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潜能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学校应如何发掘学生的潜能呢？传统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智力，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为目标。中国学校的主课有文史地、数理化，美国学校的主课有阅读写作、数学、社会学、科学，说法略有不同，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大学的招生政策，中国以高考分数一锤定音，美国把SAT(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成绩作为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学校把主要精力放在智育上面，对于培养学业成绩拔尖的学生可谓费尽心机。
可是，当学生踏上社会以后，为什么有些智力很高的人事业无成？智力平平的反而表现非凡？为什么很多智商160的人为智商100的人工作？为什么绝顶聪明的人会做出极其愚蠢的事情？答案是传统教育一贯偏重语算，忽视培养学生处理情感的能力。在强调智商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情绪当道之际智力再高亦是枉然。
此刻我想起美国爱荷华大学发生的一件校园惨案。爱荷华大学座落在爱荷华河畔的老州府爱荷华市。小城恬静可爱，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我在那儿念过书，爱荷华明丽和谐的环境和亲切友好的师生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1991年11月1日，学校的物理楼和行政楼里响起一连串的枪声，打破了星期五下午校园的宁静。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中国留学生卢刚在两座大楼内熟门熟路地走近他的目标，一语不发开枪打死了一名同样也是中国留学生的他眼中的竞争对手、三名指导他的教授(包括系主任)和一名大学副校长，副校长的秘书受重伤。造成五死一伤的惨剧后，卢刚开枪自尽。
卢刚来自国内名牌大学物理系，由于功课拔尖公派来美，当年5月已经拿到天文物理博士学位。这起枪杀案的直接原因是卢刚没有获得当年的最佳论文奖，没有得到一千美金的奖金。他忌恨得奖的另一位中国同学，怨恨指导老师推荐不力，在愤怒难消的情绪之中诉诸暴力。爱荷华大学天文物理系是美国国家航天局重点合作单位之一，被枪杀的教授都是天文物理界大师级的人物，而卢刚本人和他的同学，也是同业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死，不仅是美国物理界的损失，也是世界科学界的损失。当我读到卢刚写给他姐姐的绝命信时，难以想象这个惨案给每一个死者的家庭，包括卢刚的家人，带来的悲伤。
像卢刚这样聪明绝顶的学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不理性的事情？害人害己，岂不是很笨？答案是，学业上的聪颖和控制情绪关系不大，再聪明的人也可能因情绪一时失控而铸成大错。认识他的中国同学说，卢刚个性孤僻不爱和别人来往。爱荷华大学所辖县检察官的调查报告说，卢刚在枪杀事件前老早就表现出阴险黑暗的个性，这种个性催他成功也促他毁灭。
下面我准备从学习知识的层面与发展个性的关系，SAT考试的功能，儿童神经研究的最新动态，以及围绕多元智能、心智平衡和EQ教育展开的讨论等几个不同的角度谈一谈我对发展个性和培育人格的认识，以便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素质教育，理解素质教育的意义。
学习知识的层面
学习知识有许多层面，比如：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到哪里去寻找知识？如何运用知识？
第一个层面是：我们要求学生学习什么样的知识？
学习什么样的知识与教学方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传统礼教给每个人定下一个社会地位，师生关系有“师徒如父子”的说法，其实老师往往比家长更有权威。老师站在神圣的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坐在下面认真听讲，考试靠死记硬背。学习死知识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是漫长的历史积沉下来的痼疾，同时也是出自维持专制统治的需要。在两千年的科举制度中，学而优则仕这条路是摆明了的，重复圣人的话把自己也打扮成圣人，是跻身官场掌握权力的不二法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传统习惯是最难改变的。直到目前，背书仍然是中国学生生活中一个沉重痛苦的部分。语文、历史要背，政治更要背，连数理化也要背。训练短期记忆也不能说一无是处，背书可以学到知识，考试可以得到高分，但学到的都是死知识，因此只能属于学习知识中最低的一个层面。中国学生在这个层面上表现出很大的优势，同时也显示出很强的负面效应：学过政治课没有自己的思想，学过历史课没有自己的观点，学过数理化没有自己的研究课题。
