有激励兼容的功能之外,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也是不可或缺的。

主要参考文献

1　Ｓｃｏｔ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Ｃｈ10,Ｒｏｃｋｗ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1997:ｐ264

2　Ｓｃｏｔ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Ｃｈ9,Ａｇｅ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ｒｍＯｗｎｅｒ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ｒ,1997:ｐ248

3　ＲｏｓｓＬ.Ｗａｔｔｓ,ＪｅｒｏｌｄＬ.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著.陈少华,黄世忠等译.实证会计理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4　同上

5　转引自郭奕明,吴东辉.管理报酬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中的机会主义与效率性.四川会计,2000;1

6　吴东辉,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起因、效应与评价.当代财经,1998;6

7　白云霞.试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性.四川会计,2000;78　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