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巨变的百年，也是我国会计发生巨变的百年。尽管会计在我国的出现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可是直到20世纪前夜，我国还未曾有过会计著作问世，①致使我国源远流长的一些会计方法（如四柱清册、龙门帐、跛形帐、四脚帐等），只能停留在师徒间的口传心授，既乏交流，更难以提高，从而形成“店自为法，人自为政”（王建忠，1988）的局面。直到20世纪初，一部传播意大利复式簿记的著作，开了引进外国记帐方法的先河。上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才有会计刊物的出版，为讨论会计问题提供了园地。从此，会计学术开始受到重视，吸引了无数会计界人士参加到写作或讨论的行列中来。
　　回顾上世纪我国众多会计问题的争议中、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和发表论著之多，乃至辩论之热烈，似乎没有哪个问题能超过记帐方法之争。尤其是我国自创记帐方法之多和多种记帐方法并存局面维持时间之长，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今天，尽管记帐方法之争在我国已成往事，出于保存会计史资料的考虑，我们试图将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简要地记录下来。但是，由于受占有资料的限制和作者水平的限制，遗漏与错误之处，还请读者给予补充和纠正。

　　一、第一部会计著作的问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的第一部会计著作竟出自清末的一位职业外交官之手。“蔡锡勇的《连环帐谱》，为中国之有会计学术著作，破了天荒！”（杨时展，《中华会计思想宝库》总序）作者蔡锡勇（1850－1897），福建龙岩人，同治六年毕业于广州同文馆，擅长英语，曾任驻美公使馆翻译官，回国后留广州实习馆任教员。以后，蔡锡勇被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任命为洋务局委员，以及以道员衔受命筹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织布局等新兴实业。蔡氏以其坚实的外文根底，一直与洋人打交道，接触西洋文化的机会颇多，特别是对当时在西方已普遍推行的借贷复式记帐法极为推崇，由是萌发向国人介绍与推广这种先进记帐方法的念头。从钻研到执笔，数经寒暑，终于写成《连环帐谱》一书。但在生时未能将其付梓，后经其子蔡璋赴日本考察，对全书加以校订，《连环帐谱》才得以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湖北官书局出版发行。②
　　《连环帐谱》一书，既以意大利首创的借贷记帐原理为蓝本，又力求“参以中土要理”。因此，该书将帐户借方译为“该收”，将贷方译为“存付”。其记帐要领是：“凡货物出入经我手者，必有来历去处，我该收即彼存付，彼该收即我存付”，从而构成收付、存该的连环，收付之结果与存该之结果也必相连环，故称“连环帐”。书中举有实例，运用中式簿记的传统帐簿格式及书写方式形成“帐谱”，因而命名《连环帐谱》。由于受当时保守思想和社会环境的限制，此书出版后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1907年，我留日学者谢霖和孟森在东京出版《银行簿记学》一书，这是我国继《连环帐谱》后的第二部会计著作。这本书结合银行业务，将借贷记帐法原原本本地引进中国，并且采用西式帐簿和横写的方式，运用阿拉伯数字记帐，使中国人初次见识了西式簿记的真面目。
　　以上两书自出版到上世纪末已有90多年，后学者已经很难见到原著。为使这些“海内只存孤本”的瑰宝不致湮没，1997年谢世的著名会计学家杨时展，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终将这两部20世纪初的出版物，连同会计界前辈杨汝梅（众先）1926年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无形资产论》③共三书汇编成《中华会计思想宝库》第一辑，并为《宝库》撰写了总序言，在中国财经出版社按原书版面影印重新出版。此举对保存中国会计史籍，弘扬中华会计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二、改良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之争