2000年美国ETS(教育考试服务公司)曾照会美国各大学，怀疑中国学生的TOEFL有假。中国学生在苦练应试技巧、猛背考题上面下的功夫远远超出美国人的想象，导致中国学生TOEFL平均成绩超过统计学允许接受的正常上限。美国学生则在学习死知识这个层面上表现出弱势。由于美国学校不认可背书的价值，如果考需要熟记的东西，美国学生绝对不是中国学生的对手。在中国和美国都上过学的孩子最怕回中国读书，主要就是受不了背书的痛苦。
中国今天的中老年教师都经历过思想专政的时代，一方面对那个时代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很难改变过去养成的习惯思维方式。许多教师走“一言堂”的老路，教死知识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对使用“研究性”教学法教活知识却不知如何下手。
活知识存在于今天社会中的各行各业之中。学习活的知识必须和学生的兴趣及特长相结合才能产生最佳效果。学生对不同科目可能兴趣不同，即使同一门课，选择研究的方向也可能不同。这种学习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给教学带来新的挑战。此时，学习的主人是学生，教学的中心也从老师移向学生。老师的职能更多的是组织和辅导，协助和鼓励，例如：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发现兴趣，发掘特长等。
第二个层面是：到哪儿去寻找学生感兴趣的知识？
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常常听到“知识爆炸”和“信息爆炸”的说法。这表明在各个领域，知识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以空前的速度向前推进，这就给学校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教师讲任何一门课，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把这方面的知识都讲完。教科书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内容。学生也不可能将这科知识全部学到手。用一本书教一门课已经落伍了，一本教科书外加几本参考书的办法也不能满足学生的不同兴趣和不同的研究方向。所以，就不能不采用选择性的教学方法，老师将学生领进门，进一步深入学习什么内容，让学生按各自的兴趣去选择。教学的重点不在于传授某种知识的内容，而在于指导学生掌握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寻找收集资料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技能。例如在美国高中的社会学课上，有一个单元的内容是二次大战。有一班学生对法国维希政府的历史评价发生了兴趣。按照课本里正统的观点，维希政府的成员都是“法奸”。近年来有人提出歧见，他们认为当年参与维希政府的人中间有的完全有条件撤到国外加入抵抗组织，日后也像戴高乐一样荣归故里。可是他们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态度，选择了一条耻辱的道路。他们留下来向德国投降，换得部分自治权。结果巴黎免遭战火洗劫，卢浮宫和其它许多文化瑰宝得以保存。
老师让每个学生任选一种观点，观点相同的同学编成一组。各小组分头准备材料，参加全班辩论。放学以后，学生就跑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或者通过因特网，阅读当年的报纸和文件记录，寻找第一手资料。老师协助学生调查，给学生介绍有关专家，安排采访等。这些相关的知识以多种形式出现，有的是文字，有的是采访录音录像。
另一个例子是在五年级科学课上，有一个单元的内容是关于植物。这班学生对于种子是怎样发芽生长的非常好奇。老师就让学生把他们感兴趣的植物列出来，协助学生寻找这些植物的种子。有的小组找来粮食类的种子，有的小组喜欢花草，有的专门选大树的种子。然后，他们把各种种子放进各个玻璃杯里，使用量杯在不同的时间里浇不等量的水。水量多少、相隔的时间多少，各个玻璃杯里的种子哪一天开始发芽，每天生长多少毫米，都作了详细的记录。两星期之后，每个小组根据观察记录写一份总结，叙述他们的实验方法和过程，报告他们的发现。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会了怎样通过动手做实验获得活知识的方法。
第三个层面是：如何运用学到的知识？
由于学习的目的不是重复前人已经知道的旧知识，而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所以“研究性”教学方法变成我们今天教改的方向。既然学习知识的目的是学以致用，那么就要将学习落实到具体的研究项目。研究的项目不需要大，也不需要很难，但必须是一个别人没有做过的新题目，或者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