　　上世纪的30年代，是我国会计界对记帐方法论战的开端。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全面引进西式簿记？还是在传统中式簿记基础上加以改良？双方的代表人物都是当年上海著名的会计师：一位是主张全面引进西式簿记的潘序伦（1893－1985），他早年留学美国，曾获经济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在东南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27年创办“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翌年改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并先后开办“立信会计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出版、发行立信会计季刊、立信会计丛书，对我国会计事业，尤其是对西式簿记的引进和我国会计的革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位是执着地推广改良中式簿记的徐永祚（1891－1959），早年就读上海神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天津中国银行和上海物品交易所任职，1921年创办“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出版、发行会计杂志和专著，开设会计人员训练班，曾为数以千计的工商企业建帐、查帐、培训会计人员，在当时上海工商界，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引发这场论战，起于徐永祚《政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的发表（随后还有《改良中式簿记实例》、《改良中国会计问题》、《改良中式簿记缘起及简章》等论著问世），当即引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成员的责难，先后有潘序伦《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顾准《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钱酡溅《对于徐永祚君“改良中式簿记”之批评》等一系列论文的发表，针对改良中式簿记的内容提出质疑乃至批评。以后在双方的刊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各为自己所主张的记帐方法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交锋。
　　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以徐永祚为首的改良派认为，尽管中式簿记存在许多问题：如帐簿无一定组织，记帐无一定科目，记帐简略而过帐繁复，记帐单位凌乱，各户层次不清，未采用多栏式记帐等等，但是都可以参照西方复式簿记原理加以改良，仍然保留收付为记帐符号及中式帐簿记帐方式等传统做法。而以潘序伦为首的改革派（郭道杨，1988）则认为，改良中式簿记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中式簿记是不科学的、不进步的，只有借贷复式记帐法（西式簿记）才是科学的、进步的，从发展趋势看，中式簿记必然被西式簿记所取代。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双方刊物停顿，争论暂时搁浅，但两大会计师事务所仍各按其主张推行不同的记帐方法。直至解放前夕，我国工商企业中采用借贷记帐法者多为大型企业，采用改良中式簿记者以中型企业为主，而在一些小厂、小店，有的用改良中式簿记，有的仍沿用单式收付记帐法。但是，各高等商科院校会计系从选用教材到讲授课程，则只讲借贷记帐法，从无动摇。
　　我国著名会计史学家郭道杨教授在《中国会计史稿》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翔实的记载，并且作出了公正的评价：“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改革或改良中国会计之争，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计学术讨论与交流，是我国老一辈会计学家、学者为振兴中国实业，改进中国会计落后状况而作的重要努力，也是我国会计学术初步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

　　三、收付记帐法与借贷记帐法之争

　　（一）记帐方法之争在新中国的延续。

　　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上海《大公报》于1950年1月和3月先后发表了章乃器所撰《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帐》及《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帐》两篇论文，主张“统一地依据货币的收付关系而记帐”；换言之，即以现金的收付为基础，根据现金的真收付和现金假收付（转帐业务）的观念来记帐。也就是后来的“现金收付记帐法”。作者断言：“我们固有的收付记帐法，不但是民族的、大众的，而且是更科学的。反之，外来的借贷记帐法，当然不是民族的，不是大众的，而且还是不够科学的。”以上两论引发的议论，自然是强烈的，可是当时还没有专门的会计刊物可以提供读者讨论的园地。直到1951年1月《新会计》创刊，当时担任中央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司长的安绍芸，在这期刊登的《关于记帐方法的说明》一文中说：“中国现在通用的记帐方法有二：一为借贷记帐法，应用复式簿记原理；一为收付记帐法，就是章乃器先生和徐永祚会计师等所提倡的记帐方法……。一个是新的，外国的；一个是旧的，中国固有的。究竟那一个好，那一个不好，见仁见智，直到现在仍得不到解决……。孰优孰劣，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一段话就为记帐方法之争在新中国的延续开了绿灯。
　　1951年2月，《新会计》发表了张道传、朱家珍合写的《讨论章乃器先生的收付记帐法》一文，作者认为：收付记帐法的观点着重于“现金观点”，借贷记帐法的观点，则着重于“财政观点”。在举例比较分析后，提出“现金观点”是片面的，主观的；“财政观点”才是全面的，客观的。因此认为借贷记帐法比收付记帐法更科学，更进步。《新会计》编者在发表此文前面加有按语，希望以此文“作为一个引子”，引起各方面都来参加讨论。

　　（二）五花八门的收付记帐法相继出台。

　　《新会计》1951年2月另又发表了《我所知道的四种收付记帐方法》，此后，在《新会计》和1952年创刊的《工业会计》，1959年创刊的《企业会计》以及1964年创刊的《会计》（以上几种杂志均系前者停刊、后者发行），乃至1979年创刊的《财务与会计》等杂志和其他报刊均断断续续地有新的收付记帐法提出，也有对这些方法进行讨论的文章。就以我们当年收入文集的收付记帐法就达十几种之多④。在这么多的收付记帐法中，有单式帐，也有复式帐；有的名同实不同，也有的实同名不同，不免让人有眼花镣乱之感。但是在这么多的收付记帐法中，有的影响较大，有的使用范围较广，有的仅昙花一现，有的使用时间较长，殊不一致。现择其中三种说明如下：
　　1、现金收付记帐法：现金收付记帐法的特点是以现金作为记帐主体、用收付指明记帐方向的一种不完全的复式记帐法，也是我国固有的“跛形帐”的发展。本文前面介绍的徐永祚会计师的改良中式簿记和章乃器先生所倡导的收付记帐法基本上均可归属此类。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不少工商企业采用它。1949年后，银行系统、供销社系统、事业单位和不少工商企业均采用过它，人民公社初期的生产队也使用过现金收付记帐法。
　　2、财产收付记帐法：《经济研究》1962年第9期刊登了阎伯臣、何光裕、吕伯炎合写的《关于记帐方法的探讨》一文，首次提出了“财产收付记帐法”的概念。两年后，他们又在《会计》1964年第9期发表了《谈谈财产收付记帐法》一文，详细地介绍了财产收付记帐法的基本内容。财产收付记帐法是以财产为记帐主体，用收付作为记帐符号，实行“同收、同付、有收有付”的记帐规则，并采用“收入－支出=结存”为平衡公式的一种复式记帐法。
　　与其他新的记帐方法提出时一样，财产收付记帐法也引发了不少议论，就在《会计》1964年第11期和第12期上，先后发表了《对财产收付记帐法的几点意见》和《实行财产收付记帐法的几点体会》二文。前者持反对意见；后者则认为在生产队实行财产收付记帐法的过程中好学好做，取得了成绩。在以后的讨论中，正反两方的意见都有，而反对者的意见多集中在对“同收、同付”的记帐规则和平衡公式方面，认为不符合客观规律。当时，推行财产收付记帐法的多为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财产收付记帐法后来亦称“以钱物为主体的记帐法”或“钱物收付记帐法”。
　　3、资金收付记帐法：资金收付记帐法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1965年开始在供销社系统先试点，翌年开始在供销系统全面推广。1970年由于机构合并，原来实行资金收付记帐法的供销社系统改用了增减记帐法，而在其他行业中却仍然有采用资金收付记帐法的。所谓资金收付记帐法，是以企业资金为主体，以收付为记帐符号，以“有收必有付，有付必有收，收付必相等”为记帐规则，来直接记录和反映资金及其运动的一种复式记帐方法。
　　但是，从1966年开始，行政事业单位所使用的“资金收付记帐法”与上述同名记帐方法又有所差别。它将原来使用借贷记帐法时使用的多个会计要素改变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金结存三个会计要素，将原会计等式改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金结存。这种资金收付记帐法一直沿用了三十多年，直到1997年发布《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后，才废弃资金收付记帐法，统一采用借贷记帐法。这在新中国会计史上，资金收付记帐法是唯一由政府规定并在行政事业单位使用时间最长的记帐方法。