上面前一个教例中，学生必须充分利用文献和资料，提炼出有用的部分作为论据，摆事实讲道理建立自己的论点，这样才有说服力。另外，还要了解分析对方的观点，知己知彼，才能在辩论中取胜。在后一个教例中，学生既需要学会使用工具，运用科学的方法观察计算，同时也需要运用文字记录和写作知识。在现实世界中，各种知识就是这样互相交叉融会贯通的，并不像在学校里那样明确分科划界。所以，这种培养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教学方法能够使学生感到学习不是纸上谈兵脱离实际，而是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两个教例的特点都是以小组活动为主。一组以4～5人为宜，不要太多。这样每个学生都可以选择做最擅长的事，个性特长得到发挥，且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第二和第三层面是美国教育的强项。多少年来，教育学院就是如此训练新教师的。许多年轻老师，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难怪容易上手。中国教育在这两个层面是薄弱环节，许多学校刚刚起步。教学方法转型是件实打实的事情，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培训师资。一方面，要给老教师提供不断充电进修的机会，另一方面，需要用新观念新方法和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培养一大批新教师。
SAT考试的功能
SAT和TOEFL、GRE一样，是美国ETS制造出来的一个考试产品，也是采用电脑阅卷，用统计方法计算标准分数。SAT分SATI和SATII两种，或者叫做SAT1和SAT2。SATI只考语算，语算各800分，满分1,600分。SATII则是各门单科考试，每门800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报专业的侧重选考几门。
SAT成绩的高低与学生进入大学以后的成绩高低表现出相当高的相关性。换言之，一个高中生今天的SAT成绩对于该学生将来到大学里可能拿什么成绩有相当好的预测性。所以SAT一直是大学招生的一项重要指标。SATI的总分是大学录取最根本的参数。比如申请名牌大学，总分要在1,400分以上才较有希望，一般州立大学，1,200分就可以了。
近两年来，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大学开始对这个常规做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SAT只能告诉我们一个学生的智力如何，但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其它方面的个性，比如如何应对生命的顺逆，面对挑战和失败时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用什么方式与人交往等等。这些个性差别在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成功方面，常常比智力更为重要。如果一个学生SAT数学只考了500分，他大概不宜做数学家，但是当参议员或从事商业管理，也许非常成功。有不少学生SAT考分特高，但是进大学后不懂自我约束，懒惰贪玩，迟到旷课，拖欠作业，甚至酗酒吸毒，以至于多年不能毕业，或者肄业辍学。2001年，加州大学率先宣布放弃使用SAT。许多其他大学声明，在评估录取新生时，他们要把SAT的比重控制在20%以下。
儿童“神经发育结构”设想
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原始的脑干发展出情绪中枢，又经过几百万年，再发展出主管思维的大脑皮层。按照这个说法，在我们的大脑结构中，情绪中枢远比理性思考要古老根本。所以许多人相信与生俱来的情绪基因决定每个人的性格基调，许多人相信个性决定一切。当代儿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剖解分析生理、心理方面的个性差别，向“性格即命运”的说法提出挑战。他们认为，情绪可以转型，性格不等于命运，关键是我们的教育必须重视因才施教，发展个性。
2000年，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儿科医生梅尔?列文(MelLevine)结合脑神经构造研究学习能力方面的个性差别，提出了“神经发育结构”的设想。为了帮助老师了解儿童脑科学的发现，他归纳出八种与学习有关的神经结构：注意力、时间顺序、空间次序、记忆、语言、神经运动功能、社交认知能力和高级次序认知能力。这八种结构在每个孩子的脑中产生的交互作用不同，从而造成每个孩子独特的思维方式，列文称之为“学习剖面图”。
列文横列这八种神经结构，再竖列四个不同年龄段：学龄前到一年级、一年级到三年级、四年级到八年级、九年级到十二年级，造出一张期望表。这张期望表说明学生在每个年龄段和每个结构中可望表现出哪些能力，列文称之为“可观察现象”。老师可以以此表为工具来分析学生的特长和问题，就好像医生给病人分析病情一样。列文提出的这些观察分析的建议可以帮助老师更好地了解学生，更准确地做到扬长避短。
列文还建议老师应该真实准确地告诉学生存在的问题，他称之为“解密”。他说，我们让学生对自己的特殊情况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够使学生乐观向上建立信心。比如，有的学生语言能力特别强，阅读是他们最主要的学习途径。有的文字能力比较弱，阅读的时候需要划线加杠圈出重点帮助自己记忆理解。有的数字概念特别清楚，推理一点不费劲。有的喜欢图象和直观的东西，特别注意细节。这些是我们在教室里经常看到的现象。列文在《各种各样的智力》(AllKindsofMinds)一书中畅述因才施教的理论，他编撰了一整套教学材料《那是我的智力》，供有兴趣的老师、学校使用。列文在全美许多地方巡回举办以“调整教学”为主题的进修班，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研结果证实列文理论的实际效用，但它无疑是当前教育专业中一个新的热点。（未完待续）

作者系教育学博士，任职于美国纽约市教育局