四、增减记帐法与借贷记帐法之争

　　在我国众多记帐方法的争论中，争辩最为激烈的，又莫过于增减与借贷之争。虽然在这段期间，也有不少其他记帐方法提了出来，但是这些记帐方法都没有增减记帐法的影响大。讨论增减记帐法曾形成两大高潮：一是在文革前的1964年—1965年，仅是财政部主办的《会计》杂志编辑部，1964年收到讨论记帐方法的600多份来稿中，就有400多份是涉及增减记帐法的；1965年收到的900多份稿件中，就有200多份是支持增减记帐法的。⑤至于第二个高潮则发生在文革结束后至80年代末。

　　（一）关于增减记帐法的创始时间及首轮讨论。

　　关于增减记帐法的创始时间，根据60年代的一些报道及书刊都说该法创始于60年代，或者更明确地指出它产生于1964年。本文第一作者曾经在自己经手汇编的文集中⑥，转载了梁润身1947年发表于（《公信会计月刊》的《以增减分录法代替借贷分录法之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全文。可见增减记帐法并非创始于60年代，而是在40年代就提出来了。随后作者又在《江西会计》1983年第4期发表《增减记帐法问世记》一文，除介绍《商榷》一文的主要内容外，还介绍了该文发表后曾经引发的一些争议，也可说是40年代对增减记帐法的首轮辩论。
　　如前所述，《商榷》一文发表于《公信会计月刊》第11卷第2期，紧接在同卷第3期发表了3篇讨论文章：其一是梁士桢所撰《增减分录法可以代替借贷分录法吗》，此文的主要观点为“增减分录法仅为借贷分录法之变形，此变不仅不如不变，是更弄巧成拙”；其二是刘华胜所撰《为增减分录法进一言》一文，他希望“增减分录法能明了显示于一般读者之前，或更能推用于我国商业会计上，则笔者有厚望焉”。其三是原作者梁润身续写的《以增减分录法代替借贷分录法之再商榷》，对前文作补充陈述。《公信会计月刊》主编在刊发以上三文的当期《编后记》中说明：《商榷》一文发表后，“已引起读者正反之响应，梁上桢君之意见持反对论，刘华胜君主补充之意见，并有梁润身君之再商榷，编者特为并存，以供参考。为节省篇幅起见，此一问题将不予续刊”。由于主编过早地结束了对增减分录法的讨论，使《商榷》一文从发表到“正反之响应”的刊登，只在同一刊物的先后两期出现，因而增减分录法不能得到更多的讨论，也不能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就被打入了冷宫。

　　（二）商业部的起用使增减记帐法复活。

　　当梁润身的增减分录法沉寂了16年后，新的“增减复式记帐法”问世了。《经济学动态》1963年第6期刊发了倪关全的《新记帐方法的探讨》一文，所提出的新记帐方法的特点是：“新记帐法概以资产增减变化的实际增减为增减”；“它的平衡公式是：经营资金=资金来源。增减记帐法是发展复式记帐原理，带有根本性改革的新记帐法，它揭开了借贷记帐法隐蔽经济活动的外壳，搬走了收付记帐方法游移多变的障碍”。此文提出的记帐原理与《商榷》并无根本区别，但在用词上已有所革新，如将“正面资产”改为“经营资金”，将“负面资产”改为“资金来源”等。也许由于这篇文章没有刊登在会计期刊上的缘故，未能引起会计界的注意，甚至有些人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1964年，商业部财会局开始研究记帐方法，他们在比较了传统中式收付帐与现金收付记帐法后，决定采用增减记帐法。当然，在经过商业部进行再加工后的增减记帐法，虽然没有脱离《商榷》所提出的增减分录法的基本记帐原理，但是它已经紧密地结合了商业系统的实际，无论从记帐原理的表述到凭证、帐簿、报表的设计都有了进一步的充实与提高。这些都使增减记帐法成为众多新记帐方法中较为显眼的明星，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新记帐方法。当年大专院校的会计教材中，除讲授借贷记帐法外，也讲增减记帐法，有的除讲以上两法外还讲其他记帐方法。同时，在我国的东邻日本，增减记帐法也引起不少专家教授的研究兴趣，如马场克三、吉尔查、高寺贞男和西村明等教授，或将集思的《谈谈增减记帐法》译为日文，或写专论予以评介，掀起过一阵讨论热潮。

　　（三）加上“社会主义记帐方法”桂冠后的增减记帐法。

　　1966年“文革”开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借贷记帐法也难逃劫数。有人将借贷记帐法定性为“资本主义记帐方法”；与此同时也将增减记帐法定性为“社会主义记帐方法”。其理由是：前者是从外国引进的，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如借贷的“晦涩难懂”就是“为资本家弄虚作假服务的”等等；而后者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样给记帐方法定性后，许多原来一直采用借贷记帐法的工交企业迫于舆论压力，纷纷废置借贷记帐法而改用增减记帐法。据1980年的一次调查结果，实行增减记帐法的工交企业，一般省市有50%左右，有的省市多达70%—80%⑦。

　　五、记帐方法争论的休战前后

　　（一）打响会计界“拨乱返正”的第一炮。

　　正当增减与借贷之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发表在《中国经济问题》1978年第4期的《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回答了当时记帐方法争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记帐方法有没有阶级性？二是强加于借贷记帐法的种种罪名能否成立？论文认为：记帐方法是记录经济业务的技术方式，它本身没有阶级性。给任何记帐方法戴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帽子都是不恰当的。至于强加在借贷记帐法身上的罪名，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除难学难懂这一点外，都不能成立。借贷记帐法是一个经实践检验过几百年，我国建国以后也采用了十多年，现今仍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记帐方法，是科学严密的一种复式记帐法，因为有了它，才开始现代会计的发展史。因此，必须为科学的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这一被誉为打响会计界“拨乱返正”第一炮的名篇，引发了一轮关于记帐方法阶级性的讨论，当时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有，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会计界逐步倾向于记帐方法无阶级性的观点，借贷记帐法完全可应用于我国。为此，许多在文革期间度借贷记帐法而改用增减记帐法的工交企业及其他企业纷纷改回头了。

　　（二）持久论战带来的困惑。

　　上世纪80年代初，负责主编《上海会计》的夏高波教授，在他的《回忆改良中式簿记》一文中，记述30年代做学生时先后听过徐永祚、潘序伦两位会计师为宣传各自观点的讲演，联想到80年代还在继续的记帐方法之争，曾深有感触地说：“事隔多年，万万想不到这个论争，五十年中欲说还休！当时更没想到，也会轮到我写文讲演，真是‘白发挥毫再论争，旧题何幸又翻新！’”（《上海会计》1981年第1期）。
　　老一辈的会计学家施仁夫教授在80年代也说：“记帐方法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使许多同志不免产生厌烦和焦急的复杂心理”；“有些年事较高的同志说，我们年纪大了，看来这辈子也看不到这一问题的解决了，焦急之情，溢于言表”；“又有同志说，目前会计方面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比起记帐方法上的问题来要重要得多”⑧。
　　天津张柱中教授对此说得更加透彻：“截至目前为止的各种记帐方法，都是运用借贷记帐法的基本原理，把‘借、贷’二字改成其他二字，贴上中国货的标签，作为自己的发明创造，应该说，这样的劳动耗费是没有意义的”；“目前别的国家都使用借贷记帐法，不肯在改头换面上浪费一分钟时间，为什么我们非要在借、贷二字上打圈子，费这么多时间呢？”⑨
　　与以上三位专家类似的议论越来越多，人们对记帐方法争论的持久战已感到无比困惑。

　　（三）记帐方法之争由逐渐降温到划上句号。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这就向我国会计走向国际提出了客观要求。因为我国会计只有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才能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会计学界的研究课题逐步朝向如何进行会计改革，如何制定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如何与国际会计惯例靠扰等方面的问题转移。虽然没有停止讨论记帐方法的明文规定，可是明眼人心里清楚，再提记帐方法方面的问题似已不合时宜，致使记帐方法之争大为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